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好:賽博時代意味著技術的改變,但也會帶來追逐和回歸

2020-12-04 新京報

撰稿丨新京報記者 何安安

標籤和人設,正在成為我們認知這個世界的某種方式——特別是對一位不怎麼循規蹈矩的寫作者來說,人們更加急切地希望賦予她某些更易於辨識和理解的詞彙,比如「新銳」、「國際範兒」、「硬核」,又比如「跨界」,或者「藝術」。

半年前,楊好推出了自己的第二部作品《黑色小說》,上述標籤化的詞彙也伴隨著這部小說的出版將她裹挾其中。但在她本人看來,這其實是一種「誤解」。而且,社會賦予女性創作者「善意」卻充滿「偏見」的標籤,束縛了女性創作者本身,她說:「寫作就是自我反抗,如同神話裡的雙頭龍一樣。」

在近日舉辦的2019BIBF「萬有引力」文學沙龍系列活動中,作家周曉楓,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副館長、策展人尤洋,《單讀》主編吳琦與楊好一起,以「賽博時代下,我們如何面對文學孤寂?」為題,從楊好的首部長篇作品《黑色小說》生發開來,展開了一場對話,聊了聊當代新生寫作。

從左到右依次為吳琦、楊好、周曉楓和尤洋。

對於寫作者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寫下去

楊好的《黑色小說》出版已經有半年的時間,在這本小說出版以前,她算不上一位循規蹈矩的寫作者。在從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劇本寫作專業畢業以後,楊好先是從北京外國語大學比較文學專業退學,又遠赴英國獲得聖安德魯斯大學藝術史和蘇富比學院藝術商業雙碩士,還出版了一本藝術史研究讀本《細讀文藝復興》。

這些經歷,很容易讓人給她貼上一個「跨界」的標籤。但在楊好看來,這是一種「誤解」。她非常珍惜寫作者的身份,回歸到寫作這條路上,楊好用「幸福」來形容這個過程,「對於寫作者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寫下去。」

《細讀文藝復興》,楊好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2月版。

同為作家的周曉楓認為,現在的私人表達空間有一種競速感,而在競速感的環境裡,會發現楊好的小說氣質特別獨特。在閱讀《黑色小說》時,周曉楓有三個印象:

一是楊好的語感特別好。周曉楓說,現代社會我們習慣了用最簡單的方式,不需要費勁、即刻發表的信息的表達節奏,但楊好沒有把語言僅僅當成運輸情節的工具,她的語言具有本身的美麗,和現在的粗糙表達不一樣。

二是這部小說的結構,周曉楓覺得這部小說是碎片的、拼貼的,相互之間有著置換關係的,這種結構方式有著多種解讀,「她小說裡的秘密,啟發了你對自己秘密的回憶。」

三則是這部小說裡的「喪」,周曉楓說,負面情緒並非都是沒有用的,當負面情緒進入文學之後,會有一種非常有意義的轉化,「有的人年少消極反而有助於以後的成長,一個年少莽撞的人以後可能有更多的天真,你甚至覺得年少的那種憤怒有助於他以後對自己理想的捍衛。」而《黑色小說》中帶給我們的「喪」,就是一種未來自省的可能,甚至可能是「始終自省的可能」。周曉楓認為,這一點特別有意思,因為我們記錄時代有好多種方式,「不管今天是怎麼樣一個快時代、怎麼樣一種表達,它依然有一種只有文學能夠傳達從而產生記憶的東西。」

周曉楓當然也有遺憾,她認為這部小說沒能充分展示出其中的結構力,或者說沒有展現楊好的可能性。但她同時也強調,寫作是一個不斷修補自己「不能」的過程,寫作中遇到的問題,只有靠寫作來解決,「你所有依靠的只有這支筆,它是你自救的冰島,也是你自救的繩索,你一直依靠它去開鑿未來。」

