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對非投資快速增長。在8月28日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經貿工作吹風會上，中國商務部副部長錢克明表示，2017年中國對非直接投資流量是31億美元，是2003年的將近40倍；截止到2017年底，中國投資幾乎遍布非洲每一個國家。
去年，麥肯錫發布的調研報告估算，在非洲的中國企業已超過1萬家，其中90%為民企。中國商人，尤其是中小企業商人在非洲如何生存？他們和當地人又有著怎樣的社會關係？
2017年，南非開普敦大學非洲人文學院（Institute for Humanities in Africa）博士研究員辛巴拉舍·古庫魯姆（Simbarashe Gukurume）在辛巴威首都哈拉雷（Harare）花了一年時間對中國小型企業商人、他們的工人和客戶進行田野調查，通過了解他們的日常生活、商業實踐、社會關係以及與當地人的互動，探討中國移民如何在國外空間形塑和協商其社會身份。
中國店鋪：歡樂與衝突共存的空間
「早上6點鐘，中國商人朱先生升起了店鋪的卷門，開始了一天的營業。店裡的工人已經擺放整理好了各種商品。
進入店鋪，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張告示，上面用粗體英語寫著『現金交易，概不退換』。一位年輕的女營業員迎了上來，用英語和紹納語嘀咕著：『早上好，先生，您有什麼需要，請隨便看看。』
收銀臺邊站著一位中年男子，後來我才知道他是店主朱先生。在朱先生眼神的注視下，我穿過堆滿商品的玩具店，拿了幾件東西去收銀臺付款。
我無視只收現金的告示，徑直掏出了信用卡。朱先生搖了搖頭表示拒絕。另一個工作人員走過來解釋，『我們不接受銀行卡，這裡只收現金，有時候可以接受EcoCash [註：辛巴威的一種行動支付]。』
經過短暫的堅持，我掏出身上僅有的零錢，交給了微笑的朱先生，他愉快地收款結帳，然後遞給了我一張機器列印的中文收據。」
以上是古庫魯姆在實地調研中的經歷。
在哈拉雷，許多中小型企業的所有者是像朱先生一樣的中國移民。當地的中產階層區域貝爾韋代雷（Belvedere）有一座「龍城」購物中心，一些類似朱先生玩具店的中小商店佔據了哈拉雷中央商務區的每條街道。這些交易場所的形成突出了中國的中小商人在城市經濟和空間中的重要地位。
龍城廣場。圖片來自網絡
政治經濟危機迫使許多辛巴威人出國尋找新的商機，辛巴威人的大規模移民，加上自由貿易作為吸引外國投資的一種方式，導致大量外國（中國、剛果、奈及利亞、韓國等）移民和商業資本湧入，首都哈拉雷進而成長為一個後殖民時代的國際大都會。
中國駐辛巴威大使黃屏在2016年的一次發言中表示，已有超過一萬名中國人在辛巴威生活和從商。古庫魯姆認為，這個數字在過去兩年中津兩國籤署了幾項雙邊協議後又有上升，最近的一項坊間移民數據認為該數字在一萬五至一萬七千人之間。中國移民商人的數量遠超過在辛巴威的其他外國移民商人。
但是，古庫魯姆了解到中國商人與當地員工、客戶的日常互動和關係存在矛盾，並且經常表現為衝突和冷嘲熱諷。在訪談中，大多數工人對超長的工時、苛刻的老闆和微薄的工資感到失望。一位當地的工人說：「有時他們會辱罵你，如果你問我的同事，他們的回答也一樣。當你試圖抱怨，他們會告訴你，不想幹就別幹了。我們沒有其他選擇，只能堅持下去。」 古庫魯姆注意到，在他進行調查期間，幾家報紙刊登了中國僱主對待勞工的不當行為的報導。
同樣，參與這項研究的許多當地客戶也對哈拉雷許多中國商店出售的廉價中國產品表示懷疑。多位古庫魯姆的訪談對象將中國產品稱為「Zhing Zhong」，這在當地的意思是「低質」，即成本低、批量生產和壽命短的產品。因此，中國商人和客戶之間的關係總是缺乏信任和伴有爭論。
此外，中國商人和他們的工人之間的信任缺失也很突出。一名中國商人向古庫魯姆抱怨道：「一些工人偷我們的錢，如果你不小心，就賺不到錢，這就是為什麼我總是四處張望，親自在收銀臺收錢，因為你不能信任工人。」
