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探險家伯頓對漫遊世界和探險有著近乎執著的迷戀。因個性不羈而富於爭議,但他終究在促進文化融合以及文化交流方面留下赫赫之功。
Sir Richard Francis Burton,1864 年 8 月,源於 wikipedia.org
理察·弗朗西斯·伯頓(Richard Francis Burton),提到這個名字,大多數人可能並不能立刻想到他的身份。誠然,與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和世界上第一位環球航行的麥哲倫相比,伯頓在探險家的名冊上並不算是如雷貫耳,但如果我們在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稍做駐足就會發現,即使在人才輩出的十九世紀,理察·弗朗西斯·伯頓這個名字也如同一顆璀璨的明星,閃爍在歷史的天空中。
如果看過伯頓的自畫像你就會發現,不同於大部分英國人的白皙膚色,伯頓的膚色更深更暗,這也為他喬裝進入伊斯蘭聖城麥加,並留下影響深遠的《走向聖城》(Personal Narrative of a Pilgrimage to Al Madinah and Meccah)一書埋下伏筆。當然,這都是後話。
1821年,當這個亞麻膚色的男孩降臨在英國德文郡一個軍官家庭時,他要面對的卻是四海為家的童年生活。伯頓的父親是陸軍軍官,母親是富家女,自理察出生,一家人就常遊歷於歐洲各地,小伯頓的早期教育就由他父母僱傭的各種家庭教師來指導。伯頓一家長期居住在義大利和法國,時不時在德國、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的小住生活讓伯頓對漫遊世界有著近乎執著的迷戀,旅途中不同國家人文風情也塑造了伯頓日後開闊勇敢的性格,除此之外,多年的旅居生活也讓伯頓在語言上的非凡天賦早早顯現出來。他三歲時就開始學習拉丁語,四歲學習希臘語的同時也很快掌握了法語、義大利語以及當地的方言。不過,天賦異稟的伯頓脾氣並不那麼溫和,大部分請來的家庭教師都會被伯頓和他弟弟的胡鬧行為激怒而迅速辭職。
1840年,伯頓進入牛津大學三一學院學習。雖然年齡增長,他的「胡鬧」行為卻是有增無減,這也直接導致他在大學第二年結束時就因故意違反牛津大學的規定,擅自參加障礙賽馬(一種比較激烈的賽馬活動,牛津大學不允許學生參加),並公然提議學校修改校規而被除名。據說,他離開學院前一晚還駕著馬車踩踏學院的花園。大學期間,伯頓只熱衷於學習阿拉伯語、哲學和神秘主義,對學院安排的課程時常不屑一顧。
年輕的伯頓對亞洲的語言和生活方式有著濃厚興趣。被牛津除名後的同年,他就加入東印度公司部隊服役。服役期間,他利用本身資源優勢,系統學習了包括波斯語、信德語、印度斯坦語等在內的近十種語言。在研究異族文化時,他按照當地人的生活方式參與其中,模仿每一個所觀察到的細節,形式正類似於現在進行社會學研究時常使用的「參與觀察法」。當然,他天生的黑色頭髮和亞麻膚色(伯頓一直認為自己有來自吉普賽的血統)也成為了在東方世界暢通無阻的通行證。
在印度服役的八年期間,伯頓參加了對信德(Sindh,現巴基斯坦東南部,東鄰印度)的戰爭,他憑藉自己學習語言文化的天賦將大部分《古蘭經》的內容熟記於心,並靠著對於伊斯蘭教神秘主義——蘇菲神秘主義的深刻理解獲得了苦行僧的身份。後來的事實表明,伯頓在此期間以蘇菲苦行僧身份接受的正規醫學知識教育對他日後的探險生涯非常重要,也正是醫者的身份使他得以在異國他鄉贏得信任。但諷刺的是,患了風溼性眼疾的伯頓在印度經過三年的「治療」後,不得不因為汞中毒而被遣送回英國。對這段經歷,伯頓自己是這樣描述的:「在得知我得了風溼性眼炎後,一個愛爾蘭醫生朋友主動提出為我治療。他強烈推薦我使用檸檬香膏摩擦眼眶周圍,後來我才弄清楚所謂檸檬香膏其實就是甘汞。他的處方在我堅持不懈的配合下導致我眼睛的炎症越來越嚴重,最終我不得不因為汞中毒回到英國。」
喬裝為阿富汗醫生 Mizra Abdullah的Burton,圖片來源:wikipedia
