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 晗 | 從預設立場到內在超越:海外中國文學研究中「現代性」範式嬗變及多元面向

從預設立場到內在超越：海外中國文學

研究中「現代性」範式嬗變及多元面向

韓晗，文學博士，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副教授

原載《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20年第6期

「現代性」是海外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核心概念和幾代學者共同的理論追求，由此派生的文學現代性、文化現代性等概念，為海外中國文學研究的代表性研究範型奠定了基礎。它最初因對五四運動研究與韋伯的「現代性」理論這兩個根源而被提出，而且又適逢冷戰期間，因此具有鮮明的政治化預設立場。之後，因普實克與夏氏昆仲的學術實踐，「現代性」被植入進中國文學研究領域，並以夏氏昆仲所開創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為大宗，「感時憂國」是夏志清「現代性」闡釋的重要反映。進入到20世紀80年代之後，李歐梵的「啟蒙/頹廢現代性」與王德威的「自發現代性」先承後續，成為了海外中國文學研究中事關「現代性」論述的體系化呈現，推動了「現代性」的多元闡釋。進入到21世紀，海外中國文學研究逐漸呈現出以海外華人學者為「主力軍」的勢態，「現代性」這一概念也因內在超越而呈現出向「文化現代性」過渡的勢頭。

現代性；海外中國文學研究；感時憂國；華人學者；文化現代性

「現代性」(modernity/ modernité)是海外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核心概念和幾代學者共同的理論追求，由此而派生的文學現代性、文化現代性等概念，為海外中國文學研究的代表性範型奠定了基礎。不言而喻，「現代性」豐富了中國文學研究的闡釋框架，成為因海外中國文學研究實踐而建構的鮮明身份標識。

      從跨文化語言學的角度來看，現代性的詞源「現代」最早源自於拉丁文modernus甚至更早的modo，蘊含「時間」與「風格」雙重含義，而「現代性」的拉丁文modernitas則有「此刻正在發生」之意。在拉丁文時代之後，人類對「現代」定義也各有不同，譬如英文「現代」（modern）所對應的反義詞是「古典」（clas-sical）；而法文「現代」（moderne）卻包含兩重含義：一是「嶄新」，二是「實在」[1]，其反義詞則為「傳統」（tradition）；但日文「現代」（現代）與傳統、古典二詞皆相對，「傳統」（伝統とは）指的是一種風格樣態，與「古典」異曲同工。近代以來，相關日文名詞翻譯入華，因此中文的「現代」的反義詞既可以是「古典」也可以是「傳統」。職是之故，「現代」的另一面既可以指涉關於歷史或文本的古典特徵，亦可以對事關意識形態或概念的形塑加以定義。

      由此可知，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下，「現代」一詞含義也不盡相同，「現代」如此，因此而派生的「現代性」更不例外。汪暉認為，現代性本身是一個聚訟不已、內涵繁複的西方概念，唯一被認定的，是它首先是關於時間的定義[2]。在漢學{1}領域，「現代性」同樣也是一個繞不開但又較難形成共識的概念，再加上漢學家群體本身學脈紛雜、轉益多師，事關「現代性」的闡述也千人千面，代際有別。

      本文以「現代性」概念在海外中國文學研究實踐中的發展脈絡為中心，從「現代性」概念在海外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的發生入手，著重探討以華人學者為主體的海外中國文學研究實踐中對於「現代性」的界定與使用以及如何提供新的闡釋範式。並結合代際、身份等多重差異維度深入研究「現代性」這一海外中國文學研究核心概念在過去半個世紀的流變趨勢、多重展現及不同面向。

