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文補習班」召開的大會,實現中國共產黨發展的「核變」

　　

　　在中共四大紀念館內，收藏了一份珍貴的中共四大會議通知。

　　這份發於1924年8月31日的會議通知，文字簡潔，篇幅不長，但內容不少，涉及下發範圍、時間等，並要求各地匯報工作。據考證，通知的落款「鍾英」是中共中央的代名，由毛澤東親筆籤署。

　　據黨史專家查證，目前尚未見到中共一大、二大、三大相關的原始文件，因此，這份會議通知可能是現存最早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通知，也成為中共四大紀念館的一件珍品。

　　正是從這份通知開始，全國各地994名黨員推選了20名代表，來到上海。1925年1月11日到22日，在虹口區東寶興路254弄28支弄8號，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這次大會，在無產階級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上實現了重大突破，並首次建立支部，夯實了黨的基層組織。

　　中共四大之後，中國共產黨基本完成了從一個政治小團體到全國性群眾政黨的突破，實現了中國共產黨力量發展的第一次「核變」。

　　

　　「英文補習班」裡的青年

　　1925年1月的上海，元旦剛過，冬天的第一場雪還未消融。

　　鄰近淞滬鐵路天通庵站的虹口東寶興路上，出現了一些陌生面孔。聽說話口音，南腔北調；看相貌打扮，更是五花八門，甚至還有個老外。

　　在「朋友」的接應下，這些異鄉來客陸續拐進一條石庫門弄堂。弄堂走到底，敲開門，穿過客堂，上到二樓，朝南的房間裡，擺著一張大桌子和一塊小黑板。桌上是一些英文講義，黑板上寫著英文單詞，大大小小的凳子椅子，把屋子擠得滿滿當當。

　　沒人想得到，這個小小的「英文補習班」，竟是成立3年多的中國共產黨將要召開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那些風塵僕僕的遠方來客，正是來自全國乃至海外的四大代表。那位老外，則是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

　　樓下，一位蘇北阿姨邊做家務，邊打量四周動靜，一旦弄堂裡出現可疑人影，就悄悄拉響樓梯口的暗鈴。樓上，20位正式代表，正對中國革命前途展開熱烈討論。

　　這是一股年輕的力量。除了46歲的陳獨秀，其他與會者幾乎都是青年，平均年齡29歲：意志堅強的蔡和森，氣質儒雅的瞿秋白，不苟言笑的李維漢，風度翩翩的周恩來，青春年少的阮章，還有工運領袖汪壽華、陳潭秋、李立三、項英……在中共四大紀念館內，館長童科指著根據原建築還原的石庫門模型以及場景復原，娓娓道來。

　　1924年，國共合作開始後，工農運動和民主革命蓬勃發展。然而，統一戰線內部左派與右派的分歧和鬥爭也日趨尖銳。同年9月7日，陳獨秀寫信給維經斯基，提及準備提前舉行全國黨代會，除了希望「得到1000多元錢來支付會議開支」和「共產國際給代表大會發來電報」，還提出「最好，您能再來一次」。

　　兩個月後，維經斯基到上海。他致信共產國際東方部主任拉斯科爾尼科夫，通報了中共「四大」籌備情況。

　　1925年1月11日到22日，中共四大召開。參會的黨員代表有20人，其中14人具有表決權，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14人。

　　

　　群眾路線實踐的新起點

　　在中共四大紀念館裡，有一本巴掌大的小冊子，也是通常所說的「口袋書」。

　　這本「口袋書」的封面是豎排版，上面寫著「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大會決議案及宣言」。據介紹，中共四大一共通過了14份文件，其中包括11份決議案、2份宣言和1份黨章修正案，都記錄在這本小小的「口袋書」裡。

　　童科說：「這些決議，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明確提出要加強黨的領導、擴大黨的組織、執行使黨群眾化的組織路線。」

　　在虹口區黨史辦主任王佩軍看來，這些在上海虹口石庫門弄堂裡孕育的文字，不僅對中國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有了比較系統的探討，初步構建了基層組織制度，也構築了黨的群眾路線實踐的新起點。

　　值得一提的是，大會通過的《對於農民運動之議決案》闡明：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農民在中國民族革命中有重要的地位。當時未能出席中共四大，正在韶山養病的毛澤東，已在著手開展農民運動，而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湖南的農民運動聲勢最為可觀。

　　這次大會對黨章進行了修改，強調了重視和加強黨組織的建設，第一次將黨的基本組織由「組」改為「支部」，同時設立了「支部幹事會」，確立了基層黨組織集體領導的制度。並且，將黨的最高領導人由「委員長」改稱為「總書記」。

　　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傑表示，中共四大在黨的組織問題上的貢獻，可以說是「頂天立地」。「地」，是支部建設的歷史起點；「天」，是黨的中央機構。「四大」直接涉及到總書記名稱問題、職務問題。地方各級黨組織的負責人稱為書記，中央的委員長改名為總書記，且全黨唯一。從此，黨始終重視基層，這是其區別於其他政黨和組織的一大特點。

　　

　　作為獨立政治力量已經成熟

　　中共四大的召開，推動了大革命高潮的到來。紀念館裡的一張全國地圖上，陳列了各地開展運動的情況。

　　地圖顯示，全國反帝反封建的工農運動、學生運動和婦女運動得到迅猛發展。其中最著名的是，1925年5月30日，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發生後，上海開始的反對帝國主義總罷工、總罷課、總罷市。這場聲勢浩大的反帝愛國風暴迅速襲卷了全國，參與人數達1700萬人。

　　1925年5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影響下的工會已有160多個，擁有有組織的工人54萬人，為即將來臨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廣泛群眾基礎。

　　在紀念館裡，珍藏著中共創辦的第一份日報《熱血日報》，由瞿秋白主編。這也是中共領導「五卅運動」的機關報。「上海市民的熱血要持續的沸騰著，並且空間上要用上海市民的熱血引起全中國的熱血，時間上要用現代人的熱血，引起繼起者的熱血。」這樣的文字，至今讀來仍讓人心潮澎湃。

　　1927年3月中旬，上海工人在陳獨秀、羅亦農、周恩來等共產黨人的領導下舉行了第三次武裝起義。這次起義打敗了軍閥部隊，佔領了除租界外的上海，建立了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

　　五卅運動和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都是在中共四大之後，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下取得勝利的。這也意味著，中國無產階級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日漸成熟。

　　在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會長忻平看來，中共四大既是革命道路探索的過程，又是群眾路線逐步實踐和實現的過程。我們黨經過百年的革命、建設、改革實踐，充分證明了「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是行之有效的優秀傳統和寶貴經驗。「黨只有充分發揮密切聯繫群眾這一最大優勢，才能始終立於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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