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師說:
今年年初,因為疫情我們徹底被卡在了柏林。我作為一個「異鄉人」,瞬間踩空在陌生的環境中。病毒四處蔓延,我無法工作,居無定所,不知何日能回國,打開電視就是疫情和國際關係緊張…...
起初的日子,媒體又爆出亞洲人在國外被歧視。實話說,我出門當然會緊張,家人朋友也讓我外出多注意,但我不喜歡這種狀態,我反而更渴望交流。
於是,我開始了拍攝項目——「柏林人」,找遇到的人聊柏林,聊他們的故事。
我叫Peer(藝名LieNing),在柏林出生,長大。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用音樂,舞蹈,影像。
我享受在眾人面前表演,愛這種與眾人交換能量的感覺。也許,這和我從小的成長經歷有關。
在90年代,柏林有很多戰後被損壞的房屋。我的母親是學建築的,她遇到了一個特別的建築組織,這個組織把這些戰後房屋改造成共享住宅。多人在一起買一整棟房子,一同分享一些空間,像廚房,閱讀室,花園…...然後每個人再有單獨的房間。我就是在這樣的社群裡長大的。
童年的Peer
這種社群大多是左翼人士,還有移民,酷兒......現在這種共享空間已經很少了,它們所在的街區現在都成了黃金地段,也有越來越多的地產商開始投資建房。
對我來說柏林就是家,我曾經一直想要出國生活,隨後因為工作,我去了很多地方;我開始意識到,我不用去其它地方,我只是需要一個可以讓我回去的地方。
Peer和母親幾年前在家附近買了個小菜園,周末會來種種蔬菜水果
柏林很放鬆,沒有很大壓力。這裡的人愛工作,但是工作不是全部。柏林人可以很冷,但當他們給你建議的時候是真的,是值得信任的。
人們都說柏林是一個很自由的地方,但我覺得不是。因為對於一些人來說,這裡還是有種族,性別歧視。
這裡也有很多東西我不喜歡,比如新納粹。另外,也有越來越多的國外地產商來這裡建房,它們把柏林本身的生活都帶走了。
現代的人總是需要一個「盒子」,就像現在的網絡世界,比如Instagram和Tiktok。人們逼迫自己到一個「盒子」裡去,固定一種風格,一種形式,一種人設。但生活和生命是本身是多變的,所有才美麗。
Peer有很多身份,歌手,舞者,模特,製片。
我是在一個有很多女人的群體中長大的,我被她們啟發,被她們影響。我當然也被看待成男人,我的性取向是流動的,我不認為自己是男人,也不認為自己是女人,我在其它地方,我也不需要被貼上一個標籤。
男人剛強,掙錢。女人柔弱,顧家。這些兩性的特質並不是天生的,大多是後天人類給自己附加的。當我不再把自己框定為男人或者女人,我可以遇到更多有趣的人,感受到更多,在柏林是有空間可以讓人這樣生活的。
我媽媽年輕的時候,生活在左翼群體中,有很多同性戀,不守常規的朋友。但當她知道我的性取向時,最開始也很擔心我。她擔心我會承受羞辱,會被人欺負,很難有順利的生活。但很快她就有所轉變,成了我最強的支持者。
我的媽媽來自西德,在南非的工作中認識了我的父親。我作為一名有色人種,還是生活在一個具有歧視社會中的。
疫情之初,很多人都害怕中國人,躲著亞洲人走。這種做法太蠢了!病毒有可能發生在任何地方的。最可怕的是:人們不去思考。
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才不到100年前,像我奶奶那一輩人就經歷了戰爭,我們就已經忘記了,我都沒法想像有那麼多人曾經死去。
現在有很多難民來到德國。為什麼?因為他們的國家在打仗。柏林接受了很多難民,但是遠遠不夠!我不認為他們會讓我的生活更難,他們同樣是人,可以工作,可以創造,他們不只是需要被我們照顧,他們也可以幫助我們,我們不應該害怕。
誰是在疫情下特別更加受苦的人?正是那些疫情前生活上就有困難的人,那些本來就弱勢的人。我們之前就有問題,問題不是現在才來的。
德國這樣一個民主的國家,每個人都可以發聲,爭取想要的生活。但是其實現在很多人都不去關心政治了,他們覺得有政治家幫我做決策就好了。但如果我們想要決定自己的生活,我們就要發聲。我每年100%會去投選票,我也花更多精力為我的(酷兒和有色人種)群體創作音樂。
來自Peer(LieNing)的MV《Shame》:人們現在說:「我們想回到從前正常的生活。」我覺得根本沒辦法「回」。而且回到哪裡?從前我們的生活真的很正常嗎?(終)
了解更多的Peer信息 Instagram@lie_ning Http://thisisliening.com
Peer的推薦|柏林好去處
1.Silent green Kulturquartier 文化中心
Gerichtstraße 35,Berlin
柏林婚禮舉辦地中的珍寶,我在這裡聽過幾次很棒的音樂會。
2.Savvy Contemporary 文化中心
Reinickendorfer Str. 17, 13347 Berlin
注意力集中的酷兒群體上,邊緣化的社區成員和藝術。
3.Liepnitzsee 利普尼茨湖
這是個神奇的地方,綠松石般的湖水,適合騎行。
【鈦媒體作者介紹:馮昱,公眾號:馮昱攝影工作室 新浪微博@攝影師馮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