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影迷都知道，韓國現實影片以敢於批評著稱，其實他們的古裝電影也有不少類似內容。2012年的《雙面君王》和2017年的《南漢山城》都很典型，故事都反映我們歷史上的明末，正逢遼東地區清朝崛起，李氏朝鮮夾在兩者之間。
這兩部影片都由李秉憲主演，都有非常大的爭議，也都和我們的明清兩代交替有關。先不談對錯，恰恰這種爭議也再次證明韓國電影敢於表現的活力和勇氣。本文想特意藉此談談影片對待歷史的爭議，也嘗試探討韓國電影對歷史主題的挖掘和詮釋。
雙面君王海報
《雙面君王》悖論：既成為「王」更成為「人」
《雙面君王》對歷史上光海君李琿的演繹自然沒有完全基於史實。
史料《光海君日誌》號稱留下有十五天時間空白疑點，影片虛構一個替身，畢竟是小說野史的論調，迎合今天的商業娛樂手法。大體上《雙面君王》依然尊重光海君的事實，不過把好壞一分為二，貌似巧妙轉移在真光海君和替身光海君兩個角色身上。
不好的一面認為光海君比較暴戾，主要根源於他既不是嫡出，也不算長子。老爸宣祖李昖一再表示，給過他世子名分只出於暫時推他出來對付倭寇。可宣祖根本不喜歡這個庶出兒子，還娶了年輕的繼妃仁穆王妃生下永昌大君，對光海君的繼承產生威脅。由於光海君繼位非常艱難，加上文武大臣的派系紛爭，所以就唯有運用嚴酷手段。
即便光海君有批評，當今韓國民眾對逃跑避難，等待明朝救援的宣祖更普遍認為是無能。所以《李屍朝鮮》中，把帶有宣祖影子的王寫成死後被炮製成怪物，擺明是尖銳地諷刺。
另外好的一面，光海君希望改變一些傳統舊制，像虛構的替身河善是底層賤民，折射出光海君會把大眾利益放在首位的契機，替身反而促成光海君鞏固王位的一種內在動力。
如今韓國電影大量故事聚焦權貴與平民之間的矛盾，像《寄生蟲》也非常突出劃分了資本家新貴族與底層平民的尖銳差異，片中傳神流露一種輕視——氣味。也許並非有意，宛如社會習俗一樣自然而然，形象區分出不同階層的身份隔閡。
放在古裝片中就是更加明顯的出身對比。《雙面君王》中，設計替身這一套路將權貴和賤民兩種身份進行縫合。賤民河善一開始確實低俗，混跡妓院，輕薄無賴，靠著一張「臉」和善模仿混飯吃，像侍衛這些人都看不起他。
歷史上光海君李琿沒有正式登位時，敵意最大的領議政是柳永慶。光海君的王妃也是柳氏，儘管並非來自同一家族。電影演到原本光海君和柳氏關係並不太好，甚至大臣們正在議論要廢除中殿。
歷史上柳氏與光海君關係始終不好，光海君更愛金氏
片中虛構冒牌貨河善修復了王與中殿（韓孝周飾演）的關係。冒牌光海君渴望與柳氏拉近關係，努力營救其哥哥（文昌府院君柳希奮）避免遇害是一段重要情節。歷史上光海君喜愛的是金氏（號稱四大妖女之一，口碑很不好），恰恰他非常厭惡柳氏家族勢力龐大，中殿柳氏確實遭到廢黜，兩人有一個兒子，後來夭折。而且柳氏被放逐，晚景非常悽涼，並沒有與光海君有和好的跡象。
關於感情生活的種種虛構可以算從平民視角窺探宮廷男女關係的喜劇化處理，多少已經在改善光海君形象，避免寵愛奸妃，拋棄原配的渣男行為。
真正讓人刮目相看的是對明朝的態度，不論電影還是真實歷史都爭議很大。
雖然光海君抗倭時的表現得到明朝讚許，但他的繼位，明朝這邊卻意見很大，拖延很久才同意。萬曆朱翊鈞在立太子問題上曾引起非常大的風波，光海君庶出又非長子，這一點朱翊鈞又傾向朝鮮立長子，光海君對明朝自然就有不滿，這還僅僅是表面的。
