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朋友朱莉(Julie)臨終前,我向她許下了兩個承諾,那時我21歲。這些青春的誓言源於深切的愛與無盡的悲痛。第一個承諾是,如果我生了孩子,其中一個孩子的名字會以她的名字命名。第二個承諾是,她去世後,我要找一個靈媒設法知道她去世後的情況。
大學三年級時,朱莉得知自己患了惡性白血病。朱莉的病在我們同齡人中引起了一波衝擊,打碎了我們對永生的設想。醫生和她的家人都鼓勵我們要保持積極的心態,不要談起她那可能即將來臨的死亡。但朱莉想談談這件事。
她自己從不認識任何已經去世的人。她問我相不相信會有「來世」,在另一個世界會不會有人迎接她。我的母親在我18歲時去世 ,所以我也跟朱莉一樣好奇。我們保守著這些密談,怕受人責備說我們不正常。
最終,醫生對朱莉的病回天乏術,我們被迫相互訣別。
接下來的十年裡,我在心裡記下自己的每個裡程碑,認識到這些都是朱莉無法觸及的裡程碑:大學畢業、讀研、結婚,還有當上母親。第一個孩子的出生很重要。成為一名母親喚起了我舊時對死亡的恐懼,但也讓我重又想起了對朱莉的誓言——想著我沒有讓自己孩子的名字以她的名字命名。
在朱莉去世後的那些年,我成了一名哀傷心理治療師,並在一家臨終關懷醫院工作。向靈媒諮詢並不符合我正常的生活規律,當然我也從不會在工作中向人介紹這種事。
雖然如此,因為還沒兌現任何一個承諾,我預約了著名的靈媒約翰·愛德華(John Edward),和一個小組一起進行了一次「個人讀心」。這件事我只告訴了丈夫,用了假身份秘密預約。
去看靈媒這個特別的想法似乎背離了我所從事的臨床哀傷輔導工作。我不僅對「這種超自然現象」感到懷疑,也害怕參與這種試圖和死者交流的事會對我敗壞職業上的名譽。我滿懷憂慮地登上了飛往長島(Long Island)的飛機,去拜訪愛德華先生。
當然,我心裡也滿是好奇。在工作多年、與喪失親人的人密切交流後,我明白了一些東西,關於哀傷能驅使我們做什麼。起初,我把拜訪愛德華先生看作一種研究:我能觀察其他參與者。但我又想,他們不但要付出600美元費用,還要花費出行時間和開銷,他們到底處於什麼樣的絕望境地呢?
我總是通過不可知論來看待來世。現在,當我思忖這一境遇時,突然發現這正是我面對的障礙,讓我無法兌現對朱莉的誓言。因此我強迫自己打開心扉,放開由來已久的假設。
這次經歷與我想像的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