中國產品在哈拉雷一些地區的城市貧困和低收入群體中很受歡迎，不乏有人購買後在哈拉雷街頭轉售。但同時，中國商人堅持不給客戶退款或替換質量有問題的產品，一些客戶經回到店裡抱怨他們購買的產品。因此，古庫魯姆認為，中國商店變成了一個歡樂與衝突共存的空間。
在市中心，相互競爭的中小商人之間也互存敵意，包括中國人、奈及利亞人、印度人和當地的小商人。在很多非正式的談話中，一些本地商販不斷抱怨他們被廉價的中國產品擠壓得喘不過氣來，呼籲本國政府應多照顧本國商人的利益，形成國家層面的有效保護。古庫魯姆在當地的許多訪談對象都對中國廉價產品的增加表示擔憂。辛巴威國家商會前主席Mara Hativagone曾表示，「辛巴威人很難與中國人競爭，因為他們可以規模生產而且有廉價的勞動力。相比之下，我們的工業有一半時間既沒有水也沒有電。」
其他抱怨者也表達了他們對中國商人的不滿，比如不斷推高市中心和住宅區租賃價格，採用非法和欺詐性的方式累積財富（參與在黑市進行非法外幣交易、非法走私鑽石出境等），都使中國商人和當地人之間的關係逐漸趨於緊張，後者甚至將前者視為經濟破壞者。
中國人經常被認為會攜帶大量現金，所以中國商人總有害怕被搶劫的擔憂，因此，他們中的一些人喜歡抱團生活在一起並隨身攜帶槍枝。
中餐廳：建立社交的重要場所
古庫魯姆接觸的大多數中國訪談對象都與其他中國移民生活在一起。他認為，
共同生活不僅是一種安全策略，還是中國移民商人削減成本的措施
，因為他們將資源集中在哈拉雷最安全的區域，從而可以分攤租金。沒有在店鋪居住的中國商人一般會選擇位於哈拉雷北部的前白人居住區，那裡更加安全和富裕，因此租金也相對較高。
閒暇時間，中國移民商人喜歡聚集在哈拉雷及其周邊的中餐館，其中最受歡迎的是位於Chisipite富人區一家名為香格裡拉的飯店。每到周末，數百名中國人和當地人聚集在一起享用中國菜。一位受訪者表示，「去中餐館吃飯時，我會想家。我喜歡和中國同僚交往，大家會聊一聊家庭和生意的事情。」
哈拉雷香格裡拉飯店入口。圖片來自網絡
在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普特曼(Robert Putman)的理論體系中，社會資本銜接需要一種場景，供社會異質群體之間建立網絡。古庫魯姆認為，
哈拉雷的中餐館已經成為中國移民融入移民國社區和建立商業網絡的重要社會和經濟空間
。他的訪談對象在中餐廳結識了來自辛巴威、奈及利亞、剛果和英國的企業家。
同時，中國人的聚會也加強了移民內部的情感連結。這種社會「結合」或「橋接」對於政治聯繫不那麼緊密的小規模中國商人來說至關重要，因為他們經常因為違反城市、移民和貨幣法規而與執法機構發生糾紛。
雖然哈拉雷那些富裕、有實力且有一定政治關係的中國商人具備戰略眼光，但多數中小移民商人只能策略性地應對各種挑戰和困境。不過，上層企業家幫助同行小商人的情形也並不少見。尤其當出現財務困境時，社交網絡成為中小商人應對風險的重要社會安全網。哈拉雷的很多訪談對象告訴古庫魯姆，他們從中國進口貨物時往往將眾多資源匯集一處。事實上，中國移民商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一些社交網絡來自於與哈拉雷當地商人、政治家和中國同胞的餐館「偶遇」。
中國商人焦先生說， 「我剛到哈拉雷時，一切都不順利。我本來想找一個便宜的地方落腳，但卻徒勞無功。後來我遇到了一位當地有名的商人，事情開始出現轉機，他將我介紹給他的朋友們，這些人慢慢幫助我在市中心立足。」 焦先生的經歷表明，
雖然「機會式偶遇」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弱關係，但這些聯繫仍然是極具凝聚力且富有成效的，可以逐步發展成有益的強關係
。
值得注意的是，辛巴威與其鄰國南非一樣，擁有悠久的中國移民歷史，是各類華裔社區的家園，比如辛巴威前教育部長朱慧瓊（Fay Chung ）和90後職業足球後衛Adam Chicksen都是辛巴威華人。但古庫魯姆指出，相對於注重使用普通話交流的新移民群體，當地出生的中國人的語言能力及其與中國的關聯度更弱。
考慮到中國移民原籍地與移民時間點的諸多差異，事實上中國人在辛巴威表現出多樣的中國人意識，使之能夠適應和整合到東道國環境中。
不斷被塑造的「中國人意識」
