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電視研究3.0的新時期

邁向電視研究3.0的新時期

王瀚東

就電視研究而言，「電視是什麼」的問題與理解電視的方法實際上相互關聯。「電視研究」（ television study）≠「研究電視」（ studying television），雖然從電視技術誕生之日起，就一直伴隨著研究電視的存在，然而，「電視研究」成為一個在學術領域被頻頻提及的術語，在世界範圍內是20世紀80年代以近的事情，其主要意義並非術語上的創新，而更多體現於「機構建制」層面。例如，在學科的歸屬上，它平行於「電影研究」，從屬於「傳播研究」，常常被界定為「社會科學」、「大眾傳播學」或文化研究，這樣為研究電視的學者們安身立命，貼上了身份標籤，找到了專業歸宿。2000年，第一個以「電視研究」命名的英文學術期刊開始發行。雖然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一所大學建立「電視研究系」（Department of Television Studies），但不可否認，這一術語的提出的確隱約表明了一個「學術領域」（academic field），甚至一個「學科」（discipline）的出現。在英美大學中，這是繼「電影研究」機構化之後的又一新的學術安排，完成了從「研究電視」到「電視研究」的體制化轉身。

作為術語的「電視研究」在歷史進程中呈現出不同的層面。

首先，它屬於對電視技術吟唱的讚歌系列。在對現代科學技術持有樂觀主義的人看來，和人類一切的科學技術發明一樣，電視是20世紀上帝的最大饋贈之一，它使影像的即時呈現和遠距傳播成為可能，並極大地影響了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在此認識上形成一種可稱為「禮物觀」指導下的電視研究。以電視技術重要發明者之一德佛萊斯特為例，他相信「廣播電視所帶來的這種新的休閒方式，這種備受歡迎、倍加智慧運用的娛樂、文化和教育的禮物，最終將使生活煥然一新，將對生活形成新的理解、新的態度。」 德佛萊斯特1942年的言論表明，在一批很早便看好電視的科技、文化、政治、商業的精英之中，不乏有人在冥思電視的社會文化地位，冥思與電視相關的諸多可能性和問題。到1960年代，麥克盧漢在考察電子媒介、主要是廣播電視傳播現象的基礎上，形成「媒介是人的延伸」的傳播顯學。「媒介即訊息」的理解風靡一時，麥克盧漢成為電視研究、媒介研究的「先知哲人」，不過他的主要思想仍然沒有脫離德佛萊斯特的基本觀點，即：媒介對個體和社會的影響源於新的尺度的產生，任何一種新的媒介都在人們的交往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模式和變化，一種新媒介的出現總是意味著人的能力獲得一次新的延伸。但不幸的是，早期的「科技讚歌」和「禮物觀」深深紮根於電視研究，並成為它的痼疾或——中性地說——基因，以至於當代電視研究似乎難以擺脫科學宏大敘事的空洞和技術喋喋不休的重複。麥克盧漢「決定」的那些命題和隱喻，一有風吹草動便改頭換面、捲土重來。今天的電視研究已經離不開對於數位電視技術的發展及其社會互動的迷戀。電視研究正不斷形成同數位化技術時代「平行」發展、變化的學術興趣和研究趨勢。

其次，電視研究是大眾媒介頻繁使用的一個批評性詞彙，電視研究者往往也是電視的社會批評者，主要由社會的「衛道士」群體組成，它的背後支撐的動機是對電視這個「壞媒體」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弊端的深刻擔憂、強烈恐懼和廣泛抵制。上個世紀70年代左右，西方社會圍繞商業電視節目大量呈現的暴力內容及其產生的負面社會效果、尤其是對兒童和青少年的惡劣影響，構成了電視研究新一輪的浪潮。總體上這是一個基於「社會問題觀」的電視研究聚焦。電視對個人行為態度的呈現效果被當成社會問題研究，電視既具有它自身的特質，也是重要的社會問題。而社會學和心理學的知識為我們研究電視提供了不少幫助，「電視研究」中很多著名的實驗和名詞術語都是得益於這個大的根基。這一時期的研究繼承了20世紀20年代出現的關於電影對少年兒童影響的經驗主義調查方式。「社會問題觀」的電視研究，一方面仍然是單一視角的、以社會影響為切入點，聚集了政治的、宗教的、教育的、民間團體的、媒體的等各界社會力量人士，因而也非純粹意義上的電視研究甚或學術研究。另一方面，許多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例如施拉姆、霍夫蘭、拉扎斯菲爾德等人，都為理解和研究電視提供信息、數據和研究方法，使電視不再簡單的是一個物體、一個話題、或一個學術性的素材，而是一個研究的焦點，吸引了各個領域學者的注意力。針對各種電視現象的諸多專門性課題或是從一種「填補空白」的需要開始，或是以斬獲新的分析視角而收工。但令人遺憾的是，如果以人文學科為研究基礎的批判學者把關注點轉移到電視節目時，通常都是本著「補充」社會心理學早期分析的心態，而社會心理學的自身「拓展」，則可能僅僅把具體細微的電視效果研究「擴大」到對更廣泛電視社會效應的關注。