還有更嚴峻的事情刺雷射海君。當時一度傳出，既然朝鮮大臣對光海君繼位產生有爭執，身在遼東的大將李成梁建議由明軍直接佔據，改設郡縣。因為剛趕走倭寇，他們為此紛爭，光海君似乎沒有坐穩王位，所以，李成梁提出這種比較過火的建議。李成梁家族祖上世代都避居高麗朝鮮，非常熟悉那邊民情。
李成梁鎮守遼東多年，雖然功勞不小，但滋生貪婪、自大等種種問題，不論對蒙古、女真還是朝鮮，傳出過努爾哈赤兄弟當家奴服侍過李成梁，並不是事實。但傳說有一定根據，他們一家出於部落弱小而投靠李成梁，所謂覺昌安父子等為明軍當嚮導，反被誤傷死於非命，為努爾哈赤後來著名的七大恨之一。邊疆大將多數對其他部族盛氣凌人，造成努爾哈赤對父親、族人的死記恨於心，這的確有因有果。類似，明方對朝鮮自然也半斤八兩。
後期朝鮮使臣入貢記錄見聞的《朝天錄》已經細緻寫下明朝由上到下的衰敗。今天不少人覺得朝鮮使臣有誇張，其實出任使臣的都是深受中華文化薰陶的文人士大夫，多數人對前往中華是一生夢想，生怕遺漏任何細節，其中一位來過京師的使臣就是《南漢山城》裡與崔鳴吉對立的金尚憲。
他們能與明方人士交流，直接對話的少，通過書寫毫無障礙（史書稱筆談）。後期的朝鮮使臣過邊關需要賄賂一次，到了北京覲見更是層層賄賂。自古以來入貢行賄可說是慣例，但後期盤剝層層疊加，令使臣十分震驚。萬曆年間從皇帝到下級官吏，從北京派出所謂稅監引出民間許多風波，見於《明神宗實錄》《明史》和眾多筆記史料，上下斂財把情況搞得一團糟也是客觀事實。
打響薩爾滸之戰時，努爾哈赤已經年近六十，縱橫關外四十年。已有漠南科爾沁部、漠北喀爾喀部等蒙古部落依附。明朝下令朝鮮出兵，光海君流露出非常激烈的情緒，通過《光海君日記》可以看到，商討出兵，上至萬曆朱翊鈞，下至遼東都司，給的指令不少，光海君也多次解釋，明顯不願參戰，只願意做一種防備朝鮮邊界的支援。
明朝起初設計圍攻對付建州女真時並沒有考慮朝鮮，遼東經略熊廷弼建議讓朝鮮出兵，因為他們也多少受到建州滋擾，趁此機會派遣使臣駐守義州等地招撫流民，整合邊界人力物力配合明朝，得到皇帝認可。這就是《雙面君王》中，冒牌光海君聽到一堆對朝鮮指手畫腳的要求，非常激動地抗拒，深感毫無自主的尊嚴。
光海君日記也是李朝實錄之一
還有一層情況是，明方知道朝鮮兵力少，但裝備不差，鳥槍和各類火器比較多（從各種韓國古裝片都看得出來），而明軍調集兵力出關是大難題，如劉綎是從四川萬裡迢迢趕赴遼東。所以，明朝對朝鮮，包括葉赫部女真的弓箭手、騎兵等協同作戰比較看重，甚至以為就此一勞永逸解決建州女真。
老將劉綎多年領導川軍，參加過兩次朝鮮抗倭戰事，憑藉其威望可以帶領朝鮮軍作戰。可結果劉綎的一萬多川兵傷亡殆盡，而朝鮮軍卻沒有及時與劉綎形成配合。
關於朝鮮參加薩爾滸之戰，說法很多。普遍認為是朝鮮軍受光海君命故意行動遲緩，甚至不越界（所謂防禦性聲援）避開戰鬥，拖延了匯合時機，造成劉綎一部的失敗。
更暗黑的說法是，光海君在派軍前已表示讓將士準備投降。可能性不大，稍微中和的感覺是，劉綎部先被消滅後，女真兵再包圍遲到的朝鮮軍，當時朝鮮軍內部分歧，都元帥議政府左參贊姜弘立為首得知明軍敗績，感到不敵，於是投敵背叛，由此，女真得到第一批較多火器火炮。
