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鋼協力工(圖)

    2010年12月31日，北京最低氣溫降至零下11攝氏度左右。劉叢裹挾在人群中，滿腹心事。他原本打算回河北廊坊老家過新年，無意間在網上看到一家娛樂公司招聘助理的廣告，決定先去試試。

    25歲的劉叢2008年9月作為「協力工」被招入首都鋼鐵集團京唐鋼鐵有限公司，同年11月7日來到首鋼型材軋鋼廠做鉗工。

    協力工是勞務派遣機構向用工單位輸送的頂替定員崗位的人員，是首鋼等鋼鐵企業內部的一種約定俗成的稱謂，有的地方也稱為「外協工」、「輪換工」，實際上是一種勞務派遣。用工單位與勞務派遣機構籤訂派遣協議，勞務派遣機構和協力工籤訂勞動合同，勞務派遣機構按照合同約定，向協力工提供人事行政、勞資福利、後勤保障等服務。首鋼在搬遷調整過程中，一部分人去了新基地，北京地區生產骨幹短缺，為穩定經營生產，通過不同勞務派遣機構招收了一部分協力工。

    「協力人員已佔到一線操作工人的40%以上，成為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首鋼第二煉鋼廠在2009年4月提交的黨建和思想文化創新成果申報表中這樣描述。

    劉叢說自己心氣一直很高，高中畢業上技校後，考了很多證：機修鉗工（中級）、數控車床工（高級），以及金屬焊接（切割）作業、電工作業等。「做協力工我也輝煌過」，劉叢說，2009年5月，他獲得首鋼設備維檢中心的年度模範協力工；2010年10月，他又升為鉗工班組長（副班），每個月能多領800元，「這可都是憑本事幹出來的」。劉叢聽說如果幹得好，協力工將有3%-5%的轉正名額。

    轉正的機會還沒來，就等來了停產。2010年12月底，隨著首鋼北京石景山廠區鋼鐵主流程停產，包括約4000名協力工在內的2.2萬人面臨著分流安置，首鋼方面確立了11項分流安置渠道。其中包括建立協力工補償獎勵機制，並向其他單位推薦素質高、表現好的骨幹協力工，幫助他們走上新崗位。

    同為協力工，23歲的韓英華已做好打算。

    韓英華四年半前從技校直接來到了首鋼第三煉鋼廠。讀電工電子專業的幾個同學對首鋼了解不多，「我們只知道邯鋼，老師說，跟首鋼比，邯鋼不算什麼」。一家老小聽說韓英華能到北京，到首鋼工作，都很高興，「村裡的哥們都挺羨慕我的」。

    三煉鋼停產後，韓英華到第二煉鋼廠繼續做一名爐前工。如果不是停產，韓英華覺得這份工作還挺好。雖然髒了點兒熱了點兒，但不算太累，月平均收入1800元左右，趕上過節加班有時能拿到2400元，「不過學不到什麼技術，這些技術一出鋼廠就沒用了」。

    得知工廠停產，家人催韓英華先回家把婚結了。「在老家結婚要給彩禮，三萬五，辛苦攢的錢就都搭進去了，又得從頭開始。」韓英華有自己的打算。停產前，利用大休班，韓英華和老鄉去河間考察了驢肉火燒店，6000元可以加盟，管吃管住，學會為止。「這幾年攢的錢加上賠償金，夠在老家租個門面開個加盟店的了。」韓英華不喜歡北京，「人太複雜」，如果驢肉火燒店開不起來，他就先在老家的鋼廠找份工作，「在那兒是正式工。」韓英華的目標是男人三十事業有成，「不見得有多大的事業，買輛QQ，開個店，蓋個房。」

    2010年12月19日深夜，最後一爐鋼出爐後，燈光昏暗的休息室裡，靦腆的韓英華突然說有種被拋棄的感覺，一旁的工友鬨笑他多愁善感。這與他平日裡的樣子差別很大。

    說到三十而立，孩子剛剛周歲的梁師傅自嘲道：「早著呢，來北京的頭半年就知道，一輩子也不可能在這樣的大城市落腳。」梁師傅曾在石家莊的一家私人企業工作，「當時來首鋼，就是奔著國企來的。」比起身邊單身的小青年，梁師傅吃的用的都很省。平日裡很想女兒，也不敢經常回去看看，「回去一次，買這個那個，一個月就白幹了」。

    工作上，梁師傅是個全能手，雖然是協力工，已經帶了2個徒弟。原以為自己幹得不錯會被帶到外地，「可惜首鋼的伊犁鋼廠確實在招人，但是離家太遠，孩子這麼小，不能去；老家的國企不好進，講人情走關係；私企安全係數不高，沒有休息日，工作環境和首鋼差太遠。」快30歲的梁師傅有著很多現實的考慮。「青春都給了首鋼，哪想到，生活突然沒有了著落」。

