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新時期以來，女性文學創作與批評之間形成良性互動，成績斐然，成為中國當代學術界獨具特色的研究領域。新時期以來女性文學研究經歷了三次範式轉換，從「人學範式」、「現代性範式」到「後女性主義範式」，從演進邏輯上看，呈現從單一到豐富並逐漸深化的走勢，逐漸由文學層面向社會學乃至哲學層面開拓和推進。範式的轉換在令研究和批評實踐不斷深化的同時，也不免出現一定的偏頗。簡言之，即文化政治學的意味越來越強，而文學研究應有的語言—審美等元素被削弱或弱化，文學的審美分析受到排擠，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相較而言，新時期以來我國女性主義理論建設少有自主創新，批評實踐則較為繁榮，形成不均衡的發展格局。
關 鍵 詞：新時期/女性文學/研究範式/批評實踐
標題注釋：本文系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資助項目「當前文化與文學熱點問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於文秀，黑龍江大學文學院教授、現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正如許多思潮的引介與問題的討論，文學研究界都是率先而動、最先觸及一樣，新時期以來，女性問題的最早提出並引發理論界的關注討論也是在文學界，有學者指出：「婦女問題的提出和尖銳表現，最早是在文學而不是在社會領域，無意中使得有關婦女的文學成為社會學討論的導火索和先驅」①。作為西方舶來品的女性文學及女性主義理論，在中國改革開放至今表現出極大的活力，並在眾聲喧譁中發出了自己的強音。女性文學研究及其批評實踐行進至此，有必要對其範式轉換和批評實踐進行階段性的審視與反思，同時更有必要對其存在的問題進行檢省，釐清並理性認知其效度與限度，從而更加有效地發揮其理論的闡釋價值和作用。
範式(paradigm)概念由託馬斯·庫恩提出並在《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中做了系統闡述，在人文學科中主要指研究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規範。新時期以來的女性文學研究及其批評實踐，從研究範式角度看，一般可分為三個階段，即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後期(1978-1988)體現「人學範式」的新啟蒙主義時期，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體現「現代性範式」的本土化時期，90年代末以來體現「後女性主義範式」的後現代時期。依據理論範式轉換與發展的邏輯，女性文學研究和批評實踐也呈現出鮮明的階段性特點。可以說，女性文學研究的理論範式構成了女性文學批評實踐內在的研究機理，二者互為表裡。同時，女性文學研究與整個女性文學發展也存在同頻共振的特點，呈現創作與批評互相促進、共同發展的態勢。細緻辨析，新時期以來我國女性主義理論建設少有自主創新，批評實踐則較為繁榮，形成不均衡的發展格局。
(一)新啟蒙主義時期：「人的自覺和女性的自覺」並舉的人學範式
20世紀80年代開啟的新啟蒙主義思潮，思想取向紛繁複雜。從康德對啟蒙的經典論述中可以明確，無論是啟蒙主義還是新啟蒙主義，對人的高度重視是最核心的價值立場，即對人性、人的尊嚴和人的價值的關注，重塑人被貶抑和束縛的地位，追索人的本質，實現人的自由與發展。伴隨以改革開放為標誌的新時期大幕的拉開，文學界從「傷痕」和「反思」中開始了對歷史與人的存在的批判性反觀與書寫，不乏自「五四」後人的再度覺醒的意味。與此同時，女性文學逐漸復甦，女性主義理論引介也隨之開始。此時文學研究的主旋律是人如何從政治意識宰制下脫解，恢復文學研究應有的、本真的以文化—審美為旨歸的闡釋與解析，女性文學研究亦是如此。事實上，女性文學研究擔負著多重任務，既有從人性、人道主義角度對文學文本的觀照與剖析，又有從性別意識維度對文本書寫的審視和拷問，更有對女性所遭逢的歧視與不公的詰問和控訴，呼喚兩性在人的社會價值實現上的平等。也就是說，女性文學研究與批評實踐將人本思想的重拾與高揚同性別意識的覺醒與自覺並舉，既體現了新時期文學新啟蒙主義「人性啟蒙」的主導內涵，又包含著對女性性別與心理的初步探索。嚴格意義上講，這是女性文學研究與批評實踐的早期階段，也是女性主義研究和批評實踐的準備期。這一階段的女性文學研究與批評實踐，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文學作品尤其是女作家的作品進行研究與批評，二是介述和評析西方女性主義思潮及運動。
