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末，費孝通先生在文化首倡「文化自覺」的概念。圖/FOTOE
本刊記者/蔡如鵬
8月的重慶，驕陽似火。
在重慶大學一幢古色古香的老式建築內，一群年輕人卻未受炎熱的影響，圍坐在一起，展開了長達一個星期的研習。
這群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人中，既有高校的青年教師、在讀的碩博研究生，也有來自社會組織的一線實踐者。他們討論的話題從21世紀中國的新挑戰到如何認識當下的中國，從民國的鄉村建設到土改中的文學作品，橫跨文學、社會學、史學、人類學等多個學科。
研習營的主辦方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以下簡稱重大高研院）表示，他們希望通過組織這一活動，讓更多青年學者能夠擺脫傳統科學分類的束縛，以跨學科的合作方式，從具體問題切入，直面當下中國的社會現實。
營員葉守禮來自臺灣東海大學，是一名在讀的社會學博士生。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研習營的授課老師中很多人的書，他都讀過。對他來說，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明星陣容」。「有這麼一個機會能將他們『一網打盡』，真的是非常難得。」
不過，除了教師陣容外，更吸引葉守禮的是這次研習營的主題：文化自覺與現代中國。
「文化自覺」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事實上，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已有學者開始使用這個概念。
重大高研院副院長李放春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表示，他們之所以在20年後的今天重新選擇這樣一個主題，是因為「經過新世紀以來長時間的思想實踐和知識積累，『文化自覺』正在成為新的整合性的知識範式，開啟了對當代中國諸多現象的重新理解，因此有必要將其意涵進行梳理與闡釋。」
他還認為，中國通過「文化自覺」的實踐，能夠為世界提供什麼樣的理念以及未來方案，是一個更值得思考的大問題。
「不容忽視的聲音」
「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是這次研習營授課教師中年齡最大的一位。近十幾年來，溫鐵軍一直在致力於推動鄉村建設。
早在2003年，他就在河北定縣翟城村成立了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並親自擔任理事長。此後，他又陸續在西南大學、福建農林大學和北京大學成立了中國鄉村建設學院、海峽鄉村建設學院和鄉村振興中心，並出任執行院長（或中心主任）等職。
溫鐵軍認為，中國是一個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社會。上世紀50年代初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數次危機，之所以最終能夠化解，沒有演變成大的社會動蕩，鄉村社會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在他看來，中國的鄉村社會就好比一個託盤，託著城市，一旦城市出現危機，只要能夠順暢向鄉村轉化，危機就能化解，實現軟著陸。
在講座中，他舉例說，為什麼2009年全球危機之下我們仍然能軟著陸？因為中國2005年實行新農村建設投資戰略，使超過95％的村實現了通路、通電、通水、通電話、通網絡。這個「五通」，本來是辦開發區的要求。當危機爆發，沿海出口經濟數萬家企業倒閉、2500萬打工者失業，中國遭遇危機但沒出大事的原因，是政府把補貼出口的13％退稅，改為補貼農民消費的13％折扣，並且告訴農民政策只執行到2010年年底，於是農民短期大量購買家電汽車造成國內消費大幅度增長，補上了外需下降造成的損失。
正是基於這種認識，這些年溫鐵軍一直在呼籲，對一味追求城市化進行反思。他認為，如果過快過早地把鄉村社會破壞殆盡，再發生危機的時候將無處尋找軟著陸的條件。
溫鐵軍告訴營員們，當前中國社會要實現可持續發展，不是要消滅鄉村，是要怎樣建立一個城市和鄉村良性的互動關係，而這些很難照搬西方的經驗，需要從鄉土傳統和鄉建實踐中尋找答案。
重大高研院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潘家恩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文化自覺」意味著對自身的文化、歷史與文明傳統的「自知」，而「溫鐵軍教授所倡導的鄉村建設，正體現了強調中國歷史和文化主體性這一基本訴求」。
在授課老師中同樣強調從中國的歷史視野看問題的，還有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主任行龍。
作為一名土生土長的山西人，行龍自本世紀初開始收集、研究集體化時代山西基層農村的檔案。如今，經過持續十多年的努力，他和他的團隊已經收集並整理了近500檔案櫃，總計數千萬件的檔案資料，涉及的200多個村莊從南到北遍布整個山西。
