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精神的特工:從007看世界政治格局風雲變幻50年

由凱瑞·福永執導的「詹姆斯·邦德系列電影」的第二十五部電影《007：無暇赴死》，近期發布了首支正式預告片，引發了全球觀察的狂熱期待。這部將於明年四月份上映的電影，被稱為是007系列中最重要的一部，也是丹尼爾·克雷格最後一次出演詹姆斯·邦德。

炫目的特技，反轉的情節，帥氣的特工，美麗的邦德女郎，這些都是007系列電影中必備的因素。當然，還有每一部電影都試圖回應著時代的命題。也正因此，邦德本人所秉持的道德則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他和女士們的交往也並不總是遵循相同的原則。

德國希爾德斯海姆大學心理學系教授維爾納·格雷夫，一直致力於研究發展心理學和犯罪心理學。很有意思的是，他研究了自1962年以來的所有007系列電影，被稱為「邦德專家」。在《詹姆斯·邦德：時代精神的特工》（景麗屏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10月版）中，維爾納·格雷夫不僅整體描述「007電影」的成功史，還從007的「時代特徵」去探討電影的時代性。

在維爾納·格雷夫對詹姆斯·邦德形象演變史的研究中，他發現，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裡，我們對於道德和正義的看法發生了改變，社會定義的女性形象也變得不同。故而，在他看來，007系列電影不僅僅只有爆米花式的娛樂性，還可以從他身上更好地了解我們的時代及其變遷，並且能夠更好地認識我們自己。

影片中對大反派們意識形態的塑造，對照著當時的政治形勢。邦德「誕生」以來的半個世紀，是世界政治格局風雲變幻的50年。那麼，時代精神在007系列電影中是怎樣變化的呢？在第二十五部電影《007：無暇赴死》上映之前，不妨回顧一下以前的007電影，也順便通過007來回顧一下世界政治格局風雲變幻的50年。下文選自《詹姆斯·邦德：時代精神的特工》，由南京大學出版社授權刊發。

《詹姆斯·邦德：時代精神的特工》，[德]維爾納·格雷夫著，景麗屏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如果只看一部007電影，人們很可能不會注意到其中大反派形象的時代性，然而，對這一點的準確捕捉，很可能是007電影製作人對時代精神反應極其敏銳（有時候甚至可以說是太敏感了）的最佳例證：影片中對大反派們意識形態的塑造，明顯對照著當時的政治形勢。從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英國在世界政治舞臺上的排名，情報機關在時代變遷中的地位變化，更可以看到邦德應當剷除（是的，他會消滅他們的）的大反派們的出身及其或政治，或與政治無關的瘋狂野心。這些比許多其他的視角更好地映射出劇本產生的年代。

邦德「誕生」以來的半個世紀，正好是世界政治格局風雲變幻的50年：冷戰的結束，柏林圍牆的倒塌，國際恐怖主義開始抬頭，戰爭類型變得多樣化，敵人不再具有一目了然的特徵，反戰主義與和平主義的發展時徐時緩——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動蕩的時代。同時這還是一個大英帝國逐漸沒落、政治地位下降的時代——英國已經不是弗萊明1953年開始創作007時候的世界帝國了。

1971年《金剛鑽》中正義和邪惡巔峰對決的時刻，布洛菲爾德輕蔑地質疑邦德到來的意義：你那可憐的小島壓根兒就沒有受到一丁點兒威脅！類似的比喻片中還有很多，耐人尋味的是，此類顯然是植根於現實的諷喻不僅被直白地表達出來，而且很明顯並沒有影響到電影的成功，甚至讓影片顯得更為真實——看來這一小小的自黑還是值得的。這些場景有力地證明了，每一部007電影都產生於對政治局勢和社會風貌仔細解讀的基礎之上。

1971年《金剛鑽》

顯然，邦德的對手也有許多共同點：他們都是些邊緣人物，並且都非常狡猾，有的甚至擁有高智商（經常竭力展示自己的教育和文化程度），他們擁有似乎無盡的資源（錢、物資和幫手們），有時他們還有點小魅力（其扮演者通常也是明星）。

雖然這些大反派們都有點瘋狂——其表現往往類似妄想症患者。但這主要不是因為他們的思維過程出了問題（相反，他們的計劃都非常聰明而全面），問題出在他們思考的出發點上，最主要的與他們追求的目標有關：他們要的不只是錢，還有權力——他們至少想要成為某一行業的壟斷者（例如1964年《金手指》，1985年《雷霆殺機》），並且往往威脅到了無辜的民眾（1965年《霹靂彈》，1971年《金剛鑽》），或者乾脆打算毀滅全球，把一切推倒重來（「一個嶄新的時代就要來臨了！」1977年《海底城》，1979年《太空城》）。

