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古典文學出版社與中華書局上海辦事處合併成立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習稱「中華上編」。中華上編擁有一支學術水平很高、陣容強大的編輯隊伍（包括外聘人員）。今日享譽學界、廣為人知的胡道靜、金性堯、何滿子、朱金城、錢伯城等先生，還不是中華上編當年的執牛耳之人，當時編輯室中有比他們年歲更長、資歷更深者，其中裘柱常、呂貞白、劉拜山、於在春四人在20世紀60年代初被上海市出版局批准為編審，負責稿件審讀，他們被出版社後人稱為「四大編審」，《上海出版志》「人物篇」均有他們的傳略。由於他們有的去世較早，有的鮮有著述，以至其生平、成就多不為人熟知。
裘柱常，筆名裘重，浙江餘姚人。1921年他在餘姚讀完小學後，到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創辦的上海清心實業學校讀書。抗戰時期，他應王任叔、樓適夷之邀，主編《大陸》月刊，發表宣傳抗戰的文學作品。後從事翻譯工作，譯著主要有傑克·倫敦的《海狼》、《毒日頭》和德萊塞的《金融家》、《嘉莉妹妹》等。從此，他以翻譯家名世，也以此自得。他70歲時有詩云：「一筆隨身廿五年，也傳哀怨也情天。字成百萬人間恨，垂老摩挲劇可憐。」 1945年，裘柱常進上海新聞報館任編輯。後任《新聞日報》資料副刊組組長、編委。1953年參加中國民主同盟，任《新聞日報》民盟支部主任。1960年任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審。1979年和1980年，他被聘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特約研究員。
他是四大編審中最年長者，卻不是治古典文學出身的，而是以新詩詩人身份步入文壇。他從中學時代就酷愛文學，1925年開始發表作品。他早期的詩文發表於《洪水》、《朝花》、《白露》、《大江》、《奔流》等刊物上。他的新詩以表現青年人彷徨求索的心情和對愛情、親情、鄉情的感懷為主題，感情真摯而激越。
讓裘柱常銘記在心的是他寫的新詩曾得到魯迅青睞，改易一字後刊之其主編的《奔流》，故他有「難酬一字稽山德」之句。裘柱常著有《黃賓虹傳記年譜合編》，這與夫人顧飛有很大關係。顧飛詩、書、畫三者俱佳，曾拜黃賓虹為師習山水畫，又從愛國詩人錢名山學詩。1944年，與裘柱常、傅雷等共同署名發起在滬舉辦「黃賓虹八秩誕辰書畫展覽會」，並刊印《黃賓虹先生山水畫冊》和《黃賓虹畫展特刊》。裘柱常去世後，其子女先後彙編了父母親的詩詞合集《梅竹軒詩詞集》和《顧飛畫集》，前者由裘柱常的老友王元化題籤，後者由王元化主編並題詞，王元化寫道：「餘與裘柱常仁兄賢伉儷結識以來已逾半世紀，友情篤深。默飛嫂夫人自幼即得黃賓虹大師親傳，盡得其神髓奧秘，卓然成一大家。」
呂貞白是一位著述不多但頗有聲譽的古典文學學者，本名傳元，字貞白，江西九江人。其父為清末進士，曾在江蘇南通為官，貞白隨侍，14歲時拜張謇為師，學習古文詩詞，打下了紮實的基礎。20世紀30年代，又隨父定居滬上，因得廣交師友，繼續潛心於文史學習和研究。1944年8月至1945年6月在南京任中央大學教授，掌文學院古典文學教席。新中國成立後，先後任職於華東文化部文物處、上海人民圖書館等單位。1957年，調入古典文學出版社任秘書。中華上編成立後，任古籍整理編輯組副組長、編審，審讀了大量古籍整理和版本目錄學的書稿，其中有朱東潤編年校注的《梅堯臣集編年校注》、李慶甲校點的《詞綜》以及《中國叢書綜錄》等。退休後擔任「二十四史」整理本的校樣審讀工作。「文革」結束後，又應邀擔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編輯培訓工作。