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明
在當下的文壇，人們常常把文學亂象歸咎於批評的不盡責，把文學批評搞成文學表揚；但如果有人不講情面真批評起來，又會有人按捺不住，回饋以「酷評」之名。分析起來，批評本身的問題在於，評論家大都學乖了，在各種作品研討會上，評論者都甘之如飴地充當「好好先生」，多栽花或只栽花，少拔刺或不拔刺。他們認為，得罪人的事不好做，惹得被批評者怨恨不說，還可能失去諸多好處。這就形成了一個怪圈——大家都在熱烈呼喚批評，但動起筆來還是習慣於表揚。
在汗牛充棟的文學批評文章中，我們很少見到具有辯證法精神的文本出現，大多呈現二元對立思維特徵，要麼捧上天，要麼貶入地，這已成為「中國式批評」的常規態勢。而真正客觀的批評絕對不該是這樣的，應履行魯迅先生「壞處說壞，好處說好」的教誨，向批評家別林斯基學習，進行捍衛真理、堅守初心的批評。此間，言者立其誠乃是根本。
如今，文學批評價值堅守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需要有人挺身而出，用科學理論、獨立見解，引領讀者受眾，使他們形成理性的價值觀和審美觀。別林斯基應該成為批評家的榜樣，在他眼裡沒有哪位作家是不可以批評的，也沒有什麼問題是不能夠討論的，無論作家社會地位有多高，也無論作品享有怎樣的美譽。
別林斯基批評歐仁·蘇的《巴黎的秘密》，說它是「最可憐最平庸的作品」。他毫不客氣地否定傑爾查文的文學成就，認為「傑爾查文的全部作品基本上都是一些僅僅在細節部分鑲嵌著珍貴發亮寶石的不成樣子的粗笨玩意兒」。他批評以「俄國的伏爾泰」自居的蘇馬羅科夫，說「他的全部藝術活動，不過是可憐亦復可笑的裝腔作勢而已」。他批評卡拉姆辛，認為其作品的缺點「在於他那常常是幼稚的、至少是永遠沒有丈夫氣概的對事物和事件的看法，雄辯家的誇誇其談」；他批評瑪爾林斯基「才能非常片面，他的作品沒有任何深度、任何哲學、任何戲劇性；結果，小說中所有一切的主人公們都從一個模子裡刻出來，差別僅僅在姓名而已；他在每一部作品裡都重複著自己」。
反觀當下中國文壇，許多批評家做不到如此。何故？這是一個看似複雜其實簡單的斯芬克斯之謎。
如今，批評與創作，批評家與作家，不僅是規模上不對等，更有觀念上的不對等。傳統時代成長起來的批評家們，批評的方式依舊賡續著傳統，面對日新月異的文學發展，這樣的批評思維方式就顯得特別尷尬，對作家尤其是新媒體作家幾乎沒有影響力。在面對新作品尤其是網絡文學作品時，往往會捉襟見肘。顯然，新的文學批評家群體並沒有出現。有鑑於此，重建文學批評價值體系很有必要。批評家對當下中國文學批評觀念方法、工具技術要有所把握，還要對當下文學批評環境、制度、倫理等有所把握。但最重要的是，批評家作為文學評判者，要秉持「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
還有一個關鍵點需要強調，即文學批評的標準必須明確。恩格斯認為，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最高標準是美學的、歷史的批評標準。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運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鑑賞作品。這種批評標準，乃是有史以來人類文化發展積澱下來的恆定價值抉擇的結果；既是對批評家的基本要求，也是評價文學批評好壞的根本尺度。說具體點，要把文學批評文章寫好，就要努力做到不發空論，不立虛言，體現出文學批評求真、向善、尋美的初心，彰顯批評家的崇高個性與良知風骨。文學批評必須具備四個意識：一是主體意識，即文學批評集成要素及範式建構要服從主體論述問題的需要；二是跨界意識，包括開放批評的思想學術空間和批評範式建構的思維跨界；三是方法意識，即善於圍繞文學創作、文學現象、文學思潮各種問題，借鑑吸收各種方法和經驗；四是超驗意識，即通過審思文學創作的各種問題，提出批評者的價值觀念，以預測和把控文學創作的未來。
要徹底破解文學批評的斯芬克斯之謎，建構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科學有效的理論體系勢在必行。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批評受西方文學理論的影響較大，「用西方人思維剪裁中國人審美」帶來的後果，每個文學中人都看得真切。正因如此，新時代中國文學批評有必要重構理論觀念體系，一方面繼續吸收和借鑑西方文論體系之精華，一方面從古今中外文學理論批評成果中生發出新的東西，使我們的文學批評真正擺脫尷尬，走出迷茫，行進在健康發展的現代徵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