行龍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表示，他們之所以選擇集體化時代的農村檔案作為收集和研究對象，並不是對這段歷史有什麼特殊的情感，更不是將其視為「紅色文物」期望它增值，而是因為「相對於其它時期，集體化時代的農村檔案是中國有史以來農村保存最系統、最全面的文獻資料」。
不過即便如此，收集工作對行龍和他的團隊來說也是異常艱難，常常是在與時間賽跑。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在讀博士生郭心鋼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由於經費所限，他們沒法直接從舊貨市場購買所需的舊檔案，只能採用田野調查的方法，一個村接著一個村地去找。
但隨著農村的發展，尤其是農舍的翻新，當年絕大部分的檔案資料都已經散失。「有時候我們到一個村子，一打聽卻得知存放多年的檔案因房屋拆遷，剛剛被收廢品的車拉走，晚了一步，真的是非常遺憾！」郭心鋼感慨道。
在行龍看來，他和他的團隊從事這項工作，是出於一個學者的社會責任感和擔當，是在搶救中國的鄉村文化。
最初，行龍選擇「走向田野與社會」時，也有一些學者認為這個方向太「土」，與西方的理論不接軌。「但我感覺，這些年我們太注意跟進（西方）了，都有些疲倦了。」行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如今，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把文獻和田野結合起來的研究方向，不僅得到了國內社會史學界的認可，也贏得了很多國外或海外同行的關注。一些國外的學者主動找上門來，希望與他們合作共同推進集體化時代的中國農村研究。
「從某種意義上講，越是國外的學者看我們這些東西越有價值。」行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你研究中國，一定要從中國的問題出發，要從中國的現實出發，從中國的歷史出發。可以說，這也是一種文化自覺。」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賀桂梅是國內較早注意到「文化自覺」這一文化現象的學者之一。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談論「文化自覺」，包括一些年輕學者對這個話題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它正在成為當前知識界不容忽視的聲音」。
從一個概念到一個話題
「文化自覺」這個概念真正在知識界產生影響力，源於上世紀90年代末費孝通先生的倡導。費孝通所倡導的「文化自覺」是說，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
費孝通之所以在世紀之交提出「文化自覺」這一概念，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羅崗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表示，在某種意義上，這反映了這位社會學家對當時現代化的一種憂思。
上世紀90年代，整個中國都在按照西方的發展模式，追求現代化。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也暴露出了很多問題，比如環境汙染問題、貧富分化問題、人與人之間關係緊張的問題等。
「費先生正是看到了這些問題，尤其是中國知識界在試圖與西方接軌的過程中，漸漸失去了中國主體性意識。」羅崗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正是帶著這種憂思，他才提出了『文化自覺』這一概念。」
賀桂梅也認為，費孝通提出這個概念，是想「表達當時思想界對經濟全球化的一種反應」，「它既包含著對作為『自我』的中國文化的重新認知，同時也試圖勾勒出一種中國式的世界觀」。
費孝通的倡導很快就得到了知識界的響應。2004年，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界的一批學者在北京成立了「中國文化論壇」，其基本宗旨正是「重新認識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促進對全球化時代中國文明主體性的理論思考和實踐關懷」。
這一論壇的具體工作，是聚集各學科的學者，以跨學科的合作方式，從具體問題切入，每年就某一個具體問題舉行一次或兩次年度論壇和多次小型討論會。年度論壇提出並討論的話題，如「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鄉土中國與文化自覺」「孔子與當代中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三十年」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圍繞著「文化自覺」這一核心命題展開。