20世紀80年代初，女性文學研究成果多以單篇論文的形式出場，劉慧英、趙園、林丹婭、吳黛英、李小江、盛英、王友琴、李子云、吳宗蕙等較為活躍，這一時期的研究和批評多關注女性文學出現和崛起的複雜的社會歷史原因，並有意識地從人的尊嚴和女性意識的角度切入，解讀、分析女性作家創作的情況及文本的內涵，挖掘女性作為人的覺醒和女性自身的精神訴求及女性文學的特質與貢獻，多涉及社會歷史成因、人物形象、主題思想、女性風格等方面的分析，採用較為傳統的文學社會歷史學方法，運用純粹的女性主義話語資源進行研究尚不多見。人的覺醒到女性的覺醒作為相伴而生的兩種思想意識，構成了這一時期女性文學創作的蘊意和底色，也是批評家著力探究之點，冰心1990年底在為《婦女研究》雜誌題詞中還在強調：「一個人要先想到自己是一個人然後想到自己是個女人或男人」，由此可見，新時期以來女性文學研究與批評者一直將「人的自覺」與「女性自覺」相統一作為思想前提與邏輯起點，作為文學創作追求的目標。
在女性文學研究和批評的實踐方面，這一時期最重要的收穫是對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引入與譯介。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眾多西方女性主義流派和理論觀點紛紛湧入，弗尼吉亞·伍爾芙《一間自己的房間》、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和貝蒂·傅瑞丹《女性迷思》《第二階段》等影響巨大，另外瑪麗·伊格爾頓編撰的《女性主義文學理論》作為國內第一部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文集，較為系統地介紹了20世紀20-80年代西方女性主義批評流派與思潮，包括女性主義批評陣營的英美學派、法國學派以及精神分析女性主義、女性主義原型批評、結構主義女性批評等。這一時期對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介紹主要偏重英美學派，對法國的女性主義理論引入相對少，後者的大規模引入始於90年代中後期。
就像李小江一篇文章的名字《為婦女文學正名》一樣，這一階段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內容，就是關於女性文學概念的論辯。美國文學研究專家朱虹於1981年首次引入「婦女文學」概念②，介紹「婦女意識」，此後學界對女性文學概念及內涵展開爭鳴，從1984-1988年發表數十篇論文，這些討論力圖從本源性層面廓清女性文學的內涵、特質和邊界，對擴大女性文學研究的影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文學界一直有著不同的聲音，即拒絕認同女性文學或女性主義文學的屬性定位，這一時期，以著名女作家張潔、張抗抗為代表，她們不斷聲明和闡述自己的反感立場，表達不願意被囿於女性文學範圍，更願意站在超性別立場來自我定位。她們的這種堅持從本質上看，與80年代佔主導地位的新啟蒙主義的人學範式正相契合，與女性文學研究的思想訴求並不矛盾，皆具有人的覺醒的內在蘊含，只不過是廣義和狹義的角度和層面的不同而已。
