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都市裡 女工都是隱形人:呂途、張慧瑜、範雨素三人談

2003年，呂途獲得了荷蘭瓦赫寧根大學發展社會學博士學位。在百無聊賴中，她將自己的畢業論文翻譯成中文出版，並接手負責了一個亞洲社會運動研究項目。在選擇研究對象時，她決定將目光對準打工者群體。2005年冬日的某天，呂途穿著一件藍色羽絨服，開著手動擋的汽車，第一次來到皮村。之後她留在皮村工作，直到今天。

張慧瑜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博士，也是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2014年，他看到皮村文學小組招輔導員的消息，自願報名。從此之後，每周日晚的七點半到九點半間，他都會來皮村給工友們上堂文學課。通常，張慧瑜會在課堂上分享一些經典作家的文學作品，也會和工友們一起討論社會中的熱點事件。工友們親切地稱他為「慧瑜老師」。

範雨素，湖北襄陽市襄州區打夥村人，初中畢業，在北京做育兒嫂。她住在皮村，是文學小組最早一批成員的其中之一，在課堂上發言特別積極踴躍。

皮村將呂途、張慧瑜、範雨素三個人匯集到了一起，而呂途的《中國新工人：女工傳記》一書，又讓他們有機會一起面對公眾。在和打工群體接觸時，研究者和知識分子的立場與位置是怎樣的？知識分子能否為打工者代言？打工者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嗎？他們能夠自我表達嗎？在日前於北京三聯書店舉行的，以《都市摺疊下的新工人》為題的討論會上，他們各自進行了闡述。

呂途：從「自帶取景框」，到女工傾聽者

在新書《中國新工人：女工傳記》的附錄裡，呂途談到她2005年冬天第一次來到皮村的場景。她「開著白色韓國大宇車來到皮村」，約好了一次訪談。那天，同心學校（皮村一所面向打工者子女的全日制半寄宿學校）的暖氣被凍住了，被採訪對象王德志正在拿著噴火槍烤暖氣片，看著這個場景，呂途非常不自在，覺得自己的訪談是在耽誤王德志的時間。她由此產生了更進一步的反思：「我不覺得我這樣做出的研究有什麼用處，唯一的用處是可以拿到貌似很國際化的研究舞臺上去分享，但是，這樣所謂國際化的東西落地到皮村又有什麼用處呢？」

也有來自皮村的人曾對呂途說：「你們這些外來的研究人員就像是拿了照相機來照相，相機裡面有個取景框，用固定的取景框來看我們的世界，框到照相機裡的就是你的認識，但是那個世界不是我們的世界，是被你框進去的那塊世界。」

這一次短暫的皮村經歷讓呂途意識到自己的無知，也意識到作為一個外來研究者和工友之間的距離。三年之後，呂途在工友孫恆的邀請下，致力於關注打工者的生活狀況和權益問題。

2013年，呂途出版了《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一書，2015年又出版《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而在剛剛出版的她的第三本書《中國新工人：女工傳記》的前言中，呂途寫下創作該系列的原因：「並不是我要寫，而是我被要求寫，這個要求不是某個人或者某項任務給予我的，而是社會現實和我對社會現實的思考所要求的。」

《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
呂途 著
法律出版社 2013年1月

創作這三本書時，呂途面對著不同的社會現實。在寫《迷失與崛起》時，打工群體需要對自己的現狀有真實的和整體的認識，否則無法思考未來。因此《迷失與崛起》的預期是直面現實，認識現實，從一個個的個體看到群體和社會結構的現實，這是認識和思考的基礎。到了《文化與命運》時，現實的要求是需要工人個體和整體以主人公的方式思考，建立勞動價值觀，若非如此，工人群體和社會都沒有出路。因此，在這本書中，呂途的預期是思考方向、出路與價值觀，從個體的命運和選擇思考社會的命運和選擇。

《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
呂途 著
法律出版社 2015年1月 

而到了第三本《女工傳記》，呂途希望記錄工人群體對於生命本身的體會，希望煥發生命的力量，也要將女性個體命運和時代社會歷史的交織呈現在讀者面前。

呂途在書中說，這本書最初的目的是為女工立傳。但她不是只寫一個女工，而是多位不同年齡的女工。她的主要書寫對象是改革開放以後從農村到城市的女性打工者，在最後收錄書中的34個女工故事中，有五十年代出生的、曾經一度被稱為國家主人翁的呂途的三嬸，也有1994年出生的，在高中時候被迫放棄高考，後來輟學打工的俊傑。這些女工年齡跨度達到四十多歲，她們既有迥異的人生經歷，也分享作為女性的相似體驗。

