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最偉大的作家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半自傳體小說《死屋手記》中寫道：「後來我才懂得，除了自由被剝奪，除了強制勞動，在苦役生活中還有一種痛苦，比其餘的一切更為強烈的痛苦。這就是：強制的同居。」
初讀這句話，我甚至以為流放生活只是類似於寄宿學校的生活——我只看到了強制的同居，以為不和睦的舍友關係，會在陀氏這裡找到共鳴。
而當我讀完了丹尼爾·比爾所寫的《死屋：沙皇統治時期西伯利亞的流放制度》之後，我才意識到自己大錯特錯——根本沒有理解陀氏的苦難，只是在勉強地尋找和陀氏的共鳴，頗有些「欲賦新詞強說愁」之感。
這本《死屋：沙皇統治時期西伯利亞的流放制度》的作者丹尼爾·比爾教授目前任教於英國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歷史系，研究興趣集中在19世紀俄國的犯罪、恐怖活動以及懲罰措施。對於俄國的近代史，丹尼爾·比爾教授絕對是有一定發言權的。
在這本紀實作品《死屋：沙皇統治時期西伯利亞的流放制度》中，丹尼爾教授運用19世紀的新聞報導，官方報告和俄國小說，甚至還起用了俄羅斯歐洲部分和西伯利亞檔案館中大量此前不為人知的一手資料，講述了沙皇對西伯利亞這個可怕的「人間地獄」的管理，和西伯利亞對後期布爾什維克組織的重要影響，為我們呈現了西伯利亞流放制度的殘酷、囚犯的悲劇命運。
1. 流放制度的發展
早在16世紀末，伊凡雷帝的指定繼承人在烏格利奇被人謀殺，於是烏格利奇人組成了一隻起義隊伍，殺死了有嫌疑的兇犯和來自莫斯科的官員，這件事引起了克裡姆林宮的憤怒，起義者在受到折磨和殘害之後，被放逐到西伯利亞。
這只是流放制度開始不久的一個事例。俄國起初將罪犯或者流浪者流放到西伯利亞，是為了徵服這一大片東部土地。因為在沙皇迅速的擴張中，寒冷、廣闊的西伯利亞出現勞工、農民、商人的持續短缺。
根據流放制度最早的資料，流放制度不僅可以使沙皇能夠把難以管束的臣民逐出俄國歐洲部分，還可以令他們成為在西伯利亞的戰略要地的移民和苦役犯。
在這種看似「一舉兩得」的想法下，沙皇政府更是加大了流放的力度。隨著流浪在1823年被定為犯罪行為，僅在1826年至1846年的20年中，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16萬人中，有48500人以流浪者的罪名被流放的，比例達到30%。
1826年，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他們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亞，前往涅爾琴斯克的礦山進行艱苦的體力勞動。
1863年，波蘭人第二次起義失敗，由於西伯利亞中心省無法容納下這些波蘭人，於是，波蘭起義者被轉移到更往東、更偏遠的地區。然而這對於看管和監督仍然壓力很大，於是在1866年，沙皇發布了一系列波蘭起義者的減刑措施。
直到19世紀末，在西伯利亞的監獄中曝光的女囚犯自殺事件（因為被鞭刑，人格和尊嚴受損），以及食人事件，引起了歐洲世界的轟動，國際上很多名人都發生抗議俄國的此種制度。馬克·吐溫含淚道：「如果這樣的政府只能用炸藥來推翻，那麼感謝上帝賜予我們炸藥！」
20世紀初期，布爾什維克黨人開始活動，大多數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但是對他們來說，尤其是一些貴族，這是一個學習和整頓自己隊伍的機會，比如列寧。
在那裡，他在一個同情「政治人物」的婦女家中租了一個舒適的房間，並在著名藏書家根納季·尤金的圖書館裡收集資料，一邊等待著自己最終的流放目的地的確定。
直到1917年，尼古拉二世退位，權利移交給了臨時政府，象徵專制統治象徵的流放制度正式廢除。
2. 流放者及其家庭的悲劇命運
對於流放犯來說，流放到西伯利亞不僅是一種身體上的折磨，更是一種精神上的折磨。由於西伯利亞環境冬季漫長且寒冷惡劣，很多流放犯是凍死在路上。而在流放途中，不僅有寒冷的威脅，還有疾病、酷刑的威脅。
他們很多人住的營地都是「即將傾頹，設計不合理，極其狹窄，養護糟糕，室內骯髒」，通常是一百多人擠在一個狹窄的空間內，沒有新鮮空氣，秩序混亂。
而他們所從事的勞動更是繁重艱辛，很多流放犯會用傷害自己的方式來逃避過重的勞動。