總的來看，新啟蒙主義時期的女性文學研究與批評實踐主要是在人學範式下進行的，研究者們站在人學立場上秉持「首先是人，然後是女人」的理念，同時擎起了「人的自覺和女性的自覺」精神的旌旗，用女性文學研究者劉思謙的話來說，這種理論的歸屬就是女性人文主義，「女性的發現和覺醒是人文價值理想的深化和具體化，這也就是我在這裡命名的女性人文主義思想」③。第一階段的文本研究與理論譯介，皆是基礎性和拓荒性的，同時女性文學的研究與批評實踐的意義還在於，一方面，它是五四文學傳統的承襲與接續，將20世紀二三十年代女性文學關於女性「個性解放」命題的思考與書寫，在新的時代語境下繼續進行邏輯的延展與深化，「有些女作家開始站在婦女的立場，從自己的切身體驗出發，表現了婦女的特殊問題與心態。中斷已久的廬隱的《海邊故人》、馮沅君的《隔絕之後》、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的傳統得到了延續」④。另一方面，它又是新啟蒙主義文學話語的重要組成板塊，更是構成改革開放的思想與文化話語的一部分，正如有學者所言：「倡導兩性平等的性別意識，構成了『改革開放意識』及『現代性』的有機組成部分」⑤。
(二)本土化時期：爭取平等與彰顯抵抗的現代性範式
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國內學界不再滿足於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譯介，而是積極運用外來理論反思與審視中國女性文學的發展現實，解析新時期女作家創作的思想內涵與藝術表達，開啟了女性主義文學研究與批評的本土化歷程。這一時期，女性文學研究與批評實踐呈現集中噴發的態勢，一批女性文學研究叢書、女性文學史論論著問世，如盛英主編的《20世紀中國女性文學史》填補了現當代女性主義文學「史」的空白，孟悅、戴錦華合著的《浮出歷史地表》、王緋的《女性與閱讀期待》、劉慧英的《突破男權傳統的樊籬》、林丹婭的《中國女性文學史論》、劉思謙的《娜拉言說》、陳惠芬的《神話的窺破》、喬以鋼的《中國女性的文學世界》、任一鳴的《女性文學與美學》《中國女性文學的現代性衍進》、陳順馨的《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荒林的《新潮女性文學導引》《論性別虛構》等，成為文學史論與批評實踐上的重要建樹。
如果說第一階段女性文學研究和批評基本採用社會歷史維度的外部解讀加文學內部的主題思想分析這一普適的文學研究模式，那麼第二階段隨著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女性主義文學研究和批評較為純正專業。如果說第一階段的女性文學研究是在人學與性別兼具的語境下前行，那麼第二階段則主要集中於從較為純粹的性別立場與文化視角向縱深掘進。如果說第一階段女性文學研究的範式是力圖衝破社會運動和政治意圖束縛的人學範式，那麼第二階段的女性主義研究則切中了現代性文化的核心價值訴求，即在追求自由平等、反抗男權話語中實踐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現代性範式。第二階段理論話語的新銳犀利與批判力度，遠遠地超過了第一階段新啟蒙主義關於人、歷史以及性別的論述方式，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激進性和衝擊力。
第二階段對女性文學研究與批評實踐的現代性範式具有建構性意義的理論是波伏娃的第二性及由此派生出來的社會性別理論。1986年在中國翻譯出版的波伏娃的《第二性》被視為女性主義的「聖經」，伊麗格瑞在談到它的影響時說：「有哪個女人沒有讀過《第二性》呢?有哪個女人不為之動心呢?又有哪個女人不是因為讀了它而成為一個女性主義者呢?在我們的世紀中，她是最早提醒我們女人所受到的剝削，她使那些有幸讀過她的書的每一個女人都感到不那麼孤立、感到更需要抗爭。」⑥波伏娃的存在主義女性主義理論，把女人看作文化建構的產物，是富有創見和啟示意義的，影響和啟迪了後來的社會性別理論。性別概念作為一個社會、文化、政治和歷史的分析範疇，已經在20世紀70年代被用於女性歷史等各方面的研究中。社會性別理論是在肯定男女兩性的生物學差異的基礎上，強調他們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作用和建構下所體現出的社會特徵和性別差異。