文藝復興是孤僻、詭異、古怪和黑暗的事情

賽博時代是一個物質或者說材料上非常豐富的時代,我們擁有著多種手段:藝術的、文字的、科技的等等去編織夢想中的世界,而其中的真心卻是時代無法賦予的東西。尤洋從藝術評論的角度出發,認為今天的藝術不止是視覺藝術,更多的是一種談論時間、空間的藝術,而文字也有一種空間感。

尤洋注意到楊好在小說家的身份之外,還是一位藝術研究者、收藏家,以及更多其他的身份,她的經歷、知識結構、興趣愛好、生活方式都或多或少地映射到創作之中。尤洋把《黑色小說》假定成一件藝術作品,認為在冷峻的語言風格之下,作者一直在克制著自己的情感,這在同樣有著英國留學經歷的他看來,非常能夠感同身受。

《黑色小說》,楊好著,長江文藝出版社2019年3月版

楊好認為,在賽博時代之下,書其實具有多種面貌,過去說寫作就是寫作,但在賽博時代,面對著各種晶體,寫作也擁有著無數種可能性。她在動筆創作這部小說之前,做過的寫作訓練都是劇本寫作。楊好用「詭異」二字來形容「學寫作」。她覺得,寫作是一個只有通過動筆才能解決的必須在過程中進行的自我訓練。因此,楊好一直期望著一種能夠成為電晶體道式的多樣寫作。

楊好在上劇本寫作課時,曾經選擇了馮內古特《時震》,希望把它改編成一個中國式的電影,她認為,這是一部非常賽博時代式的小說。在改編過程中,楊好發現,只要暗含寫作,就會遇到一些核心因素,這些核心的因素恰恰就是時間、空間和視覺。這讓她覺得其實所有的故事都是虛無的,真正存在在那兒的是時間線索和空間線索,所以在《黑色小說》之中,她希望嘗試去構建這條時間線索和空間線索。

馮內古特。他所著的《時震》故事發生在2001年2月13日下午2點27分,宇宙經受了一次自信危機,一下子縮回到十年前的1991年2月17日。

楊好還注意到,賽博時代還有一個特徵,就是藝術佔據了很大份額,不管從事哪個行業,都逃不過對當代藝術的觸碰。楊好將文藝復興看作是一個非常孤僻、詭異、古怪和黑暗的事情,認為現在我們所面臨的一大問題就是所有敘述之下的黑暗性,而這種黑暗性、詭異性又和藝術息息相關,完全是一個視覺化的構成。

賽博時代意味著技術的改變,但也會帶來追逐和回歸

「她在小說表達裡,她在感性和理性方面有很微妙的平衡的結合,她沒有被她所謂的硬核知識捆綁,這些所謂『跨界』反而變成非常結實的支撐。」周曉楓認為,楊好學藝術學、學電影表達,包括留學,很大程度上這種豐富性會成為捆綁寫作者的框架,但楊好的知識、學歷和見識卻成就了她創作表達中柔軟的情感敘述。

楊好對這一觀點進行了展開,她認為,多學科的教育不一定能夠給寫作者帶來推動性的影響,反而可能會成為完美小說的巨大心理障礙,因為過多的批評會讓人成為一個教育家,而不是小說寫作者,但納博科夫的小說恰恰具備三個因素:一個是講故事的人,一個是教育家,第三個是魔術師。

納博科夫

周曉楓感覺自己特別能體會到楊好作品中對自己的反抗,「我記得《愛麗絲漫遊記》裡有一句話說『你只有拼命奔跑,才能留在原地』。有時候你要找到本真,看起來像是到處跑。『返璞歸真』這個詞,要沒有『返』和『歸』這個概念,真不成立,你在『原地癱瘓』沒有意義。」周曉楓說,她從《黑色小說》中,能夠看到一種持續的、沒有放棄自我懷疑的自我反抗,哪怕這個過程中帶來了疼痛和束縛,「我覺得她是這樣一個人。」