除此以外，他們居住的房間內骯髒、混亂，在角落裡放著一個糞桶，他們的大小便都在房間內解決。每天與跳蚤、蟑螂、老鼠為伴，再加上他們配發的床單用品，經常是上一個流放犯用過並且沒有清洗過的，於是，皮膚病也在西伯利亞肆虐。
說到在西伯利亞最殘忍的，莫過於鞭打了。
在1851年，夾道鞭笞取代了鞭刑，成為西伯利亞最恐怖的懲罰方式。排在疼痛前兩位的就是皮鞭和樺樹條。
為了確保打在受刑者身上足夠疼，樺樹條既不能太鮮嫩，也不能太幹。
很多施刑者當初亦都是受刑者，他們絕不會在自己手底下的流放犯施以同情心，甚至可能會以此來發洩自己的不滿。當然，如果出錢賄賂施刑者則另當別論，但是這種行為一旦被發現，施刑者也要受到鞭打。
在俄國有個傳統：受過教育的俄國人和婦女不受肉刑（即鞭打）。當女流放犯西吉達因為在獄中領導絕食抗議，被罰用樺樹條鞭打一百下。鞭打之後，西吉達便和其他獄友一起服毒自殺。
流放過程中不僅僅是流放犯本人遭受侮辱，他的家人也同樣在劫難逃。
沙皇為了讓前往薩哈林島的流放犯能夠更穩定、更賣力地服務、勞動，便誘騙流放犯的家人一起前往，當局承諾會負責他們的衣食住行，並會給予補貼。
然而，這段謊言，讓噩夢真正地開始了。
在薩哈林島的流放犯的妻子和女兒，已經不是家人，而是某種商品——換取管理人員的寬宏大量和伏特加，甚至是抵消欠債。在這種男多女少的生存環境下，往往也會發生一個流放犯誘騙婦女去殺了她的丈夫········薩哈林島上的謀殺案並不少見，賣淫也是尋常事。
更駭人聽聞的是，一個苦役犯的12歲和14歲的女兒，都已經染上了梅毒。6歲的小女孩在蒸汽船上被其他流放犯強姦，在當時也並不是罕見的事。
島上僅有的真正的行當是賭博、伏特加和賣淫。
男孩的處境或許會比女孩稍微好一點，但是看到「一個11歲的小男孩，他喝酒，打牌，對婦女感興趣「，不免讓人覺得無比痛心。
島上四處是暴力和苦難，男孩在這種環境下生長根本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反而在還未成年的時候，已經對社會有足夠的殺傷力。這些孩子都被稱為「正在成長的新一代苦役犯「。
薩哈林的家庭根本不是繁榮、勤勉的流放定居者社區的基石，而是成了刑法殖民地的貧困和道德淪喪的一個象徵。
3. 流放制度對於西伯利亞乃至俄國的影響
顯而易見，這種恐怖的流放制度給俄國帶來的影響是甚遠而沉重的。
流放初期，沙皇意在發展西伯利亞，但是從俄國的歐洲部分前往西伯利亞的流放犯，被各地官員一層層地扣留，到達西伯利亞的多是一些老弱病殘，幾乎沒有從事辛苦勞動的能力。而沙皇早先定下的發展西伯利亞的殖民目標與實際的流放制度也是背道而馳。
流放制度讓大多數流放者聚集在西伯利亞人口密度較高、基礎設施也相對較完善的地區，而這些地區恰恰也不需要流放犯的進入，反而是更加偏遠的地區需要流放犯去開拓。但是矛盾就在這裡：偏遠的地帶因為基礎設施和資源等各方面不完善，殖民的成本很高，國家又並沒有將流放犯引入偏遠地帶。
《俄國思想》稱：「流放制度不但沒能加強殖民浪潮，反而阻礙了它，讓西伯利亞在俄國人眼中成了罪犯和叛徒之地。「
這也並不是俄國歐洲部分對西伯利亞的偏見。很多流放犯進入西伯利亞殖民地，帶過去的不僅僅是勞動力，也包括糟糕的品行和暴力，這對於自願移民去西伯利亞的人來說，不僅僅是一種威脅，同樣也是該地區的負擔。
一旦1917年的流放制度被廢除，流放營地的看守人員、營地附近的普通百姓，必然會受到被釋放的流放者的騷擾和威脅，從而阻礙當地的經濟的發展。這對於原本貧瘠且資源匱乏的西伯利亞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但是，如果能夠從樂觀的角度，重新審視這個長達將近五年的流放制度，那麼它唯一給國際上帶來的好的影響恐怕就是就是：給了布爾什維克充分的時間和機會。
國家對列寧和託洛茨基的寬鬆待遇，不僅揭示出社會等級和財富能長期解緩西伯利亞流放的惡劣環境，同時也揭示出國家並不直銷他們書生氣激進主義的萌芽力量。
雖然十月革命並不會依附流放制度的存在與否而到來或是取消，但是流放制度，尤其是在它的後期，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崛起確實有一定促進作用。
沙皇俄國的愚昧和無知，正好給了布爾什維克黨人對於苦難的體驗和自我意志的磨練，為他們今後的革命事業的勝利埋下伏筆。
而這個跨越了四個世紀的恐怖之地，這個布滿屍體的遼闊土地，也終於有機會回歸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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