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中國學費最高的學校,戰亂年代的「貴族教育」

（1950年，屠規益（後排右三）和同學們在聖約翰大學醫學院三樓解剖室。中戴帽者為一具屍體。圖/受訪者提供）

聖約翰大學的最後十年

在北京協和醫院退休教授葉世泰看來，戰亂年代，他的母校聖約翰大學就像上海的世外桃源。

聖約翰大學地處蘇州河畔，三面濱水。穿過兆豐公園後門就進入學校，一株巨大的古香樟樹枝繁葉茂。它的枝幹遒勁，低處的樹枝多橫斜著生長出去，人剛好可以坐在上面，很多同學就坐在上面賞景、讀書、談戀愛。旁邊的大草坪上，有時會有一些教授在打高爾夫球。一首老歌「I Love You for Sentimental Reasons」（愛在我心感懷時）在校園中風行。

作為一所教會大學，聖約翰大學的英文校訓是「light and truth」（光與真理），出自《聖經》中耶穌所說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葉世泰不是基督徒，但讀書心煩時偶爾喜歡去校園裡的小教堂裡坐一會兒。

那是1947年底到1952年，聖約翰73年生命中最後的時光。

「中國學費最高的學校」

1942年，19歲的白德懋從上海光華附中畢業，被聖約翰大學錄取。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聖約翰大學的西籍教員不是返國，就是被關進了集中營。1942年1月，學校成立了全部由中國人組成的緊急校董會，決定繼續辦學。此時的聖約翰已成為上海僅存的一所完整的教會大學，學生人數一再創下記錄。1937年聖約翰的全體學生人數只有568人，到1942年已達到2500餘人（含附中和聖瑪利亞女校學生）。

因為看了一部以醫生為主角的美國電影後深受感動，白德懋選擇了醫學專業，一學期後，因興趣缺缺，轉到了英語專業。又過了一學期，他擔心英語專業就業困難，再轉到了土木系。不久後，聖約翰大學成立建築系，白德懋開始同時攻讀建築專業和土木專業。

建築系第一屆只有5個學生。建築系和土木系都由工學院院長楊寬麟領導，他為人幽默，和學生打成一片，很受歡迎，學生經常到他辦公室去聊天。因為建築系第一班學生只有5人，楊寬麟對他們特別關照，白德懋畢業後的工作基本都是他介紹的。

國學大師陳從周講授語文，他學識淵博，但不善講課。白德懋選修的第二外語是德語，老師是一位喜歡點名的猶太人，總是把白德懋念成「白德蒙」，讀起來像個俄羅斯人。

建築系主任黃作燊剛從英國留學回來，一副紳士派頭，學生們很崇拜他，總是模仿他的穿著打扮。黃作燊亦師亦友，經常邀請學生到家中做客。

黃作燊教現代建築，作為中國建築學界中現代派的首倡者之一，他把最現代化的理論引進了建築系。為了讓學生理解現代派和學院派的聯繫和區別，他邀請了兼職的德國教授、現代派的Paulick和學院派的李錦沛來講城市規劃。

聖約翰大學首創了「榮譽制度」，亦稱作「不監考制度」，一切靠自覺。學生選課自由，修滿學分即可畢業。白德懋在1945年9月修完土木系和建築系的學分，提前畢業。

白德懋畢業這一年，史久鏞考入了聖約翰大學醫預科。從醫預科升入醫學院要求每門功課必須b以上，但他第一學期的數學成績是c，因此他只讀了一學期，就轉入了政治系。1945年聯合國的成立以及《聯合國憲章》的公布，讓他對國際法課程興趣濃厚，下定了搞國際法的決心。