其中最危險的敵人首推布洛菲爾德，他是唯一一個在多部007電影中與邦德過招的對手，其野心以及手段之殘忍也隨著一部部影片不斷升級。不過這倒不難理解：邦德本人必須越來越厲害，因此他的對手也只能隨之升級。一種奇怪的逆向推動力迫使導演不斷加料，把反派塑造得越來越邪惡，越來越具有毀滅性，非如此不能襯託出邦德的機智勇敢及其最終勝利的來之不易。

更值得關注的視角是反派們秉持的意識形態。這些意識形態在持續地發生著改變，並且這種改變是沒有規律可循的。只要按照年份順序觀看幾部007電影，就不難發現反派們的意圖總是和時政息息相關。邦德本身是50年代冷戰的產物，包括60年代早期拍攝的那些影片——從弗萊明的角度來說，當然更重要的是從時代政治的角度來說——主要是針對各類共產主義威脅的。1962年影片中的諾博士有一半中國血統，而1963年的《俄羅斯之戀》中，幕後操縱者頻頻利用與俄羅斯特工的關係，1964年的《金手指》中壞人也與遠東地區的共產黨眉來眼去，試圖得到對方的原子彈，用以炸掉美國軍事基地諾克斯堡（中國1964年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從而躋身核武大國行列）。

1963年的《俄羅斯之戀》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與弗萊明寫就於50年代的小說不同，電影中出現的共產黨並非合法的國家政權，而是代表了那些持不同政見者：1962年影片中的諾博士沒有得到中國政府的足夠信任，只能充當一個單幹的勒索者；1963年《俄羅斯之戀》中的羅莎·克列伯則是一名前俄羅斯情報局工作人員，後來轉行到經濟行業專事敲詐（當然被她派去引誘邦德的塔季揚娜·羅曼諾娃對此並不知情，因此才會聽命於她）；而《金手指》中為「金手指」提供核彈的「來自紅色中國的間諜」凌先生（Mr. Ling），其本人並非幕後操縱者，更在金手指爭奪諾克斯堡的混戰中被其射殺。

到了60年代中葉，共產黨就不再是天經地義的敵人形象了。因為對方是共產黨就可以合法殺戮的時代完全成了過去。取代其「威脅者」地位的是橫跨了四部電影（1965年《霹靂彈》，1967年《雷霆谷》，1969年《女王密使》，1971年《金剛鑽》）、七年中多次露面的歐尼斯特·布洛菲爾德。他對於世界的憎恨和威脅完全是出於個人的因素。

在1967年的《雷霆谷》中，觀眾們不僅聽到了他的聲音，也看到了他的全貌（是正面！不是只有背影！也不是只能看到身體的一部分！）。而他的標識物——一隻白貓，則在1963年的《俄羅斯之戀》中已經出現。但從長遠來看，布洛菲爾德遲遲不死並不是什麼好事。如果每一次死掉的都只不過是他的下屬——當然了，他們可能個個都身懷絕技，厲害非常，但這樣一來邦德的處境變得越來越危險——因為他始終沒法抓到真正的幕後兇手。更何況邦德追殺布洛菲爾德另有非常私人的理由：正是他，在邦德的婚禮儀式後直接將他的妻子殺害（1989年《女王密使》）。所以，布洛菲爾德必須消失。終於，在1971年的《金剛鑽》中他作為中心人物最後一次出現，從此再無蹤影。

1973年的《生死攸關》

這一時機的選擇顯然是很有利的，因為邦德的扮演者也同時換人了（康納利換成了摩爾）。從第一部影片開始，007系列就致力於在每部電影中樹立一個強大而具有個性的敵人的形象，這不僅被證明是成功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在前一章中的思考是正確的話——有助於刻畫正方主角邦德的形象。要想在70年代找到一個具體的政治目標並不困難：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向毒品宣戰——1973年的《生死攸關》中的壞人立馬換成了美國大毒梟;之後——1973年秋，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關鍵詞「能源供給」為敵我雙方的設定提供了現成的題材（1974年《金槍人》）。

但是現在邦德有漸漸淪為國際刑警的嫌疑，他的使命變成了直接追捕罪犯，這是不妥的。威脅必須變得更為政治化，至少更為全球化。因此史登堡登場了（1977年《海底城》）。史登堡想讓兩大超級強國開戰，以達到自己毀滅世界的目的。就在兩國尚互相懷疑的時候，勇敢聰明的英國人早一步發現，雙方都是同一場陰謀的犧牲者，從而拯救了世界。這一年恰好是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登基25周年（銀禧年），該情節設定可以視為對女王的獻禮——就如同影片開場序幕中那著名的一幕：滑下懸崖時邦德打開降落傘，傘面上的大英國旗展現在觀眾眼前。

