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槍」是這樣打響的

「第一槍」是這樣打響的 黃黎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先後背叛革命。但是，在反革命的大屠殺面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徵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頁)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來為首的前敵委員會的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在黨直接掌握和影響下的軍隊2萬餘人，舉行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用血和火的語言，向世人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不畏強暴、堅持革命的堅強決心，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創建人民軍隊的開始。

　　關於南昌起義的歷史資料，散見在許多親歷者的回憶文章中，為紀念南昌起義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80周年，在此以起義親歷者的回憶資料為依據，再現這次重大歷史事件的經過。

　　「集合我們的武力，依張發奎回粵徐圖發展」

　　在革命遭受嚴重失敗的極為嚴峻的形勢下，要不要堅持革命？如何堅持革命？這是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兩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為了挽救革命，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國共產黨於1927年7月12日在漢口進行改組，成立了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7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政局宣言》，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反動行徑，決定撤回參加武漢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隨後，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從漢口轉移到武昌，在初步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教訓之後，「立刻決定民眾武裝暴動的新政策，規定湘鄂粵贛的四省秋收暴動的計劃。」(《南昌起義》，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頁)並派遣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等人赴江西九江，準備「集合我們的武力，依張發奎回粵徐圖發展」。(《南昌起義》［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頁)

　　張發奎時任武漢國民政府第二方面軍總指揮(轄第四、十一、二十軍)，他曾在北伐戰爭中立下過赫赫戰功，與共產黨人有過較為坦誠的合作。在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叛變革命後，張發奎對於繼續以「東徵」的旗號與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爭奪地盤並不積極，不僅僅是因為他和唐生智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也是出於本身利害考慮。當時的兩湖地區已為唐生智把持，江西是朱培德天下，河南被馮玉祥佔有，而他卻無任何地盤可言，因此張發奎打算「第一步按兵不動，第二步漸次往南昌移動回粵」。(《南昌起義》［資料選輯］，第50頁)

　　在這種形勢下，中共中央認為，「如果張發奎能夠不擁護汪精衛，則我們可以與他合作回粵，否則實行脫離關係」。(《南昌起義》［資料選輯］，第80頁)同時決定把由葉挺任師長的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由葉挺獨立團擴編的第四軍第二十五師，以及傾向革命的賀龍第二十軍，從武漢、鄂東一帶向九江、南昌集中。

　　在發覺張發奎態度「猶豫與右傾」之後，李立三等在九江開會，認為「應該拋棄依張之政策，而決定一獨立的軍事行動」

　　7月19日，李立三、鄧中夏等人到達九江後，發現情況有變。對此，李立三後來回憶道:

　　朱培德之三軍移駐彰樹，九軍移駐臨川。程潛之六軍經江西之□□(原件字跡不清)萍鄉分道向南昌集中，有包圍我軍之形勢。在政治上武漢政府已完全反動，唐生智正在積極屠殺我黨，壓迫工農運動。(《李立三百年誕辰紀念集》，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頁)

　　而在唐生智、朱培德等部的強大軍事壓力之下，張發奎也開始明顯右轉，因為他面前只有兩條路可供選擇:要麼「分共」，要麼反汪，他最終選擇了前者，並有「在第二方面軍之高級軍官中的共產黨分子如葉挺等須退出軍隊或脫離共產黨之表示」。(《南昌起義》，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頁)

　　當時的情況十分危急，李立三、譚平山、鄧中夏、惲代英、葉挺、聶榮臻等人當即於7月20日晚在九江開會研究對策。李立三在回憶文章中指出:

　　覺到張發奎態度之猶豫與右傾，那麼依靠張為領袖之回粵運動，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為三、六、九軍所包圍而完全消滅。縱然回粵成功，我們亦必在張、汪協謀之中而犧牲，將與我們回粵去號召農民暴動，實現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之目的完全相反。所以我們應該拋棄依張之政策，而決定一獨立的軍事行動。(《李立三百年誕辰紀念集》，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頁)

　　但李立三也承認，在動身時，中央並未給他們準備此項工作任務。經過廣泛深入的討論，與會者主張葉挺與賀龍的軍隊聯合，在南昌實行暴動。對此，葉挺回憶道:

　　多主張令我即刻聯合賀龍的軍隊，向武漢政府示威，作一個革命的許克祥，表示我們反對分共的主張，保持國民黨的三大政策……(葉挺:《南昌暴動至潮汕的失敗》，《南昌起義》［資料選輯］，第80頁)

　　經過討論，會議作出決定:「在軍事上趕快集中南昌，運動二十軍與我們一致，實行在南昌暴動，解決三、六、九軍在南昌之武裝。在政治上反對武漢、南京兩政府，建立新的政府來號召。」(《李立三百年誕辰紀念集》，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頁。)