1982年，被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聘為顧問，參與規劃制訂。編輯之外，1956年起擔任華東師範大學兼職教授，給研究生和青年教師講授版本目錄學和古典詩詞等課程。晚年，又被華東師範大學和復旦大學聘為兼職教授，指導碩士研究生。1984年9月的一天，蔣天樞先生陪著呂貞白與顧廷龍先生來復旦大學古籍研究所，與我們研究生見面。呂貞白擬給研究生講版本，他衣著隨便，一副山人打扮。誰知還沒開課，他便於10月8日因心臟病突發去世。
呂貞白喜獎掖後進。章培恆曾提到20世紀60年代初，呂貞白知道他在寫《洪昇年譜》，就主動為他找資料；《洪昇年譜》寫成後，呂貞白又細讀一遍，提出意見；又贈章培恆《宋六十名家詞》、「二拍」等書，給他之後的研究以很大的幫助。黃永年亦提到呂貞白指導他版本目錄學的經過和他們之間40年不渝的師生情誼。
關於呂貞白的傳聞有不少，尤其是他的獨特個性。陳巨來的《安持人物瑣憶》中，有一篇《記十大狂人事》，把呂貞白稱為「十大狂人」之一，記述了呂貞白年輕時恃才傲物的狂態。晚年的呂貞白仍自視甚高。20世紀80年代初為研究生的劉永翔，從呂貞白學習詩詞，曾寫道：「往來久了，我發現傳說呂老愛罵人的事的確不假，他於當世許多學人皆有不足之詞，有些意見是針對其人其事的，有些是關於學力和學風的。老人招怨甚多，與此大有關係。性直如此，而為詞卻那麼委曲婉約，正合古人『為人須直，為文須曲』之說；……在另一方面，呂老對有才學的前輩充滿了敬意，如對於夏敬觀、朱孝臧、汪東諸老；對勤學的後輩也只有褒詞，如對於章培恆先生等。」
我也從同學陳麥青處聽到這樣一件事。呂貞白指導學生非常認真，對學生嚴格要求，常說：「我不能誤人子弟，要上對得起祖宗，下對得起子孫。」某日，他審閱某校古籍所一碩士論文，對麥青言：此論文「以勞力而言，似可授予碩士學位；於學術而言，則無發明」，並擬將此話寫入評語 。麥青詢其故，原來該生以點校某宋人筆記代替論文，僅冠以一簡短前言而已。麥青對他言，不能把此話寫入評語，否則會耽誤學生前程。他就採納了麥青的意見。可見，他對學生不只是責之嚴，也愛之深。
呂貞白學殖深厚，群經外，喜諸子，又長於版本目錄之學，著有《淮南子斠補》、《呂氏春秋斠補》。他去世後，尚有遺著數種。呂貞白與蔣天樞友善，稱蔣天樞為「老哥哥」，彼此來往書信甚多。呂貞白書法秀逸，蔣天樞收藏他的信，但覺得他用的紙不好，配不上他的字，便囑其弟子將榮寶齋出品的箋紙帶給呂貞白，讓他用來寫信。蔣天樞為其整理彙編遺著，有《呂伯子遺書序》稱：「餘交伯子久，得讀伯子詩詞始深知之。……伯子為人誠摯，篤於友誼，不輕然諾，久要不忘。今世之『古道可風』人也。」
呂貞白擅詩詞。他少從同光體諸詩人遊，詩宗山谷，有「須知詩是吾家事，莫忘江西宗派圖」（《示小姮》）之語；詞則受朱孝臧、夏敬觀諸老影響，師法美成。有《呂伯子詞集》、《呂伯子詩存》，門人喻蘅遵師囑託輯印。
有的人一輩子寫了許多文章，但如過眼煙雲，早就為人遺忘。有的人一輩子就靠一篇文章傳世，劉拜山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於1929年在江蘇省立第六中學畢業。建國後，歷任如皋中學校長、南通中學副校長、蘇北師範專科學校（揚州師範學院前身）歷史科主任。後到上海任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編審、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審。1962年，中華上編創辦了一個學術刊物《中華文史論叢》，由劉拜山負責，他「是事實上的首任主編，但不署名」。他的名作《李白兩入長安辨》，就發表在《中華文史論叢》第二輯上。
