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出門找兒子，何智民總帶著這樣的卡片。左邊是兒子辦身份證時拍攝的大頭照，右邊是兒子的信息。 付雁南攝
何智民每次都騎著這輛沒有頂棚的三輪摩託車去找兒子。在他身後的硬紙板上，貼著尋人啟事。 付雁南攝
12月19日，劉小平回到東三爻村的家中，家人拿出以前的相片對比。董國梁攝
劉小平領著大家來到自己曾經被迫做工的磚窯，尋找一起幹活的工友何文。 董國梁攝
12月19日，劉小平在何智民三輪摩託的車鬥裡等待回家董國梁攝
那道叫做父親的光芒
本報記者 付雁南
打從半年前二兒子走丟之後，何智民的生活一下子全亂了。
在陝西省三原縣的家裡，他的農田再沒認真種過，去附近市場賣菜的活計也做得有一搭沒一搭，甚至，幾個月前就該拾掇乾淨的玉米棒子，現在還堆在房門口的臺階上。
「我就想尋我的娃。」這個62歲的關中老漢固執地說。儘管，他那個名叫何文的「娃」已經是個35歲的中年人，而且在鄰居們看來，他的娃「腦子不好」，是個智障。
他只想找自己的兒子。老人把兒子的照片印在身份證大小的卡片上，在路上逢人就發。他還去商店裡列印A4大小的尋人啟事，在電線桿、廠房外牆上「不知道貼了多少張」。
前些天，他一度聽到希望在敲門。12月18日，在一個三輪車夫的指引下，在鄰近的高陵縣，何智民見到了一個滿臉塵灰的男人，髒兮兮地蜷縮在三輪摩託的車鬥裡。他急急忙忙跑了過去：「這就是我兒啊！」
可當他手忙腳亂地把眼前這個男人攙起來，靠在自己身上，激動得幾乎要流出眼淚時，卻突然發現，這個五官幾乎被黑色汙垢淹沒的年輕人，「不是我的兒」。
老漢後來知道了，這是一個和自己的兒子一樣，被拐賣到當地磚窯的智障勞工。
第二天，在媒體和警方的幫助下，何智民聯繫上了年輕人的家人，那是一個同樣為了丟失兒子而焦急萬分的家庭。
「自己娃沒找到，倒給人家把娃找到了。」滿頭白髮的老漢有些自嘲地笑著說。這個小插曲沒留給他多少時間用來失望，就在第二天，他又騎著自己小小的三輪摩託車，踏上了尋子的路途。
沒有什麼事比找兒子更重要了
天還沒亮，何智民就準備出發了。他打開院子的大門，把自己那輛沒頂棚的三輪摩託推出門外。在綠色的車鬥裡，原本用來包裝煤氣爐的黃色紙箱已經被壓成了扁平的硬紙板。何智民拿起紙板旁一個裝有一次性紙杯的塑膠袋，用右手的兩個指頭從裡面摳出些麵粉熬成的糨糊，抹在尋人啟事的背面，然後把這張白紙小心地在紙板上貼牢、壓平。
用家門口堆著的玉米葉子抹掉手上的糨糊，再把貼有尋人啟事的硬紙板用麻繩捆在車鬥上，何智民就騎著自己的「三摩」上路了。從他的家到高陵縣煤礦最密集的榆楚鄉有40公裡的路程，對於這位尋找兒子的父親，這段距離相當於在摩託車發動機的轟鳴聲中歷經一個半小時的顛簸。
大兒媳曾經看到他帶著好幾處傷回家，懷疑他在外面受了欺負、吃了苦，可老漢堅持自己「沒事」，什麼也不說。有時候，找兒子找得太晚沒法回來，他就把三輪摩託停在路邊，自己窩在後面不到兩米長的拖鬥裡，蜷著身子湊合著睡一覺。
「還好那時候是夏天。」何智民憨憨地笑著說。
他永遠記得兒子走丟的那一天。6月2日，何文騎著一輛白色的小號自行車出了門，給家裡打回一通電話，說有人要請他去「幹零活」。在此之前，何文的小侄子曾經在寫作業時隱約聽到他接了一個電話，一個女人在電話裡告訴他，有一份活計，每天「包吃包住70塊錢，還給一盒煙」。
