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正式出版發行,該書記述了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成立至2012年十八大召開90多年的歷史,準確生動地展現了中國共產黨90多年的奮鬥歷程、光榮傳統、優良作風、寶貴經驗和偉大成就。全書分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三冊,是迄今為止國內公開出版的權威讀物中,全面系統反映中國共產黨歷史時間跨度最長、內容最為系統完整的一部黨史基本著作。
(本文摘自《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共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出版)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偉大歷史轉折<<<
粉碎「四人幫」後,廣大幹部群眾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徹底扭轉十年內亂造成的嚴重局面,使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重新奮起。與此同時,世界經濟快速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國內外發展大勢都要求中國共產黨儘快就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政方針作出政治決斷和戰略抉擇。順應時代潮流和人民願望,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
在徘徊中前進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
「四人幫」雖然被粉碎了,但他們的幫派勢力仍遍布全國許多部門和地區,有些還掌握著相當的權力,一部分地區的動亂尚未停止。穩定局勢成為當時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黨中央首先著手清查「四人幫」幫派體系,部署開展揭發批判「四人幫」的運動。經過艱苦努力,到1977年上半年,派性造成的武鬥和動亂基本被制止。到1978年,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和單位的清查工作取得顯著成果,人民群眾期盼已久的安定政治局面開始形成。
然而,十年內亂留下的後果十分嚴重,要在短期內消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亂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這種混亂的形成,固然與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興風作浪有直接關係,但也與在錯誤方針指導下作出的一些決定和採取的一些措施有關,與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錯誤有關。而這種情況在粉碎「四人幫」後不僅沒有得到糾正,相反卻得到延續,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提出和貫徹「兩個凡是」錯誤方針。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提出了「兩個凡是」的方針,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種拒絕對事物作任何分析的方針,在理論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實踐上為新形勢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設置了障礙。
「兩個凡是」提出不久,1977年4月,尚未恢復領導職務的鄧小平在給黨中央的信中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此後,他在不同場合多次批評「兩個凡是」。陳雲、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老一輩革命家也反覆強調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抵制「兩個凡是」的推行。
在全國局勢逐步穩定的基礎上,1977年7月召開的黨的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恢復鄧小平在1976年被撤銷的全部職務。鄧小平復出後,主動要求分管教育科學工作。1977年8月,他在中央召開的科學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新中國成立以後17年,教育戰線、科研戰線的主導方面是紅線,我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自覺自愿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他推翻了林彪、江青等人鼓吹的「文藝黑線專政論」「教育黑線專政論」,號召尊重腦力勞動,尊重人才。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舉行,鄧小平在會上強調「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一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並且指出,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腦力勞動者是勞動人民中的一部分。由此,黨扭轉了多年來對知識分子的「左」的政策,知識和知識分子重新受到重視。這使科學、教育、文藝等各個領域的知識分子受到極大鼓舞。一大批被長期禁錮的電影、戲劇及其他中外優秀文藝作品得到解放,文聯、作協等群眾團體重新恢復工作,各種文藝創作逐步活躍起來。1977年底到1978年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廢棄的學校考試制度得到恢復,全國高等學校重新通過統一考試招收新生。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1510人,代表全國3500多萬黨員。大會總結同「四人幫」的鬥爭,宣告歷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結束,重申在20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根本任務。但這次大會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因而沒有從根本上著手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大會新產生的中央委員會選舉華國鋒為主席,選舉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為副主席。黨的十一大雖然沒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制定新的路線方針政策的任務,但鄧小平重新當選中央副主席,並經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黨的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對中國後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1978年二三月間舉行的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選舉葉劍英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繼續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總理,任命鄧小平、李先念等13人為副總理。與此同時舉行的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選舉鄧小平為全國政協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幾乎停止活動的政協重新恢復工作,對于堅持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發展統一戰線,具有重要意義。