除了「中國文化論壇」之外，賀桂梅還注意到，還有很多學者雖然沒有採用「文化自覺」這個概念，但同樣「從中國的歷史視野看世界」，視「對中國文明主體性的理論思考和實踐關懷」為基本共識。
比如，近年來引起廣泛關注的「中國模式」討論，以及學者趙汀陽的天下體系論，學者強世功的香港論述，學者溫鐵軍對中國經驗的闡釋，等等。
「它們的共同點都是把確立有關中國主體性的知識表述作為基本訴求。」賀桂梅把這些研究稱之為：一個有著相近文化訴求的表述群。
在她看來，相比於費孝通原意，新世紀的「文化自覺」已經有了不少變化，發展出很多不同的表述。「但就整體而論，也存在基本共識，即打破西方中心主義，強調中國歷史和文化主體性，以及中國在全球化時代的自主能力。」賀桂梅說。
與「文化自覺」在知識界的興起相呼應的，是這一時期社會上也出現了一股中國傳統文化熱。在日常生活方面，唐裝漢服的回歸、傳統節日的恢復，以及很多鄉村開始重修族譜和祠堂。
在大眾消費文化方面，以重講中國經典為主要內容的「百家講壇」等節目受到熱捧，《英雄》《滿城盡帶黃金甲》等強調中國元素的中國電影大片，以及重編帝王將相歷史的電視連續劇《漢武大帝》《走向共和》逐漸佔據螢屏。
在政府層面，也開始藉助中國的文化傳統，提升國家形象和軟實力。比如，對「國學」的制度性扶植、對儒學與孔子的重新塑造、在世界各地開辦孔子學院等，無一不是來自國家層面的推動。
賀桂梅說：「事實上，文化自覺並不僅僅是中國知識界的一個變化。某種程度上，中國政府、文化市場、民眾認同與知識界實踐在如何重新認識中國『傳統』這一點上，共同促成了一種民族性心態在新世紀之交的轉變。」
在她看來，此時費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覺」已不再是一個文化概念，而演變成了一個社會普遍關注的話題，而這種轉變與中國在全球格局中作為經濟大國的崛起及其政治地位的改變密不可分。
一種新的知識範式
賀桂梅注意到，知識界幾乎所有的「文化自覺」的相關論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對「中國經濟崛起」這一現象的回應。
比如，學者甘陽在討論當代中國問題時，集中論述的是「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內在邏輯」，中國經濟因何「起飛」，構成了他討論問題的核心所在；學者趙汀陽關於「天下體系」的討論，也是由「中國在經濟上的成功已經使中國成為一個世界級別的課題」這一現象著手，並更為簡潔地將這一經濟崛起所帶來的文化問題表述為：「已經在舞臺上了，就不能不說話」。
賀桂梅認為，正是中國經濟的崛起及其在全球格局中位置變化引起的國際與國內情勢互動，導致了當代中國社會的複雜處境，而「文化自覺在新世紀之交的中國知識界之所以可能，正是出於對這種複雜處境的回應」。
在羅崗看來，中國經濟的崛起遵循的並不是一個經典的西方現代化的道路，而是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在某種程度上，這改變了中國人之前的心態，我們開始重拾自信，重新認識中國。」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不過，中國雖然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仍然面臨很多棘手的問題。羅崗認為，解決這些問題，恰恰需要「文化自覺」這種帶有批判立場的新的知識範式。他說，這也正是「文化自覺」能夠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接受的原因所在。
在當下中國面臨的諸多問題中，如何重新敘述並構造「中國」認同，被很多學者認為是其中的核心議題。
賀桂梅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表示，隨著中國社會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此前在當代中國不同時期曾經主導中國認同的敘述方式，比如以西方現代性規範為導向的啟蒙主義敘述，比如冷戰式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敘述，以及民族主義的中國敘述，都已經難以整合起全球化處境下的中國認同。
在她看來，作為一種新的知識範式，「文化自覺」打破了西方式的社會科學知識分類體制，採取跨學科的合作方式與知識實踐形態，重新激活傳統中國知識範疇，在重新建構「中國」敘述方面做出了很多開創性的探索。
在這個探索中，中國傳統政治、哲學與文化及其基本表述範疇的活力被激發或重新創造出來。比如，「多元一體」（費孝通）、「跨體系社會」（汪暉）、「天下」「中間圈」（汪銘銘）、「天下體系」（趙汀陽）、「當代中華體制」（潘維）、「文明體」（甘陽）等，成為了表述中國的新的政治與文化語彙。
「它們的共同特點在於批判那種從均質化的、單一民族國家理論角度來理解中國的方式，而試圖強調中國經驗本身所包含的歷史複雜性，尤其是中國社會內部族群的多樣性，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一種整合性的中國新敘述的可能。」賀桂梅說。
