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的發展有兩個判斷標準：一是人類與自然關係，它可以用科學技術來衡量；二是人類自身的理性良知和道德建設，它可以用人類對自身文化的反思來衡量。從工業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人類和自然的關係已出現了從徵服自然到順應自然的變化，而在理性良知和道德建設方面，對人性弱點的認識並沒有超過古典哲學家。二十世紀納粹極權主義的興起及其對猶太人大屠殺是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正是對這一事件的深刻反思，人類日臻理性良知和道德建設的飛躍。
愛因斯坦是當代最偉大的物理學家，在許多國度千年人物（1001—2000）評選中都名列榜首。但因為這位俊傑是猶太人，故受到德國極權主義的迫害，納粹時期的愛因斯坦是人們反思這一事件理應直面、值得咀嚼的一個話題。
眾所周知，愛因斯坦開創了相對論，徹底改變了人們看待宇宙的方式。隨著反猶主義在德國越來越泛濫，對愛因斯坦及其相對論的攻擊此起彼伏，反相對論與反猶主義掛上了鉤。當時，德國甚至專門出版了一本名為《一百位教授證明愛因斯坦錯了》的批判相對論的書。雖說這些陳詞濫調來勢洶洶，但愛因斯坦則以一言笑談之：「只需一名教授證明就夠了」。1933年5月11日，身為希特勒科學顧問的菲利普*萊納德在《人民觀察員》報上撰文，稱：「猶太集團危及自然科學研究的最重要例子就是愛因斯坦先生拙劣地生拉硬拽數學而提出的理論，其基礎完全是科學童話，再加上些隨心所欲的補充。就像所有那些脫離自然的理論一樣，這個理論正在一塊接一塊地崩塌。相對論所以能在德國紮根，完全要歸功於那些光顧著完成自己任務的科學家們助紂為虐。他們沒看見或不願看見，把這個猶太人看做優良的德國人是多麼大的一個錯誤！」
德國進入上世紀三十年代後，「科學種族主義」甚囂塵上，不僅愛因斯坦的科學貢獻受到攻訐，連他的講課資格也頻遭排擠。據德國學者克勞斯*費舍爾《德國反猶史》一書披露：「德國自然哲學委員會公開宣稱相對論是『猶太理論』。柏林大學曾終止愛因斯坦在柏林大學上課，其中一個學生說：『我要割斷這個骯髒的猶太人的喉嚨！』」1933年納粹上臺後，帝國的教育部長伯恩哈特*魯斯特宣布：「德國所有大學的所有猶太教授必須解職」。愛因斯坦當在其列。著名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向希特勒抗議解僱像愛因斯坦這樣的傑出的猶太籍科學家，希特勒回答道：「猶太人就是猶太人，我們必須把他們全部清除！」
當法西斯主義在德國日益猖獗之時，愛因斯坦發表了思想傑作《我的世界觀》，堪稱討伐希特勒的檄文。它彰顯出這位人文思想家所終生追求民主和自由、反對權威與專制的政治理想：「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敬，而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只要我還能有所選擇，我就只想生活在這樣的國家裡，這個國家中所實行的是：公民、自由、寬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著人們有用言語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寬容意味著尊重別人可能有的任何信念。這些條件目前在德國都不存在。那些對國際科學事業有特別重大貢獻的人，在那裡正受到迫害」。而愛因斯坦正是這樣一位「正受到迫害」的「對國際科學事業有特別重大貢獻的人」。
1936年，愛因斯坦以一種極為厭惡的情緒離開了德國，從此再也沒有回來。他在美國講學時發表了《不回德國的聲明》，其中有句名言：「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他說：「照亮我的道路，並且不斷地給我新的勇氣去愉快地正視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這些言語既是對納粹主義的挑戰，更是對人類願景的憧憬，體現了具有偉大科學家和傑出思想家雙重殊榮的愛因斯坦的良知和睿智。
「二戰」結束後，納粹主義壽終正寢，痛定思痛的德國人頗為懷念愛因斯坦，以他為自豪，以他曾經在這裡生活過並獲得重大研究成果而驕傲，現如今，柏林有多家「愛因斯坦咖啡館」就是一個例證。而德國政府紀念愛因斯坦的方式是，將他的政治信條刻在政府大樓上：「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值得尋思的是，德國人為何沒有將愛因斯坦的著名的質能關係式——「能量等於質量乘以光速的平方」刻在政府大樓上？因為前者對納粹主義更有衝擊力和戰鬥力，更能昭示經過反思後的德國人洗心革面、正本清源，重返民主、自由的民族追求。
* 以上只是作者個人言論，不代表本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