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清代的經濟史，就必須要和田土聯繫在一起，衡量田土的標準就必須要搞清楚計量方法。我國自秦漢以來，一直用「畝」、「頃」作為田土的計量單位，但是各個朝代規制不一，存有不小的差異。清代因相關資料較多，這為我們了解當時的計量情況提供了不少的依據。
清代田土的計量規制，基本沿襲明代。《明史·食貨志》載：「凡田以近郭為上地，迤遠為中地、下地。五尺為步，步二百四十為畝，畝百為頃。」清順治十二年（1655），戶部鑄弓頒行天下，「凡丈地，五尺為弓，二百四十弓為畝」，這裡的「弓」和明代的「步」同意，故統稱為「步弓」。
朝廷頒布步弓，主要是為了清查田土，徵收賦稅。但是，由於各地的土地肥瘠程度以及其他種種原因，戶部頒布的步弓尺並不能完全統一貫徹。康熙初年，在山東、直隸做過地方官的黃六鴻說：「聞中州丈步弓五尺為一步，吳中六尺為一步，或尺數不同，熟照原頒久用為準。」也就是說，雖然朝廷頒布了統一的丈量標準，但地方官仍然以當地的舊例辦。
從清代的情況來看，北方的通用畝積一般比官制畝為大。而南方各省因為種植水稻，土地效益大，畝產量高，統治者為了榨取更多的賦稅，對畝的計算是很苛刻的。上面黃六鴻說「吳中六尺為一步」，而朝廷規制是「五尺為一步」，表面看，似乎江南地區的畝制大於官畝。
其實不然，江南地區的「尺」為蘇尺，只有戶部尺的八寸。如此算來，還不到五步，僅有4.8步。實際上，江南很多地區的每畝田土都不足二百四十步，少的僅有七折八折，比國家規定的畝數要小多了。
據學者研究，清初的浙江畝積略小於今天的市畝，至於具體縮小多少，各地很不一致。如桐鄉縣約為今畝的86.4%，崇德97.8%，歸安、烏程87.7%，嘉興、秀水90%。只有平湖稍有不同，為112.1%。上面列舉的僅是嘉興、湖州二府的部分情況，就浙江全省而言，情況就更複雜了。
在直隸、山東、河南以及江蘇、安徽北部的一些州縣，卻廣泛存有大畝制。所謂「大畝」，即相對於小畝而言。大體來說，小畝是朝廷規定的畝制，大畝則為當地通行的畝制。區別大畝、小畝的本意是依照土地肥瘠，合理徵收賦稅的一種德政。
不過，具體的標準各地又不一樣，因此差距較大。《廣平府志》中就說：「每大畝一畝，折該小地一二三畝至七八畝不等。」不過總體來說，大致以三四小畝之間折合一大畝較為普遍。如直隸武清縣，以七百二十步為一大畝，河南陝州以「民小地三畝合大地一畝」。甚至關外的盛京地區，也是這個標準。
在計算土地時，很多州縣還根據肥瘠高下，而訂出不同的標準。河南的武陟縣，凡田地240步為1畝，平沙地480步為一畝，堆沙地720步為1畝；安徽懷遠縣，中上地每2畝折大地1畝，中地每3畝折大地1畝，下地每4畝折大地1畝，荒地每6畝5分折大地1畝。北方地區的大畝制，有的一直沿用到民國以後，才逐漸被廢棄。
在我國南方各省的廣大農村中，民間還普遍流行一種以產量大小來計算田土面積的方法。如江西地區所謂的百畝者，是以每歲可獲得百石計，即以一石的產量為一畝，不論土地多寡。由於各地田土情況不一，所以折合成畝數就會不同。
可以看出，清代各地流行的田土計量方法極其複雜，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我國地域廣闊，各地習俗傳統千差萬別以外，應該說與封建制度下地域間的封閉性有著重要的關係。但有一點大致是可以明確的，那就是官府每年所徵收的賦稅不會受到影響，只不過貪官們可以利用其中的計算方法，更好地剝削廣大的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