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視劇普遍追求娛樂性的當下，電視劇《兄弟門》以袁世凱復闢到日本戰敗後國民黨的專制統治這一段歷史為背景，描寫了榮家三兄弟的家族情仇和恩怨糾葛，以及他們面對時代變遷做出的不同選擇，表現了特殊時代中個體的人生悲劇，體現了濃濃的末世情懷。 電視劇《兄弟門》以清末民初時同盟會成員榮仲華被人出賣，招致榮家慘遭滅門而引發的一系列與之有關的傳奇故事為開端，描寫風雲突變的時代下，榮家三兄弟之間交織的愛恨情仇，以及他們面臨著國恨與家仇時的選擇，親情與愛情之間的矛盾，以三兄弟的命運濃縮了中國從袁世凱復闢到日本戰敗後國民黨的專制統治這一段壯闊的歷史，表現了作為個體的人在面對時代洪流時的弱小和無奈。可以說，《兄弟門》是一部著重於人性的塑造與挖掘的電視劇，是一部極具末世情懷且充滿人性拷問的內涵劇。
倒置的價值觀 首先體現出本劇末世情懷的，是其對人物的設置以及人物所體現的價值觀。劇中，大哥榮達彪是堅持信仰者的代表，三弟華小文是理想主義的化身，老二金山的價值觀則是趨利避害的。《兄弟門》並沒有選擇榮達彪或華小文這樣純正面的人物作為主要角色，而是以金山這樣一個亦正亦邪的人物作為全劇主角，這樣的設置符合本劇所表現的特殊時代。 金山是三兄弟中命運最曲折的，這也造就了他特殊的性格，他行事沒有嚴格的道德標準，唯一目標就是「生存」，為了自己和親人的生存可以不惜一切。隨著劇情的推進，榮達彪在堅持信仰的道路上不斷地遭受挫折，當他反思自己的信仰並試圖重新做出選擇時，卻和他們的父親一樣成為了犧牲品；華小文從堅決反對二哥金山的處事方式，試圖踐行自己相信的法律途徑，到最後無奈地說出「我們鬥不過他」，他的理想主義終被徹底毀滅。目睹這些變化的觀眾感受到的是榮達彪的信仰與華小文的理想顯得那麼的不合時宜，而金山的行為方式才是符合時代的本能選擇，這種價值觀的倒置深刻表現出了那個時代的人性悲劇。 與這種倒置的價值觀相呼應，劇中最具魅力的角色自然而然的是性格複雜的金山，在努力生存的強大念頭之下，他在困難中一步步掙扎，幾乎每走一步就暴露出不同的人性本質，有時善良、有時醜陋、有時殘忍、有時溫情……當然，倘若本劇停留在對金山個人魅力的渲染，則又未免流於膚淺。儘管金山為了兄弟和自己的生存不惜忍受屈辱，甚至不擇手段，但是換來的卻是親眼目睹大哥被殺和自己身體的殘疾，當他看清了這一切，最終選擇與仇人同歸於盡時，我們看到的是三兄弟身處末世的必然命運，這就使得本劇的悲劇性更加深刻，甚而產生了濃濃的宿命感。
失落的情感 情感的表現一向是電視劇的重點，然而時值末世，身如浮萍，情感也就註定了失落的悲劇。親情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被看重的，也是《兄弟門》著力刻畫的情感元素，然而這一人之根本的情感在末世中卻要遭受重重困境。 首先，全劇圍繞著榮家三兄弟的親情展開。因袁世凱的迫害，榮家遭受滅門之災，三兄弟倖存下來卻各自流落進了不同的命運。在日佔時期的上海，三人幾經波折終於相認，然而未及享受親情，就因立場不同兄弟反目：金山被日本人脅迫成為商會會長，作為鋤奸隊隊長的榮達彪則不得不把他作為暗殺的對象；金山的左右逢源更是與滿身理想主義的華小文格格不入，兄弟間的矛盾處在一觸即發的狀態。直到最後，歷經磨難的三兄弟終於達成了諒解，卻已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命運的輪迴——早在他們童年時就已註定的家族悲劇。 其次，對劉仁軒、劉安妮父女親情矛盾的表現同樣是這樣一個紛繁複雜的末世中人生際遇的體現。