一開始，家人並沒有覺出什麼異樣。這個兒子雖然「腦子不好」，身體卻很棒，常常幫家裡幹農活，幫開挖掘機的哥哥裝車，村裡的鄰居蓋房子，也喜歡叫他去幫忙做些簡單的工作。直到發現兒子晚上沒有回家，手機又一直關機，何智民才發現了問題：「兒子丟了！」
這個在農村呆了一輩子的老人想不出兒子可能遇到了什麼問題。他猜想，兒子大概找不到回家的路，流落到別的村子要飯去了。於是，老漢和自己的大兒子何安康沿著附近的鄉村一個一個打聽過去。在剛開始的半個多月裡，兩個人跑遍了附近的3個縣。
為了便於打聽消息，何智民從抽屜裡翻出兒子辦身份證留下的大頭照，塞進香菸盒與透明玻璃紙包裝的夾層裡。於是在夏季的關中農村，時常出現這樣的場景：一個滿臉皺紋的老漢，舉著一盒香菸，湊到旁人面前，滿臉堆笑地詢問著。
講話的時候，何智民的脊背總會不自覺地彎下來，眉眼間露出溫順的笑意。他的頭髮和鬍子都已經變白，亂蓬蓬地支愣著，環繞著他布滿皺紋的臉。
詢問兒子的下落，他幾乎只挑那些和自己一樣的小人物，比如路邊的清潔工，或者那些被稱為「騎三摩的」的三輪摩託車車夫。
而這些小人物也給了他足夠的善意。在淳化縣，一位村民看見他寫在煙盒背面的「重謝」字樣，連連擺手：「你放心，只要看到了我肯定給你電話，但是我一分錢都不要。」而高陵縣的一位女清潔工則關切地告訴他，在附近的磚窯裡有一些智障工人，「你應該去那尋一尋」。
在之後的日子裡，何智民把大多數時間放在了那些磚窯周圍。他去村口的商店裡印了「不知道多少份尋人啟事」，四處張貼，包括磚窯的圍牆上。他還專門印了名片大小的卡片，上面有兒子的照片和資料，包括「35歲，身高1.75米，有智障」。後來一個清潔工告訴他，自己曾看見過何文從磚窯裡跑出來，當時滿臉鬍子。何智民連忙在資料上又補上一條「現為串臉胡」。
他每天清早出門，在路上「逢人就發」這些小小的卡片，並且一點都不覺得辛苦。對於這個老人而言，好像沒有什麼事情比找兒子更重要了。
你見過這個人嗎？他是我的娃
卡片已經很舊了，上面還有些原子筆的印記。紙張的邊緣被染上了黃色的水漬，其中一道特別長，深入腹地，漫過了上面印著的那張中年男人的臉孔。
每次出門找兒子，何智民總是隨身攜帶著這樣的小卡片。在距離自己家幾十公裡外的鄉村集鎮，他一次又一次地湊到陌生人的身邊，一邊指著卡片上兒子的照片，一邊擠出些笑臉：「你見過這個人嗎？他是我的娃……」
這些原本陌生的小人物們，慢慢地幫他積累起了越來越多的消息。
一些消息給他帶來了希望。在淳化縣的棗陽莊，一個開小賣部的中年婦女告訴他，自己曾經看到何文從磚窯裡跑出來，「只穿著一條紅褲頭」。而在高陵縣的楚榆鄉，一個磚窯裡的工人告訴他，何文曾經在這裡做過活，但是現在已經走了。這些同樣做著燒窯、伐磚苦差事的工人們，背著老闆跟他聊天，甚至還悄悄幫他畫出了附近磚窯分布的地圖。
而另一些消息，卻讓老人的心都揪了起來。磚窯的工人們告訴他，把何文領來的包工頭「老方」對大家說，何文和其他的智障工人都是自己的親戚，但他身邊的兩個幫手，卻「動不動就打人」。
村東頭的王老漢曾經把一間屋租給老方和他領著的工人們。這位房東告訴何智民，老方常常把帶來的工人鎖在洗澡間，拿磚頭、棍子把他們的鼻子打得流血。甚至有一次，一個跑出去的「娃」給抓了回來，被打得「快死了」。