儘管《雙面君王》電影沒有表現這一戰役，但這一幕背景卻是涉及塑造光海君形象的重要段落。
片中冒牌光海君河善非常激動，對明朝表達了不同意見，認為真正的王哪怕再窩囊、再卑躬屈膝，只要能夠保全子民性命，再如何犧牲都會去做，這才是王的責任和使命。
然後他主動給努爾哈赤發出書信告知朝鮮是被迫出兵，許均等一眾大臣對這個冒牌貨產生巨大敬意，好像這一刻他就是真正的王，這是全片推向高潮的燃點。到底真正的王應該如何行使手中職權？電影已經脫離史實，卻表達出了藝術化的觀點，當然，這是非常難讓我們觀眾接受的一點。
實際光海君是一個不願與任何一方敵對的王，當時朝鮮剛經歷兩次抗倭，光海君傾向於恢復生計，被視為「澤民」的君王。如片中還有推行大同法，這有事實依據，但電影表現的也並非事實全部。就是通過塑造一個藝術化的王，實現編劇導演對歷史的一次「重塑」，讓今天觀眾重新接受歷史。
從努爾哈赤起兵開始，幾十年裡一直常與朝鮮聯繫，讓他們不要幫助明軍。薩爾滸作戰前，更有一次非常慷慨地的賄賂，史稱送珍貴毛皮物產多達千份。
光海君雖對明朝不大積極，也沒有決定背叛。有跡象表明，光海君可能對明朝的戰術部署不看好。顯然今天的觀點早已公認這一計劃有漏洞，缺乏靈活性，留給努爾哈赤可趁之機。明朝以步軍為主，還分散兵力試圖合圍，又在遼東山林作戰，根本無法有效配合，是過於死讀兵法想出的計劃。
光海君解釋「以不教弱卒，趨入賊窟，比如群羊攻虎，無益於徵剿，其在我國反有不守之憂矣」也出於客觀事實。
更要緊的是，實際參加薩爾滸之戰，朝鮮將士並非死守命令，勇敢支援明軍作戰的絕非少數。
雖然有姜弘立、金景瑞等主將率部投降，但左營將金應河、右營將李一元等其他將領士卒很多積極迎戰。還有雲山郡守李繼宗、永柔縣令李有吉、右營千總金堯卿、吳稷、左營千總金佐龍等，很多人都英勇犧牲。即便主將投降，跟隨的不少出身兩班士族的將士還對屈服建州不滿，又被殺掉數百人。
朝鮮備邊司對姜弘立、金景瑞的投降深感恥辱，認為「人臣大義，掃地盡矣。」光海君為了安撫上下，也對姜弘立、金景瑞等進行罷官譴責。明朝上至萬曆朱翊鈞下至主將楊鎬，對朝鮮出兵和英勇作戰進行積極肯定。但我們過於看重姜弘立、金景瑞等投降，往往忽視朝鮮軍積極迎戰的另外一面，實際犧牲的與投降的可能基本相等，各有一半。
本身的光海君是十分複雜矛盾的。《雙面君王》用兩個人物形象分別演繹光海君，是一種戲劇化的簡化認知。編導主創站在平民河善的立場肯定王需要有人的本性，要重視普通人生命，這是今天韓國影視尋求市場接受基礎的主流觀點。河善這個賤民做出的大膽舉動，他並非真的王，但他代表了「人」的感受，寓意大多數民眾的心聲，連許均這樣的傳統大臣都被河善感動，唯有一切事務的出發點是尊重「民意」，才具有真正成為「王」的品質。
儘管這些內容讓我們的觀眾不舒服，但不得不承認，對於歷史故事的解讀實在是非常厲害的塑造。像號稱《思悼》續集的《逆鱗》，也通過正祖李算對《孟子》「民為貴」思想的再解讀進行主題表達，都試圖強調平民價值觀，反思古代「王者」之所以高貴的真正立足點，這些完全是今天角度的「過度解讀」，恰恰相對容易被今天觀眾所接受。
南漢山城海報
2.《南漢山城》的反思：對「投降」立場的改寫