史久鏞當時是不問黨派政治的無神論者，課餘時間喜歡聽音樂會、看芭蕾舞演出、讀英國文學。他不住校，騎自行車走讀。在他的印象中，聖約翰大學本地學生多，一般都家境富裕。

當時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均給予聖約翰大學生以免考直升研究生院和諸如醫學院、法學院等專業學院的優待，並允許他們插入大學本科三四年級學習。史久鏞畢業後申請哥倫比亞大學，被順利錄取。

1947年進入聖約翰大學醫預系的劉力生報到那天就發現，很多學生都是乘小轎車到校的。除學生食堂外，學校還有可以吃炸豬排、炸牛排的兩家飯店，有些家境優渥的學生從不去食堂。

隨著學校的發展，學費逐漸成為聖約翰常年經費的最主要來源。學費迅速增加的一個後果便是學校的貴族化傾向。1935年的一個統計顯示，聖約翰學生一年的人均開支是750美元，遠非一般家庭所能承擔。因此學生多為富室子弟，常常父子相繼、兄弟聯袂，如宋子文、宋子良和宋子安三兄弟都是校友。

聖約翰在美國的經費來源，主要是美國聖公會的常年撥款，但這部分經費主要用於20來位西籍教員的薪金。他們的薪金僅在1928年至1929年度就達到18萬元，是一筆巨款。而且，讓學校經濟自立，是聖約翰治校的目標之一。因此，不足部分，只能靠學費彌補。

學費高還有一個原因。進入30年代之後，由於美籍教士的反對，聖約翰長期未向中國教育部立案，在政府規定的立案最後期限1932年6月30日之後，成了一所在中國「非法」開辦的教會大學，這不僅使得聖約翰畢業生的就業受到一些限制，也使它不能從政府得到補助，更加依賴學費。學校在1939-1940年的年度報告中也承認：「聖約翰已有中國學費最高的學校之稱，使它成為只有有錢人才能上的學校是不幸的，是和我們的宣教理想背道而馳的。」

由於經費不足等原因，相比20年代鼎盛時期，聖約翰大學在全國高等院校中的地位已有下降。1946年，聖約翰校董會主席顏惠慶在題為《聖約翰大學：過去與未來》的報告中寫道：「人們只要到聖約翰校園走一遭便能看出學校的破綻：校舍七零八落、既無規則，表明創辦人根本未曾想到聖約翰會有今天這樣的規模；與其他後起或多差會合辦的教會大學相比，聖約翰無論校園建設還是教學設施均已落後。」

學校宿舍緊張，劉力生所住的宿舍六人一間，桌椅都要自己買。此前，她已在燕京大學醫預科讀了一年，因家人擔心北平局勢動蕩，讓她退學重考了聖約翰大學醫預科。她覺得，聖約翰大學的校園沒有燕京大學面積大，社會、經濟等人文類課程的選擇範圍也不如燕京廣泛。她僅僅在聖約翰讀了一學期，為了升入協和，就申請了重回燕京大學，獲得批准。

1947年10月，聖約翰大學終於完成了向國民政府立案的所有手續。聖約翰神學院與聖公會中央神學院合併，雖設在校園內，但與學校已不再有隸屬關係。

這一年，聖約翰大學的名譽校長卜舫濟（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在上海逝世。

卜舫濟執掌聖約翰大學五十餘年，是聖約翰大學的靈魂人物，有「北有司徒雷登，南有卜舫濟」之說。他在聖約翰推動了兩項重要改革：一是英語教育，二是科學教育。他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的1941年初獲準辭職，改任名譽校長。抗戰勝利後，82歲的他從美國返回聖約翰大學。他說，這裡是他的家，他要死在這裡。半年後，他在上海宏恩醫院去世。

民主堡壘

1947年底，葉世泰從東吳大學醫預科轉入聖約翰大學醫學院。他覺得聖約翰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生活自由。