有學者在研究南非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的移民時提出了「策略性全球主義」的概念，指的是一系列在困難的城市景觀中謀生的實踐方式。古庫魯姆認為，辛巴威的中國中小商人也有自己的一套「生存法則」。
例如，中國移民通過選擇居住在商店後面和安全的北部區域以應對哈拉雷真實存在的和被他們認為危險的空間。在一些非正式的談話中訪談對象解釋說，安全和保障是他們生活安排的首要考慮。
約瑟夫是古庫魯姆田野調查中的線人，曾經在哈拉雷一家大型中國商店中做過主管。在與他的談話中，古庫魯姆了解到有一些中國人愛上了當地的辛巴威女孩。甚至，約瑟夫的另一位中國好友正計劃與一名辛巴威女子結婚。約瑟夫表示，他正在教他的朋友一些基本的紹納語以及即將舉行的婚姻儀式所需的其他紹納習俗。
結婚或者皈依當地宗教，成為中國移民適應和融入移民國社區時重構身份的主要方式。
此外，雖然辛巴威的經濟現狀確實限制並體現了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說的結構化理論，但古庫魯姆觀察到中國的中小商人制定了多種策略來規避和應對受限制的環境。例如，大多數中國商人都喜歡用現金交易，如果沒有現金，那麼在哈拉雷的中國商店將買不到任何東西。一位受訪者表示，現金交易的方式幫助中國商家成功應對了對哈拉雷眾多企業造成影響的現金流危機。雖然現金交易會導致日常銷售額降低，但是許多中國商人仍然堅持用這種方式。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移民可以用現金購買外幣，然後匯回中國。
據受訪對象黃先生描述，
中國商店只使用現金交易的方式已經形成了中國移民商人資本積累機制的一部分
。然而，由於辛巴威現金危機日益加深，一些小規模的中國店主開始接受其他支付方式，如移動匯款、電子支付（EcoCash）和刷卡。
有趣的是，通過電子支付購買的產品價格要高於現金支付。根據不同的付款方式（美元現金、債券貨幣和電子支付），這些小型中國商店的一款產品執行三種不同的價格。例如，對於一個售價10美元的產品，用債券貨幣支付需要12美元，用EcoCash或刷卡支付需要15美元。事實上，這種定價制度並不適合小規模的中國商店，但哈拉雷的許多微型、中小型企業都紛紛效仿。雖然不合法規，但這是商人保持獲利並繼續經營的一種方式。
黃先生還指出，中國貿易商販的金融業務在辛巴威國家經濟管控下處於半監管狀態。通過投資小企業，許多中國貿易商能夠逃避國家監督和稅收。這一發現與此前三位學者在約翰尼斯堡對中國移民所做的觀察有某些可比之處。這些學者認為，中國移民採取了一系列的策略和技術，通過營造灰色空間繞開移居國社會的控制乃至社會敵意。這些策略和技術的實施，讓約翰尼斯堡的中國移民接近於透明狀態，無人知曉其具體的行為。
哈拉雷的中國移民商人也不無二致，力求佔據更大的灰色空間。例如，在哈拉雷，一些中國移民始終居住在封閉社區。不只是在哈拉雷，其他地方的學者也注意到了這一點。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移民刻意採取的策略並非都是有利無弊。例如，有人以犧牲發展為代價，賄賂腐敗的政府議員或警察以完成精英關係積累。另外，一些策略也對中國移民商人產生了嚴重的反作用，有人因為使用非法、行賄和犯罪的「策略」最終被關在監獄裡或者被驅逐出境。因此，對於中國移民商人生存策略的關注不容忽視。
[本文整理自學術論文「辛巴威的中國移民及其日常生活政治」（
Chinese migrants and 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 in Zimbabwe
）。文章收錄於期刊《亞洲族裔》（
Asian Ethnicity
）, 2018年7月在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團旗下在線學術平臺Taylor & Francis Online首發。許中波對本文亦有貢獻，在此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