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楊建鄴，龔阿玲 我們是有故事的人 收錄於話題#科學家系列2個
- 本期故事關鍵詞：疾病與愛情 -
更令簡驚訝的是，他故意向她顯示出敵意，似乎在盡力阻止他們之間的進一步交往。簡明白了，他由於絕望而處於痛苦的情感糾葛中。他不想繼續傷害年輕的簡，他想獨自承受自己的災難。簡明白了霍金的痛苦，她也明白要與霍金分手，可已經太晚了！她已經同他交往甚密，沒有辦法解脫了。
1962年10月，霍金來到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
霍金決定以宇宙學作為自己將來的研究對象。他覺得在當時物理學的兩個研究方向中，宇宙學對他的吸引力最大，因為宇宙學已經有了一個明確的理論框架——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而另一個研究方向是基本粒子物理學（研究電子、質子和中子等亞原子的物理學），他認為這門學科在當時還缺乏一個合適的理論框架，物理學家除了發現更多的粒子，並把它們像植物學研究那樣進行分類，就沒有什麼可做的了。因此他決定選擇宇宙學。
霍金原來在申請中表明，他想讓弗雷德·霍伊爾成為自己的指導老師，當時霍伊爾是國際知名的天文學家，曾於20世紀60年代前後，與美國天文學家威廉·艾爾弗雷德·福勒提出恆星內部元素起源的理論。但是劍橋大學給霍金安排的導師不是霍伊爾，卻是一位他以前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天體物理學家丹尼斯·西阿馬。在開始的一段時間裡，霍金對這種安排很失望，甚至認為是一場災難。但後來他發覺他想錯了，西阿馬是一位很優秀的科學家，不僅可以隨時幫助他解決疑難，而且能夠激勵他，使他渡過了人生最可怕的難關。
霍金在進入劍橋大學後的第一學期情況很糟，像剛開始進牛津大學時一樣，而且更糟的是在學習廣義相對論時，他才發覺由於自己在牛津大學時不用功，數學基礎沒打好，因此困難重重；再加上劍橋大學研究生的課業遠比在牛津讀大學時重。在這種困難面前，霍金感到跟不上學習進度，甚至連找一個合適的博士研究課題都難。西阿馬看出霍金似乎迷失了方向，他樣樣都幹得既不好又不順心。西阿馬認為，為了使霍金走出困境，關鍵是要為他找到一個合適的研究課題，這樣就可以激發他的積極性和巨大的潛力。但要為他找到一個合適的研究題目可不那麼容易，這是因為當時廣義相對論對於物理學家來說，還是一門十分生疏的理論，而且又十分深奧，能充分理解它已屬不易，要想找一個研究的課題當然就非常非常困難了。
就在這個時候，霍金的身體狀況日益令人擔憂，出現了非常可怕的事情，幾乎毀掉了霍金。但誰也沒有想到，正是這場從天而降的巨大不幸，倒使得霍金遇到的困難開始化解。
事情是這樣的：進了劍橋大學以後，霍金覺得自己的手腳越來越不靈活，走路時不能走直線，總像喝醉了酒一樣，東扭西歪；鞋帶散了想把它繫上，他都無法做到；向酒杯倒酒，總是倒到酒杯外面，灑得到處都是。西阿馬開始並不知道霍金的嚴重毛病，只發覺這個很聰明的學生有些口吃，也不認為這是什麼大不了的問題。