回英國休養一段時間後,伯頓的眼疾基本痊癒了。這一次,熱衷於旅行和探險的伯頓踏上了人生中極其重要的一段旅程——麥加朝聖之路。事實上,伯頓並不是第一個去聖城朝覲的歐洲人。據記載,早在1503年,著名的義大利旅行家作家路德維克德巴塔瑪(Ludovico di Barthema)就從大馬士革出發去麥加和麥地那朝覲 。不同於前人,擅長喬裝的伯頓化身為名叫 Mizra Abdullah 的阿富汗醫生跟隨商隊開始了他的朝聖之旅。1853年,伯頓動身前往開羅,並在那裡停留了一段時間。這段時間內,伯頓完成了大量細緻的準備工作。為了證明自己的伊斯蘭教教徒身份,伯頓不僅改信伊斯蘭教,還在朝覲的路上對自己實施了割禮(割禮是指穆斯林男孩割掉陰莖包皮的儀式,屬於信仰伊斯蘭教民族的重大宗教禮儀)。這些努力都足以展現伯頓朝聖的決心。
朝聖之路始於亞歷山大城(Alexander),經開羅(Cairo)到蘇伊士(Suez),過蘇伊士海峽後一路向南進入紅海,又沿紅海邊的希賈茲港口城市延布(Thimphu)進入麥地那(Madina)後經陸路到達聖城麥加(Mecca)。路漫漫而修遠,沿途惡劣的環境給旅途帶來了難以估量的風險。伯頓曾在乾涸的沙漠地帶艱難向前,也曾在狹窄的道路上遭到四處橫行的匪徒的伏擊。這片讓伯頓魂牽夢縈的土地給他帶來的不僅是未知的喜悅和古老的文化,酷熱的氣候,貧瘠的沙漠以及怪石嶙峋的山石也是整個旅程難以分割的部分。即便如此,在朝聖之路上,伯頓的每一步依然走得非常堅定。他不僅憑藉著自己驚人的記憶和細緻的觀察將沿途所見與歐洲風格迥異的東方世界的景象記錄了下來,還在抵達聖城後,冒著極大的危險對清真寺和天房進行測量和描繪,而這樣看似簡單的事情,實則步步驚心。
歷經千難萬險回國後,伯頓根據在伊斯蘭聖城麥加和麥地那的所見所聞創作了兩卷本長達近千頁的鴻篇巨製《走向聖城》。朝覲路上九死一生的冒險經歷,嚴肅神秘的穆斯林生活,古樸安詳的東方世界從伯頓幽默又詳實的字裡行間流過了東西方間的百年鴻溝,在西方世界匯聚成一股激流,注入了19世紀英國的文化海洋中。儘管他在書中強調,他的此次聖城之行有任何政治目的,用他自己的話說,導致他東方之行的直接原因是「自己徹底厭倦了所謂的『文明』和『進步』,渴望親眼見到別人滿足於用耳朵聽的東西,即真正伊斯蘭教國家內部的穆斯林生活」,但他關於東方世界的詳盡描述也確實為大英帝國的殖民主義擴張立下了汗馬功勞。
聖城歸來的伯頓在英國名聲大噪,《走向聖城》一書給他帶來了更多的關注。1854年,在皇家地理協會的支持下,伯頓決定去探索阿拉伯半島。也是這一次探險,他和一位影響他人生軌跡的旅伴——約翰·漢寧·斯皮克(John Hanning Speke)共同經歷了一場死裡逃生的生死考驗。索馬利亞是他們探險的必經之途,而就在他們剛剛離開營地時,就遭到了200名索馬利亞人的攻擊。這次攻擊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探險隊傷亡慘重,他們的一名同伴當場死亡,斯皮克被俘虜,傷痕累累,而伯頓則被索馬利亞襲擊者用一桿標槍從一側臉頰刺入,再從另一側臉頰刺出。然而,這樣殘忍血腥的經歷沒能幫伯頓換來英勇的表彰,相反,由於被懷疑有失職行為,他不得不接受兩年之久的調查。儘管在仔細調查後,伯頓的大部分「失職行為」得到澄清,但他兩頰永久的傷疤和受損的公眾形象卻成了抹不去的痕跡。
1856年,伯頓再次受皇家地理協會的委託出發去尋找阿拉伯旅行者口中的「內陸海」,雖然這次探險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協助英國尋找適合出口的商品,但探尋尼羅河源頭這個任務也是不言而喻的。值得一提的是,出發前,伯頓和後來陪伴他一生的妻子伊莎貝爾阿·倫德爾(Isabel Arundell)私定了終身。由於伯頓的非天主教身份以及清貧的職位,伊莎貝爾的母親一直強烈反對他們在一起,但兩人的堅持最終換來如願的結合,而伊莎貝爾也成為這個傳奇鐵漢人生中一道絢麗柔美的風景。
Burton 之妻 Isabel Arundell, 圖片來源:wikipedia
1857年,約翰·漢寧·斯皮克再次與伯頓結伴從非洲東海岸一路向西,但很快大家就發現,熱帶炎熱多變的氣候嚴重阻礙了前行的步伐。對於來自文明世界的探險隊員們來說,此時的非洲腹地就像一片未知的黑暗地帶。漫長的雨季過後,太陽暴曬泥沼產生的高溫蒸汽四處流竄,荊棘密布的叢林裡暗藏著駭人的危險,過往的路人和商隊不斷遭到瘧疾、風溼、痢疾,以及致命的熱病的侵襲。在這條中非探險的路上,動物殘骸隨處可見,而隨著疾病肆虐,沿途也不時出現腫脹腐爛的屍體,大部分都是或餓死或病死的體弱旅者。為了不拖累傷痕累累的大部隊,患病的可憐人只能被拋下,自生自滅。關於那個時候的非洲內陸旅行,有句話似乎頗為貼切:「凡到這裡來的人根本就不該有內臟。放棄喜怒哀樂之後,還要放下同情和悲憫。」