但是這部電影的國際政治性的意義還在於，邦德的合作夥伴是俄羅斯國家女特工阿瑪索娃少校(代號3X）。如此一來，大家就不會將此片錯誤理解成是在批評兩大超級大國和它們的軍備競賽。正相反——影片中雙方合作甚歡。與此相呼應，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物——果戈裡將軍（由沃爾特·高特爾Walter Gotell飾演）首次出現在007影片中。

1981年《最高機密》

在接下來的十多年中，他一直充當著理性而充滿合作精神的俄羅斯代言人，暗示著西方與蘇聯關係的緩和。1981年《最高機密》的結尾部分充分展示了這一點——邦德在摧毀了所有人都想得到的飛彈發射器之後，非常友好地向將軍表示：「您沒有得到，我也沒有得到，這是平局！」事實上也的確如此：1979年6月，雙方在維也納籤署了《美蘇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

為了不造成誤解，讓人們以為邦德最後有可能會選擇共產主義合作夥伴而捨棄其盟友，此後的一部電影中（同樣是面對一次全球性的毀滅，同樣是面對一位瘋狂的實業家），其合作夥伴立刻變成了美國中情局（1979年《太空城》）。如片名所示，這部電影的部分場景發生在宇宙空間，但是就劇情而言實在是爛到了家：邦德搖身一變，成了絕地武士，雷射槍代替了沃爾特PPK——這是一個讓觀眾們哈哈大笑而不是會心微笑的007，這樣的邦德簡直不配當男主角！

與此同時，政治局面又一次發生了改變：俄羅斯的「鷹派」和「鴿派」之爭愈演愈烈，結局未定。與此同時1980年隆納·雷根（Ronald Reagan）當選為美國總統。對於邦德來說，這是個好消息——冷戰又可以成為電影主題了。這意味著007電影可以再次變得暴力，而邦德本人可以再次冷血起來，不用再靠幽默感吸引觀眾了（1981年《最高機密》）。為了強調邦德（英國）國家公務人員的身份，影片甚至安排他在最後一幕中親自打電話給當時的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當然影片中出現的是替身）——這是非常清晰地向時代政治精神致意的姿態。

1983年《八爪女》

與此同時，俄羅斯境內的矛盾日益激烈，政治氣氛緊張（1979年阿富汗戰爭爆發），1983年裡根在演講中第一次將這個巨大的帝國稱為「惡魔帝國」——這樣的俄羅斯足以再次成為西方的威脅。1983年《八爪女》中反派陣營中的一個關鍵人物即為代表了俄方「鷹派」的奧洛夫將軍，他和上部電影中已經出現過的果戈裡將軍儼然構成了俄羅斯的善惡兩極。毫無疑問，這一次邦德也笑不出來了（尤其是當他身著小丑服裝拆卸炸彈時）。然而隨之而來的東歐劇變使得俄羅斯越來越難以充當名正言順的敵人——雖然之前其形象也時常自相矛盾。兩年之後的1985年，戈巴契夫（Gorbatschow）當選為蘇共總書記，蘇聯國內的政治情況變得更為複雜，在此情況下，邦德不得不簡單地選擇與一名瘋狂的工業家鬥智鬥勇，後者想要淹沒矽谷。為了證明與這樣的危險人物的戰鬥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邦德在影片最後甚至（自然從果戈裡手裡）獲得了列寧勳章。

為了安全起見（我覺這個詞用在這裡有完美的雙重含義），在接下來的幾年裡邦德（1987年起由新人扮演）的敵人又成了有組織的犯罪團夥：1987年《黎明生機》和1989年《殺人執照》中的軍火與毒品交易。但是更進一步觀察會發現，隱藏在這兩項罪案背後的故事也與當代歷史有著密切的聯繫。雖然《黎明生機》中那位俄羅斯「鷹派」將軍的最終目的只是毒品交易，其並無任何政治企圖，而「俄羅斯」在這裡也只是被單純地引用。然而「毒品軍火交易」卻與當時的時事高度吻合：1986年秋，美國伊朗門事件被披露，其間美國（當然不是英國）中情局利用非法的武器和毒品交易謀取政治利益。不過《殺人執照》在票房上卻不夠成功。因為如果邦德沒有獲得許可就殺人，他就不再是邦德。另外，雖然毒品販子確實不是什麼好東西，但作為邦德的對手他們不算合格。與此同時，邦德的老對手，以00為編號的特工部門存在的理由卻徹底消失了：1989年秋，柏林圍牆倒塌，1991年蘇聯正式解體。