受第二性理論和社會性別理論影響，第二階段的女性主義文學研究及批評實踐從文化傳統、歷史習俗、社會政治等各個維度，展開對女性文學的論析和對父權制社會文化的批判，旨在努力彰顯兩性平等的追求與對壓迫的抵抗，已經從一般性文學論述躍升到文化批判的高度，構成了對於整個中國社會政治問題的認識和闡釋的不可或缺之維。具言之，第二階段的女性文學研究與批評實踐，開啟了對父權制文化的深度清算與男性中心主義的深層辨析，為學術界引入了重要的研究和批評視角，觸及女性作為空洞的能指和存在的歷史盲區。
第二階段出現的諸多女性文學研究論著中，《浮出歷史的地表》無疑最具代表性，它運用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同時加以前沿理論的輔助，深度剖析了男權統治與性別壓迫長久被無視被閉鎖以致形成存在就是合理的異化真相，指出「性別之權和性別統治出現，民族近兩千年的歷史才成為一部統治與被統治的歷史。女性自身被抹殺，女性的真正存在在男性的闡釋中被永遠封閉在視覺盲區。這種抹殺本身也被抹殺，男性社會成功掩飾了對女性的奴役，掩飾了自身的統治本質。正因如此，女性掌握著社會統治的真理——解釋著那些潛抑在統治秩序深處的、被排斥在已有歷史闡釋之外的歷史無意識」⑦。《浮出歷史的地表》集中體現了女性文學研究在汲取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養分後，結合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歷史現實，從民族傳統、文化心態、女性困境等角度展開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本土化」實踐。正如有學者評價的，「因為有了這部著作，中國大陸的女性主義批評才名副其實」⑧。此外，劉慧英自覺化用女性主義批評範式，從女性解放、社會解放與政治話語的關係角度分析了以《白毛女》為代表的文學創作中女性自身的訴求、女性真正的解放，被社會、政治的強勢話語所掩蓋和替代的事實⑨。王緋運用波伏娃等人的理論指出，作為他者的婦女的創造是作為空白之頁存在於正宗的文學史上的，這是一種文化的不公正，必須重寫文學史，而重寫的意義是「在多元性中尋求最高的認識和解釋歷史的完善性，命名人類達到對於世界和自身更接近真理的確認」⑩。
第一階段女性文學研究與批評實踐注重從文本自身去分析其思想內蘊及呈現女性生存本質，以此反映和分析社會歷史問題，第二階段則從女性歷史轉入性別歷史，去分析紓解父權制的文化權威如何壓抑和遮蔽了女性歷史與文學書寫，探究和拷問性別在歷史文化乃至社會政治結構關係中的作用和影響。女性文學研究與批評實踐的成果使我們看到歷史演進脈絡中的深層結構，昭示了社會政治結構性別關係，同樣性別關係也結構歷史政治。這一階段在文學研究與具體批評實踐中對西方理論在文本解讀中運用得較為自如，也較好完成了西方理論的本土化轉化。一些學者曾有這樣的質疑：「我們能否僅僅用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的本質性規定說清中國女性解放的問題呢?我們能否對中國女性文學的發展和演變做出一個令人信服的合理闡釋呢?」(11)在中國女性解放問題方面，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的確難以做到精準對症，也無法發揮全面指導作用，但在對中國文學尤其是女性文學及歷史演進規律性問題的探究上，卻頗具有效的闡釋力。當然，由於長期以來理論的缺失，使我國女性文學研究，對西方女性主義尤其是社會性別理論基本上是照單全收，在批判性辨析與吸納上，的確有反省的空間和餘地，這不僅關係到中國女性文論自身建設，更關係到能否真正形成中國女性主義學派。
(三)後現代時期：尊重差異與倡導多元的後女性主義範式
第二階段的女性文學研究和批評實踐遵循的是批判性的現代性範式，即關注和追求整體意義上的文化公正與女性解放，而第三階段遵循的理論範式則是在由現代轉向後現代過渡時期出現的後女性主義範式。通常意義上，後女性主義指的是受後現代思潮影響，在女性主義理論內部出現的包括後現代女性主義、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後殖民女性主義等分支在內的女性主義理論和運動。這一範式的價值取向在於超越原有單一的性別視角，尊重差異、重視特殊性，在多元衝突的文化語境下對女性文學進行微觀層面的價值探尋。一方面，在批評實踐中對於女性被壓抑被塑造的事實繼續開掘，另一方面，由於受到後現代女性主義理論影響，開始關注兩性、文化等方面的差異問題。事實上，女性主義與後女性主義(12)在中國女性文學研究領域差不多是接踵而至。正如格巴在《危機時刻：世紀之交的女性主義》一書中指出的那樣，身份政治和後結構主義的相互作用，乃世紀之交的女性主義研究的標誌(13)。後女性主義關注的身份政治的重心轉移到意識形態領域，意識到了女性並非是鐵板一塊，整齊劃一，「女人是各自獨特的」(14)。
