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的公民依然「住得很差、穿得很破、吃得很糟」。對這樣的美國來說，「明天的世界」對那些仍然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的民眾來說有何意義呢？
——弗雷德裡克·L.艾倫
在古希臘神話中，阿喀琉斯是凡人泊琉斯和美貌仙女忒提斯的寶貝兒子。忒提斯在他剛出生時就將其倒提著浸進冥河，可被母親捏住的腳後跟卻不慎露在水外，全身留下了唯一的「死穴」。後來，阿喀琉斯被帕裡斯一箭射中腳踝而亡。後人常以「阿喀琉斯之踵」來隱喻：再強大的英雄，也有致命的死穴或軟肋。腐敗高發，就是18世紀以來英、美兩個崛起的大國的「阿喀琉斯之踵（The Achilles』 heel）」！
對於那些傳統社會中為所欲為的既得利益者而言，腐敗或許是巧取豪奪的保護傘，是特權地位的防護牆，甚至是他們安身立命的保障線。然而，對於社會底層的廣大民眾來說，腐敗只能是引發社會分裂的導火索，導致社會病變的傳染源。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是，即便經濟社會發展仍然在躑躅向前，但廣大黎庶百姓不但不能全面分享「發展紅利」，反而在巨大生存壓力下感到被掠奪、被拋棄的痛苦指數與日俱增。
對於現代腐敗而言，雖然腐敗者並不一定需要強盜剪徑式的直接侵佔，但是由社會不公、社會分化、社會壁壘等非傳統因素引發的「腐敗泛化」心理卻傷害更大！在這種腐敗泛化的社會負面情緒之下，公共服務不完善、發展機遇不均等、社會福利不均衡等問題均被訴諸甚至等同於腐敗問題，結果造成「無官不貪，無事不腐」的社會「誤讀」，並導致普遍性焦慮擴散和社會信任關係扭曲，隨時可能因某個不測輿情而發生爆燃、斷裂。
18世紀是英國開啟工業革命，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過渡期，以及經濟上的崛起期，但同時也是社會問題爆發期。當時的英國社會，貧富差距懸殊，社會風氣糜爛腐朽，充斥著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利己主義；權錢交易現象嚴重，政客們為攫取權力而不擇手段。法律說到底只為有權人和有錢人服務到他們滿意為止。貧苦大眾只能充當「工業文明」新秩序的犧牲品。富人生活優雅高貴、富有情趣，許多窮人則在生存線上掙扎，有些人被迫去做盜賊。整個英國好似一輛越開越快的火車，乘客們心中的目的地完全不同，也沒有人知道怎樣讓列車停下來進站。
英國工業化的加速發展期，疊加了貧富差距的急劇拉大期。在工業化帶來的巨大財富面前，這種差距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為明顯。1700年貴族擁有英國土地財富的15%-20%，1780年為20%-25%。從1776年到1818年，英國的地租上升了105%。到1801年，1.1%最富有的人取得了國民收入的25%。而且，這種財富分化趨勢愈演愈烈，到1848年，1.2%的最富階層佔有了35%的國民收入；相反，體力勞動者在國民收入的比例卻從1803年的42%下降到1867年的39%。後來成為英國首相的班傑明·迪斯累利不得不發出「英國可以分為兩個民族」的驚呼：
兩個民族：它們之間沒有往來、沒有同感；它們好像不同地帶的居住者即不同行星上的居民，不了解彼此的習慣、思想和感情；它們在不同的繁育情況下形成，吃不同的食物，按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不受同樣的法律支配……窮人和富人。
1790年之後，即便土豆這個「1800年前後的社會穩定劑」改善了食品供應狀況，但仍有1/3以上的英國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對於貧困家庭來說，一兩間房子的小茅屋，幾張木椅或藤椅，一張松木桌或橡木桌，一個簡陋的壁爐，幾支罐子和鐵鍋，這就是他們的住所和所有動產。工人的貧困導致衛生和健康狀況不斷惡化，再加上佔人口大多數的貧困人口無力接受起碼的教育，從而出現了國民體質和文化素質的「雙下降」。農業工人生活更為困頓，他們的工資僅相當於城市工人的一半左右，麵包及土豆是他們的主食，至少要兩周才能吃上一次肉食。