    不同於充滿感傷的告別，2009年4月剛從技校畢業的李龍稱自己「拿得起放得下」。他說：「首鋼給我留下的東西挺多，作為第一份工作，學會了怎麼跟人相處，積累了很多人脈；二來知道了怎麼煉鋼，多了一項技能。」未來對於這個年輕人來說並不沉重，「我準備去伊鋼，如果找個當地的媳婦，安了家也不一定。」

    但是對於那些四川籍的協力工來說，這不是件說放就能放下的事兒。

    陽路春一家原本在浙江打工生活了10年，偶然聽親戚說有機會到北京幹活，毫不猶豫就來了，「也許北京的醫生能把孩子的病看好」。老陽的小女兒今年13歲，手不能握腿不能走，有時還會突然抽搐，「辛苦一年攢點錢拿到醫院做幾個檢查就沒了」。

    首鋼實行的是四班三運轉工作制，一個班8小時，在首鋼高速線材廠做剪尾工，陽路春從勞務派遣公司平均每月拿到1100元。他不得不再幹一份工，一個月下來總算有2000多元的收入。但兩份工意味著永遠沒有休息日，每天都要工作，少的時候8個小時，多的時候16個小時。

    在川籍協力工中，為了生活，幹兩個班的大有人在。身材瘦小的鄧事元，仗著年輕，2010年5月起，楞是幹起了第三個班。也就是說，他每周都會趕上一次48小時連軸轉，「困了就找個地兒趴著眯會兒」。

    36歲的鄧事元2000年7月就做起了剪尾工，在這個崗位上度過了「人生最好的10年」。起初8小時一個班的月平均收入是420元左右，「錢太少」，他也只得加入幹兩份工的隊伍，做過檢修，搬過油。

    2004年，小兒子即將出生，想著去醫院得花幾千元，鄧事元和很多老鄉一樣，花450元請了位接生婆，在養馬場村租的小屋裡把孩子生了下來。沒過多久夫妻倆把兩個孩子送回了老家，走的時候小兒子不到10個月。等到他們再見到兒子時，孩子已經3歲了。「兩個孩子都不認我和他媽。我心裡也難受，可沒有辦法，只有拼命賺錢寄回去給他們用，只要他們能讀書就一直讀，高中、大學都好。」在北京的這10年，鄧師傅只回過兩次老家。

    首鋼石景山廠區鋼鐵主流程停產，勞務派遣公司與鄧事元解除了合同。「能賠個2萬5到3萬，就湊合了，什麼同工不同酬，之前的舊帳就不算了」。同為協力工，同樣做剪尾工作，一個月下來鄧事元比技校生平均少拿五六百元。曾經在電視裡看到過重慶的外協工10年就可以轉正，鄧事元也從沒「做過這個夢」。

    顯然，鄧事元不能代表大多數老鄉。數百名川籍協力工聚集在辦公樓裡，等待著勞務派遣公司就賠償金問題給他們一個說法，一直到中午，經理也沒有露面。

    「我們有的人幹了十幾年，就這點賠償金，公平嗎？」

    李師傅2006年6月起在廠裡幹了倆份工，勞務派遣公司給他核算的賠償金是14600元。工作七年多的劉師傅一早趕去石景山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查詢社保信息，「勞務派遣公司扣了我好幾年錢，卻只給我上了1年零1個月的保險，錢都哪去了？缺的這些年怎麼辦？」

    老鄉們有的說要尋找法律途徑起訴勞務派遣公司，有好心的正式職工建議他們直接找首鋼總公司反映，「錢是勞務派遣公司扣的，但國企總會替農民工說說話吧。」

    2010年12月31日這一天，北京的街頭掛滿了迎接新年的紅燈籠。韓英華和劉叢分別從各自的勞務派遣公司拿到了11000元賠償金加2380元的獎勵和4400元賠償金加1800元的獎勵。劉叢說，沒有人告訴他為什麼每月200元的獎勵變成了150元。

    12月17日，22歲的小段在石景山上俯瞰首鋼廠區。小段來自河北張家口，半年前，作為一名協力工來到首鋼工作。工廠停產後，勞務派遺公司和他解除了合同，但他希望能留在北京；父母希望他能去首鋼在曹妃甸的新基地，「首鋼是大廠，有保障。」

    12月27日，書桌的主人已經辦理退宿手續，準備離開。

    12月25日，一家勞務派遣公司的協力工在首鋼五一劇場宿舍區等候領取賠償金。

    12月24日，工廠停產後，等待發放賠償金的協力工在五一劇場宿舍裡上網消磨時間。

    12月19日，首鋼第二煉鋼廠內，工人們在最後一爐鋼前忙碌著。

    12月25日，即將離開首鋼的協力工將無法帶走的電腦、電視機等物品賣掉。

    12月29日,幾位工友包車離開首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