由於感染瘧疾,斯皮克幾乎失明,而伯頓已經無法再行走,有時只能靠別人背著前行。除了非洲煉獄般自然環境的考驗,伯頓一行進出非洲所走的這條奴隸之路也是異常兇險。遭遇各自為政的部落搶劫或者敲詐已是家常便飯,就連自己隊伍中當地的腳夫和奴隸也時常順手牽羊偷走了很多設備和必需品,對於探險家們來說,稍不小心,可能就會招來禍患 。這樣舉步維艱的旅程一直持續到 1858年2月,隊伍成功到達了坦噶尼喀湖(Lake Tanganyika)。
隊伍在坦葛尼喀湖逗留了一個多月之久,沒有了沿途部落的威脅,湖畔的居民卻又帶來了新的麻煩。關於這段經歷,伯頓是這樣記錄的:
「我們常覺得自己好像被綁住逗弄的熊,這些愛打聽的村人有的踮起腳尖,有的蹲坐在腳脛上,有的往側面彎曲身子,還有的伸長了脖子像在吆喝鵝群,他們像希臘神話中雙眼』射出電光似的凝視』的怪物,簡直像要將我們生吞活剝。如果硬把他們趕走,過會兒一定會再跑回來。」
除了土著居民們奇怪的圍觀,當地驟冷驟熱溼熱的環境以及泥濘的沼澤也給成員們帶來不少的折磨。遺憾的是,經過測量後,他們發現坦噶尼喀湖海拔只有772米,所以不可能是尼羅河的源頭。這時候,斯皮克眼睛發炎已經短暫性失明,而伯頓喉嚨腫脹,幾乎全身癱瘓。一路上由於性格不合以及惡劣條件,兩人積攢已久的矛盾也爆發了出來。斯皮克認為,伯頓驕傲自大,目中無人,尤令他這個清教徒難以容忍的是,伯頓酗酒成癮,同沿途遇到的女人尋歡作樂。而精通多國語言,有著多年探險經驗的伯頓則鄙視斯皮克,認為他是個「不懂他國語言、不懂民俗、不諳天象的不學無術之徒」。
在坦噶尼喀湖稍作停留之後,一心想要找到尼羅河源頭的斯皮克決定獨自向北前行,終於在1858年3月的時候在非洲腹地找到了一個水域遼闊的湖泊,並以英國女王的名字將它命名為維多利亞湖。這是歐洲人第一次來到這個面積僅次於蘇必利爾湖的世界第二大淡水湖的岸邊。斯皮克認定,這個就是他們一直在尋找的源頭。伯頓在得知這個消息後,對斯皮克的定論表示懷疑,一方面,由於缺少足夠的測量數據,維多利亞湖到底是不是白尼羅河的源頭有待進一步確認,另一方面,伯頓心裡也清楚的明白,如果斯皮克發表了這個結論,自己所有的努力和所受的苦難都將失去意義,最終的榮譽也只有斯皮克能獨享。
於是他和斯皮克商議,在兩人都回到英國時,再一起發表關於尼羅河源頭的發現。斯皮克當時口頭上答應了他的要求,卻在伯頓留在亞丁灣養病時提前向皇家地理協會報告了他這個發現。這件事更加讓伯頓認定斯皮克是不守信用的小人,對斯皮克懷恨在心。雖然之後幾次斯皮克往返於非洲腹地所測量的數據都支持了之前的結論,他本人也因此獲得皇家地理學會頒發的獎章,但長期四處探險、經驗豐富的伯頓卻始終表示無法信服,兩人一直在這個問題上爭論不休。
為了結束這樣的局面,皇家地理學會決定安排兩人於1864年9月見面,進行公開辯論。可惜世事無常,當大家都期待著兩人最終論戰時,斯皮克在論戰的前一天意外身亡。雖然最終死亡鑑定確認斯皮克之死純屬意外,但坊間關於伯頓因嫉妒而殺死斯皮克的輿論還是像洪水猛獸一般壓向了伯頓。禍不單行,此時的伯頓因1861年出版的一本關於摩門教的書也被認為是信仰的缺失,而他日常的一些不羈的行為又在此時被提起,這些無形枷鎖使他身心都備受煎熬。
1860年,伯頓與相戀了6年的伊莎貝爾結婚,並憑藉著之前豐富的探險經歷和貢獻在外交部謀得了一份差事,開始了他的第二段人生旅程。他利用職位便利,也進行過大大小小的一些探險。在經歷了12年的旅居生活之後,1872年,伯頓在義大利的裡雅斯特結束了他的職業生涯。
直到去世前,年事漸高的伯頓都沒有閒著。他不僅重訪了印度,踏上了冰島,並且做了大量的翻譯和學術研究工作。著名的阿拉伯民間故事《一千零一夜》(The Book of The Thousand Nights and a Night)以及印度經典的情色書籍《印度愛經》(The Kama Sutra of Vatsayana)就是他在這個時期翻譯並引入歐洲的。1886年2月,維多利亞女王為表彰伯頓對大英帝國的功勳,授予他爵士勳位。