教解剖學的外籍教師張光朔，第一節課從鎖骨講起，用一年講完了全身各個系統。心理學老師喜歡在上完課後給學生測IQ。臨床課都是上海的名醫，要經常去醫院上課。

醫學院每年都要求學生作解剖實驗，6至8人一組，每組需要一具屍體。實驗室的屍體用光了，時任院長倪葆春寫了一封介紹信到警察局去要。醫學院派不出人手，就讓學生自己去辦。葉世泰記得，他拿著介紹信去警察局，要到8具屍體，由專人拉回，泡在福馬林裡。

1948年，楊冠群考入聖約翰大學政治系。他高中就讀於聖約翰大學附屬中學，直升聖約翰大學幾乎不存在壓力。考慮到報考經濟系的人太多，競爭激烈，他先報考了政治系，打算讀一年再轉到經濟系，後來形勢發展就作罷了。

政治系大一時課業不算繁重，邏輯課教授用一個學期講了兩個字「good」和「bad」。

入學後，學校裡一些地下黨員主動邀請他，參加進步的讀書會。

早在1938年，聖約翰就成立了中共地下組織。到抗戰末期，聖約翰已有兩個中共地下黨支部，並建立了黨總支委員會，在上海高校中第一個建立黨總支。

1946年10月，具有民主思想的教育家、曾獲芝加哥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的涂羽卿受聘出任聖約翰大學校長，成為聖約翰大學歷史上經由校董會任命的第一位中國校長。他上任後，聖約翰大學不參與政治運動這一傳統被打破。學生要求校方允許民主選舉成立學生會，涂羽卿表示同意。聖約翰大學隨即興起了選舉熱潮，中共地下黨員湯興伯擊敗了國民黨三青團候選人，當選為校學生會主席。湯興伯是拳擊能手，三青團打手都迴避三分。

從此，學生自治組織控制在了進步學生手中，聖約翰大學成為上海高校中的「民主堡壘」。據估計，從1946年到1949年，曾在聖約翰工作和學習的中共黨員先後有250人左右。

在校期間，楊冠群參加了上海新民主主義青年聯合會（在解放區叫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政治系學長、後成為中國駐委內瑞拉大使的胡洪範是他的領路人。

利用各種團契開展活動，是中共地下組織採取的鬥爭策略之一。楊冠群記得，「青聯」的聚會是秘密進行的。先是在兆豐公園邊上一個外號「老蟹」的同學家裡，後來遷到政治系學生汝信（80年代擔任了社科院副院長）位於靜安寺的家裡。聚會時將學習文件塞在長筒襪裡，分頭進來，分散出去，以免引人注意。

長期內戰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楊冠群說，有家境不好的學生四年向學校貸款2000塊舊幣，而畢業時2000塊只能買一斤肉。在地下黨領導下，國統區學生運動高漲。

上海地下黨指示上海學聯黨組書記錢李仁取得學生身份，捲入學生運動，並逐漸到「推動和引導的位置上」。他當時24歲，公開身份是小學教員，因身材較瘦小，充當一名大學生並不顯突兀。

選擇聖約翰大學，是因為該校入學考試不考高中所學科目，主要考察英文水平和思考能力。錢李仁高中時讀的是著名的上海中學，英文老師水平很高，化學老師選用的教材都是英文的，因此他報考了聖約翰大學化學系，被順利錄取。

他把主要精力用於跟進學生遊行活動，無暇投入學業，而且也有意識地避免結識熟人暴露身份。「作為約大學生，實在十分慚愧。」他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外交人才養成所

楊冠群升入大二時，全國解放。北京外國語學校去上海地區招生，實際上是外交部到高校尤其是外語水平高的一些教會大學的進步學生中選拔預備幹部。

聖約翰是中國最早實行全英文授課的學校之一。有學生曾如此描述：「聖約翰學生與眾不同的最大標誌是他們地道的英語。本校因此而遠近聞名，令人羨慕；聖約翰學生也因此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由於聖約翰學生的普遍英文程度在上海首屈一指，海關、電報局、洋行等洋務部門對該校學生另眼相看，在社會上有「聖約翰英語」之稱。