作為概念的「現代」及「現代性」源遠流長。從其起源來看，早在中世紀，具有「現代」意義的詞彙就已經形成並傳播，如modernus、modo與moderni-tas等等，以及所衍生出的「此時之人」（moderni）,但並不指涉於意識形態[3]，而主要是將剛剛確定地位的基督教同舊的異教的羅馬社會區別開來[4]。「現代」這一概念突破古典學的範疇，是相當晚近的事情。有學者認為，直至17世紀，這一詞彙才開始在英國流傳[5]，當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英國內戰、革命與農業技術現代化使然[6]，及至18世紀，英國哲學家霍勒斯·沃波爾（Horace Walpole）才將「現代性」賦予了美學的含義[7]（P78），19世紀法國詩人兼評論家波德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評論畫家康斯坦丁·蓋伊（Constantin Guys）的作品時，「現代性」才第一次在法語中被明確定義，即「在時尚中揭示出在歷史中所可能包含詩意的東西」，並進一步指出，藝術的目的在於「為了使任何現代性都值得最終變成古老性」[7]（P79）。隨著20世紀文化研究與批判理論的興起，「現代性」又指向了被資本邏輯支配的文化生產方式，其意義在於推動世俗轉向、理性轉向與主體轉向下的文化現代化轉型[8]。而李歐梵認為，「現代性」概念在漢語學界出現時間頗晚，應是1985年美國學者傑姆遜來北京大學演講時提出的[9]。

      20世紀中葉「現代性」概念作為一個被預設立場的政治化概念開始進入到漢學領域。這與當時整個漢學界在西方學界「寄人籬下」所不得已而為之的現實息息相關，其時陣營分治、劍拔弩張，歐洲漢學逐漸式微，以「中國研究」為名卻為「冷戰」諮政的美國漢學日漸崛起{2}。因此，從研究範式上看，被預設立場政治化的「現代性」有兩個根源：一是以五四運動為研究中心的歷史根源，即漢學界最初將「現代性」用在對五四運動的政治闡釋上，譬如周策縱在闡釋五四運動時，就特別重視「政治領袖」在五四運動中的角色與意義，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成功的前提是「五四愛國學生運動」的勝利，「政治現代性」是「文化現代性」的基礎[10]。二是以德國哲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ber）提出的現代性理論為基礎的理論根源，韋伯將現代性與「理性化」（rati-onalisierung）相聯繫，建構了工具理性、歷史理性與人文理性3個維度的現代性準則，並藉助「理性化的弔詭」來展開現代性批判[11]。歷史早已證明，五四運動意義不容忽視，但政治並非闡釋五四運動的唯一路徑；韋伯的現代性理論固然在現代西方思想史範疇下意義深遠，卻未必放之四海而皆準。

      「現代性」被預設立場政治化之後，很快成為了漢學界的一個熱門概念。譬如鄒讜立足「現代性」論述現代中國對外關係時，就以1940年代美國與中國政治為例，對美國在華的政治失敗報以英雄末路式的惋惜{3}；而吉爾伯特·羅茲曼（Gilbert Rozman）在討論中國如何形成「與經濟技術現代化大體適應的政策」時，也認為這應是現代性的組成部分[12]；而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在闡述1960年代中國社會變革[13]、費正清等人提出「衝擊-回應」說時[14]，也都不約而同地都將政治作為談論中國與「現代性」關係的一個重要切入點。而且，在費正清的相關論說中，韋伯的「現代性」理論隨處可見。從學術影響與脈絡傳承上講，費正清在漢學界率先完成了韋伯的「現代性」理論對中國研究自成一家的闡釋[15]，並憑藉自身在北美漢學界的影響力，形成了「韋伯式」的「現代性」研究範式。

      從漢學發展史的宏觀角度來看，作為關注中國問題的漢學，最先出現的是中國歷史研究，而後才是關於中國政治、地理等問題的研究，儘管上述兩個階段當中有一些中國文學的翻譯工作，但真正意義上的海外中國文學研究，卻是比較晚近的事情。儘管不可避免地受到「預設立場」的政治化幹預，但仍然部分地實現了對預設立場的突破，而且「現代性」概念的介入推動了早期海外中國文學研究的發展。箇中代表人物有兩個，一是捷克漢學家普實克（Jaroslav Prusek），二是曾擔任「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後赴美執教的蕭公權。他們的「現代性」闡釋為海外中國文學研究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普實克立足於中國文學「抒情」向「史詩」的風格轉變，探討「現代性」何以形成之動因，並究索「史詩」與「抒情」兩種文體範式，將「現代性」置於文體學的背景下考量，將其定義為一種風格轉變的趨勢，進而認為「現代性」的標誌是「抒情」向「史詩」轉換，強調「五四新文化運動」（即「文學革命」）當中政治因素對於文學史的影響不可忽視。他與夏志清在法國漢學雜誌《通報》( T』oung Pao)的論戰裡，也著重申明了自己這一立場。