在霍金寒假回家期間，霍金的父母終於察覺出霍金嚴重的毛病。有一次，他與母親一起去滑冰，他無端地摔倒了，而且無論怎樣努力，都爬不起來。他的父母由此堅持要求他去向家庭醫生諮詢一下。霍金從小就動作不能自如，所有球類的運動他都不行，也許正是因為這一原因他不願意參加體育運動。到了牛津大學以後，他迷上了賽艇，成為舵手，有時也划船，行為上的笨拙似乎減輕了一些。正因為好轉了一些，他在牛津上三年級時，對自己又日漸笨拙的行為能力並沒有在意，以為是考試臨近時心理上的原因所致。到劍橋大學以後，情況變得似乎更嚴重了，霍金自己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所以同意和母親一起去會見家庭醫生。
家庭醫生又把他介紹給一位專家。1963年1月中旬，剛過完21歲生日不久，霍金到一家醫院進行了一系列的檢查。檢查要花比較多的時間，所以在1月下旬劍橋大學開學的時候，他還住在醫院裡。本來他可以住單間病房，但他的社會主義思想原則促使他住進普通病房。普通病房裡除了他，還有一個患有白血病的小男孩。
檢查完了以後，醫生給他開了一點維生素，並建議他回到大學去繼續學習，最後的確診還要等待一段時間。霍金回到劍橋以後不久，診斷結果出來了：他患的是一種十分罕見的病，正式學名為「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ALS）。在英國這種病通常被稱為「運動神經細胞症」；在美國被稱為「盧·格裡克症」，這是因為美國有一個著名的棒球運動員盧·格裡克患這種病去世。
霍金的母親認為，一定要向醫生問清楚，作為母親她可以為兒子做些什麼。醫生告訴她，患這種病的病人將由於肌肉萎縮導致運動功能減退，並可能癱瘓；其也會日益感到說話和吞咽困難，逐漸喪失說話能力；最後，呼吸肌受到侵害，引起肺炎和窒息，死亡就降臨了。在整個患病過程中，大腦不受侵害，因此思維能力和記憶力不會受到影響，而且這種病沒有任何疼痛的感覺。
醫生估計病人只能活兩年半左右的時間。最後醫生說：「這是非常令人傷心的事情。這麼一位優秀的青年，在他的生命巔峰期就橫遭不幸，真令人惋惜。」
伊莎貝爾問：「我們還有辦法嗎？我們可以對他施行任何有效的治療嗎？」
「我毫無辦法。」
霍金的病確診以後，他的父親非常著急，不惜一切代價為兒子尋找治療方法。他到處收集有關ALS以及可能治療它的信息，在熱帶病研究所與同事們討論與ALS相類似的疾病。他甚至與美國病毒學家丹尼爾·卡爾頓·蓋達塞克聯繫過，這位科學家後來因為發現熱帶慢性病(庫魯病)病毒的起源和傳播機制，獲得了1976年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但是所有的努力都無濟於事，幾乎所有的醫生都說ALS是不治之症，所有能夠用上的治療手段都無法使病情緩解。
弗蘭克在失去希望並停止努力後，找到霍金的導師西阿馬教授，對他說：由於他的兒子沒有指望活到完成博士學業所起碼需要的三年時間，在這種情形下，能否讓他的兒子用更短的時間完成學業？西阿馬教授說：「任何人也不可能在少於三年的時間內完成博士學業。」他知道霍金有非同一般的智力，但是作為導師，他既不願意違反規定，也不願意他的學生只是隨便應付就得到博士學位。
當霍金知道自己得了一種不治之症，並在幾年之內就要結束他的生命，他感覺受到了一個致命的打擊。像所有得知自己患上絕症的病人一樣，他不斷地向上蒼髮問：「為什麼這種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呢？為什麼我要這樣悲慘地死去？」
