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守福在為民兵傳授埋雷技術。
前段時間，在網絡上不僅蔓延著對英雄的嘲諷和污衊，還流傳著諸如此質疑歷史的聲音：「『地雷戰』那些故事靠譜嗎？」「一個土地雷能有那麼大威力？」「靠那鐵疙瘩能保衛家園？」
無可否認，那段烽火硝煙遠離生活在和平歲月的人們已有70多年，但那凝結著血與火的過往，卻不應忘記，更不該妄疑。任何對真實歷史的詆毀、消解，甚至無視，都是對國家和民族的背叛。
與某些人別有用心的歷史歪曲不同，一些作為當年戰爭罪人的日本軍人卻有著真實記錄歷史的作為。曾任侵華日軍獨混第3旅團獨立步兵第6大隊代理大隊長菊池重雄在自己的日記中就有親歷「地雷戰」的詳細敘述：「地雷效力很大，當遇到爆炸時，多數要骨折大量流血，大半要炸死。地雷戰使我將官精神上受到威脅，使士兵成為殘廢。尤其是要搬運傷員，如果有5人受傷，那麼就有60個士兵失去戰鬥力。」
地雷，土得掉渣，憨得可愛，常被抗日軍民詼諧地稱為「鐵西瓜」。在曠日持久的抗日戰爭中，「鐵西瓜」到底曾發揮過什麼作用？在我們有限的認知之外，地雷戰曾演繹過何等的精彩？穿越時空，走近戰爭，讓邂逅與發現捍衛我們的英雄，捍衛我們的歷史。
——編 者
1 「鐵西瓜」從冀中走向戰場
走進河北省阜平縣五丈灣村，筆者才發現這裡並不是1個村落，如今已是擁有11個自然村的行政村了。躊躇間一時竟不知該往哪兒尋訪有關地雷的蹤跡，抬眼望去，陽光下、院落邊，一位老人正坐在輪椅上曬太陽，身邊圍繞著幾個家人正有說有笑的閒聊著。筆者趕忙上前詢問，不想這位老人竟是當年李勇民兵中隊爆破組的組長。
「我們用黑布把眼睛蒙上進行埋雷訓練，從早練到晚……」
一提起地雷戰，已經93歲的鄭作仁老人兩眼閃出興奮的光芒。幾年前，他已經大腦萎縮、半身不遂，但談起往事，這位當年的爆炸隊員仿佛思維瞬間「重啟」，滿臉的皺紋像花一般綻開。他哆哆嗦嗦扯過筆者手中的紙筆，一邊解說一邊畫起了各種地雷的形狀和埋雷的草圖。雖然口齒不清，畫出的線條也扭曲得不易辨認，但很顯然，關於地雷的一切，他至今還瞭然於胸。
1938年春，冀中軍分區司令員呂正操找到畢業於清華大學的高材生熊大縝，向他下達了研製地雷的任務。此後，被任命為冀中軍區供給部部長的熊大縝著手籌建「技術研究社」，研製烈性炸藥和地雷、雷管等爆炸性武器。隨著研製成果頻出，「技術研究社」發展成為冀中根據地炸藥廠，後又擴展成了較大規模的兵工廠，擁有2000多人，不僅能大批量製造手榴彈、復裝子彈、擲彈筒彈，還能修理各種槍械。1938年12月，八路軍山東縱隊成立後，很快籌建起兩個兵工廠，並逐漸發展為後來的山東縱隊兵工總廠，並於1939年開始研製地雷，由原先研製手榴彈的石成玉負責，在較短時間內製造出了10公斤的拉髮式地雷。
接著，八路軍總部軍工部也開始研發可攜式地雷。到1941年，八路軍軍工部共製造了10000餘枚10公斤地雷和部分「5斤雷」，源源不斷地運往抗日前線和各個根據地。為促進彈藥生產，中央軍委發出「普遍設立炸彈製造廠」「炸彈生產要力求充足」等指示。毛澤東明確指出：「民兵的重要戰鬥方法是地雷爆炸，地雷運動應使之普及於一切鄉村中。普遍製造各式地雷，並訓練爆炸技術，成為十分必要。」1941年3月，八路軍軍工部在山西武鄉縣溫莊村和黎城縣東崖底開辦了第一屆地雷培訓班，分期分批培訓武委會主任和民兵隊長，並編寫下發了《地雷製造使用法》《各種地雷觸發裝置法》等小教材。經過培訓的「種子」回到各地，再進行層層培訓。1942年1月，北嶽軍區武裝部開辦了第一期爆炸訓練班，學習地雷的製造、埋設等技術，聶榮臻親自講了一堂地雷戰術課。隨後第二期、第三期訓練班也陸續開辦。
1942年5月24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保衛冀中堅持平原遊擊戰爭》的社論，號召所有男女老幼，要用「麻雀戰疲勞敵人，擾亂敵人，用地雷戰使敵人寸步不敢移動」，在華北大地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地雷熱」，出現「村村會造雷、戶戶有地雷」的場景。
美國記者哈裡森·福爾曼在他的《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一書中，就曾有關於一個村子製造地雷的情景記述：「在一個院子裡，我看見男人女人、孩子們都在製造黑色的炸藥，熔鑄地雷的模型，把裝好炸藥的地雷有次序地堆起來。因為缺乏金屬做地雷的外殼，有些人挖空了石頭來做成石頭地雷，還有人裝滿瓶子、水壺甚至茶壺；有一個人別出心裁，做成一個木質大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