尤洋說,無論是「回歸」還是「反抗」,對應的都是比較接近的意思。往小了說,是創作個體回應自身和空間的關係;往大了說,是創作個體回應自身和所在時代的關係。尤洋認為,賽博時代就是後人類時代,從十四世紀人能戴眼鏡開始,人類就已經在用人造的技術去改造器官,而現在的智慧型手機相當於我們外部的大腦儲存,改變了知識獲得的通道,改變了我們的意識,甚至改變了我們用兩個大拇指操作手機的習慣。與此同時,這些技術對人的意識和生理習慣的改變,總會帶來一些追逐和回歸。

尤洋從藝術的角度來看待這種追逐和回歸,二十世紀的前衛主義式藝術,藝術家標榜藝術不再是繪畫,而是觀念和思想,要回到物質的材料裡去探討視覺文化、聽覺文化,感受文化帶來的感知力。而二十世紀初的畢卡索、巴黎畫派,都在追逐非洲的原始性造型能力,覺得代表了新式的自由,沒有被現代文明的科學技術、道德、物質、行為標準去展現。

上世紀九十年代,北京街頭的音樂人穿著皮夾克,留著長頭髮。尤洋認為,隨著都市的快速發展,這些年輕人其實也在回歸原始的浪漫主義,在城市裡流浪,把自己當成羊去放,追求一種原始性。

《十日談》其實是今天的美劇,而且比美劇更加有當代性

文藝復興這樣一個人文精神甦醒的時代,其實也蘊含著黑色性,急速的復興背面是壓抑、扭曲和掩蓋。那麼,對於寫作者來說,周圍的壓力或者張力,給個人生活和創作帶來的變化究竟是什麼樣子的呢?

楊好說,現實生活中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必須得放棄一些事,集中精力在另外一些事上,賽博時代給予了我們很多看似可能的通道,但這些通道其實往往又是被堵死的。作為一個女性創作者,楊好注意到社會往往給予女性一些偏見的標籤,認為女性寫作者天生和藝術比較搭,而藝術就應該是美的。這當然是善意的、好的標籤,但如果在意這個標籤,就無法堅持寫作,因為寫作就是自我反抗,如同神話裡的雙頭龍一樣,一個頭向著過去,一個頭向著未來,現在那個自己要在過去和未來之間不斷爭鬥,使得創作者不得不把自己不停地撕碎、再撕碎,「我覺得,寫作確實是一個孤寂的狀態,不管時代再怎麼變,石器時代也好,賽博時代也好,其實你永遠就是在吞噬自己、撕裂自己,然後再讓自己重生?其實,賽博時代還有一個好處,就是當你想關閉的時候,一切都不在了。」

楊好

在世俗的眼光裡,楊好是非常「光鮮」的人。周曉楓說,人們往往會覺得,「因為你過得光鮮,你就必須得明亮。」而這既是寫作的好處,也是寫作的殘酷和公正,周曉楓用做夢來形容寫作,誰也不能保證生活「光鮮」的人不做惡夢,「寫作就像隻身用文字做夢,任何外在的身份保證、生活所有的沉痛,(都)無法緩解你進入黑暗之後的反應。」周曉楓說,所有的寫作者面對的殘酷公正都在於此,「你有最濃的黑暗,才能放最美的焰火。」

吳琦注意到,所謂「賽博時代」,實際上有一個代際的概念。那麼,從創作者的角度出發,如何看待「同代人」這個概念,以及它和創作之間的關係呢?楊好說,對於自己來說,文化是一個非常個人化的東西,是一個切開自我的過程,因此她不大在乎身邊有誰。她認為,文化跟年齡、時代無關,「文學不應該有時代烙印。」

從這個角度來看,楊好說《十日談》其實就是今天的美劇,每一個故事都是美劇,而且比美劇更加有當代性。楊好更願意將賽博時代理解為一種術語,這種術語類似於魔術師變魔術的技法。

周曉楓強調了在寫作的過程中,要「成為自己」,她用公曆和農曆進行比喻,強調了寫作者既要感知自己與別人的交流,也要注意保持自己內心的時差,找到自己跟他人、跟世界的關係,只有這樣才可以延續寫作。

作者丨何安安

編輯丨餘雅琴

校對丨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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