聽到這些話的時候，何智民總是皺著兩道眉毛，苦著一張黑紅的臉。「心疼！」他用濃濃的陝西口音嘟囔著。
老漢總對自己的一次經歷念念不忘。那是4個月前，當他騎著那輛小「三摩」，來到磚窯附近繼續找兒子的時候，一個工人跑來告訴他，何文正在不遠處的工地裡幹活。他急急忙忙地跑過去，卻發現門口有一隻大狼狗擋著，自己根本進不去。
幾個月後，他仍然會絮絮叨叨地回憶起，自己當時已經看見了工地裡遠遠站著的四五個工人，卻怎麼也分辨不出來，裡面有沒有他正在拼命尋找的兒子。他趕忙跑到距離工地不到100米的派出所報警，可警察卻告訴他，除非帶著目擊證人一起來，否則不能出警。等到他和目擊證人一起，領著警察回到工地的時候，包工頭早已經聽到風聲，領著工人們逃走了。
這是何智民最懊悔的一次。「當時本來能救出來，可惜卻錯過了。」他清楚地記得，那一天是8月13日。
現在，這個固執的老人越來越堅信，自己當時遠遠看到的四五個人裡，有一個就是自己的兒子；而且，就是這短暫模糊的一瞥，成了自己與兒子見的最後一面。
隨著天氣漸漸轉涼，何智民的心似乎也跟著慢慢變涼了。他再沒聽誰說起見過自己的兒子，而他在廣為散發的小卡片、四處張貼的尋人啟事上所留的電話號碼，更是從來沒有人打來過。
「要不就算了。」有人這樣勸他。老漢知道，這話的背後還藏著半句：「反正也是個智障。」他只能固執地堅持著，沒有絲毫商量的餘地：「父母嘛，哪能不管自己的兒子！」
就在這個時候，希望卻令他措手不及地降臨了。
12月18日，正在涇陽縣幹活的何安康接到了一個「三摩」車夫的電話：「找到了，你兄弟在高陵！」
何安康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叫何文？沒弄錯吧？」
「肯定沒錯。他自己說的，叫何文，家裡有人在開挖掘機。」對方在電話裡說。
掛掉電話，何安康馬上打給父親。何智民抱著手機激動地告訴老伴兒：「找到了，是咱三原的娃！是何文！」
因為嫌自己的「三摩」太慢，這位興奮的父親找來同村的外甥，讓他開著車送自己去高陵，接兒子回家。
按照「三摩」車夫電話裡的信息，何智民來到了土地局門口。車還沒停穩，他就看到一個滿臉都是煤灰的男人蜷坐在一輛三摩的車鬥裡。他遠遠打量了下身形，立刻跳下車小跑了過去：「這就是我兒啊！」
到了車鬥旁邊，老漢小心翼翼地把「兒子」從車上攙下來，讓他靠在自己的身上。他想仔細看看兒子倚在肩頭的臉龐，卻突然發現，本來個子挺高的兒子，現在站在旁邊竟然比自己矮了。他仔細看了看自己攙著的這個年輕人：「這不是我兒啊！」
旁邊的三輪車夫奇怪了：「不可能吧，人家自己都說了，他叫何文。」
何智民也害怕自己眼花了。他使勁兒揉了揉眼睛，仔細看看：「還是不是啊！」
自始至終，這個全身髒兮兮的男人一直木然地瞪大眼睛，看著周圍。何老漢問不出他的真實身份，自己就慌了：「不是我兒子，這可咋交代啊？」
他想把這個陌生的年輕人送去縣政府或者民政局，看對方能不能接管。可趕上星期六，不是沒有人上班，就是乾脆進不了單位的大門。
最後，實在想不出辦法的何老漢只能決定，把年輕人留在原處，等著他的家人來找他。