　　鑑於在這次會議中沒有出現不同的意見，李立三遂將這項計劃報告中央。

　　「到九江去，通知我們的同志，叫他們了解中央的意圖，做好起義的準備」

　　7月21日，李立三、鄧中夏上廬山徵詢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和瞿秋白的意見。瞿秋白贊成南昌起義的計劃，並準備立即動身回武漢出席中央常委擴大會，將李立三等人在九江開會提出的建議報告中央。對此，李維漢回憶說:

　　汪精衛公開叛變後，五人常委派了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等一部分中央負責幹部前往九江，準備組織黨在北伐軍中的一部分力量，重回廣東，繼續革命，反對新老軍閥。旋因軍事形勢變化，敵情緊急，李立三同志等一致向中央建議，在南昌舉行起義，並徵得當時在廬山休息的瞿秋白同志的同意。［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頁］

　　瞿秋白到達武漢後，參加了7月2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周恩來、張太雷、李維漢、張國燾、羅明納茲等人。會議通過了瞿秋白帶來的提案，贊成發動南昌起義，決定以周恩來為書記，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為委員組成前敵委員會，並作如下準備:一、經費的籌措；二、許多同志及俄顧問陸續派往九江；三、實際贊助國民黨左派在九江的會議和結合。

　　張太雷後來回憶說:

　　當時秋白把南昌的決定由潯帶到漢口，中央已決定對張發奎的態度，如張不與汪精衛聯絡則到東江之後始解決之，否則在潯便解決他。故贊成南昌的決定，並派恩來去主持。(《張太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廣東省委聯席會議上的報告》，《南昌起義》［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頁)

　　對此，聶榮臻在其回憶錄中也有記述:

　　我沒有參加那次會議。那天晚上，恩來同志在會後到了軍委，向在軍委工作的幾個同志進行了傳達。他傳達的大意是，國共分裂了，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只有起義。今天，中央會議上作了決定，要在南昌舉行起義。恩來同志還說，會議決定組織前敵委員會，指定他為書記。他傳達完後，就指定賀昌、顏昌頤和我，組成前敵軍委，我為書記。任務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們的同志，叫他們了解中央的意圖，做好起義的準備。但什麼時候發難，要聽中央的命令。［《聶榮臻回憶錄》(上)，戰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60頁］

　　面對張發奎的拉攏與威逼，在甘棠湖的一條小船上，葉劍英、葉挺、賀龍決定了三件事

　　在中共中央醞釀和決定南昌起義的同時，汪精衛、張發奎也感到葉挺、賀龍的部隊不穩定，他們一方面下令調葉、賀部向德安一帶集中，同時，令第二方面軍其他部隊從九江自北向南，第五方面軍從南昌、樟樹自南而北布防，形成對葉、賀部夾擊之勢。另一方面又準備召集葉、賀赴廬山開會，企圖施以拉攏或威逼，以便控制這兩支部隊。

　　7月23日左右，賀龍率部到達九江。黃琪翔、朱培德即邀其赴廬山開會，並百般拉攏。去還是不去？在這危急關頭，時任第二方面軍第四軍參謀長的葉劍英由廬山趕至九江，在甘棠湖的一條小船上與葉挺，賀龍碰面。賀龍後來回憶說:

　　我們談到並決定了三件事:第一件，考慮是否到廬山去？他們問我去不去？我說不去，他們同意了，並說這樣很好。第二，張發奎命令隊伍要集中德安，我們研究不到德安，開牛行車站，到南昌去。第三，決定葉挺的部隊明天開，我的部隊後天開，我的車先讓給葉挺。(重慶《新華日報》，1951年8月7日)

　　鄧中夏等在九江舉行第二次「談話會」，提出軍隊於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舉行暴動

　　當時譚平山恰好也在九江，於是他將在南昌舉行暴動的計劃，試探賀龍的意見，並獲得了熱烈的回應。鑑於賀龍對南昌起義的積極態度，7月24日，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李立三等在九江舉行第二次「談話會」，進一步討論南昌暴動事。軍事方面，提出軍隊於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舉行暴動，並急電中央徵求意見。

　　中央常委擴大會議結束後，周恩來立即偕陳賡趕赴九江、南昌布置起義準備工作。7月25日，周恩來在九江召集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等開會，在會上，周恩來報告中央意見，認為形勢既已如是，對在潯同志的意見完全同意。並決定積極進行軍事之準備，由鄧中夏將詳細計劃帶回武漢報告中央，其他人即從各方面加緊起義的準備。

　　正當周恩來等在九江做起義準備工作時，中共中央收到了共產國際的電報，「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你們的計劃是可行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7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頁)

　　張國燾被迫放棄了起義「應極力拉攏張發奎，得到張之同意」的主張

　　為慎重起見，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於7月26日下午開會，討論南昌起義以及與之有關的問題。在對形勢進行深入分析後，確認南昌起義有成功的把握，於是派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張國燾以中央代表身份赴南昌，傳達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指示。