劉拜山對唐詩有深湛的研究。歷來的李白研究者多認為李白一生僅在唐玄宗天寶年間到過長安一次，因此在李白研究及其詩歌編年方面都存在一些疑問。1962年，劉拜山以「稗山」筆名發表《李白兩入長安辨》，提出李白在唐玄宗開元年間也曾到過長安，並描述了李白的行程，而且估計李白第一次入京時間約在開元26年夏至28年春之間。但此說提出後很長時間未得到學界響應。1971年，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一書中肯定了稗山的「兩入長安」說，指出，李白開元年間入長安「這一段經過，以前的研究家都忽略了。稗山氏曾撰《李白兩入長安辨》，首先注意及此」；但他認為李白第一次入長安的時間應在開元18年。此後，李白「兩入長安說」基本上為國內外學術界接受，遂成定論。劉拜山的這篇論文也成為傳世之作。
除了這篇論文外，劉拜山還寫有一些文章，並為一些重要書稿撰寫前言和出版說明，如為郭化若整理的《十一家注孫子》寫前言，為《秋瑾集》寫出版說明，他的這些前言和出版說明也都是很有學術含量的。中華上編當時的副總編輯陳向平，非常重視編輯的業務寫作。他與香港《大公報》的副刊編輯陳凡相熟，就號召編輯為陳凡主編的《大公報》「文博」副刊撰寫文史類文章。1959年起，劉拜山與當時尚年輕的編輯富壽蓀合作，在此副刊上連載唐人絕句的評註，富壽蓀擔任選注、輯評及撰寫作者小傳等工作，劉拜山撰評解。劉拜山所作評解，語言精警，頗具特色，充分顯示了他對唐詩的熟悉及其深厚的詩學造詣。如，虞世南《蟬》：「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 劉拜山評解云：「駱賓王『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沈』，抒含冤莫白之悲；賈島『折翼猶能薄，酸吟尚極清』，有兀傲不平之致；李商隱『五更疎欲斷，一樹碧無情』，寓孤寂落泊之感；此則自寫品格，顧盼高遠。同一詠蟬而興寄各殊，處境不同也。」他從唐代詩史的角度作細緻的比較，透徹地指出各詩特點，獨具隻眼。1963年，兩人評註的唐人絕句書稿完成，書名為《唐人絕句評註》，共選詩616首，1980年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此書後由富壽蓀增訂，易名為《千首唐人絕句》，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可惜，劉拜山未能看到書的出版。富壽蓀在此書弁言中寫道：「回憶20餘年前，和拜山同志往復商討並承其指導的情景，至今猶歷歷在目，不禁感慨系之。」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海教育出版社次第出版了《文言散文的普通話翻譯》及其續編、三編、末編四輯，在中學師生中影響很大，1978年出版的首輯印數達45萬冊，其作者便是中華上編的編審於在春。
於在春出身於書香門第，6歲入家塾就讀「四書五經」，並師從專職英語教師學習英語。1924年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附中，後直升上海光華大學文學系。他16歲即在《現代評論》發表小說處女作《冷落》。1930年，短篇小說集《翠環》由著名作家曾樸主持的上海真美善書店出版，內收《翠環》等8篇小說。他還翻譯了德國小說家佛郎克的《靈與肉的衝突》，1931年由上海正午書局出版。