1987年《黎明生機》

製片人花了很長一段時間來尋找答案和新的目標（六年之後才拍攝了下一部影片，這是007電影史上最長的一次間隔）。而他們找到的方案再次契合了時代精神:邦德是冷戰期間活動人物的原型，現在他開始解決冷戰遺留問題。電影很快就找到一個適當的時機來評論邦德任務的性質——M巧妙地將邦德稱為「冷戰遺物」。在1995年拍攝的《黃金眼》中，邦德與一名前英國同事為敵，後者的罪行包括高價售賣前東歐國家的武器。

在這名前英國特工的身上，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九十年代前半期政治局勢是何等錯綜複雜。他不僅僅是編號為00的前特工（影片的開場序幕展示了他們的一次共同任務，當時大家以為他殉職了），而且還是利恩茨哥薩克人（俄羅斯佔領區的少數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希特勒而戰，在1945年後被英國人以遣返的名義交給了史達林,導致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的幾乎所有人死亡）。

這一類非常嚴肅的自我批評在邦德電影史上是十分罕見的，但是它顯然呼應著時代：這是一個試著對過去的許多不公進行澄清的時代，一個嘗試著尋找新方向的時代，一個各類關係錯綜複雜，各類結盟層出不窮，不確定係數大大增加了的時代。「混亂是新的敵人。」無論如何，政治方向（包括邦德）已經發生了轉變：邦德重新開始追捕野心膨脹的全球化大資本家——就像他在60年代晚期國際局勢和緩時做的一樣（1997年《明日帝國》涉及行業為媒體；1999年《縱橫天下》涉及行業為石油）。在這些主題上人們可以不用擔心政治危險，邦德可以與(幾乎）任何人合作：1997年的邦女郎是一名中國女間諜（這應該可以部分解釋本片在遠東地區的成功）。

1999年《縱橫天下》

但是問題又來了：政治上的過分中立會讓邦德像個警察，而這顯然不是影片所追求的。新紀元即將來臨，2000年之後，該去哪裡尋找一位確實可信的敵人呢？「9?11」事件之後越發撲朔迷離的政治局勢讓英國皇家特勤處的特工們更加難以確定敵人的形象。為了安全起見，這一次的敵人被安排在遠東地區：共產主義的朝鮮顯然是擔綱「政治敵人」的極佳選擇（2002年《擇日再死》）。

同年美國總統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在他的關於國家情況的講話中也提到了朝鮮，並將之稱為「邪惡國家」。這一年適逢007電影誕生40周年，為了建立系列電影的連續性，影片中植入了許多之前電影的引用和映射(見第3章）。但這不是《擇日再死》大受歡迎的唯一因素，影片同樣也加強了特效的戲份，並運用了許多技術道具（如汽車、飛機、宇宙空間等）。

為了避免重蹈1979年《太空城》的覆轍，防止各部電影只是不斷地進行「特技升級」，接下來2006年的《皇家賭場》巧妙地將故事發生的時間設置成了邦德初出茅廬的時候（同時007扮演者再度換人）。在這部影片中，沒有什麼政治理想，滿腦子充斥著金錢的非洲恐怖分子成了邦德理所當然的政治敵人。仔細品味的話，其中有個細節值得特別關注：影片中拉契夫想在賭桌上贏回來的錢，恰好是他在一次股票投資中所損失的資金。不過在兩年之後的《量子危機》中該主題已經過時，2008年正反雙方是為一項在全世界都可以算是稀缺、卻沒有人足夠認識其重要性的資源而戰——水資源。

2006年的《皇家賭場》

電影中大反派們不斷變換的面貌清晰地揭示出，007電影總是在適應著時代，隨時保持著與時俱進——幾乎所有的電影都與最新的政治動機有關。與此同時，那些沒有被選中的時代題材也值得人深思。舉例來說，2006年，或者最遲2008年我們完全可以把反派設定為伊斯蘭激進分子（當然不一定要提及蓋達組織的名稱）。不過，話說回來，誰知道這樣一個現實中的對手會做出怎樣的反應呢？這樣看來還是安排一個全球聯網的恐怖組織更為安全，反正此後也可以隨便找一個恰當的時機植入一個奉行某種信仰的幕後黑手。

縱觀這段漫長又極其多變的電影史，我們首先會發現，雖然007中反派的政治形象一直在改變，但更重要的是發現這種政治力量的變化並不是延續的，而是斷斷續續的。打個比方來說，這並不像是一個越來越民主、越來越寬容的社會會變得越來越現代化一樣。

007中體現的政治力量的不斷變化，不僅僅是劇本根據時代特徵而精心設計、仔細規劃的結果，更得到了真正歷史政治事件的不斷證實。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的時代特工真是敏感又客觀，緊貼住了時代脈搏。

摘編丨吳鑫

編輯丨宮照華

校對丨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