這34個故事延伸出兩個維度的歷史：時代變遷的歷史和個人生命歷程。呂途希望透過書中收錄的來自不同地方、不同年齡、有著迥異經歷的女工故事，「勾勒個體和群體，以及歷史和現實之間的關係。」

《中國新工人：女性傳記》
呂途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年11月

在這一本書中，呂途將目光從工人轉向女工，一方面是因為她自己有直接的女性體驗，二來是因為碩士期間呂途學的是「婦女與發展」專業，那時候她接觸過一些理論，但都只是粗淺的理解，到後來，她自己經歷了痛苦，看到其他女性遭受苦難的時候，才開始理解那些概念和理論。其三則是因為，在呂途看來，「女人」和「工人」在「女工」之中合二為一，不存在單一的階級鬥爭，也不存在單一的婦女解放，二者是有機的整體。正如呂途在書中所言：「我始終記得這樣的論述：衡量社會進步的指標是這個社會婦女解放的程度，婦女所受的壓迫是所有壓迫中最為深重的。一個女人所受的苦往往是男人無法體會和想像的。」

範雨素：沒有憤怒的女工，真正的女工都是無力的，穿隱身衣的

除了有呂途這種女工故事書寫者，也有範雨素和皮村文學小組中自己書寫自己故事的人。在範雨素看來，呂途寫的並非是女工的全景，讓範雨素印象深刻的對於女工的全景式描寫的作品，有張彤禾的《打工女孩》和丁燕的《工廠女孩》，「她們是用航拍的場景寫的」。而呂途寫的有50後、60後的國企工人，有70後的維權代表，也有90後的在公益組織工作的女性，她們都是「覺醒者」。因此範雨素說，這本書對於打工者來說是一個正面力量，讓打工人看到一種文化的覺醒。

接著範雨素回憶了她讀到過的「女工書寫」。她在8、9歲的童年裡看過的一些課本，初中課本裡有一篇1831年德國詩人海涅寫的《西裡西亞紡織工人之歌》，寫的是女工。而在中國，則有解放前文學家夏衍寫的《包身工》，其中的場景和現在一部分女工是一樣的。此外，鄭小瓊也寫過很多女工故事。範雨素在這些寫作時間相差快百年的故事中，看到了女工們一模一樣的處境。這令她感到震驚。「特別是鄭小瓊寫的女工的眼神，都是荒涼的。」

在範雨素眼中，海涅的筆下「憤怒的女工」是想像出來的文學形象，那樣的女工並非文學的鏡子，真正用文學清晰反映的，是鄭小瓊和夏衍筆下的女工，她們是無力的，穿著隱身衣的。

由此範雨素也想到主流媒體話語中讓她印象深刻的兩個女工的故事。一個是在1996年被廣泛報導的一位公交售票員，還有一個是2013年引起廣大關注的人大代表劉麗。她們一個是國企工人，另一個是農民工。前者是一個國家主人公形象，很正面也很正能量，而後者則是一個悲涼的故事：劉麗本是一位洗腳女工，拿工作中賺的錢幫助留守兒童上學，後來因為她的這份愛心當選了全國人大代表。範雨素認為，這兩個故事「一個故事聽起來像聽國歌似的，而另一個聽著像一些民謠歌手唱的悲情民謠。」她還聽到了很多家政工的故事，其中一位和範雨素年紀差不多大，有三個孩子，長期在一個家庭幹，不敢辭職，因為一旦辭職，找工作的間隙就沒有收入。她跟孩子有7、8年沒有見過面，掙的錢都寄回去給孩子上學，她老公打零工用她掙的錢支撐家庭。每次一想到她的故事，範雨素心裡就很難受，「她是一個母親，長期和孩子不見面，她天天是用什麼心情在勞動呢？所有做母親的人都能想到這個故事的悲涼。」

更進一步，範雨素認為這個家政工的故事並非個例，而是一個社會樣本，因為很多的農民工都和她一樣，長期勞作，把工資寄給家裡，希望通過這種方式供孩子上大學，從此改變命運。但範雨素提出一個疑問：我們農村的孩子上了大學能改變命運嗎？她現在經常看到報紙上和雜誌上有一句話，大學畢業等於0。母親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親情，每天在撕心裂肺地想孩子，用親情換來的錢讓孩子上學。可是孩子的父輩們，孩子的母親卻失去了親情，失去了母子的愛。一方面他們想見到孩子，另一方面又希望孩子出去接受教育，改變命運，將來能賺錢。「可惜，現在大家又在說大學畢業等於0，就有了很多傷心哭泣的母親。」