著名史學家哈孟德夫婦尖銳地指出：
工業革命帶來了物質力量的極大發展，也帶來了物質力量相伴隨的無窮機遇……但是這次變革並沒有建立起一個更幸福、更富有自尊心的社會。相反，工業革命使千百萬群眾身價倍落，而迅速發展出一種一切都為利潤犧牲的城市生活方式。
在那個自由放任和物慾橫流的社會中，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和各種犯罪率一同上升，而執政當局卻似乎是熟視無睹。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都破壞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益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別的關係了。」對於窮人而言，除了接受早死、貧困之外，沒有什麼「幸福」可言。即便如此，仍有人宣稱：
「掠奪少數人，確實只不過會對多數人的分配額給予一個不可思議之小的份額而已」，「讓那些大財主們成為他們所願望的東西吧，他們也有機會躋身於最優秀之林的，他們在最壞的情況下也會成為國家這艘船的壓艙石。」
但是，19世紀的人道主義者霍布豪斯強烈地質問道：「對財產是不是還有一種普遍的權利？一種經濟制度，通過繼承法和遺贈法使巨大的不平等永久存在，這種經濟制度是不是根本就錯了？」
以下，我們不妨重點討論一下19世紀美國的問題，看看「一個由大公司和鐵路連接起來的全國性市場」，如何「在工人、農民以及下層中產階級（lower middle class）等群體中製造了痛苦與失業」。我們以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類發展指數」為評估工具，從預期壽命、教育水準和生活質量等3個核心指標來回溯檢審一下當時的情況：
——人均壽命
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福格爾指出，儘管從19世紀中葉開始，最高預期壽命以每10年2.24歲的速度增長，但歐洲和美國在19世紀初花了150年的時間，才擺脫農村地區的平均壽命比城市地區低15-20歲的落後局面。美國學者理察·懷特在《共和的象徵——重建時期和鍍金時代的美國（1865-1896）》一書中指出：1880年，美國出生的10歲白人男孩的平均壽命預計為48歲，平均身高預計為5英尺5英寸，遠低於其革命時代的曾祖父的水平。同時，黑人的數字要更糟糕。美國《老年人口統計學與經濟學》雜誌曾在2006年給出了20世紀美國平均壽命的變化曲線：1900年美國人的平均壽命只有47.5歲。「隨著工業化在70-80年代的大規模擴張，數以百萬計的半熟練工和新手在美國的製造業中找到了工作。但是他們工作的環境、生活的城市都十分危險、悽涼，只有極少數人能夠生存下去。」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美國每年每50位工人中就有一位因工作事故而死亡或傷殘超過四周以上時間。如果以全美人口為樣本，大約每1000名美國人中每年有1人死於事故。1850、1860年代的賓夕法尼亞州東部的無煙煤礦中，每年有6%的工人死亡，有6%的人永久性傷殘。1890年這一年，每300名鐵路工人中就有1人在工作中喪生；在貨運鐵路司閘員中，每100位工人即有1位死於工作事故。著名經濟學家理察·伊斯特林因此認為，19世紀早期的經濟騰飛沒能帶動健康和壽命的增加。由於人們搬家到城市，更多的疾病找上了他們，這些因素導致「人均壽命的停滯不前或慢速發展」。「死亡率革命」並沒有在20世紀發生。畢竟，這取決於對公共衛生、勞動保護等系統的投資以及相關科學方法的傳播使用。
——教育水準
南北戰爭之後，美國各州教育各自為政，加上各地貧富分化，教育質量相差懸殊，教育平等無異於一句空話。1867年，美國聯邦教育署成立時，只有5名工作人員。「小政府」理念下聯邦政府對全國教育的發展規劃形同虛設。18世紀末，美國共有24所大學。到1885年，學生數在250人以上的大學僅有9所，大多數高校的學生人數在100人以內。20世紀初的時候，美國中學適齡的男孩、女孩中，進入中學讀書的不到總數的1/10。根據一項估計，到1900年仍至少有170萬兒童被僱傭為童工，其中大約有40%受僱於工廠、礦山、手工作坊或是紡織廠。在南方棉紡廠裡，童工佔到棉紡工人總數的30%以上。在北方的童工中，每有1000名年齡超過16歲（「老童工」的年紀）的童工，同時就有83名小於16歲的；而在南方這一數字之比為1000∶353；其中很多孩子只有八九歲乃至四五歲。這就是從「黑奴制度的罪惡之樹」上嫁接出的更為可怕的「白奴制度」。對於這些「在白天或黑夜連續工作長達10到14個小時」的童工來說，沒有接受任何教育就進入工廠工作，長期傷害大腦的勞作使他們失去了閱讀能力。