《南漢山城》的背景是李氏仁祖李倧投降清軍，背棄原來宗主明朝，歸順新主清朝，還奉上質子，接受年年納貢的條約。他們也是推崇儒家忠孝仁義等倫理，需要找到依據說服自己和說服臣下，這樣的故事對我們來說，想要做正面宣傳簡直不可思議。
筆者唯一想到能夠參照的恐怕要數同樣明末清初的一批士大夫：如吳偉業、侯方域等，尤其以曾為文壇宗主的錢謙益最為典型。論世人境遇口碑之差，能比錢謙益更甚的也許唯有一個吳三桂了。
錢謙益後來被乾隆欽定為貳臣，他的確為了彌補投降的悔恨參與過抗擊清軍，假如不清楚錢謙益處境感到的壓力和彌補，就無法理解對投降一事的真正心理糾結所在。
《南漢山城》主角正是與錢謙益同屬文人士大夫的崔鳴吉，由李秉憲飾演。與金瑬（片中大鬍子領議政，指揮北門之戰害死許多士卒）、李貴、金自點、沈器遠、申景禛、李曙、李興立、具宏、沈命世等，為擁戴李倧登位的一等功臣。他是陽明心學的奉行者，處事以良知為宗旨。換句話說崔鳴吉好務實，不是空談儒家的那種人。在明代儒學領域，陽明心學的盛行本就是飽受爭議的逆流，這對理解崔鳴吉的所作所為非常重要，他和主流士大夫崇尚程朱思想不同。
從史實來說，崔鳴吉說服仁祖李倧投降，與《雙面君王》中光海君的爭議又有不同。多數韓國人對他的才幹都比較公認，他死後，李倧「臨朝嘆曰：『崔相多才而盡心國事，不幸至斯，誠可惜也！』」（見《仁祖實錄》）保全社稷是他天大的功勞。
一百多年後，朝鮮正祖與承旨鄭民始還談到：
「上曰：『故相（指崔鳴吉）之丙子札，實出於斷斷血忱。非故相，誰敢岐異於清議之際乎？』民始曰：『其時若無此人，國家豈有今日乎？』」
明末清初的眾多文人士大夫，對於前途抉擇的兩難非常真切。很多人選擇死，很多人選擇逃，可事實上大多數人還是無奈之下終歸選擇順從，雖然這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但一旦做出決定，能夠釋然的人還是很多。因為大勢所趨，並沒有太多批評。
古人並不過分鄙視所謂良臣擇主，比如名著《三國》《水滸》，有各種人才投降的案例都屬正面評價。古人真正看不起的：一是內心反覆，如勇猛無雙的呂布就定義為小人；二是主動出賣，對官渡之戰時許攸背主，張松帶著西川地圖到處找機會賣主就持批評立場。
明末之際，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屈大均等很多人是遺民，但對身邊朋友親戚子侄選擇出仕清朝，並沒有老死不相往來。像屈大均起初一門心思參加反抗，最後失敗返鄉，對廣東的清方官員也熱心交往。那些官員可以說都了解屈大均的態度，可沒有人舉報他心懷前明。
實際錢謙益還是屈大均的文學伯樂，對其才華有過推廣，屈大均內心對錢謙益非常敬重，恰恰錢謙益的行為是糟糕的「主動出賣」。他既是文壇宗主，又是弘光朝禮部尚書，他居然主動謀劃投降，對整個文人群體的影響非常大。連他的女人柳如是都羞愧無比，與陳子龍、張煌言、夏允彝、夏完淳等眾多文士豪傑天壤之別，有門生情誼的屈大均恰恰也屬於後者之一。
錢謙益過後非常羞愧，他的糾結比因恐懼而投降的吳偉業更強烈。兩人差異正在於一個是被動，一個是主動。錢謙益急於補救自己的恥辱（正如吳三桂後來又主動背叛自立，儘管第一次投降他是被迫，非吳偉業詩歌《圓圓曲》所寫衝動和主動），渴望有同道中人與他的悔恨相「呼應」。