　　7月27日，周恩來經九江到達南昌。李立三回憶說:

　　根據臨時政治局的決定，組成領導起義的前敵委員會，由周恩來同志為前委主任，彭湃、惲代英、譚平山、張國燾和我為前委委員。(《李立三百年誕辰紀念集》，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頁)

　　當時因軍事的準備來不及，前委遂改定於三十日舉行暴動。

　　7月29日上午，前委接到張國燾自九江連續發出的兩封密電，稱「暴動宜慎重，無論如何候他到再決定」。(《李立三百年誕辰紀念集》，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頁)

　　7月30日晨，張國燾到達南昌後，立即與周恩來、李立三、彭湃、惲代英、譚平山、葉挺、周逸群等舉行會議。會上，張國燾以「中央代表」身份，強調「慎重」，主張暴動「應極力拉攏張發奎，得到張之同意，否則不可動」。(《李立三百年誕辰紀念集》，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頁)

　　張國燾的這些主張受到了與會人員的一致反對，尤其反對以張發奎同意與否來決定是否發動起義的主張，爭論長達數小時之久。31日晨，又開會辯論，大多數人仍堅決主張發動起義，吳玉章回憶說:

　　周恩來、惲代英等多數同志都堅決反對張國燾的錯誤意見，認為我黨應獨立地擔負起義的領導責任，不能對張發奎存有幻想，更不可依賴他。(吳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憶》［節錄］，《南昌起義資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頁)

　　最後，張國燾表示服從多數人的意見。於是，前委決定8月1日凌晨四時舉行起義。

　　在起義前的準備工作中，朱德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南昌起義中，朱德是特別值得一提的關鍵人物之一。他此時是朱培德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團長，兼南昌市公安局長，職責是鎮守南昌。在這次起義前的準備工作中，朱德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7月27日，周恩來到達南昌後就秘密住進了朱德在花園角2號的寓所。朱德後來回憶說:

　　鑑於我對南昌瞭若指掌，分派給我的工作是向總指揮部報告與起義有關的部隊的情況，不論是支持的還是反對的。時間很短促，可是一切情況在我都很清楚。(［美］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頁)

　　起義前，朱德做了充分的準備工作，跟隨朱德一起參加起義的趙鎔回憶道:

　　幾天來，他肩負黨的重託，緊張地開展活動，從早到晚忙個不停。他一方面要與地方黨的同志密切聯繫，共商大事；另一方面還要和敵方上層人士，特別是國民黨南昌駐軍的高級軍官廣為交往，通過各種方式，加緊對他們進行爭取工作；同時在交往中密切注視敵人的動態，了解敵軍人員、武器、裝備以及城防部署、火力配備等情況。每天深夜歸來，他繼續伏案揮筆，繪圖標記。為了起義的勝利，他不辭辛勞，日以繼夜、廢寢忘食地工作著。　(趙鎔:《跟隨朱德同志從南昌到井岡山》，《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7月29日，南昌的形勢更加緊張。汪精衛、張發奎等人似乎對即將發生的起義有所察覺，在廬山又作出了妄圖進一步鎮壓和消滅共產黨的三條決定:一、嚴令賀龍、葉挺限期將軍隊撤回九江；二、封閉九江市黨部、九江書店、九江《國民新聞報》，並逮捕其負責人；三、第二方面軍實行「清共」。

　　1927年7月30日下午，在葉挺的領導下，第二十四師召開了營以上幹部會，師參謀長在會上布置作戰計劃。「敵人的兵力是朱培德一個警衛團、第三軍兩個團、第六軍兩個團、第九軍一個團，共約六千餘人；而我們的兵力卻有三萬！我們和賀龍同志率領的第二十軍在一起行動，勝利是有絕對把握的。」(袁也烈:《「八一」的槍聲》，《南昌起義資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2頁)

　　幾乎同時，賀龍在軍部的駐地也召開了幹部動員會，他說:

　　我們大家在一塊都很久了。根據共產黨的命令，我決定帶部隊舉行起義！你們，願意跟我走的，我們一塊革命，不願跟我走的，可以離開部隊！(侯鏡如:《戰鬥在大校場營房》，《南昌起義資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9頁)

　　接著，賀龍宣布了第二十軍的戰鬥部署:主攻朱培德第三軍軍部和江西省政府，並協助第十師解決老營房一帶的敵軍。

　　朱德的部隊也開始進行動員與部署，當時在軍官教育團受訓的趙鎔回憶說:

　　直到7月31日晚，才突然宣布起義命令。由於教育團此時兵力單薄，分配戰鬥任務時，只分配教育團一面監視進賢門方面的情況，一面監視小花園敵軍的一個團。(趙鎔:《憶南昌軍官教育團》，《南昌起義資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9頁)