到了晚上，折騰了一圈的老漢才一個人回到家。可已經準備好迎接兒子的老伴兒不幹了。「你老了，憨了，還是眼睛瞎了？」老伴兒一邊流著眼淚一邊罵他，「人家說是兒子，你咋不拉回來呢？」
挨了罵的何智民心裡也七上八下起來：「難道我眼花認錯了，真把兒子給扔在路邊了？」
第二天天還沒亮，這個一晚上沒睡著的父親騎著自己的小三輪摩託又跑去了高陵縣。在原來的地方，那個年輕人已經不見了蹤影。
老漢更慌了神。他騎著車子，一路向清潔工打聽，一個多小時之後，才在縣城中心的「東方紅」十字路口找到了那個年輕人。
他跑過去，把對方扶到自己的車上坐好，仔細地詢問了一會兒，這才弄明白。這個年輕人叫劉小平，他曾經跟何文在同一個磚窯一起幹活。他告訴何老漢，在磚窯裡的時候，他和何文約好，誰先逃出來就要通知對方的家人，好把人救出去。昨天是因為「頭腦不好」，被人一問，光記得何文，倒把自己的身份給忘了。
問明白了這些，何智民給老伴兒打了電話，告訴她，找到的的確不是自家的兒子。電話那頭的老伴兒又哭了：「那咱娃還是沒尋著啊。」
何老漢嘆了口氣：「沒事，咱繼續慢慢尋。」
兄弟，哥被人打慘了
儘管已經確認了眼前這個髒兮兮的年輕人不是自己的兒子，可何智民再也捨不得把劉小平繼續丟在路邊了。想了半天，他撥通了陝西本地媒體《華商報》的熱線電話，告訴對方，自己找到了一個從磚窯裡跑出來的工人。
兩個小時之後，一位記者從西安趕到了高陵。因為劉小平只能說清楚自己家所在的縣，這位記者就聯繫當地公安局，根據失蹤人口的登記，在3個小時之後找到了他家人的聯繫方式。
這時，劉小平的弟弟劉小威還在西安的學校裡。今年年初，父母和他們兄妹3個剛剛搬到西安南郊的東三爻村，在那裡租房，並且開了間小診所維繫生計。當這個西安體育大學的大四學生正為找工作忙得焦頭爛額時，突然接到了村口小賣部老闆打來的電話，通知他儘快聯繫鎮政府，因為已經失蹤了10個月的哥哥「可能找到了」。
又驚又喜的劉小威馬上給自己的父母打了電話，並且趕忙坐上公交車到了華商報社，準備辨認照片。不過，當他走進報社時，等待的記者立刻告訴他，已經不用看照片了，因為「你們倆長得一模一樣」。
晚上7點，劉小威趕到了高陵縣公安局。當他走進門，看到坐在沙發上的哥哥手腳潰爛、渾身散發著「腐爛的味道」時，他突然「大腦一片空白」。停了一會兒，他扭身抹了抹眼淚，隨後才轉過來，說：「哥，咱們回家吧。」
劉小平半張著嘴，怔怔地看著他，積聚著黑色泥塵的眼角滲出了一點淚水：「兄弟，哥被人打慘了……」
在家人的追問下，他訥訥地回憶起，今年的元宵節，他在村口玩的時候，一個女人走過來，問他願不願意去磚窯廠幹活，管吃管住，一個月還給500元。因為想要工資，劉小平立刻樂呵呵地答應了，隨後，他被工頭「老方」帶著，在高陵縣的好幾家磚窯廠輪流幹活。
家裡人都還記得，這個29歲的小夥子原本健康壯實的模樣。他力氣大，別家有什麼活兒總愛叫他幫忙，他自己也特別樂意去。等到農忙時節，他還能幫家裡打麥子、背玉米、擔大糞。一看到有特別累的體力活，他自己主動就會做，而且還幹得特別開心。
可如今，出現在他們眼前的劉小平，連獨立行走都沒有辦法了。
從高陵回到西安，家人給這個失蹤大半年的兒子做了兩大碗麵條，又炒了一碗米飯，才勉強讓他吃飽。再晚些，劉小威想給他洗個澡，換身乾淨衣服，這才發現，因為腿上傷口流出的血液和膿水，哥哥的褲子已經黏在身上脫不掉了。家人們這才聽他說起，在磚窯幹活的那幾個月裡，只要工頭覺得他稍有偷懶，就會拿剛燒好的滾燙的磚頭烙上他的皮膚。為了防止他們逃跑，工頭給每個智障工人穿上鮮豔惹眼的衣服，並且威脅他，「敢亂跑就打斷你的腿。」