      另一位思想史學者蕭公權雖非專業文學學者，但其觀點與視角在北美漢學界特別是海外中國文學研究界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蕭氏立足「現代國家」的建構，辨證「現代性」之於文化、思想及政治三者關係，並試圖超越西方的學術研究範式，提出孟子思想的「內源現代性」，與當時甚囂塵上的「中國政治思想停滯論」爭辯[16]。但無論是普實克還是蕭公權，其「現代性」理念皆不可避免受到預設立場的政治化幹預，因此顯得含義模糊、範疇漂移[17]。

      作為概念的「現代性」，從政治研究領域過渡到中國文學研究領域，也與歐美的學科分科有關，尤其是在北美，中國文學研究與中國政治研究都屬於「區域研究」（area studies），再加上當時正處於兩大陣營的冷戰時期，美蘇、中美以及中國大陸與臺灣都處於敵對關係狀態，中國政治當然比中國文學更受到西方學界關注。因此，「現代性」這一概念的傳播普及與理論介入，對於早期海外中國文學研究的發生發展有一定的積極的促進作用。

二、多元闡釋：「現代性」在海外中國文學研究中的過渡形態

 海外中國文學研究學者涉及10餘個國家和地區近千位學者，所涉語種等紛雜多樣，囿於篇幅所限，後文將主要探討海外華人學者的中國文學研究實踐。主要原因有二：一是20世紀70年代之後，隨著世界經濟中心從歐洲向美國轉移，以普實克為代表的歐洲漢學研究逐漸式微，而美國漢學研究則佔據了國際漢學界的引領地位。正是在這一階段，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與美國種族矛盾暫時緩解，海外華人學者在漢學界地位逐漸提升，逐漸成為了闡釋「現代性」的學術主體，其數量之龐大，已是海外中國文學研究的絕對中堅力量；二是從立足「現代性」概念所進行研究實踐的學術影響力來看，當以美籍華人學者夏濟安、夏志清昆仲所開創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為大宗，他們培養了大量的華人學者，並對不少非華人學者產生了重要的學術輻射。因此，相較於夏氏昆仲而言，普實克的學術影響力的確略遜一籌。

      從學術傳承、思想繼承與梯隊建設來看，夏氏昆仲關於中國文學「現代性」問題的闡釋論述自成體系、蔚為大觀，先後輻射到了李歐梵、王德威、劉禾、葉凱蒂、周蕾、王斑、張英進、史書美、石靜遠、田曉菲、張真、宋明煒、羅靚{4}等不同代際的大批海外華人學者的學術實踐當中，並逐漸形成海外中國文學研究的主潮——儘管並非所有學者都贊同夏氏昆仲的「現代性」立場，但卻都難以僭越他們的影響[18]。甚至造成了一種類似於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所言的「影響的焦慮」。這是一支以海外華人為主體的研究隊伍，其規模、影響力與對中國文化的感情遠遠超過同時代的任何一個非華裔的中國文學研究者群體，而且還影響到了柏佑銘（Yomi Braester）、陸敬思（Christopher Lupke）、羅鵬（Carlos Rojas）、魏若冰（Robin Visser）與羅福林（Charles A.Laughlin）等非華人中國文學研究者。在夏氏昆仲掀起的理論浪潮下，「現代性」成為了海外中國文學研究中一個秉要執本的面向。