再次，電視研究的術語需要找到自己的根基。只有在方法論層面上和學科領域基礎性問題的交集中，當代電視研究才能發現新的前沿陣地，從而形成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電視研究那些頗具影響力的轉向。一個有影響力的轉折是與「通俗文化研究」的課題相關。流行或通俗文化研究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場學術「運動」，旨在打破圍繞社會品味和公民模範教育目標而導致的文化科層主義。從19世紀60年代後期以來，在美國高等教育系統內，研究流行文化的表現形式，如通俗文學、喜劇、體育和流行音樂的人，都需要努力爭奪自己的學術位置。歸納在流行文化之下的電視文化則在此文化科程中處在合法性的最低位置上，因此，在一些英美學者看來，去考察電視那些「低級的」，「不被欣賞的」文化形式的研究更具挑戰性。從哲學意義上說，通俗文化研究運動中的學者經常覺得，比之以往那種被精心挑選、保存、教導並作為傳統人文價值體現的「精英」作品，作為一種考察的對象，對電視通俗文化的偏好更有指標性，能夠表達作品和觀眾之間一種更加「民主」的關係。作為流行文化的電視研究背後，有著某種審美「意識形態」和「政治」動機：一旦把通俗流行的電視作品排除在經典之外，也就意味著把千萬電視觀眾排除在文化的合法性之外，對最大數量的公民武斷做出最低層次的知識和美學判斷。於是，英國文化研究視野下的電視研究，帶著對意識形態批判的責任感，開始更加詳盡地研究電視媒介。雖然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者認為文化研究在那個時代是「遠視」的，忽略了電視工業的所有權和控制問題，但作為文化研究的電視研究依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並「進口」成為當下中國電視研究的顯學之一。

最終，當我們邁向「電視研究3.0」的新時期時，電視研究仍亟待更深厚的學科積累，更寬廣的理論關照，更獨特的學術建樹。一方面，面對層出不窮的新技術和花樣翻新的「技術決定論」時，保持「形而上」的學術堅持；另一方面，當陷入理論「八股」之窠臼時，恪守「形而下」的問題意識，對當代電視的各種「生活現象」始終有著敏銳而清新的感知。如果說，網際網路時代的電視呈現出更多的交互性和多元界面特徵，新的電視研究也相應的更趨向於開放以及理論的交集。

「當代電視研究前沿譯叢」代序（節選）

我們塑造了電視，然後電視塑造了我們。

電視研究不僅僅是文化附加品，更是對社會問題進行研究的窗口。它在獨特的新時期仍亟待更深厚的學科積累，更寬廣的理論關照，更獨特的學術建樹。在邁向電視研究3.0的關鍵時期，當代電視研究前沿譯叢編委會與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精心挑選了5本國外知名學者的著作，從基礎理論與社會現象搭建出學科基石。

編委會

當代電視研究前沿譯叢一系列共五本書，分別從營銷電視、電視談話、諷刺電視與政治參與、電視與社交媒體之間的融合發展、IPTV和網際網路視頻這五個維度來探討電視研究3.0的交互性、技術性和多元化發展等特徵。

《營銷電視--全球市場中的英國電視》

將英國電視置於全球化和世界電視市場大變革的背景下，從市場運行、出口政策、海外貿易夥伴等角度對英國的電視營銷做了全方位的闡釋，對我們研究中國電視節目的製作、營銷以及提升中國文化的影響力，具有一定的理論和實踐的借鑑意義。

《電視談話--電視脫口秀的歷史》

從美國廣播電視產業的經濟、規制、技術和社會環境的整體格局出發，分五個階段詳盡介紹了電視脫口秀節目前五十年的發展歷程。

《娛樂政治--諷刺電視與政治參與》

越來越多的媒體從業者和學者開始注意到，與政治相關的娛樂節目擁有越來越重要的公共話語權。然 而，多數明眼之人並沒有將之放置在民主理論和實踐 的語境中，而《娛樂政治》這本書恰如其分地填補了 該領域的空白。

《社交電視--運營商如何通過電視關聯網絡、社交媒體及手機來吸引並留住觀眾》

本書以較大的篇幅講述電視與社交媒體之間的融合，也探討了使用手機和平板設備給電視收視所帶來的改變，以及網際網路電視體驗所帶來的不斷增長的影響。

《交互式網絡電視與網際網路視頻--視聽放送的進展》

在 IP平臺上出現的便於執行的新技術，意味著新的商 業模式將成為可能。本書旨在提供給讀者一個圍繞IPTV和網際網路視頻的相關技術及其商業運作的可靠論述。即對主要的概念進行梳理， 也對個體執行的特殊細節深入考察。

為了能夠更好地與國內電視研究的實際情況結合，我們邀請了國內傳播學研究領域有著豐富學術、實踐與教學經驗的十數位專家學者來翻譯這一系列著作。

經過權威主編把關，專業譯者操刀，期待與大家在當代電視研究前沿譯叢中，共同享受電視研究領域的饕餮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