受後現代主義影響，第三階段女性文學研究和批評實踐不再拘泥單一的性別視角，而是擴展至更豐富的文化、政治(主要是微觀政治)多個向度，不再只局限於兩性的平等平權的抗爭和吶喊，而在多元與差異的維度進行更豐富更有深度的探究。與整個女性主義理論發展的走向相呼應，20世紀90年代末以至新世紀，中國的女性文學研究與批評實踐也出現由平等論向差異論的轉換，後現代女性主義的身體寫作理論、後殖民女性主義理論以及身份政治理論，皆可成為研究與批評的思想資源與方法武器。
放眼第三階段的女性文學研究所處的世界話語語境可以看到，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理論界開始打破和重構國家和地區、種族、性別的邊界，世界的女性主義關注的焦點發生著轉移，即從姐妹情誼語境下追求普遍的、單一的反對男權中心主義的共同目標，到開始關注女性陣營內部因國族、種族、性取向等不同而存在的差別。世界主流女性主義理論不僅認為婦女問題並非只是婦女的問題，而且關注西方女性主義知識生產的過程及特點，即話語與權力的關係，批判女性主義中的西方白人中心主義的話語霸權，認為不存在不與地域相聯繫的全球化，女性問題中性別、階級和種族等問題是交織在一起的。其實，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女性主義的差異理論就已在西方被提出，受後現代主義理論的影響，女性主義差異論者認為，以往的女性主義把西方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的經驗，當成全球婦女的普遍經驗，抹煞了由於階級、種族、民族以及地理等因素影響而形成的差異，進而陷入本質主義論的虛妄中，女性主義並不是一個大一統的運動逐漸成為基本共識，這表明當時世界的女性主義已經進入後女性主義的時代。
我國的女性主義理論不僅是舶來的，而且發展也相對滯後。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為我國女性主義理論與世界的接軌提供了很好的機會，但之前的理論閉塞使我們一下子難以跟上女性主義發展的主流，興奮過後依然基本上停留在女性主義時代，停留在將女性視為想像的共同體層面。也許不同於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種的女性與白人同處共同的社會環境及由此受到的壓迫和歧視，中國的女性文學研究者雖為第三世界婦女，卻難以產生黑人等族裔的女性那種強烈的對女性同質化理解的反感與對抗，反倒是對英美女性主義者提出的著名標語「姐妹情誼是有力的」非常認同，現代性的女性主義在中國的「理論旅行」依然司空見慣，批評界繼續熱衷社會性別理論的傳播運用，在文學研究中女性主義依然佔據半壁江山。當然這與我國社會文化的實際境況相關，也與中國女性問題的特殊性相關，更與中國文學發展的特殊性相關。中國文學的啟蒙使命一直未完成，啟蒙與現代化仍是女性文學創作與研究的長期的文化擔當，無論是女作家還是批評家都有著難以抹去的知識分子的精神訴求與精英情懷，這是中國女性主義與眾不同的特質，反映了全球女性主義理論進程的不同步性。
第三階段的女性文學研究與批評實踐，在女性主義基礎上，在後現代女性主義理論影響下，開啟關注差異與多元的後女性主義研究範式，其中後現代女性主義的身體寫作理論與後殖民文化理論最受重視，也是批評實踐最重要的理論武器。