當時卞玉京在南京被錢謙益和柳如是救出安置，錢柳試圖讓吳偉業與卞玉京重逢。順治七年（1650）邀吳偉業做客，卞玉京沒有相見。次年，兩人在太倉吳偉業家中重遇，卞玉京仍保持道士身份，兩人沒有再續前緣。吳偉業前後寫了好幾首詩詞表達感傷，如著名的《琴河感舊四首》和《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
偏偏錢謙益為吳偉業的詩詞強作註解，號稱「以詩存史」的錢謙益妙筆生花，寫《讀梅村宮詹豔詩有感書後四首》對《琴河感舊四首》進行唱和（見《牧齋有學集卷四》），還寫序認為吳偉業堪比李商隱無題詩隱含時事，「雖極穠麗，皆託於臣不忘君之意，因以深悟風人之旨……彷徨吟賞，竊有義山，致堯之遺感焉。」
錢謙益強行注入故國悲情的思想至今還影響許多人。吳偉業簡直驚得目瞪口呆，啼笑皆非。當面不好駁斥錢謙益一番撮合美意，後來寫《梅村詩話》專門對幾首關於卞玉京詩詞特地澄清：
「餘有《聽女道士彈琴歌》及《西江月》《醉春風》填詞，皆為玉京作，未盡如牧齋所引楊孟載語也，此老殆借餘解嘲。」同為詩文高手，吳偉業一句「借餘解嘲」，非常犀利地看出錢謙益唱和的真實用意。
丁功誼等研究者就認為，原本錢謙益感到後悔時一度拒絕創作，僅與柳如是有幾首男歡女愛的詩歌。因是久違之作，讓一些朋友稱道他從男女感情中寓意某種深沉感慨。錢謙益敏銳發現這一突破口，從此一發不可收拾，開始在詩文創作中重塑自己。
錢謙益婉轉表達對弘光的失望以及種種苦心，可這是「虛構的藝術」。儘管錢謙益在柳如是等親友鼓勵下確實參加了一些反抗，但不能與之前的投降就此抵消，重點是他刻意改變自己的形象，認為自己從一開始就寓意反抗，投降是「臥薪嘗膽」，這與真實的過去完全不符。
錢謙益在弘光一年裡基本附和阮大鋮、馬士英等輩，尤其為皇帝選淑女積極奔走。弘光元年五月，清軍從揚州南下，錢謙益與馬士英、王鐸已經商議求和。讓李喬等公開製造輿論（可見《明季南略》），又有李清《三垣筆記》載，錢謙益明白透露「此時唯有向小朝廷諫言議和」，朝野一片譁然。
而在詩文中，錢謙益逐漸蛻變成為一個苦心孤詣、忍辱負重的仁人志士，《牧齋有學集》的作品實在太多。原本錢謙益的詩就非常隱晦，充滿典故隱語，加上一些自注，他是故意指引後來的讀者進入精心設計的朦朧語境中。
理解錢謙益這樣一個經典案例，對理解《南漢山城》非常重要，真實的崔鳴吉鼓動仁祖李倧投降與今天電影根據歷史的渲染手法可以說完全互為表裡，與錢謙益的修飾行為非常相似。
與崔鳴吉對立的禮曹判書金尚憲，李倧登位時，金尚憲在母親喪期，所以他不屬於擁戴仁祖的功勳大臣。金尚憲在天啟六年出使明朝，得知清軍進犯的消息後，在北京上書兵部請求出兵救援朝鮮。《仁祖實錄》說：「金尚憲聞本國被搶，泣血呈文，辭語慷慨，中朝人皆謂朝鮮有臣。」
金尚憲返回是天啟七年五月，對崔鳴吉主持第一次議和猛烈批評：
「雖兵至城下，事決存亡，猶以伏劍決死爭之，不以虛禮為輕也。……今並與區區所自保者，不能守之，則雖有倉廩、府庫、宮室、百官之富，與亡國無異也。」 （見《仁祖實錄》）
第一次主和，崔鳴吉存著試探清軍，所謂緩兵之計云云。僅限於貢獻錢糧物資，雙方約為兄弟。即便如此，清軍撤退還在平壤等地三次大型搶掠，眾多大臣批評崔鳴吉投降，迫使貶去地方數年。