當天半夜，剛回到家的劉小平又被緊急送到了鄰近的燒傷醫院。根據醫生的診斷，他的雙手雙腿多處皮膚重度灼傷，被凍成灰黑色的左腳已經無法治療，只能進行截肢。
目前，治療和手術所需的8萬餘元費用，全家人四處拼拼湊湊，也只能勉強湊出個零頭。
我給你作證去！他就在磚窯上幹活
在等待記者的時間裡，何智民領著可憐兮兮的劉小平，去路邊的小館子吃了碗臊子麵。因為害怕「娃會餓」，他又多點了兩個饅頭。
劉小平狼吞虎咽地吃完了所有東西之後，高興地告訴何智民，自己「幾個月沒吃過這麼好的面了」。他甚至堅持要把身上的6角錢塞給老漢。在何老漢拒絕後，劉小平站起身來一拍桌子：「走，我給你作證去！何文就在磚窯上幹活。」
等到記者到達之後，因為還沒有聯繫到劉小平的家人，這位記者和警察在劉小平的帶領下，來到了他曾經做過工的一個磚窯。而何智民則騎著自己的小「三摩」，跟在兩輛小轎車的後面也進去了。
他希望這一回，自己真的能找到兒子。
劉小平的描述和現場的情況完全一致，他還認出了自己曾經住過的「中間第三個房子」，因為門口有一條大狼狗。他記得，晚上睡覺的時候，自己就是雙手被鐵鏈捆住，鎖在那裡面的一張鋼板床上，工頭「老方」也是在這裡，隨手抄起塊磚頭就砸向自己的腦袋。
但窯裡的工人們卻說，何文的確來過這裡，但是7月份的時候，老方領著手底下所有人都已經走了。
磚廠的老闆告訴前來採訪的記者，這個「老方」的確曾帶著4個智障工人來這裡幹活，不過他當時向自己解釋說，這都是「自家親戚」。
這位老闆以前私下裡告訴過找上門來的何智民，旺季的時候，「這裡曾經有11個娃」，當時磚頭的銷量好，剛燒好的磚，還沒冷卻，工頭就會強迫工人們從窯裡往外搬，很多人的雙手因此被燙得傷痕累累。而現在到了淡季，磚頭賣不了那麼多了，也要不了那麼多工人，工頭就會「把娃賣出去」，一個人賣一兩千元。
「把人當牲口一樣賣！」何老漢憤憤地說。
直到傍晚的時候離開磚窯，何智民還是沒有找到自己的兒子。他本來希望劉小平能再想起些什麼，可這個滿身瘡疤的年輕人已經不記得其他的事情了。他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麼離開磚廠的。他只記得自己坐上了一輛小車，隨後又被丟到了路邊。有人猜測，他是因為喪失了勞動能力才被扔出來的。
在那之後，他們去了高陵縣公安局。隨後，劉小威也從西安趕過來，接走了哥哥。在離開之前，劉小威轉過身，向何智民深深地鞠了一躬。
不管誰家的娃，找到了心裡就是安慰
何智民老了，很多事情已經記不清楚了。半個月前的事情，他回憶起來也會講得顛三倒四。講話被打斷時，他會突然想不起自己接下來要說什麼。
「年紀大了，腦子不靈了。」晚輩們總會這樣笑著逗他。
可關於兒子何文的事情他記得很多。他不厭其煩地對來訪者重複著，自己的這個兒子挺「文」的，不是個厲害人。在他的心目中，這個兒子高大、有力氣，頭腦清楚，做事爽利，在家的時候會開四輪車、會幫哥哥裝車，還能記住家裡的電話號碼，「就跟好人一個樣」。
