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臘神話裡，底比斯棲息著一頭可怕的怪物，她有著獅子的身體和美女的頭部，並且以人的聲音說話，自名為斯芬克斯。她居住在城外的一個巖石之上，要求底比斯人每月送出一個少年作為犧牲，除非他能夠回答出她所問的一個謎語。從來沒有人能夠從她那裡活著出來，直到俄狄浦斯被作為犧牲送到她的面前。這隻獅身人面的女妖用甜美的歌聲唱出了她的謎語：「什麼動物的身體是一成不變的，但它用來走路的足，卻初而為四，繼而為二，終而為三？」俄狄浦斯沉思片刻之後，抬頭大聲叫出了謎底：「那隻動物就是人！當他是嬰孩之時，四肢匍匐著在地上走，成年之後用兩腳直立而行，最後在老年之時，則三隻腳蹣跚而行，這第三隻腳就是他的拐杖！」斯芬克斯一句話也不回答他，只是銳叫了一聲，從巖石上跌落而死，應了她註定的命運。
斯芬克斯的謎語告訴我們，人是有少年、壯年和老年之分的。經濟的發展其實也和人的生命狀態一樣。索羅模型指出，一個經濟體的增長主要可以劃分為三個來源：資本、勞動力和生產效率的提高。在經濟增長的不同階段，每一要素扮演著不同的主角。斯芬克斯的謎底正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要素角色轉換的隱喻：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處於百廢待興的局面，民間資本缺乏、消費被長期壓抑、技術亟待進步，加上落後體制的轉型釋放出強大的動力，宛如嬰兒的四條腿，支持了經濟的快速增長。進入1980年代後，當改革開放釋放的制度紅利逐漸衰減之際，國際產業轉移的需求又帶動了中國的重工業化進程，同時人口紅利逐漸進入微笑曲線的最高端，因此，每當遇到國際經濟危機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就成為國內最為有效的增長手段。在這一時期，一方面財政政策主要投向的公共設施和基礎建設能夠釋放出巨大的正外部性溢出效應；另一方面處於扁平階段的勞動力供給曲線和勞動力年齡階段造就的高儲蓄傾向給了貨幣政策以巨大的發揮空間。就像成熟的巨人一樣，我們邁著這兩條腿又跑過了中國經濟跨越式增長的一段時光。
斯芬克斯謎語的第三條腿又在何處呢？經濟增長的索羅模型認為，經濟擴張代表了兩個增長來源的加總：一方面是投入的增長，包括就業的增加，工人教育水平的提高，物質資本存量（機器，廠房，道路，等等）的增加。而另一方面是單位投入產出的增長；這種增長可能是更好的管理或更好的經濟政策的結果，但在長期，最主要的是知識積累的結果。也就是說，在經濟的少年和青年時期，依靠增加經濟要素的投入是有效的，但在經濟增長邁入成年後，僅僅增加投入，而不提高使用這些投入的效率———即使將再多的投資用於機器設備和基礎設施，也一定會遇到報酬遞減的問題，靠投入驅動的增長註定是有限的。在資本和勞動力的要素之外，經濟增長必須找到自己長期的第三條腿———那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增長。按照索羅的統計，在過去的150多年中，美國增長中的80%要歸功於這第三條腿的支撐，而要素投入的增長只貢獻了20%左右的份額。
在經濟增長的經典索羅模型和拉姆齊模型之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戴蒙德教授提出了奠定經濟增長理論第三塊基石的「世代交替」模型：與俄狄浦斯的智慧如出一轍，它假設的基礎是：人是有少年、青年和老年的，而一個經濟人的生命則只有青壯年和老年時期。任何經濟增長問題都必須在消費者如何分配自己人生不同階段效用的前提下才能討論。經濟人對不同人生階段的消費偏好的不同，對經濟增長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因此，整個經濟社會勞動人口結構就決定了政府的經濟刺激政策到底是產生收入效應、替代效應還是風險規避效應的問題。比如說，在整個社會進入老年社會時，實際利率水平的增加會帶來更多的收入效應，從而刺激消費和經濟的增長。因此，在戴蒙德模型下，我們得出了與凱恩斯增長完全相悖的結論：資本的均衡點並不是唯一的，從不同的經濟初值出發，最後都有可能達到經濟平衡增長的道路。從戴蒙德模型的結論出發，政府最應該做的，就是通過結構性的手段，重新配置資源從而保證消費的持久性提高，以確保社會整體福利的帕累託改進。這構建了社會經濟「和諧式增長」堅強的理論基石。
對斯芬克斯的謎底缺乏了解的結果是可怕的：在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奇蹟之前，前蘇聯和東亞國家都曾維持過一段時間內的令人矚目的增長，並吸引了大批經濟學家的眼球。但他們卻發現前蘇聯和隨後的東亞的新興國家的增長只是建立在投入的快速增加的基礎之上。當動員一切經濟資源投入的運動逐漸進入成年，上述國家再也無法找到經濟長期的拐杖時，傳奇就到此為止。斯芬克斯的陰影摧垮了一個又一個的經濟奇蹟。在1966年到1990年期間，新加坡曾經持續用三倍於美國的GDP增長率快速發展，人均收入每10年就翻上一番。但後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發現，在新加坡的經濟增長中，投資貢獻了超過40%以上的份額，勞動力的工作比例從27%上升到51%，三分之二的人已經完成了高中教育，他就得出斷言，東亞的經濟奇蹟無以為續，並且將再可能「從奧利皮亞的高峰跌落到泰薩裡平原」，在一場危機到來之後，他們都只不過是紙老虎而已。
在中國模式的輝煌之中，斯芬克斯的陰影也正向我們招手。我們已經習慣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條凱恩斯主義的大腿，但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成熟，曾經支撐中國經濟的兩條大腿很可能正將我們帶入到女妖的陷阱：隨著重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逐步完成，基礎設施的正外部性正在逐漸減弱；而隨著人口結構跨過劉易斯拐點和儲蓄率的峰值，貨幣政策將面臨巨大的通貨膨脹壓力和資產泡沫而踟躕不前。克魯格曼在十多年前就曾經指出，如果說亞洲的增長有什麼秘密的話，無非就是延期享受、願意為了在未來獲得收入而犧牲眼前的享樂。換而言之，通過儘量地延長經濟的青春期而換取更長的兩條腿走路的時間。但當斯芬克斯的規律最終總要臨近的時候，克魯格曼預言的「中國綜合症」還能避免嗎？在中國經濟面臨需要尋找第三條腿的結構性調整之時，再一味地主張用刺激總需求和增加總供給的凱恩斯主義方法來解決問題的經濟學家，也許都應像俄狄浦斯之前的少年一樣，被獅身人面的女妖撕成碎片。
（作者單位：海南省財政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