第二次南漢山城就完全是崔鳴吉主動策劃投降。不過對仁祖李倧來說，可以認為經過四十多天的爭論，有過矛盾掙扎，他的身上有一些現實環境逼迫的色彩。當時多數大臣都尊奉忠孝仁義的儒家理念，背信棄義就普通人都無法接受，遑論明朝不久前對朝鮮有趕跑倭寇這樣的滔天恩德。所以，金尚憲等斥和派與崔鳴吉的矛盾達到頂點。
崔鳴吉堅持認為清軍不貪圖土地民眾，不希望朝鮮作為對付明朝的後顧之憂，表明他善於揣摩形勢（從努爾哈赤攻蒙古、攻寧遠每次都會賄賂朝鮮，穩住後方）。當了解條款後，崔鳴吉回來與金尚憲爭論焦點就是保全宗廟，他一直主打救王的心理，而不是關乎百姓的「救亡」。
李倧經歷兩次逃跑，從內心已經對清軍感到恐懼，但金尚憲等眾多大臣不依不饒，「免冠伏藁於闕門外，請就死於賊陣。」
崔鳴吉卻說「此乃人臣守節之義耳，然宗社存亡，異於匹夫之事。」「吾恐本原不立，大義不可單行，亦不足以救宗國之亡。而同歸於亡國之大夫，安能免後世之責哉？」
非常狡猾地把宗廟的概念與民眾的概念混淆，意在打動王的偷生心理。片中也出現類似辯駁金尚憲說的只是「話語」，毫無實際意義，堅持勸王用前一次議和的立場，先保全性命，然後再「發施仁政，收拾民心，築城儲糧，益固邊備」。片中是高潮部分大義凜然再度詮釋何以為「王」，正如經典的詩文「包羞忍恥是男兒」！崔鳴吉是一個務實地談判高手，在君王面前步步為營，讓李倧認可他的理由，然後力排眾議，選擇與崔鳴吉出城投降。
當然，清軍也確實在外圍施加壓力。次年（1637）正月，多爾袞攻打江華島，眾多宗室女眷被俘虜，仁祖的底線徹底崩潰，金尚憲的哥哥金尚容死於江華島。仁祖李倧終於選擇出城投降，李倧明明知道後果將選擇承認清朝為宗主，永遠背棄明朝，而且需要抵押親貴子侄做人質，需要聽候清軍調遣派兵相助，答應了許多條款，然後「跪受汗書而返」。
崔鳴吉吃定仁祖李倧軟弱求生的本能心理，添加保全宗廟為重的壓力，完全媲美三國時魯肅勸孫權抗曹的策略，只不過立場完全相反。魯肅認為臣子可以降，要當君主就不能降；崔鳴吉是如果今天王不降，那麼明天的朝鮮就不再有李氏的王。
之後，崔鳴吉兩次做使者去盛京向清朝謝恩，多次與清方打交道，他已經是不二人選，實際使命是委婉拒絕出兵協助清軍。第一次成功，還贖回朝鮮俘虜七八百人。第二次就失敗，朝鮮不得不出兵，成了明方的敵人。
崔鳴吉和錢謙益一樣是文人，善於為自己的言行進行修飾，歷史也給了他非常戲劇化的機遇。第二次出使任務失敗，崔鳴吉寫詩表達一種愧疚心理：「山城不死皆臣罪，泣向東風拜杜鵑。」明顯開始轉調，認為對清朝屈服是為了憐憫士卒百姓，流露悔恨和粉飾的意識。
沒多久，崔鳴吉又因為暗通明朝的罪名再次到盛京受審，他和金尚憲被關一起達一年，通過詩文唱和化解恩怨。
崔鳴吉以《廉藺》為題賦詩：「完璧微功何足稱，負荊高義是難能。丈夫心事如春水，肯許中間著點冰。」金尚憲唱和：「廉藺遺風古史稱，一時功伐各爭能。後私先國差堪許，那似初心玉映冰。」
要知道，崔鳴吉是慫恿王「背主投敵」的主謀，哪怕出於務實的求生心理情有可原，但無論如何也談不上「寧為玉碎」的廉頗藺相如吧。崔鳴吉如何能與金尚憲一樣自比蘇武？
論初衷而言，不論李倧還是崔鳴吉都不希望走到這一步。朝鮮君臣一直希望明朝君臣諒解。當時遼東經略是洪承疇，崔鳴吉幫過一個僧人獨步回明朝，就讓他遞交諮文給洪承疇希望在朝廷方面幫忙解釋。