20世紀90年代初期，後現代女性主義者埃萊娜·西蘇的身體寫作概念及相關主張被迅速引入，身體寫作理論不僅成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女性「個人化寫作」的重要理論源泉，而且在女性文學批評中佔據了顯要的地位。一些女性文學批評者援引身體寫作理論，對一些女作家書寫的個人體驗、身體感受進行解讀，闡釋女性文學「具有鮮明的叛逆性解構意義」(15)的「反遮蔽」、「反匿名」及創造女性自己的語言和表達方式等訴求的價值與意義。身體理論的確給女性文學研究與批評增加新意與理論深度，但在理論移植、截取使用的過程中，存在重文本闡釋而輕理論建構的傾向。後現代女性主義的身體理論因其異質性而不能直接對接本土的女性文學文本，加之「被市場、媒體和批評話語任意引申、挪用而顯得空洞和浮泛化了，不僅加深了人們對女性主義身體寫作理論的偏見和誤解，也為它招致了種種的是非和責難」(16)。其結果是妨礙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實踐的有效展開與理論建設的實績。
後現代主義思潮不僅輸入了「身體寫作」理論，而且也將關注種族、階級、地域、性別等的後殖民文化理論一併帶入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學界。一些有識之士倡導女性文學研究要突破單一的性別視角，在更開闊的理論視野下來進行批評實踐，劉思謙指出：「性別不是一切，就像以前大行其是的階級、民族不是一切一樣，性別、階級、民族這三種人的基本的類身份都不能單一地決定和涵蓋文本的全部意義。」(17)李小江也指出：「對我而言，『民族』比性別要『大』，就像『階級』對你而言也比性別要『大』一樣，它讓我有比較廣闊的視野和胸懷，總在關注我們這個民族共同關注的問題，而不僅僅是部分女人的問題。」(18)的確，第三階段的女性文學研究者已意識到，文學研究如果只關注性別這一維度，勢必造成性別的過度闡釋，而這種過度闡釋必將像以前的階級、民族過度闡釋一樣，其結果不但不能帶來思想的闡發，反而會造成新的遮蔽。
範式的轉換與視野的開闊，深化和拓展了對文本意義的探究，提升了批評的層次與質量。如劉思謙通過解讀蕭紅的《生死場》發現，具有人的自覺與女性自覺的女作家蕭紅，對性別壓迫、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均有切膚之痛，表現出對掙扎在這三重壓迫下的「生死場」的生存的人道悲憫：「這裡的芸芸眾生們『螻蟻式』地生存與掙扎，其階級的、民族的與性別的內涵是渾然一體地蘊含在一個一個個體生命之中的，無法把它們單獨切割開來作單方面的闡釋」(19)。以後現代多重視角切入女性文學文本的解讀範式，帶來的是更強的社會現實性與意義的深度呈現，「由此，歷史與現實之間、性別與階級之間、總體性視野與微觀政治實踐之間，或許可能找到一種更具批判性、更有效的關聯形態」(20)。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降，後殖民視角的介入，使女性文學研究越來越關注全球化時代地域性文化與知識的建構與彰顯，全球化的急劇發展，使得地域性知識重建已然成為中國現代化發展與文化認同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如陳惠芬以王安憶作品為例，從性別意識與種族意識融合角度，提煉其「第三世界女性書寫」的特色，認為這些文學文本「呈示的並非是這一問題的解決，而是開始。其與消費主義、跨國資本、『他者』的關係，將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提請著人們的思考」(21)。這種解讀彰顯了豐富的文化含量與強勁的思想張力，同時也呈示了女性文學研究者的本土立場。後女性主義研究範式下的批評實踐，還體現在對90年代女性文學中出現的一些關於東西方男女感情糾葛的故事的分析。戴錦華在《重寫女性：八、九十年代的性別寫作與文化空間》一文中肯定了這樣的批評實踐，「一如中國男性知識分子所諳熟的性/政治/權力之間文本遊戲規則，在這一新的世界文化語境中，性別/種族/權力間的相互置換與轉喻以類似規則在更廣闊的意義上展開」(22)。女性經驗與種族身份、民族意識等連接在一起，甚至是以互嵌式方式結為一體，視角不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差異的。