但沒有任何人能回答這些問題。
他感到十分絕望，認為自己活不到完成博士論文的時候了。於是，他整日聽他喜愛的華格納的音樂，試圖讓華格納那充滿神秘主義的、具有超人力量的樂聲拯救絕望中的他。霍金曾經說：
「1963年我被診斷得了運動神經細胞症之後，就變得喜歡華格納的作品。因為他的樂曲風格和我陰暗的情緒相投……《尼貝龍根的指環》系列的四部歌劇是華格納最偉大的作品。1964年，我和我的妹妹菲莉帕一起去德國的拜羅伊特看這個歌劇。那時我對《尼貝龍根的指環》尚不熟悉，所以系列的第二部《女武神》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這是沃爾夫岡·華格納執行製作的，舞臺幾乎是全暗的……」
他的同學德瑞克·鮑尼曾經寫過以下的回憶文字：
「史蒂芬總是非常笨拙，但是大家沒有以為這是什麼大不了的問題。他在牛津讀書的第三年快結束時，有一回在宿舍從樓梯上摔下來。那時，也沒有人認為這是什麼很不尋常的事情。
後來，有一次鮑尼到劍橋，本想在飯廳裡找人共進午餐，但是也許天太冷沒有找到一個人。這時正巧霍金進門來，他慷慨地去買了啤酒回來，並放到桌子上。在倒啤酒時他把啤酒潑出來了許多。」
霍金告訴鮑尼，他在醫院裡住了兩個禮拜，做了一系列檢查並被診斷得了病。他非常直截了當地告訴鮑尼，他的身體將逐漸運轉不靈，只有思維仍然是完好的，但是他將不能和外界溝通。慢慢地，只有他的心臟、肺和頭腦仍能運行，但不久他的心臟或肺也會逐漸失去功能，然後就會死去。
他還告訴鮑尼，這是不治之症，完全不可預見：可能在短期或長期內穩定下來，但是永遠不可能變好，根本不知道會在6個月內還是20年內死去。可是他得這病時年齡比大多數病人年輕得多，他們懷疑他會更早而不是更晚死亡。鮑尼說：「這個消息無疑是晴天霹靂，但是我的反應對於霍金而言已經無濟於事。我很清楚地知道，他沒有信仰，這使我更加難過。因為我知道霍金會質問自己：『為什麼是我？為什麼得這種病？為什麼是現在？』他只能坦然接受這發生在他身上的一切。就我所知他從那時開始進行一些研究。」
但是，霍金並沒有頹廢到像某些媒體所渲染的那樣糟糕。對此，霍金頗有些不以為然。他在1993年出版的《霍金講演錄——黑洞、嬰兒宇宙及其他》一書中寫道：
「……我也許活不到完成博士論文。我感到十分倒黴。我就去聽華格納的音樂。但是雜誌上說我酗酒是過於誇張了。麻煩在於，一旦有一篇文章這麼說，另外的文章就照抄，這樣可以引起轟動效應。似乎在印刷物上出現多次的東西都必定是真的。」
但真正能夠拯救他的還是他自己。過了一段時間，他終於從絕望中振作起來。這也許與以下三方面的因素有關係。
其一，他在住院時，鄰床的是個患了白血病的小孩。那個小孩最終死了，這是一件很讓人傷心的事。但回憶起這件事的時候，霍金突然醒悟到：「很明顯，有人的命運比我還糟，至少我的情況還沒使我感到自己有病。當我為自己難過時，我就想起了那個男孩。」
其二，在絕望時，他常常被一些令人感到痛苦的夢所打擾，這些噩夢有時使他從頹廢中驚醒。霍金曾回憶說：「我出院不久，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被處死。醒了以後我突然意識到，如果我的生命還可以延續一段時間的話，那我還可以做許多有價值的事情。我的一個深刻體驗是，當一個人面臨早逝的危險時，就會體驗到活下去是值得的。」