      眾所周知，夏氏昆仲人生境遇相似，但二人性格則迥然相異。夏志清提出的「感時憂國」（obses-sion with China）觀點是其「現代性」立場的集中反映。從具體的理論淵源來看，夏志清以利維斯（Fra-nk Raymond Leavis）的「大傳統」和「新批評」理論作為中國文學研究的主要方法和依據[19]。這決定了夏志清在進行文本解讀時，會主動在文學與政治之間建構一種張力，這種張力的基礎就是「現代性」意識。夏志清將這一複雜的張力定義為「感時憂國」，即中國現代作家們對祖國、民族命運的深厚情感，而這種情感又是具有現代意識的[20]。不言而喻，夏志清希望以「感時憂國」來彌合政治與文學在「現代性」中的差異。

      比較來看，夏濟安在立場的表露上比夏志清更加克制，他以中國左翼文學為切入點，試圖推動「文學現代性」與「政治現代性」對話，其代表作《黑暗的閘門》一書深入細緻地研究了瞿秋白、魯迅、蔣光慈、胡風等左翼作家，認為左翼作家們的「小我」與左翼政治的「大我」本身具有一體性，文學現代性正是通過政治現代性得以彰顯，這與夏志清在《現代中國小說史》當中對張天翼等左翼作家的評述非常相似，即將左翼作家定位為「政治現代性」與「文化現代性」交互的產物。

      夏氏昆仲的個人經歷與學術淵源決定了儘管他們在彌合「政治現代性」與「文學現代性」裂隙當中努力良多並有開山之功，但卻均未能形成「文學現代性」闡釋體系。「現代性」在海外中國文學研究中體系化的呈現，是之後李歐梵、王德威兩位學者艱辛開拓的結果。正是在他們的努力下，「現代性」在海外中國文學研究當中的多元闡釋，也逐漸興起，形成百家爭鳴的學術局面。

      簡而言之，進入到20世紀80年代之後，李歐梵的「啟蒙/頹廢現代性」與王德威的「自發現代性」先承後續[21]，構成了海外中國文學研究中事關「現代性」論述的體系化呈現。從理論脈絡上講，「啟蒙/頹廢現代性」與「自發現代性」都源自於夏氏昆仲的理論特別是夏志清的「感時憂國」之說。從繼承的一面來看，李歐梵將夏志清的「感時憂國」作為自己「現代性」觀點的基礎，認為中國現代作家面臨民族存亡、國家獨立與社會啟蒙等各種現實壓力時，紛紛走向「感時憂國」，即迫切希望國家富強、民族振興，這自然地形成了作家們乃至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現代性」[21]。儘管此處「現代性」看似包羅萬象，既包括「頹廢」、「摩登」，也包括「浪漫一代」，但卻都呼應了「感時憂國」這一概念。但李歐梵與夏志清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歷史性地處於一個全球化的後現代語境中，因此李氏的「現代性」立場被打上了「後現代」的歷史烙印，而這恰使之成為了海外學者尤其是華人學者論說「現代性」的轉折點[22]。

      而在王德威看來，「感時憂國」與中國文學的「現代性」的聯繫信而有證，但又並非因果關係，包括「革命」在內的政治話語，本身與「文學現代性」的訴求有一定距離。王德威認為，晚清中國已經有了「被壓抑的現代性」，而長期作為論述中國「現代性」核心的五四運動其現代性意義則根源於晚清，造成了「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現代性更替。之前因為政治大勢而被確定的「現代性」因素並非是天然或是一定的，「有幸發展為史實的，固屬因緣際會」，若是「稍稍換一個時空坐標，其他的契機就不能展現相等或更佳(或更差)的結果」[23]。這反映了王德威意圖將「文學現代性」（抒情/史詩）與「政治現代性」（革命/啟蒙）予以切割的學術嘗試。對於普實克的「抒情/史詩」的劃分，王德威顯然並不全然贊同。在借用陳國球的觀點反駁普實克的同時，他還通過對陳世驤、高友工的理論賡續，來建構「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之間的內在關聯[24]（P15）。在為劉再復《五史自傳》撰寫的序言中，王德威認為，「我們思考『革命』本身已被物化，成為政治或知識霸權的危機」[25]。