再小一些的時候，何文在周圍是出了名的機靈。大媳婦兒嫁進來那會兒，全村人都叫他「金絲猴」。他會幫家裡幹農活、翻麥子，而且「頭腦靈得很」。何老漢最記得，有一次去糧站收糧，對方在秤上做手腳，自己還沒發現，這個兒子卻一眼就看出來了。
他還記得何文喜歡下象棋、打麻將，甚至有一次，因為領著一伙人在家裡玩得太久，被何老漢怒氣衝衝地掀了桌子。何文還喜歡看電視，就在失蹤前不久，他用四處幫人幹活掙來的工錢，給自己的小房間添了一臺21寸的電視機。
「其實他當時本來有機會當兵的。」講到高興的時候，何老漢興衝衝地講了一句。但很快，他眼中的神色又黯淡下去：「可惜被人頂掉了。在那之後，他受了刺激，變成了現在的樣子……」
「沒事講這些幹啥！」大兒子何安康在一旁打斷了他。
何老漢自己也不願意回想那些年的事情。他覺得，即便是現在這樣子，兒子依舊「長得排場」，也愛乾淨，衣服總是穿得整整齊齊。前一年，家裡甚至差點給他說成了媳婦，可惜對方答應了，何文自己卻「眼光太高」，看不上別人。
為了尋找兒子，這個一輩子生活在農村的憨直老漢開始學著要多動兩下腦筋。他把孫子的複讀機放在隨身的包裡，每次進磚窯找兒子之前，他都會用自己粗硬的手指按下那個小小的錄音鍵，希望能在那一盤盤的舊磁帶裡，「留下些證據」。
他甚至還想過帶著相機去偷拍，不過轉念再一想，又怕對方發現了，「對我兒不利」。
在這次的事情之後，何老漢的照片被登在了《華商報》的頭版上。那一天，在何老漢賣菜的市場裡，這份報紙賣得特別快。每個菜販子見了他都笑呵呵地問：「聽說你把娃找到了？」
「沒找到。」何智民也樂呵呵地笑著，「不過給人家把娃找到了。」
他努力安慰自己，「劉小平這孩子命大」，算是被救出來了。更何況，「不管誰家的娃，找到了心裡就是安慰」。
報上也登了他的電話號碼。當天一早，他一下子接到了五六十個來電。很多是陌生人打過來安慰他，一個延安的報紙投遞員在電話裡粗聲粗氣地對他說：「老何啊，你放心，大家都在幫你找兒子！」
但他也接到了另一種電話。有人在電話裡告訴他，「何文就在我旁邊出磚呢，給錢就放人。」而贖金的價格，從1000元、2000元一路上漲，到了中午，一個人在電話裡竟然開價10萬元。
何智民不止一次想過報警，可無論是鎮上的派出所還是縣市的公安局，或者因為證據不足，或者因為「不屬於自己的轄區」，反正半年過去了，他連立案都沒成功過。
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騎著自己沒有頂棚的三輪摩託車，穿梭在縣城間的小路上。「人家不管，我們自己還是要找嘛。」
他偶爾也會擔心，兒子會不會像劉小平那樣被打得傷痕累累，或者會不會已經「不在」了。可大多數時候，這個固執的老人根本「管不了這些」。
「不管他是死是活，我都要找回來。別的我都不會想。」12月25日，坐在自家的客廳裡，何智民用濃重的關中口音一字一句地說，「活要見人，死要見屍。」
可一轉過身，這個父親馬上又陷入了自責的情緒裡：「這娃，是我大意了。」
在寒冬冰冷的空氣裡，他努力地計劃著，等到兒子找回來，先給他做上一盤他最愛吃的餃子。在那之後，給他說個媳婦，成個家，然後每天都讓他跟著自己賣菜，讓自己一手管著，「再也不讓他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