——國民購買力
根據1889年勞工局的調查結果，絲綢廠僱用的年輕女工年收入僅為130美元，沒有技術的普通男工為384美元，即使這兩者加起來，也不夠維持城市中一個家庭的基本生活。「1897年開始，巨大財富的積累和美國人民工資和薪水的降低都以驚人的速度進行著。」商業機構的報告顯示，巨額的財富和無盡的工作，使得工資報酬在貨幣數量上恢復到15年前的水平，但購買力只相當於30年前的水平。而生活消費一直在上漲，比收入增長快得多。貧民和失業人數的數目甚至比蕭條時期還要高。「而在整個美國工業界，工人們覺得自己與勞動成果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在摩根財團所屬的無煙煤礦區，30多萬工人儘管工作條件極其惡劣，生命十分危險，但工資極其微薄，自1880年以後20年沒有增加，到1900年平均工資僅375美元，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3.8%。布魯金斯學會的經濟學家們通過精細統計後指出，「必須強調，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現象正在加劇，至少是在最近十年裡」。因為根據他們的測度，「按照1929年的物價，一個家庭年收入2000美元，只夠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換言之，任何低於這個水平的家庭都意味著貧窮，而60%的美國家庭直到1929年仍處於「貧困線」之下！
1860年，美國只有3個百萬富翁；1900年，美國的百萬富翁大約有3800個，十分之一的人口擁有全國十分之九的財富。1900年，安德魯·卡內基擁有他那家大鋼鐵公司58.5%的股權，當年公司盈利4000萬美元，他個人的收入必定超過2300萬美元——而且是在無須繳納個人所得稅的前提下。從1896-1900年，卡內基先生的主營業務平均年收入是1000萬美元，這還不包括從任何其他財產獲得的收入。與這些富可敵國的社會頂層相對應的是，美國社會底層出現了一個包括工人、農民、失業人員等的貧民階層。當時，全體美國工人的年平均收入是400-500美元。也就是說，卡內基和一個為他幹活的普通美國工人的年收入至少相差2萬倍！
根據1890年的一項調查，美國約有10%的家庭全年的收入不足200美元，平均只有156美元。1890年，僅紐約市就有50萬人居住在貧民窟。從19世紀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美國人平均財富增長了60%，然而工人們的同期購買力卻下降了5%。無怪乎弗雷德裡克·L.艾倫感慨道：「在世紀之交的時候，美國貧富之間的鴻溝是巨大的，這是不容爭辯的事實。」
對於經濟發展而言，速度並不等同於質量。很多時候人們發現，漠視質量的發展速度帶來的是災難而非幸福。因為「過快的發展速度其實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貧窮的城區淪為了致命的貧民窟，霍亂、肺結核等傳染病在那裡不受控制地蔓延。社會疾病，如犯罪、酗酒，蹂躪著那兒的居民」。於是，面對經濟快速增長的「美國奇蹟」，有識之士發出了這樣的質疑：
有什麼措施能夠對一種社會秩序，一種產生了數以千計的墮落事物——如同它那精美的亞麻布和細膩的薄棉布的副產品一樣的墮落事物——的社會秩序有所補救？難道為了我們的文明，我們就非得付出這樣的代價嗎？（本文節選自《走出腐敗高發期——大國興亡的三個樣本》）
《走出腐敗高發期——大國興亡的三個樣本》
ISBN：978-7-5166-5411-8
高波 著
新華出版社 2021年1月
定價：98.00元
原文轉自：新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