      除了李歐梵與王德威之外，劉禾、葉凱蒂、王潤華等學者對於「現代性」的闡釋也各有特色，形成了海外中國文學研究中「現代性」的多元闡釋。據筆者不完全統計，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現代性」為關鍵詞的中國現代文學英文論文已經超過了200篇，可以說，海外中國文學特別是現代文學、文學理論研究幾乎到了「言必稱現代性」的地步。在這樣的學術語境下，研究者們勢必會推動「現代性」在學術闡釋上走向更為開闊的學術空間。

三、 內在超越：「文學現代性」何以走向「文化現代性」

進入到21世紀的海外中國文學研究，以海外華人學者為「主力軍」的態勢穩中有進，這當然與夏氏昆仲、李歐梵與王德威三代學者薪火相傳的努力有關。此時與20世紀中葉「現代性」概念剛剛進入到海外漢學研究領域已經大不相同，當時海外漢學研究主流學者當中鮮有華人學者，而且，事關現代中國的研究無可避免地打上了冷戰的印記並受到預設立場的政治化幹預。以吳國楨為代表的少數早期海外華人學者曾嘗試努力改變這一狀況，不但仍勞而無功，甚至還適得其反[26]。

      因為整個時代背景與學術環境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本世紀以來，「現代性」這一概念不再拘泥於「政治現代性」與「文學現代性」的彌合，而是因內在超越而呈現出了向「文化現代性」過渡的勢頭。這反映了海外中國文學研究實踐多樣多元的學術追求，主要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首先，「現代性」作為中國文學研究的核心概念，不斷被突破與再闡釋，從而形成新的視角與解釋框架，不同學者對於「現代性」的論說不盡相同，使得「現代性」這一概念不斷因時而變、與時俱進，逐漸超越了夏氏昆仲早年對「現代性」的定義，從而走向內在超越。

      前文所述，自夏氏昆仲到王德威雖是薪火相傳，但對「現代性」的認識卻各有洞見。以李歐梵為例，他雖然批判繼承了夏志清關於「現代性」的闡釋，但更多則是自己的學術思考。如李氏從梁啓超的「時間觀」入手，認為中國現代性起源於時間觀念，是社會思潮革故鼎新、先承後續的轉型符號。在此基礎上，李氏進一步申明「現代性」是「啟蒙現代性」與「頹廢現代性」的結合，認為「後者用藝術的手法來反抗前者的庸俗」[27]。而正是「頹廢現代性」這種「氣質上的浪漫主義」特徵，使其可以更好地關懷嚴峻的「外部事實」[28]。從這個角度來看，李歐梵雖然寄望於「文學現代性」與「政治現代性」可以形成統一，但與夏志清的「感時憂國」之論已有本質差異。而在王德威看來，關於「現代性」的不同表達恰是理論發展的必然結果，「每一個人都表白自己的門派，各自的理論的路數」，「現代性」問題甚至是「可以加上複數」的，以至於「不斷地要讓它有更多的爭議性」[24]（P331-332）。

      因此，這一問題並非只因代際差異而引起，而是反映了理論本身處於急速發展狀態的現實。「現代性」的多元化闡釋在其他海外學者身上並不鮮見。譬如史書美在論述相關議題時，她選擇使用「現代主義」（modernism)，並且特別提出這種現代主義的中介性質是為了意圖迴避「現代性」概念。在史書美看來，近代中國社會是一個「半殖民」（semicolonial）社會，而這是「現代性」介入中國文學的根基[29]。另一位學者張英進則認為，近代以來中國存在著「多階段的現代性」，「現代性」在中國經歷了「從否定、變形到轉化的蜿蜒曲折的波浪形的道路」[30]。

      關於「現代性」的論述今後還將在海外學者當中繼續多樣延展，在未來完全有可能形成「一千個海外學者就有一千種『現代性』闡釋」的多元景觀。因為我們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現代社會，最終或走向「現代性本身意味著多樣化」[31]這樣的循環闡釋。因此，如今的「現代性」更多的是「超越現代性」，而非局限於對「現代性」概念的剖析。