崔鳴吉苦等消息也有詩文為證：「張騫槎路仍多阻，徐市樓船久不還，易被秋風欺白髮，難從仟龜借紅顏，年來無限傷心事，窮巷蒼苔獨掩關。」（見《懷仟詞》）心情複雜可能是事實。不久，洪承疇也被迫降清，似乎提及崔鳴吉帶去諮文一事，讓皇太極對朝鮮大臣的歸順心生猜疑，就有了羈押審問一事，時間長達近四年。
目前留存由孫子崔錫鼎（著名的理學家和數學家）所寫《先祖行狀》記錄是僧人獨步聯繫洪承疇一事，可能也不是全部真相。如《東華錄》所言就嚴重得多，至少主事的大臣崔鳴吉與兵馬使將領林慶業為主謀，與明方一直往來船隻，暗中涉及軍事援助和物資供應，所以皇太極才覺得這件事非同小可，不像送一個僧人聯繫洪承疇那麼簡單。
正因為崔鳴吉確實內心對明清之間也有過反覆，所以像金尚憲那麼固執，後來也漸漸接受崔鳴吉。這三四年裡，崔鳴吉與金尚憲、李敬輿唱和多達250多首，佔生平詩歌一半，足見當時他的鬱悶和反思。後世公認崔鳴吉刻意模仿杜甫，有依照《秋興》《赴成都韻》《曲江》《詠懷》等許多同調模擬之作。與錢謙益「以詩存史」的老杜情懷極為相似，絕不是巧合。
崔鳴吉大肆稱頌蘇武、廉頗、藺相如等義士豪傑為自己重譜心曲，婉轉在詩歌中表現自己救亡圖存的種種，為後世留下理解他苦心孤詣的一份最有利的證據。這一方式也與錢謙益後期所為完全一致。
電影《南漢山城》正是抓住歷史上崔鳴吉這一人物的彈性，他已經有大量詩文史料「改寫」了自己鼓動仁祖投降的動機，順帶對仁祖李倧的投降進行大膽重塑，把宗廟與百姓的概念巧妙置換。當然，保全了君王，自然附帶保全了百姓，這的確是事實，但初心目的和後果成效卻不能等同。歷史是微妙的，這正是儒家哲學的厲害，凡事都能把天下蒼生綁在一起。他們之所以為王為君，不就是高高在上把統治百姓巧妙說成護佑子民麼？即便投降偷生都可以道德捆綁，他們也可以說是為了保全爾等性命才不得已而為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這是多麼阿Q，多麼虛偽的幌子！
《南漢山城》這種立場轉換和《雙面君王》等許多影視一樣，統統把歷史的切入變為普通平民視角。
《雙面君王》通過冒牌光海君的賤民出身，自然內心代表平民，在糾結中產生對明朝不滿，抗拒出兵得到一些大臣支持，詮釋一種「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儒家理想的「成王」含義；到《南漢山城》就更進一步，哪怕兵臨城下選擇對清軍投降也同樣詮釋為君王愛惜百姓生命，重塑一種對「敗寇」形象的正面肯定。
雖然這些歷史故事的出發點多少都有一些依據，但無一不是經過嚴重誇大和有意識地處理，帶著後人和今天「過度解讀」的想當然。從藝術表達和觀眾接受層面，由於出色的戲劇技巧，他們的電影都非常有震撼力和感染力，為今天許多不大了解歷史的觀眾重新認識歷史找到一些合乎情理地角度。
從我們國內觀眾的角度，歷來對韓國電影呈現中華歷史一直有諸多意見，這一點確實源自從高麗新羅到朝鮮長期附屬他人，壓抑太久需要釋放，往往過猶不及，多少有些扭曲心態。
正如筆者專門提到錢謙益，他確實用不大光明的手段刻意重塑自己，但不能因此否定他在文學層面是當時一流的大詩人。韓國電影人今天對歷史的重塑也同樣非常成功，不論娛樂化的包裝技巧，還是挖掘主題闡發抑或人物塑造實際都值得我們總結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