後女性主義研究範式下的第三階段的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其成就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身體寫作的理論觀照所進行的反觀自身，從縱深維度前所未有地深化了女性的自我認識與探索；另一方面，在後殖民身份政治文化的觀照下，更加理性地進行差異化認知，從全球視域中開啟了自我定位與問題審思，並與世界女性主義發展階段接軌。更可喜的是，對於後女性主義研究範式，女性文學研究者不再像以往照單全收，而是意識到，「事實上，Feminist不僅來自西方，而且一直主要就是西方的，無論它怎樣善意和怎樣正在走向世界，都不可避免地帶著『西方中心』和『文化霸權』的印記或色彩，使得我們『認同』的過程也可能成為『質疑』的過程，吸收和融合的時候不可能不伴隨著相應的衝突——這種衝突可能是政治的；可能是歷史的；也可能仍然是現實的」(23)。這種清醒的反思和審視表明中國女性主義批評實踐正在向趨於成熟的境界邁進。
需要指出的是，第三階段的女性文學研究，女性主義與後女性主義兼有，關注探討由性別、種族、階級、時代等因素所鑄成的性別角色與身份問題，但在研究與批評實踐中並未完全放棄女性主義的研究範式，將女性視為一個整體，注重挖掘男女兩性問題主題蘊含，探討文學的審美表達規律，突出的還是文學的性別特質和兩性問題旨歸，像西方後現代女性主義制導下的特別激進的有色人種倡導的第三世界女性主義思潮理論在中國並未真正發生，中國的女性主義者一直秉持兩性和諧世界美好的初心，在世界範圍內來看中國的女性主義屬溫和一派，應該說這亦是問題和危機所在。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在性別研究繁榮的背後，也隱藏著危機：對普遍主義意義上的性別問題理解的偏愛。關於性別問題的普遍化的理解，構成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性別研究的基本出發點(24)。
21世紀以來，女性文學不再像前一個時期聲勢浩大，甚至也不再是創作和研究的熱點與焦點，無論是創作和研究似乎都進入了平穩期，成果雖然不少，但有轟動性的成果卻不多見。女性主義的批評銳氣削減，女性文學的鋒芒不比從前，女性文學創作及理論研究出現「二度邊緣化」。不僅如此，中國女性解放的歷程與特點也不同於西方，女性解放要求的非內生性，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其不徹底性。同時，中國女性主義理論與批評一直在圈裡轉，在空中飄，大多是女性主義批評家的「自彈自唱」、「自鳴得意」，學術影響力是有限的，男性理論家對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習慣性冷漠乃至質疑一直無甚改變。
總體上講，新時期以來女性文學研究與批評的深層理論範式，從演進邏輯上看，符合歷史現實、文化語境與理論自身的發展規律，呈現從單一到豐富並逐漸深化的走勢，研究和批評逐漸由文學層面向社會學乃至哲學層面拓展，基本上反映和展現了整體文學研究演進的一般規律。但範式的轉換在令研究和批評實踐不斷深化的同時，也不免出現一定的偏頗。簡言之，即文化政治學的意味越來越強，而文學研究應有的語言—審美等元素被削弱或弱化，文學的審美分析受到排擠，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同時，西方理論與本土實踐之間的關係始終是整個中國女性主義研究面臨的問題，其中有質疑，有困惑，有操作的僵化教條，也有實際的偏離。中國女性文學研究與批評實踐一直被質疑的問題同時也是西方理論本土轉化的問題，我們需要擺脫以西釋中的陋習，真正實現理論的本土建構與問題的現實回應。此外，十年前就有學者指出，女性文學批評實踐活躍多產，而理論建設微弱低迷，十年後的今天，這樣的局面並未有多大改觀，依然存在。中國的女性主義理論的確存在自覺的理論建構弱化與匱乏，沒有形成普適性的、成體系的、有闡釋力的中國女性主義理論。當前及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任務是，結合中國女性生存現實、社會狀況，研究中國問題，總結中國女性自身的經驗與傳統，建構中國女性主義批評自身的話語體系和闡釋理論。同時，要釋放女性文化的正向內蘊與特質魅力，因為女性文學研究與批評實踐，體現了人類的自我認識，是人類自我反思的一部分，是人類自我審視的一個重要維度。中國的女性主義一直處在成長期，一直在行進中，離真正的成熟尚任重道遠。