      其次，在走向內在超越的基礎之上，因「後殖民」、「性別研究」等理論與研究方式的崛起與流行以及新興文化傳播技術的發展，「現代性」理論也因海外中國文學研究們的努力，逐漸實現了從「文學現代性」向「文化現代性」的過渡。

      20、21世紀之交，人類進入到了文化理論高速發展的歷史時期，同時也是人類知識相互雜糅、學科交叉的年代。「現代性」這個橫跨整個人文社科領域並與多種學科都有複雜聯繫的概念，也相應地介入到各個學科之中，從而參與到不同學科的理論建設，這與普實克、夏志清所處時代的狀況有著天壤之別。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的「文化現代性」概念受到了學界的普遍關注，哈氏揚棄了韋伯關於「現代性」的主張，針對「現代化」與「現代性」之間的關聯，以「重建歷史唯物主義」與「社會現代化」等為入手點，提出了一整套關於「文化現代性」的論述，對世界人文學術產生了重要影響{5}。

      需要注意的是，在前沿理論對「現代性」概念的介入過程中，性別研究的介入尤其值得重視，它與20世紀中葉席捲全球的民權運動、女權主義運動相呼應，從而湧現出了為數不少的海外華人女性學者，她們將性別研究理論與「現代性」相結合。當中一位有代表性的女性學者周蕾通過建構「現代性」概念與性別研究之間的橋梁，來闡釋複雜的「『中國』現代性」問題，其代表作《婦女與中國現代性——西方與東方之間的閱讀政治》「依循四種批判路徑……即依照視覺影像、文學歷史、敘事結構以及情感接受，這些途徑回過頭來展現出四種相互蘊含的『中國』現代性面向——意即族裔觀者、通俗文學中傳統的裂解、透過敘事來建造出嶄新『內在』現實的問題，以及性、感傷主義與閱讀三者間的關係」[32]。顯而易見，周蕾對於「現代性」的闡釋，已經超越了文學現代性，進入到更深層次的文化現代性當中。

      除了周蕾之外，還有幾位海外華人女性學者的「現代性」闡釋因性別研究介入而形成「文化現代性」研究範式。譬如張真深入分析了都市文化與上海電影的關係，解析了「武俠電影」與「摩登女郎」作為銀幕性別符號的差異性[33]。我們在張真的研究中既可以窺探到李歐梵《上海摩登》無處不在的影響，即建構都市與文化生產之間的張力與聯繫，但同時自有其性別研究與文化現代性相結合的特色。而另一位學者葉凱蒂則分析了晚清上海名妓們如何敢為天下先，以「女性」的性別角色推動當時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的現代性變革[34]，這無疑已經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文學現代性。此外，還有一位在建構「文化現代性」當中成就卓著的女性學者孫康宜，作為古典文學研究學者，她始終未放棄對「現代性」的研究與闡釋，並將其放置到整個歷史的大背景下予以考量。孫康宜基於性別研究理論，對古代中國女性作家的現代性書寫進行了深入細緻的探索，這可以看做是對蕭公權「內源現代性」的批判繼承。在其合作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序言中，孫康宜表示，該書的編撰方法就是「文學文化史」的寫法，並力圖將「現代性」放置到一個更長的歷史進程中[35],她認為，「有人以為傳統中國既然離現代十分遙遠，當然與所謂的『現代性』無關……（這）是對人類文化發展意義的誤解」[36]。而這也與《劍橋中國文學史》另一位主編宇文所安（Steven Owen）的「現代性」立場極其相似。