他甚至於慶幸自己從事的是純腦力勞動的研究，這樣，他患的疾病不至於使他過早中斷他的事業；如果是實驗物理學，那他的事業可能會就此終結。
其三，他終于振作起來而沒有被殘酷的疾病擊倒，是因為在這期間，認識了一個非凡的女性：簡·懷爾德——他未來的妻子。
簡的出現到以後他們的結婚，徹底改變了霍金對生活的態度，他曾說：
「因為我估計自己活不到完成博士論文，所以看來研究已沒有什麼意義。然而，疾病在以後的時間裡似乎緩和了一些。我開始懂得了廣義相對論，並在研究上獲得進展。但是真正使我的生活改變的是，我和一個叫簡·懷爾德的女士訂婚。這使我有了活下去的目標。也就是說，如果我要結婚就必須有一份工作。」
1962年夏天，簡剛考完聖奧爾本斯中學的高級水平考試，她和好朋友黛安娜·金決定輕鬆一下，進城裡去喝茶。她們出門走了不到100碼，簡忽然看見街對面有一個奇特的身影：一個年輕人，長著亂蓬蓬的棕色頭髮的頭低著，踉踉蹌蹌地朝著相反的方向走著。這個年輕人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根本沒有注意到街對面的姑娘正盯著他。簡覺得這是一個古怪的人。黛安娜說：「那是史蒂芬·霍金。」
簡對剛見到的這位年輕人有一種特殊的感覺，並有一種奇怪的預感：會很快再見到他。接著，簡到西班牙玩了一趟，回來後得知，倫敦的威斯特菲爾德學院錄取了她。寒假期間，黛安娜和她哥哥舉辦了一個元旦聚會，簡當然被邀請參加。
在這次聚會上，簡第二次看到了霍金，他正在向牛津大學的朋友講發生在他身上的故事，這些有趣的故事吸引了簡，她饒有趣味地聽著。
後來，簡回憶這一次對她一生有重要意義的見面時說：
「我被這個獨特人物的幽默感和個性所吸引。他的故事講得繪聲繪色，確實很有意思，特別是他講起那些笑話來笑得直打嗝，幾乎喘不過氣來。」
簡覺得霍金與她的遭遇有一些相像，在生活中都遭到一些挫折。但他樂於表達自己的見解，對自己的價值也有充分的認識。簡覺得，霍金的氣質，和那灰色的眼睛，有一種讓她無法抗拒的吸引力。
幾天後，簡收到霍金的一份請柬，1月8日是他21歲的生日，他們家要為他舉辦一個生日聚會；黛安娜也收到同樣的請柬。她們到霍金家參加了這次聚會，簡帶了一張唱片作為禮品。這是簡第一次與霍金家的人接觸，簡那時只有18歲，膽小怕事，一個人坐在角落裡，傾聽人們談話，陪伴她的是霍金的弟弟愛德華，他坐在她的膝上。
又隔了一段時間，簡和黛安娜以及黛安娜的朋友伊莉莎白，在一家經常光顧的咖啡館裡享受休閒時光。黛安娜突然問伊莉莎白：
「你們聽說霍金的情況了嗎？」
伊莉莎白說：「聽說了，很糟糕，是吧？」
簡急忙問：「怎麼了？我沒聽說什麼呀。」
黛安娜說：「他住了兩個星期的醫院，他患上了一種可怕的病，可能導致癱瘓……他們認為他也許只能再活兩三年。」
簡聽了大吃一驚。她簡直難以相信，一個如此年輕和自信的生命，竟然面臨死亡的威脅。簡心事重重地回了家，老是擺脫不了霍金的影子和對他的命運的擔心。她媽媽知道簡喜歡上了霍金，就平靜地對她說：
「你為什麼不為他禱告？這可能對他有幫助的。」
她們家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因此簡接納了母親的建議。