很多學者認為，「文化自覺」論正是在解釋當下中國問題，尤其是重構「中國」敘述中獲得了發展和認可。但也有學者指出，理解「文化自覺」不能只局限於中國，應該把它納入全球視野中去審視。
重大高研院副院長李放春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就表示，「文化自覺」在中國的興起，雖然與中國經濟的崛起有關，但兩者間並不是一種簡單的因果關係。
他認為，中國知識界在新世紀興起的「文化自覺」現象，很大程度上乃是全球語境下一種國際性的理論實踐互動中形成的。
曾留學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系的李放春，一直很關注西方知識界的動態。在他看來，當前全球正在處於一個知識重構的大時代，重構的標誌之一就是對現代化、全球化等支配性敘事的持續反思、批判和突破。
比如，以色列社會學家艾森斯塔特晚年提出了多元現代性的理論，對西方現代化進程做了深刻的反思，認為現代社會和正在現代化的社會的多元性和多樣性，遠遠超出了人們以往所承認的程度，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現代性具有多種文化方案和制度模式的觀點。
「我覺得，中國的『文化自覺』論不是孤立發生的。」李放春說，「它與多元現代性理論、後殖民理論等其實是一個統一戰線，相互之間存在著一種或明或暗的呼應。」
超越「左」「右」之爭
作為一種新的知識範式，「文化自覺」雖然正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接受，但在中國的知識界遠不是主流。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羅崗認為，這與當前中國的大學體制有很大的關係。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現在大學裡都提倡與國際接軌，把是否能在國際刊物上發表文章，作為考核教師的重要指標，甚至是唯一指標。
「要想被那些刊物所接受，你就必須遵循他們的遊戲規則，包括議題設置、思維理念、數據模型，等等。」羅崗說，「這導致我們的研究絕大多數都是跟著西方走，很少有自己的獨立思考，而文化自覺所強調的恰恰是對西方知識範式的反思。」
在不少學者看來，要做到「文化自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放春就表示「儘管現在有很多學者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了，但意識到跟你實際去做，還是有一個很大落差。」他認為，這中間需要學者自身的努力，是一個很艱巨的自我轉化的過程。
賀桂梅則認為，費孝通當年提「文化自覺」，首先針對的就是一種「不自覺」狀態：「人們往往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而沒有用科學的態度去體認、去認識、去解釋，那是不自覺的文化」。因此，需要將「行動」轉化為理性認知，從「行而不知」到「知而行之」，「而這個過程絕非一蹴而就」，她說。
很多人認為，「文化自覺」就是回歸傳統、堅守傳統。在李放春看來，這是對「文化自覺」極大的誤解。
「費孝通在提出這一概念之初，就強調『文化自覺』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舊。」李放春說，「這不是說現在富裕了，我們要給大款們講一講孔子、老子。」在他看來，「文化自覺」最重要的是它的問題意識和批判視野。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的「分化」是常常被人們關注的問題，其中「新左派」與新自由派的論戰、文化保守主義/新啟蒙主義/後現代主義等不同思想理路的展開，顯示出上世紀80年代在「新啟蒙」立場上聚集起來的當代中國「知識界」在回應現實問題時的不同走向。
賀桂梅在研究中注意到，與上述思潮相比，「文化自覺」有著不同的現實訴求、問題意識與知識建構。她說，「它的出現使得知識界的格局在新世紀之交，又發生了新的變化，開始了新一輪的分化與組合。」
賀桂梅認為，「中國文化論壇」提出「文化自覺」，一個很重要的訴求就是打破上世紀90年以來知識界「左」「右」的對立，「他們希望在一個更高的平臺上形成共識，實實在在地回應中國面臨的現實問題。」
李放春也認同這一觀點。他認為，「文化自覺」論已經超越了「左」「右」之爭。因為隨著全球知識的重構，今天「文化自覺」論所展現出的問題意識與現實訴求，無論是當年的「新左派」，還是新自由主義都是不具備的。
作為一種正在進行中的知識實踐形態，在不少學者看來，「文化自覺」論正在試圖以新的理論探討方式回應中國社會問題，同時打開了新的歷史視野和想像的可能性。
「『文化自覺』作為一種新的知識範式，是可以改造人的思想的。」李放春說：「如果有幾代人沿著這個方向推進，誰能說它不會產生現實影響呢？」
文：《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蔡如鵬
值班編輯：李陽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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