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清明節期間，南京市雨花臺「功德園」墓地一塊墓碑前，一簇簇或菊黃或白色的花束圍滿了整個墓冢。
墓主人是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博士生導師、學報主編嚴高鴻。他是該學院「首屆名師」和馬克思主義哲學、軍事思維學科帶頭人，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副會長、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理事。2010年12月18日，他在博士生論文開題報告會上突發心臟病溘然長逝。
教師的最高榮耀是倒在講臺上
「老弟，昨天下午和今早痛得厲害，明天新聞系4個博士生論文開題，已無法更改，後天能否去八一醫院查一下？添麻煩了。嚴高鴻」，這是嚴高鴻生前發出的最後一條簡訊。
在嚴高鴻去世前的一周時間裡，他的身體一直不好，胸部和背部都疼得厲害。在八一醫院工作的畢業學員何進，得知嚴教授的病情，專門打來電話告訴他，八一醫院剛剛引進一臺先進儀器，效果很好，協調安排嚴高鴻12月18日前去檢查。可是18日正趕上新聞系博士論文開題報告會，想請嚴高鴻「把把脈」。
為了參加這次論文開題報告，白天忙於繁重學報工作的嚴高鴻，那幾天連續利用晚上審閱論文。一篇博士論文開題報告就是1.5萬多字，4篇論文看一遍下來，再批註上修改意見，需要幾十個小時，他天天都要熬到深夜。
18日上午7時45分，嚴高鴻第一個走進答辯會場。答辯開始後，嚴高鴻微微側著身子，一邊看牆壁上的投影字幕，一邊凝神細聽學員的論文陳述，不時拿起筆來記下自己的意見，並對博士生劉大勇的論文進行長達15分鐘的講評。
10時30分許，嚴高鴻高昂的頭突然低垂下去，呼吸變得異常急促。救護車火速將他送往最近的醫院，雖經兩個半小時全力搶救，他還是永遠離開了他摯愛的崗位。醫生在診斷書上寫道：心源性猝死。
遠離名利，但不遠離現實
1979年2月，在南京大學哲學系深造了三年的南京軍區岱山守備區宣傳科幹事嚴高鴻走進南京政治學院，成為一名政治理論教員。他認為，「經過『文化大革命』，我們的國家更需要理論的滋養。當一名政治理論教員，向廣大官兵傳播馬克思主義真理，這個工作對我來說很有意義，很有價值！」
上世紀80年代初，一場關於哲學基本問題的爭論凸顯出來。有的認為，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一方面是劃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標準，而第二方面是劃分可知論和不可知論的標準。
雖然，這是一場理論戰線的學術之爭，但是，精通馬克思主義哲學且熟知世界近現代思想史的嚴高鴻敏銳地意識到，這場爭論的實質是捍衛馬克思主義哲學純潔性的大問題，自己決不能袖手旁觀。於是，他反覆研讀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有關著作，對當時的一些權威學者解讀恩格斯和列寧關於哲學基本問題的論斷提出了質疑，並撰寫文章，果斷提出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二方面也是劃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標準的論斷。
這篇文章很快發表，隨後入選了改革開放後在北京召開的「第一次全國辯證唯物主義研討會」。與會人員中，他雖是最年輕的，卻作了20多分鐘的大會發言。十幾年後，全國辯證唯物主義學會會長趙鳳岐先生還在不同場合兩次提起他在這次會議上的發言。
「別人有寶劍，我有筆如刀。」嚴高鴻堅持用筆揭露謬誤和險惡。
世紀之交，「法輪功」邪教和偽科學沉渣泛起，所謂「普世價值」論甚囂塵上。嚴高鴻作為《南京政治學院學報》主編，敏銳地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他決心以學報為陣地，向這股思潮發起進攻。在院黨委的支持下，嚴高鴻指揮的這場戰役打響了。
《南京政治學院學報》在全國學術期刊中率先開設「堅持唯物論、反對偽科學」專欄。很快，一篇題為《共產黨人必須是無神論者》的文章作為專欄的第一篇專稿，發表在1999年第4期《南京政治學院學報》上。文章作者是反對偽科學的鬥士、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
這組文章發表時，正值中央取締「法輪功」邪教組織之際。江蘇省新聞出版局為此專門通報表揚：「可以展望，這家學報的辦刊經驗將在學報界產生先導性示範效應，使高校學報成為『戰鬥唯物主義的雜誌』。」
捧著一顆心來，不帶遺憾離去
從戰士到博士生導師，從教31年，嚴高鴻不斷地攀登著新的高峰。院長蔣乾麟這樣評價：他是做學問的高峰、育人才的高峰、辦雜誌的高峰。
1989年8月，我國理論界權威期刊《哲學研究》第四期發表了《論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兼評傳統的地理環境論》一文。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嚴高鴻。
文章提出，自然環境作為構成生產力的重要因素，通過生產力系統參與了對社會發展的決定作用。這一論點的提出，顛覆和修正了傳統的地理環境理論的基本觀點，促使人們重新審視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的關係，在我國理論界引起強烈反響，文中的觀點被一些學者稱為「嚴高鴻命題」。
文章起因於嚴高鴻的一次社會調查，他發現我國改革開放後，打破了「大鍋飯」的局面，各行各業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可是一個隱憂是對資源的濫用和環境的破壞。他敏銳地感到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值得深入探究。可是，原有的權威理論強調：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只能起到加速或延緩的作用。這樣的輕描淡寫，顯然與現實的發展不符。
帶著對真理的追求，年輕的嚴高鴻開始大膽探索。長達半年的深入思考後，嚴高鴻用一周寫出了論文。嚴高鴻通過論證指出，應以人類歷史中生成的「自然環境」概念取代地理學意義上的「地理環境」概念，重新詮釋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的關係。
這一結論對於完整準確地解讀唯物史觀的原理、充分理智地提升環境保護意識，具有很高的學術和實踐價值。
嚴高鴻就是這樣自覺肩負一個黨的理論工作者的時代使命，與黨風雨同舟。他常說：「躬逢盛世，就當報效盛世。」
「高尚的師德，是對學員最生動、最具體、最深遠的教育。教員的思想政治素質和職業道德水平，直接關係千千萬萬『舉旗人』的培養，關係國家的前途命運和民族的未來，嚴高鴻就是南京政治學院師魂的化身。」學院政治委員程建國說。
學員張琳琳至今完好地保存著嚴高鴻指導修改的畢業論文手稿。十幾萬字的博士論文，幾乎每一頁都寫滿了密密麻麻的紅字批註，連注釋他都逐字逐句過目。「這些手稿，不知道又讓嚴老師加了多少個班，熬了多少個日夜啊。」每次捧起嚴老師指導修改的手稿，小張輕輕撫摸著上面紅色的字跡，都能感受到一種溫暖。
「忠誠黨的創新理論的模範教員」大連艦艇學院政治系教授方永剛，是學報的老作者。2000年6月，他撰寫的《西方國家對我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特點及對策》一文寄到學報編輯部，當時方永剛的文章還稍顯稚嫩，但嚴高鴻發現他是個「苗子」。從那以後，兩個人就開始了長達8年的傾心交流。方永剛不止一次地說，在傳播黨的創新理論的道路上，嚴教授給了他巨大的勇氣和信心。
哲人已去，風範長存。在南京政治學院，人們總覺得，嚴高鴻依然在校園的林蔭道上漫步，高高瘦瘦的身影清晰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