大約一個星期後，簡在等去倫敦的火車時，驚訝地看見霍金提著一個帆布手提箱，搖搖晃晃地從站臺上走過來。更讓簡驚訝的是，他看起來似乎很快活。見到了簡，他顯然十分高興，在日光下，他滿臉的微笑，清澈透明的灰色眼睛，顯得特別動人。他的容貌中有一種很特別的東西，也許是氣質，深深吸引了簡，而且下意識地想起了她心目中的英雄——英國海軍上將納爾遜勳爵。
他們兩人在車上愉快地交談，簡提到聽說他住院的事情，他只皺了皺鼻子，沒接這個話茬；簡也覺得自己有些唐突，談論他的病實在太殘酷了。於是，他們又愉快地談起別的事情，好像一切都挺好的。他是回劍橋去的，簡到倫敦上學，分手時霍金對簡說：
「周末我常回家，我能請你一起去看戲嗎？」
「當然。」簡高興地回答。
後來，他們不斷地約會，感情日益加深。到6月份，霍金的身體狀況明顯惡化。有一次他開車去簡家接她去劍橋參加舞會，簡把他介紹給了她的母親，她的母親沒有表示一絲驚奇或意外。但霍金瘋狂開車引起的顛簸，實在讓簡感到恐懼。
舞會結束回家後，簡興奮地向母親講述舞會的情形，母親微笑著傾聽著。簡說：
「我斷定，我實際上是很喜歡他的，只要不經常遭受他瘋狂開車的顛簸……我完全被他迷住了，被他那明亮的藍灰色眼睛和顯出酒窩的微笑弄得心神不寧。」
霍金迷人的微笑曾經感動過很多人每次與霍金分別，都會給簡帶來無窮的思念；而每次短暫的重逢，總會給兩個人帶來衷心的愉悅。
1964年年底，簡又去西班牙訪問，因為她在大學學習的是西班牙文學，所以她需要體驗西班牙城鎮的生活。好不容易熬到回家的時候，她急切地想要見霍金。
這次，簡發現霍金變了：除了要經常拄著拐棍走路以外，他身體狀況似乎沒有明顯的變化，但是顯得極為消沉，失去了往日的風採。他憂鬱、憤世嫉俗，常常沉默不語，或者長時間聽華格納的歌劇，試圖用華格納那尖銳迴旋、節節升高和誇張的音符，宣洩他內心潮湧般的騷動和怨恨，安撫那脆弱敏感的神經。
更令簡驚訝的是，他故意向她顯示出敵意，似乎在盡力阻止他們之間的進一步交往。簡明白了，他由於絕望而處於痛苦的情感糾葛中。他不想繼續傷害年輕的簡，他想獨自承受自己的災難。簡明白了霍金的痛苦，她也明白要與霍金分手，可已經太晚了！她已經同他交往甚密，沒有辦法解脫了。
簡對霍金的愛是真誠的、純潔的，甚至是崇高的。她認為，幫助她心愛的人擺脫絕望，是上帝交給她的任務，是上帝對她的一次考驗。
由於簡的愛和溫情，霍金終於改變了他的絕望和沮喪，恢復了對生活的信心，開始更自信和愉快地對待學習和他們之間的愛情，不再認為未來是毫無希望的一片漆黑。在兩位英國人麥可·懷特和約翰·格裡賓寫的一本書《史蒂芬·霍金的科學生涯》中，他們認為，簡對霍金的生活起了極重要的作用。
他們寫道：「毫無疑問，簡在這個時候出現是霍金生活的重要轉折點。他們兩人開始頻繁見面，兩人的關係也在發展。簡使得霍金克服自己的絕望，並重新樹立生活和學習的信心。與此同時，霍金繼續緩慢而艱難地攻讀博士學位。」
1964年10月的一個星期六晚上，在劍橋，霍金吞吞吐吐地低聲向簡求了婚。當時室外一片昏暗，小雨淅瀝不停。
簡接受了霍金的求婚。簡和霍金的生活和命運，由此發生了徹底的改變，原來簡想從事外交工作的想法，現在也被她拋到了腦後。
簡當然也碰到了許多打擊和不如意的事情，如果以為愛情只是一條色彩斑斕的彩虹，那就錯了。簡在答應霍金的求婚之後，許多驚訝、疑惑、警告……不愉快的事情，都向她迎面襲來，她想躲開都不可能。