招生沒有經過報名和考試，由地下黨推薦。那時有兩個選擇，一是「北上」學習，二是跟解放軍「南下」。動員時，地下黨說「北上」是經過學習後做外事工作，楊冠群不知道外事工作是什麼，猜測是管理外國僑民。他權衡再三，決定「北上」。

聖約翰大學選擇「北上」的學生共一百多人。因北京外國語學校校舍緊張，來自上海的這批人被送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讀了一年政治，學習馬列主義。

在這裡，楊冠群學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學到了無產階級世界觀，接受了跟《聖經》完全背道而馳的進化論。

1950年3月11日，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正式成立，上海各高校移歸該部管理。6月，中共聖約翰大學支部首次公開，黨員和預備黨員共36人。

聖約翰大學黨總支號召學生參加軍隊系統的幹校，紀立德是醫學院唯一報名並被批准參軍的。他1949年考入聖約翰大學醫學院，在學校加入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並被選舉為一年級學生會主席。

因朝鮮戰場急需翻譯，紀立德等五人被分配到南京軍區外語學校。一個多月後，因北京外國語學校調出一批人去朝鮮，紀立德等和來自其他學校的三四十人被調去補充生源，成為二年級插班生。

1952年9月，紀立德被調到外交部，去印度孟買總領館工作。80年代，他擔任了中國駐紐約總領事。

聖約翰大學出了很多外交家。楊冠群曾統計過，後來在外交部工作的聖約翰學生有近四十人，有七八人做了大使。如湯興伯出任中國駐紐約總領事，外交部兩個副部長朱啟禎和溫業湛都是上海聖約翰大學培養出來的「知美派」。中聯部兩位部長錢李仁和朱良也都曾就讀於聖約翰大學。

自力更生

1949年，屠規益通過面試，從蘇州東吳大學醫預科轉到聖約翰大學醫學院。他本計劃讀完兩年醫預科後投考北京協和醫學院，但南北交通因戰事幾乎中斷，解放軍辦的華東軍政大學又尚未建成，他最後還是選擇了聖約翰大學。

此時，聖約翰大學正處於新舊交替階段。學校裡宗教氣氛依然濃厚，校園裡不乏外國傳教士和外國教員的身影。

20年代中期以前，學校的宗教教育是強制性的。在輿論壓力下，聖約翰逐漸將教學和宣教相分離，試圖在「光」（知識）與「真理」（教義）之間保持平衡。禮拜改為自願，但學生仍須參加宗教課，後宗教課也改為選修課。學生中基督徒的比例一直在下降，從20年代初的三分之一下降到40年代末的五分之一。

第二學期，部分課程開始改革。醫預科撤銷，改設6年制醫科。多數老師都改為用中文授課。

胚胎學老師曾在美國留學，關心政治，傾向進步，教改時很快提供了英文講義讓學生翻譯，開始用中文講課。解剖學沒有講義，紀立德和三四個同學用打字機根據上一年級的講義手打。

由於聖約翰大學一直全英文授課，很多醫學詞彙學生不知對應的中文名稱，醫學院院長倪葆春為此專門開設了一個學期的詞目課。

屠規益在聖約翰大學的三年裡幾乎沒有課餘時間，每天白天上課，晚上去停屍房解剖。

那是一段「自力更生」的日子。解放初期，學校師資和設施都極度匱乏，一些教師是兼職的，實驗室的很多器械要自己籌備，沒有教材就自己打字油印，沒有解剖用的青蛙，就傍晚自己去河邊抓捕。