人們急切地期待著中國迅速擺脫困境,邁開大步前進。但是,實踐發展卻步履維艱。揭批「四人幫」運動受到「兩個凡是」方針的限制;平反冤假錯案,一遇到毛澤東批准的、定了的案子,便不準觸動;在科學、教育、文化領域進行撥亂反正,也有人拿出毛澤東批過的文件進行阻撓。在生產上,混亂狀況有所好轉,國民經濟得到比較快的恢復,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又發生急於求成的冒進傾向,加劇了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兩年間,黨和國家工作有所前進,一些領域的撥亂反正已經開始,經濟建設、社會各項事業和外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復和發展,但由於「左」的指導思想沒有得到根本糾正,黨和國家工作出現了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
面對「兩個凡是」造成的嚴重影響,人們開始感到,要徹底澄清「四人幫」造成的思想混亂,不能不首先解決這樣的問題,即:究竟應當用什麼樣的態度對待毛澤東的指示?判定歷史是非的標準到底是什麼?然而,解決這些問題不可避免地會引發實事求是與「兩個凡是」的爭論。
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發表經中央黨校副校長胡耀邦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公開發表這篇文章,新華社向全國轉發。文章鮮明地提出:社會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的標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不是一堆僵死不變的教條。「四人幫」強加在人們身上的精神枷鎖還遠沒有完全打破,對「四人幫」設置的禁區「要敢於去觸及,敢於去弄清是非」。文章明確提出,不能拿現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無限豐富的飛速發展的革命實踐,應該勇於研究新的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文章一經發表便在廣大幹部群眾中引起強烈反響,引發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闡述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但由於它同「兩個凡是」尖銳對立,並且觸及盛行多年的思想僵化和個人崇拜現象,因此也受到一些領導人的強烈指責。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面臨著巨大壓力。
在關鍵時刻,鄧小平對這場討論給予及時而有力的支持。1978年6月2日,他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講話中著重闡述了毛澤東關於實事求是的觀點,批評在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問題上「兩個凡是」的錯誤態度,號召「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此後,《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連續發表文章,許多老一輩革命家也以不同方式支持或參與討論。在鄧小平等的大力支持下,中央各部門、地方和軍隊的負責人相繼發表講話或文章,表明支持的態度;理論界、學術界、新聞界更是踴躍參與,站到討論的前沿。實踐表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偉大歷史轉折的思想先導,為黨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奠定了思想基礎。
在領導和支持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始終著眼大局,把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為這場討論的落腳點,使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過程成為引導人們思考國家向何處去這一重大課題的過程。通過這場討論,批判危害多年的極左思潮,恢復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反思過去的曲折,思考未來的出路,黨內外思想日益活躍,開始出現醞釀對外開放和對若干體制進行改革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幫」後,中國對外交往迅速擴大。黨和國家領導人先後走出國門,在了解國際形勢的同時,無不強烈感受到中國同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管理等方面正在拉大的差距,不能不痛心疾首於這樣的現實:中國目前的狀況太落後了,這些年耽誤的時間太長了!在對國際形勢及其發展趨向進行總體分析的基礎上,1977年12月,鄧小平作出世界戰爭可能推遲,我國經濟建設可以爭取更多的和平時間的判斷。1978年3月,鄧小平又指出:「獨立自主不是閉關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於是,如何學習借鑑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科學技術,成為中國領導人日益關注的問題。通過改革開放加快建設步伐的總體思路開始形成。
1978年7月至9月,在國務院召開的務虛會上,許多與會者提出改革僵化的經濟管理體制、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資金的建議。李先念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後面貌的偉大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後的生產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我們應該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資金和組織經驗來加快建設。9月下旬,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又提出,經濟工作必須實行三個轉變:一是把注意力轉到生產鬥爭和技術革命上來;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轉到按照經濟規律辦事的科學管理的軌道上來;三是從閉關自守或半閉關自守狀態轉到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利用國外資金,大膽進入國際市場的開放政策上來。
當「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剛剛受到衝擊的時候,對我國發展的緊迫性和經濟、政治體制存在的弊端有著深刻認識的鄧小平,先是在中央領導層大聲疾呼:社會主義就是要加快發展生產力,要學習、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大膽改革經濟管理體制;隨後,又到部分省市,同地方領導人談思考已久的想法,促成解放思想的浩大聲勢。1978年9月,鄧小平在東北三省視察,走一路講一路,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到處點火」。他反覆強調,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關鍵還是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他說,我們現在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有好多條件,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沒有,現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據現在的條件思考問題、下決心,很多問題就提不出來、解決不了。他呼籲,世界天天發生變化,新的事物不斷出現,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我們關起門來不行,不動腦筋永遠陷於落後不行。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生活好一些。一句話,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補補。他還提出,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要適時結束,轉入正常工作,從而提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要主張。鄧小平的這些重要主張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贊同,為隨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準備了充分條件,奠定了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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