簡的好朋友黛安娜一聽到她和霍金訂婚的消息，就驚叫起來：
「哎呀，簡，你要嫁到一個非常癲狂的人家去了！」
霍金家的確有許多獨特的習慣，尤其在聖奧爾本斯這個知識分子極少的地方，而弗蘭克夫婦都畢業於牛津這樣名牌大學，的確讓鄰居們感到他們的言行有些古怪而癲狂。但這一點，簡還能夠適應，雖然霍金家的人的自信和不在乎別人的感受，也有點讓她覺得不舒服。
1965年2月的一個寒冷的早晨，霍金熱切地期待心上人的到來，不過不是為了談情說愛，正如簡後來所說：「實際上是指望我充分施展秘書的技能，為他打出一份工作申請單。」
不幸的是，簡在前一天晚上跳舞時，由於高跟鞋後跟在地板上滑了一下，她重重地摔在地板上。結果左手腕骨折，到醫院急診室用石膏將左胳膊固定起來。由於固定得太緊，手指成了烏青色，不得不在第二天一早把石膏去掉再重新包紮。當霍金看見簡的左手被石膏繃帶裹著的時候，他並不是首先表示同情和問候，而是由於簡可能打不了字而顯出一臉的震驚和失望。簡後來回憶說，霍金失望的表情完全打消了她想得到一點同情的念頭。
霍金，以及他的家人，似乎都是一心只有自己事業的人，並認為其他人都應該無條件服從這一個「偉大」的目標；至於別人的感受，他們似乎從來都很少關心。可以說，這從一開始就在他們的婚姻裡埋下了隱患。但是要徹底明白這些，簡還需要時日。後來，霍金兩次婚姻的失敗，使他說出「我從來都不知道女人在想些什麼」。其實，他不是不知道，是他不想、不屑於知道這類事情，因為這類事情在他看來是不值得他去思考的。這就是霍金家的特點。他們非常理性，不喜歡表現出親切、溫柔和嫵媚，認為這些情感會腐蝕理性。正是這種根深蒂固的家庭傳統，讓別人認為他們家是「非常癲狂的人家」。
霍金十分沮喪地解釋說，他一直希望簡為他打出一份申請書，申請得到凱斯學院研究員的職位，而且馬上得交上去。簡是一個總能理解他人和體諒他人的女人，所以在她聽了霍金的解釋之後，不但原諒了霍金不體恤她的行為，反而為自己跳舞時摔傷了胳膊而感愧疚，於是用沒受傷的右手打出了霍金急需的申請書。
對於這些小的摩擦，具有奉獻精神的簡都可以靠自己的寬容和博愛化解。但有一個恐怖的幽靈卻時常從隱藏的幕簾後面偷偷向她投來陰沉、刻薄的眼光，讓她不得安寧。霍金的父親一再提醒簡：考慮到霍金的病情，一年對於他來說也許過於理想，人們無法保證他能生存那麼長的時間。這種提醒也許是善意的，是在暗示著什麼，但對簡來說，這簡直太可怕了。無論她在什麼時候想考慮和安排一下未來，這個可怕的惡魔、恐怖的幽靈，就會悄悄地阻止她，影響她的每一個決定和反應。
每當她陷入無法解脫的恐怖和煩惱中時，她總是靠祈禱獲得所需要的幫助和支持。是上帝和信仰給了她勇氣和決心。
正在這時，霍金在研究上取得了可喜的進展，他的成就也鼓勵了簡，給了她巨大的勇氣。
簡在回憶她與霍金從相識到最後訂婚的過程時，曾經說過：
「我想找到生存的意義，起先我只是想照顧他，但後來我們成了戀人。」
訂婚之後，霍金覺得生活仍然是美好的，生活下去的目標和勇氣也有了，而當務之急是寫好博士論文，並找到一份能養家餬口的工作。霍金從此擺脫了以往那種懶散的生活作風，開始真正地用起功來。
原標題：《愛上身患絕症的他，再嫁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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