那時，學校裡活動很多，組織唱革命歌曲、跳秧歌、打腰鼓、演革命話劇，宣傳愛國思想，反對恐美、親美、崇美思想，後來還宣傳抗美援朝。

醫學院裡基督徒多，書蟲多，功課忙碌，學生大多不關心政治。一年級的一百來個學生，最初只有五六個團員。學生被分成多個學習小組，團員分散到各組共同學習、做工作。

以前完全掌握在美國人手裡的財政收支完全公開，昂貴的學費被取消了，宗教氣氛漸漸變淡，一些過去從不過問政治的老教授也開始學習政治。

1951年，根據中央指示，各教會大學掀起了肅清美帝文化侵略影響的愛國思想教育運動。在上海，聖約翰大學首當其衝，被稱為「帝國主義大學」「黑學校」，許多教師被要求參加政治學習班，並定期進行思想匯報。

屠規益本應在1953年畢業，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打響後，一部分同學提出提前畢業支援前線。屠規益是班長，代表大家去上海衛生局申請，被批准每年讀三學期，提前一年畢業。

1952年夏天，抗美援朝戰爭還在進行，屠規益等七八位黨團員被分配到北京協和醫學院。那時北京協和醫學院已被軍管，培養的學生都計劃日後上前線。1953年夏天，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屠規益留在協和醫學院，成為頭頸外科醫生。

院系調整開始後，1952年9月，經由華東教育部決定，聖約翰大學被正式裁撤。

文學院的外文系、新聞系併入復旦大學，教育系和理學院併入華東師範大學，土木系科和建築系併入同濟大學，財經系科併入上海財政經濟學院；取消農學院，部分學生轉入嶺南大學；取消神學院，學生轉入南京的宗教學校；醫學院與震旦大學醫學院、同德醫學院合併，成立上海第二醫學院；政治系與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滬江大學的政治系合併，連同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安徽大學、震旦大學、東吳大學法學院的法律系一道，在聖約翰大學的校址上，聯合組建華東政法學院。

至此，聖約翰大學的73年歷史畫上句號。

重聚

1988年，聖約翰全球校友會在香港成立。1937年畢業於聖約翰大學歷史系的榮毅仁被選為會長，率領30名校友前往參加，副會長由1939年畢業生經叔平擔任。此後，聖約翰全球校友會每四年召開一次。

史久鏞畢業後一直從事國際法工作，1994年當選聯合國國際法院大法官，2003年當選為國際法院院長，是該機構1946年成立以來的首位中國籍院長。80年代，他受邀到華東政法學院演講。

這裡是聖約翰大學舊址所在地。他看到，那棵幾百歲的大樟樹已被砍掉，可以打高爾夫的草坪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棟棟嶄新的建築。

1992年10月，聖約翰大學第二屆校友聯誼大會在上海舉行，1700餘名校友到場，很多校友是畢業後首次回來。

校友會通過了「三管齊下」的復校方針：第一，在上海復校；第二，將原臺灣新埔工專升格為聖約翰大學；第三，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設立聖約翰學院。最終，第二和第三項計劃都已實現，第一項改為由華東師範大學申請創立申江書院（申江與聖約翰的英文名稱「St. John」諧音），不過還未如願。

2009年是聖約翰大學建校130周年，第八屆全球校友聯誼會也在這一年舉行。楊冠群前去上海參加，這是他離校後第一次返校。很多老房子都還在，但河邊上外國教授住的小別墅群多已損毀。

2018年，聖約翰大學在華東師範大學召開第12屆全球校友會。到會者共計250人，參加者最年長的102歲，最年輕的85歲。88歲的聖約翰北京校友會會長高尚全在會上做了經濟形勢報告。

葉世泰記得，北京校友會活動初期，合影時有三四百人。最近一次聚會在2019年深秋舉行，連家屬只有近70人參加。與他聯絡密切的老友，也只有屠規益等寥寥幾人了。

早年間，聖約翰大學學生人手一枚銀制校戒，要用兩塊銀元購買。校戒被葉世泰帶到北京，悉心保存，但最後還是不知所蹤。一次聚會時，校友會給每位校友準備了一枚「校戒」，外觀毫無二致，只不過是非銀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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