語文課本的回憶大概是可以貫徹生命的，無論多少年過去，只要一提起上學時光，那些已經模糊的早晨立即在眼前復又清晰：語文老師在課桌間威嚴巡視，稚氣少年挺直腰板一遍遍朗讀古詩詞，豎立的課本掩護瞌睡的腦袋，書頁間擠滿了鋼筆的塗鴉，總煩古人囉嗦但畢業又覺得字字珠璣……
前幾年，民國時期的國語課本狠狠火了一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葉聖陶撰文、豐子愷插畫的1932年版《開明國語課本》重印，一上市便被搶購一空，好評如潮，秒殺當下所有暢銷書。同時熱賣的民國老課本還有《商務國語教科書》和《世界書局國語讀本》。一本爺爺輩的國語課本竟有如此大魅力，穿越80年歲月，還能勾走現代年輕人的魂兒。
如今，當你翻開《開明國語課本》，恐怕很難將之視為一本普通的教科書了，閱讀體驗頗為豐富，如同一併品讀了民國畫冊、書法字帖和兒童詩。僅是裝幀設計就流淌了無盡詩意，內頁豎排手寫顏體楷書，剛勁大氣。豐子愷的畫筆清新味濃，而葉聖陶的文字童趣盎然，兩人相得益彰，雋永之意在紙面上悠悠浸染開來。
「先生，早。」「小朋友，早。」
太陽，太陽，你起來得早。昨天晚上，你在什麼地方睡覺？
雨停了。雲散了。太陽出來了。遠處的山，遠處的樹又看得見了。山和樹給雨洗過，都很乾淨。
寥寥幾句，讀者便已品出葉聖陶編寫的妙處。首先擺正尊師、友愛等傳統道德觀念，但措辭溫和可親；貼合兒童的視角、心理，又予以充分想像和思考的空間；對孩子可能萌生的疑問，他並不著急給出精準而具體的答案。
編寫課本時，葉先生的文字毫無說教痕跡，而極富文學化的浪漫遐思與純美表達。兒童文學研究者王泉根曾撰文指出，葉聖陶自己就很反感之前成人化濃重的「兒童讀物」與教科書。
葉聖陶在開明教材的「編輯要旨」中強調：「本書內容以兒童生活為中心。取材從兒童周圍開始，隨著兒童生活的進展，逐漸擴展到廣大的社會。與社會、自然、藝術等學科密切聯繫，但本身仍是文學的。」同時，課本文字必須符合兒童閱讀習慣，適合其朗誦。
而縱觀課本內容體系，課文選題涵蓋學校、生活、自然、農業、商業等領域，且編排順序依照自然季節時序。據葉聖陶之子葉至善回憶，葉聖陶曾說這本教科書「形式和內容都很龐雜，大約有一半可以說是創作，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據的再創作，總之沒有一篇是現成的，抄來的」，心思可謂細膩之至、真誠之至。
民國時期，課本編寫原創度較高，常有編者親自上陣或向名家約稿的情況。例如葉聖陶和夏丏尊合作編著的《國文百八課》就是以自撰為主的初中國文讀本，而朱自清著名散文《春》，則是為朱文叔編的《初中國文讀本》「四季景物」單元而特地撰寫的。
一提起對語文課本的記憶，我的父親屢屢會講道，少年求學恰逢「十年動亂」，家裡唯一一本舊的《千家詩》也被紅衛兵抄走了，基本成天讀的就是「紅寶書」。直到改革開放，他在高中課本裡讀到了《嶽陽樓記》和《荷塘月色》，整個人不禁目瞪口呆：「世上竟有如此好看的美文！」
改革開放，讓語文教科書迎來了被禁錮已久的春天。
如今不少老上海人應該還知道一位叫於漪的語文特級教師。1977年，她為中學生上語文公開課《海燕》，被上海電視臺全程直播，收視率極高，「大上海甚至到了萬人空巷的地步」，大家都守在九寸黑白電視機前看於漪上課。於漪公開講授的這篇課文，為剛走出「文革」陰霾的上海帶來了久違的精神解放感。
在蒼茫的大海上，狂風卷集著烏雲，在烏雲和大海之間，海燕像黑色的閃電，在高傲地飛翔，一會兒翅膀碰著波浪，一會兒箭一般地直衝向烏雲，他叫喊著，就在這鳥兒勇敢的叫喊聲裡，烏雲聽出了歡樂。——高爾基《海燕》
後來接受媒體採訪，回顧當年情形，於漪表示，當初接到電視臺邀請時，她不願選用之前的語文教材，而是選擇了《海燕》。之前因為「封資修」，教材都打捆塞在圖書館裡，兩位老師費了好一番勁才找到，印出來。
於漪對媒體說，她很明確為什麼教《海燕》。烏雲是遮不住的，就因為那種獲得解放的感覺，她決定要在電視上教這一篇課文，「在天上翱翔，不懼暴風雨，我們老師解放了，迎來了第二個春天」。
1978年3月26日，著名語言學家呂淑湘先生在《人民日報》上刊登了一篇名為《語文教學中兩個迫切問題》的文章，批評小學語文教學少、慢、差、費的問題。「十年的時間，2700多課時，用來學本國語文，卻是大多數不過關，豈非咄咄怪事！」
鄧小平復出工作後，將恢復全國中小學統編教材作為教育工作重點之一，幾次就教材改革同教育部門負責人進行談話，希望在1978年秋季開學時，全國中小學生能用上新教材。1978年秋天，中小學生們拿到了和之前截然不同的全新教科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這是建國以來第五套統編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學教科書。
新語文教科書吸取了國際中小學課程改革的經驗，進行教學內容的現代化改革。思想的桎梏被一點點打破，有關政治宣教的內容大幅度減少，古詩文的比例增大，《春曉》《鋤禾》《詠鵝》《畫》這些膾炙人口的詩歌走進了小學語文課堂。
到了上世紀80年代後期，中小學語文教材選編者的思想更為解放，袁牧的《祭妹文》、杜牧的《阿房宮賦》、陶潛的《歸去來兮辭》等過去認為「不講政治」的篇目都紛紛入選。外國文學作品也不再過分青睞蘇聯文學，一些描寫西方近代科學家、思想家或藝術家的作品，如《畫雞蛋》《愛因斯坦小時候》《月光曲》《偉大的友誼》等，以及一些科普文章如《蟋蟀的住宅》《我和獅子》《鵪鶉》《麻雀》也入選教材。
一些讀著前輩課文成長的作家，漸漸成為新語文課本的一部分。例如喜歡朱自清散文《背影》的馮驥才，在上世紀80年代初，其作品《挑山工》被選入語文教材，直到現在都是經典之作。甚至據調查稱，有不少青年最初是因為《挑山工》才知道泰山的。
一代代語文課本，就這樣化為顏色不一的精神底色，伴隨一代代少年走過浩蕩青春。
文/ 海梧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