和年輕時一樣,伯頓的生活方式一直放蕩不羈,長期大量酗酒以及探險時留下的各種疾病和創傷使他的身體愈加虛弱。1890年10月20日,伯頓因心臟病突發去世,留下了70多本書籍,200多篇文章,不計其數的手稿以及筆記。7年後,伯頓的遺孀伊莎貝爾去世,倆人合葬在倫敦西南的莫特萊克公墓(Mortlake cemetery)。
Burton 之墓,圖片來源:wikipedia
縱觀理察·弗朗西斯·伯頓的一生,他身上所獨有的不羈和冒險精神與令人驚嘆的語言天賦相融相交,使他成為了英國維多利亞時期一個不可多得的傑出人才。作為一名探險家和地理學家,伯頓一生跋涉於廣袤的山海之中,用自身的體會和感受書寫了一卷卷不可多得的人文及地理方面寶貴的資料;作為一名語言學家,他精通29種語言和數十種方言,一生翻譯著作無數;作為一名人種志學者,他將自己融入被研究文化中,尊重異教文化,客觀的記錄下異域文化和風情,向西方世界揭開了東方神秘的面紗。
儘管如此,關於他「離經叛道」的愛好和特立獨行的處事風格所帶來的爭議也從未停息。事實上,伯頓從不掩飾自己對與性相關事物的興趣。他的旅行遊記時常充斥著關於沿途所遇到的當地人的性生活習慣以及性技巧,他甚至在自己的遊記書中記錄了不同地區男性的生殖器長度。他在印度擔任下級軍官時,曾奉命作為臥底去調查英國士兵經常光顧的印度男妓場所,在他的遊記中,也有對於印度男妓們接客細節的描寫。因此有人推測,伯頓不僅有豐富的性經驗,很可能還有過同性性行為的經歷。這樣的推測真實性有待考證,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對於保守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來說,伯頓這樣的行為也確實招來了不少非議和指責。
歷史的腳步從未停歇,在伯頓去世後幾百年的今天,世俗的目光重新審視了這樣一個傳奇的人物。流星隕落,光輝長存。儘管他的很多行為以及觀點並不能算是一個高尚勇士的典範,他的個人性格中也存在很多違背道德倫理的因素,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樣一位具有爭議的人物在促進文化融合以及文化交流方面有著赫赫之功。遺憾的是,在伯頓去世之後,為了保全他的聲譽,他的遺孀伊莎貝爾焚燒了他大部分的手稿,關於伯頓爵士的大部分驚世傳奇也被永久的埋葬於地下。(文/華夢藝)
參考文獻:
[1] Pollock, Donald K., and Richard V. Lee. "Sir Richard Francis Burton: explorer, anthropologist, irregular physician."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88.5 (1995): 251-255.
[2] Pettitt, Clare. "Anthropology: One-man multidisciplinarian." Nature 525.7569 (2015): 319-320.
[3] Richard Francis Burt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Francis_Burton. 06/11/2015.
[4] 石雲龍. 《異域聖城風情 帝國學者視角——評英國伯頓的》[J]. 世界宗教文化, 2007, 01期(1):58-60.
[5] 石雲龍. 《弗朗西斯 伯頓視野中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化》[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07, 02期:76-80.
[6] 斯皮克和伯頓:一邊探險一邊吵[期刊論文]-少年文藝•少年號角(下旬版) 2013(7)
[7] 鬍子華,《理察•伯頓:帝國視野下的非洲探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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