1932年，於在春大學畢業，先後在江蘇淮陰師範學校、太倉師範學校、南通中學、上海中學任語文教師。於在春從事語文教學之後不久，就注意到當時的中學教育「因循於傳統的觀念，語文教學一直是注重內容的」。而所謂「內容」，卻日見其龐雜而變化無常。結果，由於忽視形式、輕視技術，中學生運用語言文字的能力就日見低落。有鑑於此，於在春決心走改革語文教學之路，他提倡學生寫「文字的自由畫」，鼓勵學生自由地去寫他們自己生活裡和內心深處的真實的東西。他還將學生中的優秀習作編成《文字的自由畫》一書，1936年1月由開明書店出版。此書前有編者序言，開宗名義地提出了「自由畫之作用」：讓兒童表現他們自己的印象、情感和想像，藉此發展他們的精神生活情緒的、意志的、智慧的生活，使他們的生命的活動力不折不扣地蓬勃起來。1936年，他與南通籍的中共黨員李俊民、顧民元及江上青、江樹峰兄弟等合辦「一個通俗的文字技術和語文教學研究的月刊」——《寫作與閱讀》月刊，立志把改革語文教學這一工作推向社會。該刊共出10期，在當時影響較大。於在春為《寫作與閱讀》寫了10多篇有理論、有實踐、推動語文教學的文章，受到廣大師生的喜愛。1942年起，他先後在光華大學、之江大學滬校、上海新聞專科學校任教。1945年，與郭沫若、陳望道等人發起成立中國語文學會。1946年，於在春又將他從事作文教學的實錄《集體習作實踐記》，交上海永祥印書館出版。所謂「集體習作」，就是讓全班學生在教師引導下，共同商討，完成一篇作文，讓教師從實際應用裡教學文章作法、語法、修辭的知識，使學生在參加訂正作文時接受訂正的精義。
1949年後，於在春曾在南京大學中文系任副教授。1953年，他寫了《論漢字的簡化》一書，由北新書局出版。1955年3月，他應老友李俊民之請，調至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室任編輯。1958年6月，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成立，任選注研究著作組（第二編輯組）組長。當時他的屬下除副組長金性堯外，還有受胡風案牽連的曾任上海市文協秘書處處長的梅林、作家施瑛和何滿子等。第二編輯組主要從事古典文學的普及工作，編輯出版的書主要有《古典文學普及讀物》叢書、《中華活葉文選》等。《古典文學普及讀物》叢書的《唐詩一百首》就是在他主持下編選的，他親自撰寫樣稿以作示範。1959年出版後，行銷數百萬冊。他還參與編撰《詩韻新編》，此書出版至今仍長銷不衰。
於在春性格倔強。「文革」中出版系統召開「批判《唐詩一百首》大會」，責問於在春：「《唐詩一百首》是不是大毒草？」 於在春答：「我覺得不是。」於是，「啪」的一記耳光：「你再說一遍！」 於仍答：「不是。」隨後，又是一記耳光。如此僵持許久，於在春最後迸出一句話：「《唐詩一百首》不是大毒草，它是我的親生兒子。」（此餘聞之同事聶世美君）金性堯稱於在春為「於公」，說這稱呼「也含『迂公』的調侃意味」，因為於說過：「凡是我堅持的，最後必證明是正確的。」金性堯認為：「他有他固執與偏激的地方。」 金性堯回憶，他「有一次，為了樹陰（古通『蔭』）的『陰』字該不該改為『蔭』字問題，和另一位編審爭得面紅耳赤，聲震四廂，兩人都憤然拍著臺子，使一座為之愕然」。
於在春在中華上編還為《古典文學普及讀物》叢書撰有《聊齋故事選譯》等。退休後，他還撰寫出版了《文言散文的普通話翻譯》等多種著作。1993年4月，《於在春語文教學論著選》由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收集了他關於語文教學的代表作，全面體現了於在春在語文教學和古典文學普及方面的探索和功績。
需要說明的是，中華上編的編審除以上四位外，尚有1965年調來的曾在上海出版事業管理處任審讀的王知伊先生，他是新中國成立前在開明書店工作的老編輯，「五七幹校」結束後到上海辭書出版社工作，因在中華上編工作時間不長，不與以上四位相提並論。
（本文作者為上海遠東出版社社長、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