劉仁軒雖身為漢奸對女兒卻愛的深沉，然而劉安妮作為進步青年，對她的漢奸父親是必然唾棄的。但是，當金山逼迫劉安妮親手殺死父親時，她的痛苦依然表現出了巨大的親情本能，最終劉仁軒的死解脫了女兒的痛苦，也成為末世親情之苦痛的精彩註腳。 不溶於末世的，不僅是親情，還有愛情。劇中設置了三對戀人，分別代表了不同的愛情悲劇。榮達彪與美智子是民族矛盾的悲劇，華小文與劉安妮是家族仇恨的悲劇。雖然從表面看金山與齊小童之間沒有這些難以跨越的阻礙，金山為了愛情更是不惜一切，這些本足以為兩人的愛情鋪就一條坦途。然而，婚後不久金山為兄弟復仇犧牲生命，只留下齊小童帶著他的兒子金寶流落他鄉，這樣的命運就使兩人的愛情更深地透露出時代的無奈。三種愛情悲劇，融合了那個紛繁複雜時代的種種變遷和矛盾，也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末世人多舛的命運。
扭曲的人性 正如前面所析，劇中既有榮達彪和華小文這樣信仰的受挫者，也有劉安妮這樣理想的踐行者，然而本劇重點刻畫的卻是那些被扭曲的人性。 這種扭曲的人性首先表現在男主角金山的身上，三弟小文如是評價金山：他對金錢和愛情都有一種近乎扭曲的追求。所以，為了得到齊小童，他不惜使出卑鄙的手段，逼迫小童走投無路。而最能體現金山人性扭曲的則是他對劉仁軒的復仇，為了報仇他勾引劉仁軒的妻子、不惜傷害弟媳劉安妮，甚至逼迫安妮親手殺死自己的父親。這種人性上的扭曲，最終傷害了自己最親的人——小文和安妮的愛情以及他們的孩子都毀在了金山的手上。最終仇人得到報應，親人卻也是遍體鱗傷。 如果說金山的扭曲是他曲折的身世和特殊的人生經歷造成的話，作為三兄弟對立面的劉仁軒與何爺，則是人性之惡的代表。劉仁軒的漢奸嘴臉、何爺的仗勢欺人都是人性中「惡」的本質的集中體現，而《兄弟門》的可貴之處則在於，對他們的惡的表現並沒有停留在個人的惡，而是將其化為了時代的縮影。劉仁軒先後依附於袁世凱和日本人成為劊子手，而何爺則是國民黨政府專制體制下弄權者和腐敗的代表。這是兩個被時代扭曲的惡人，三兄弟與兩人的對手戲成為本劇戲劇矛盾的推動力。然而，即使是何爺和劉仁軒，他們的行為也都透露著無奈。劉仁軒在妻女被脅迫下出賣兄弟，何爺受到中統和軍統的雙重敲詐。他們不是傳統戲劇中天生的大奸大惡，而是被時代洪流裹狹著逐漸陷入了惡的漩渦。
當金山和小文最終與何爺同歸於盡，這曲末世輓歌終成絕響。榮達彪的信仰、小文的理想主義、金山的趨利避害與何爺的奸佞，最終都成為了這個時代的殉葬品。不管是潔身自好還是隨波逐流，不管是趨炎附勢還是委曲求全，最終只能隨著末世的衰落一同毀滅，這種無人倖免的局面，也正是末世亂象中作為個體的人性悲劇。但是，電視劇並未以這種徹骨的絕望結束，當小童帶著金寶在船頭祭祀時，我們似乎看到了三兄弟以生命為代價摧毀的舊秩序中已然孕育了新秩序的萌芽，這多少為觀眾保留了一絲亮色。 《兄弟門》無疑是大膽的，在當前電視劇普遍追求娛樂性的背景下，敢於表現殘酷時代的悲情故事，這必然要承受商業上的風險。然而，魯迅曾說：「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兄弟門》正是這樣一部有價值的末世悲劇，它指向的是個體在特殊時代中的無可奈何，有著濃厚的宿命的意味。因為身處末世，悲劇是早已註定的，所以《兄弟門》中那些兄弟親情、兒女情長、痛苦掙扎都呈現出一種獨特的美，這種美的本質就在於它必然走向毀滅的宿命，這種無可挽回的命運以及個體在其中的無能為力正是《兄弟門》所傳達的末世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