注釋：
①李小江：《當代婦女文學中的職業婦女問題》，《文藝評論》1987年第1期。
②朱虹：《美國當前的「婦女文學」——〈美國女作家作品選〉序》，《世界文學》1981年第4期。這是國內第一次較為系統地介紹西方婦女運動以及文學創作、研究情況，明確提出有關「婦女意識」、「婦女文學」等概念。
③劉思謙：《中國女性文學的現代性》，《文藝研究》1998年第1期。
④李子云：《近七年來中國女作家創作的特點——在聯邦德國「現代中國文學討論會」上的發言》，《當代文藝探索》1986年第5期。
⑤林樹明：《論20世紀80年代我國文學評論中的性別意識》，《南開學報》2015年第2期。
⑥轉引自夏光《後結構主義思潮與後現代社會理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404～405頁。
⑦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的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頁。
⑧林樹明：《新時期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述評》，《上海文論》1992年第4期。
⑨劉慧英：《社會解放程式：對女性「自我」確立的迴避——重讀〈白毛女〉及此類型的作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9年第3期。
⑩王緋：《空白之頁：女性與文學史》，《海南師院學報》1995年第4期。
(11)王富仁：《從本質主義的走向發生學的——女性文學研究之我見》，《南開學報》2010年第2期。
(12)後女性主義也是有爭議甚至有歧義的概念，本文主要是在女性主義的後現代轉向意義上使用的。
(13)Susan Gubar,Critical Condition,Feminism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p.154.
(14)索菲亞·孚卡：《後女權主義》，王麗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年版，第3頁。
(15)王源：《後現代主義思潮與中國新時期小說》，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3頁。
(16)宓瑞新：《「身體寫作」在中國的旅行及反思》，《婦女研究論叢》2010年第7期。
(17)劉思謙：《性別視角的綜合性與雙性主體間性》，《河南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
(18)李小江、白元淡：《階級、性別與民族國家》，《讀書》2004年第10期。
(19)劉思謙：《性別視角的綜合性與雙性主體間性》，《河南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
(20)賀桂梅：《「個人的」如何是「政治的」》，《南開學報》2014年第2期。
(21)陳惠芬：《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域性知識重建——從小說〈長恨歌〉和上海石庫門「新天地」談起》，《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
(22)戴錦華：《重寫女性：八、九十年代的性別寫作與文化空間》，《婦女研究叢刊》1998年第2期。
(23)李小江等：《女性?主義——文化衝突與身份認同》序言，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董麗敏：《性別研究：問題、資源和方法——對中國性別研究現狀的反思》，《社會科學》200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