　　起義由朱德「請客」拉開序幕

　　當天晚上，朱德根據總指揮部的命令，在大士院32號大宴第五方面軍和第六軍在城裡的團以上高級軍官。

　　晚9點，

　　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賀龍部有一名雲南籍副營長趙某在接到起義命令後跑來告密，他說:「剛接到命令，要他把自己轄區內的滇軍解除武裝……自己是雲南人，也搞不清應不應該對同鄉下手，該怎麼辦？」(［美］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頁)

　　敵軍的幾個團長聽到這個消息，紛紛離座告辭。朱德不好阻攔，在宴會結束後立即趕到第二十軍指揮部，將叛徒告密的事告訴了賀龍。於是，南昌起義提前兩個小時打響。

　　起義開始時，起義軍在脖子上系紅領帶，臂上纏白毛巾，在手電筒和馬燈的玻璃罩上貼紅「十」字。這是起義軍的識別標誌。

　　革命的旗幟在總指揮部的五層大樓上高高升起

　　起義開始後，賀龍、劉伯承指揮第二十軍第一師，立即向朱培德第五方面軍總指揮部發起進攻。朱培德總部設在章江路口藩臺衙門，這裡駐有一個警衛團，是朱培德的精銳部隊。戰鬥打響之後，敵人憑藉有利地形，集中火力，封鎖起義軍的必經之路——鼓樓門洞。起義軍戰士奮不顧身地爬上房頂，由側面登上鼓樓制高點，從上往下猛烈射擊，把敵軍壓進第五方面軍指揮部院內。此時，賀龍、劉伯承的指揮所，距離敵人只有200米，他們冒著彈雨，沉著指揮，經過3個小時的戰鬥，迫使敵人全部繳械投降。

　　在順化門外，第二十軍教導團、第六團和第十一軍第十師，對小營房和老營房的敵第九軍所部，發動突然圍攻，迅速解決戰鬥。在新營房，第二十四師一部與廣東農軍並肩作戰，進攻第三軍第二十四團營房。敵人從夢中驚醒，還來不及摸槍，就當了俘虜。

　　經過4個多小時的激烈戰鬥，起義軍全殲守敵3000餘人，佔領南昌城。

　　起義勝利了！革命的旗幟在總指揮部的五層大樓上高高地升起。

　　對於這場具有歷史意義的戰鬥，葉挺做了如下記述:

　　八月一日上午(凌晨)二時解除武漢軍的武裝，發生激烈的戰鬥(因賀龍所屬一營長在事前洩露機密，敵人已有嚴密的警戒)。至天明即將南昌城肅清。賀龍所獲槍枝約二千支、子彈十餘萬發，我們所部獲槍二千餘支，共五千支，子彈七十萬發，大炮數門。(葉挺:《南昌暴動至潮汕的失敗》，《南昌起義》［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頁)

　　駐在南潯鐵路線上馬迴嶺的第四軍第二十五師，由於當晚總指揮部來不及通知他們，到第二天中午，看到了從南昌開來的一列火車——總指揮部預定的起義信號，才在聶榮臻主持下行動起來，於8月2日趕到南昌。聶榮臻後來回憶說:

　　在馬迴嶺，我們先把七十三團拉了出來，叫七十五團跟進。七十五團團長是孫一中，黃埔一期的學生，安徽人，是一位相當不錯的同志。但是，因為他們和師部在一起，行動不便，所以，當時確定不帶背包、行李、夥食擔子，只拿武器彈藥，以打野外的名義，把部隊拉了出來。七十四團我們只帶出了一個偵察連。偵察連的連長是共產黨員，瓊崖人，名字記不清了，他帶偵察連參加了起義。［《聶榮臻回憶錄》(上)，戰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頁］

　　張發奎知道南昌有變，立即與二十五師師長李漢魂帶領衛隊營從九江坐火車趕去，企圖阻止二十五師赴南昌參加起義。葉挺回憶說:

　　張發奎聞變，即偕十一軍軍長朱揮［暉］日由九江至馬迴嶺，以防二十五師與我們一致行動，二十五師之七十三、七十五二團是我們的力量，遂由七十三團長周士第同志，率領向南昌集中，適與張發奎乘車相遇，即將其衛隊全部繳械，縱張發奎及朱揮［暉］日步行回九江。」(葉挺:《南昌暴動至潮汕的失敗》，《南昌起義》［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頁。)

　　為了爭取和團結國民黨中一部分願意繼續革命的人士，揭露蔣介石和汪精衛背叛孫中山革命精神的面目，這次起義仍然使用國民黨左派的旗幟。

　　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從此，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歷史便打開了新的一頁」。(聶榮臻語)(作者單位:中國國家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