      「文化現代性」與「文學現代性」雖然一字之差，但兩者卻含義有異，當中一個最顯著的差異是：文化現代性突破了文本與作家的束縛，側重於不同時空文化的碰撞交融而呈現出的現代性特徵，這是一種更為廣闊、更接近全球化視閾下文學生產、傳播與接受本質的現代性。譬如，宋明煒從科幻小說入手，認為「科幻」是一種「現代性」表達，而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另類起源」就是被宋明煒定義為科幻小說的《狂人日記》[37]。在宋明煒看來，科幻所體現的現代性是一種文學、技術、政治與觀念相混合的現代性。這是「文化現代性」的另一種探索形式。此外，如張英進、王斑等學者也結合電影、戲劇等具體研究對象，在「文化現代性」的研究上各有拓展，均有學術佳構問世，展現出了百花齊放的學術景觀。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與學術研究國際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海外學者特別是華人學者與中國大陸學者時常互補互鑑，「現代性」背後所蘊藏著的政治隱喻愈發趨於弱化，實現內在超越的「文化現代性」將會進一步發展，從而豐富未來海外中國文學研究的具體實踐。

作為海外中國文學研究核心概念的「現代性」，儘管在歷史、地域與理論實踐上都存在著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其所展現出的仍是一種與時俱進、維實維新的理論立場與作為研究主體的華人學者們深厚的家國情懷；雖然一開始受到立場預設的政治化幹預，但最終仍在海外中國文學研究者的集體努力下，使之成為了以「文化現代性」為標誌的整套學術理論框架。

      與「現代性」這個概念常被一併提及的，是哈貝馬斯的名言「現代性是一個未完成的方案」。時至今日，當我們回望從普實克、蕭公權及夏氏昆仲肇始的「現代性」理論實踐時，不難發現「現代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完成，當下被海內外學界時常論及的「現代性」其實早已喪失了討論中國現代文學的合法性，而更多的是以一種審美原則來界定文學或語言風格以及文化現象的某些特徵，即更為開闊的「文化現代性」。而在千野拓政（Senno Takumasa）看來，因「文化全球化」而生的文化現代性，完全有可能意味著傳統意義上「現代」的終結[38]。

      因此，我們最終還是要回歸「現代性」這一概念本身，在網際網路主導的跨文化與跨語際的時代下，「現代」概念所指多元、眼花繚亂，而在一個理論泛濫、技術一日千裡的世界中，「現代性」的理論闡釋亦含義模糊、五花八門。唯一能證明的是：今日我們所言之文學「現代性」，早已今非昔比。預設立場甚至「感時憂國」的「文學現代性」早已完成，取而代之的是基於「文化現代性」的多元闡釋。事實證明：中國文學的根基在中國，在中國文學研究實踐中，海外中國文學研究者勢必要保持與中國大陸學者更緊密的學術互動，才能不斷推動「現代性」研究枝繁葉茂。

註：

{1} 事關中國問題的研究，在歐洲謂之漢學，而在美國則謂之中國研究，日本稱之為中國學，其意義雖有偏差，但基本內涵相近。為了便於行文，除了特別說明之外，本文全部稱之為「漢學」。

{2} 從目前已知的史料與學界相關研究來看，美國的「中國研究」在1950~1960年代作為一種服務於冷戰陣營的諮政之學已經是學界定論，它因「冷戰需求」而迅速繁榮發展，並以一種特殊方式介入美國對華政策制定與實施的各個環節。（參見張楊：《冷戰與學術：美國的中國學：1949~1972》，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頁）

{3} 鄒讜相關論說實際上體現了一種並不徹底的現代性理論，他並未提出現代性這個概念，而是含混地將「現代」歸咎於與時間無關而與狀態有關的概念，這是他論述中國政治的理論基礎。（參見Tsou T.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50[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

{4} 國際人才流動與學術互動日益頻繁，近年來大量海外華人學者回國擔任教職，譬如李歐梵目前是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從目前的身份看，他們理應不算是「海外華人學者」，但因其關於「現代性」代表性觀點是在海外求學或任教時發表的，本文作為追溯性研究，故而仍將他們列入海外華人學者的範疇中。

{5} 「文化現代性」建構與「交往理性」建設被看作是哈貝馬斯哲學思想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哈貝馬斯關於「文化現代性」建構的核心觀點主要體現在其《答辯》一文當中。（參見尤爾根·哈貝馬斯《對缺失的意識：一場與哈貝馬斯的討論》，鬱喆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103-112頁；《重建唯物主義》，郭官義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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