看到這樣的事例，範雨素覺得迷茫無力，「我看到和我一樣的農民工、家政女工，都是和我一樣是迷茫的、無力的，我們這些人民何去何從？我也不知道。」

誰在言說？為誰代言？出路何方？

從呂途為女工立傳的努力到範雨素在《我是範雨素》一文中的自我書寫，這其中涉及誰在言說，誰為誰代言的問題。

在張慧瑜看來，這個問題與20世紀的歷史非常相關，即怎樣從自我走向更廣大的群體，走向他人，走向其他的社會階層。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人們一直在討論知識分子如何與工農相結合的問題，這也是左翼實踐中的政治問題和文藝問題，但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自80年代以來，經常討論的一個問題是代言問題：我們只能寫自己的故事，「我」的故事，很多作家只能看到「我」所看到的真實，而不能替其他人說話，這種代言的困境的背後，是整個左翼的革命實踐的失敗。而呂途恰恰提供了一種解決問題的最樸素的可能，就是要試圖走出自己，去傾聽、去了解，去對話、並在對話中得到相互理解。

「這種傾聽和對話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她給我們展示的不再是一些偉人的故事，不是英雄的故事，不是豐功偉績的故事，而是身邊的普普通通的最普通人的故事，也是一個傾聽的視角，是普通人的角度。這本身我覺得就是很有歷史和文化意義，因為我們可能會知道，歷史是有權力的人來書寫的，是勝利者的清單。從古至今無辜的平民大多數都不在歷史中，我們圖書館中找到的典籍都是那些曾經的偉人，曾經掌握權力的人給留下的。所以這個意義上，呂途老師試圖用她的工作，讓更多的人、更多無法發出聲音的人，把他們的故事展示出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化工作者的任務。」 張慧瑜說。

除了知識分子的傾聽和理解，打工者能夠自己為自己代言嗎？他們能夠自我表達嗎？

張慧瑜由此聯繫到範雨素說的隱身衣問題。在張慧瑜看來，這件「用廉價料子製成的隱身衣」，是社會的隱身衣，社會讓新工人這個群體隱身起來，就像建築工地上覆蓋的那些綠色帷幔一樣。同樣隱身的還有我們這個時代的工廠和車間。這是最顯而易見的意思，如果再引申一下，隱身衣的隱喻是工人無法表達自己，只能被表達，只能被別人代表。美國文學理論學者佳亞特裡·斯皮瓦克曾經討論過「底層能言說嗎？」在她看來，底層不能說話，他們沒有自己的語言，也沒有自己的話語，並不是說他們不說話，而是他們說了主流社會也聽不見。主流社會編織了一個隱身衣的屏障，將他們壓縮在第三空間中。我們無法看見他們，或者說我們即便看見了，也熟視無睹、視而不見。

面對這種情況，範雨素認為可行的方法是自己為自己代言，「每天為自己寫文章，每天發在公眾號上，我們會被別人看見的話就不是穿著隱身衣的人了。」

而作為一位既在高校任教，同時又在皮村指導工友進行文學創作的實踐型知識分子，張慧瑜表示，對文化勞動者來說，這十年的感受是非常強烈的，就是知識勞動和文化勞動在急速地貶值。從這個角度來看，知識分子和工人一樣，都是工薪階層，掙的工資很難在支撐他們在城市過上好的生活，因此知識分子和工人的命運是休戚相關、同病相憐的，他們構成命運的共同體。因此改變工人的命運也是改變知識分子自身的命運，只有所有勞動者的命運都改變，才會有更好的生活。

那麼，面對這種情況，出路何在呢？在呂途看來，她接觸的很多工友都是迫不得已在漂泊，都被動認同了一種過客心態。這種心態最適應的是資本的邏輯，因為資本希望每個人此時此刻都是過客，以便資本對人進行更好的剝奪。「資本一路走過來，它拿走了它想要的東西之後，留下的就是一片廢墟。」呂途認為，一直按照資本的邏輯是沒有出路的，因此，我們不能認同那樣的一套邏輯，我們一定要創造我們一套不同的邏輯。

反資本文化的出路有哪些呢？呂途認為要有團結經濟，可能是在城市的社會企業，可能是在農村的合作社。這是呂途在工人大學的教學實踐中得出的結論。「這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我們覺得，既然都特別迷茫，何不去嘗試一下呢？」呂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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