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緣起 十七大勾畫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光明前景。但中國現代化向縱深的推進，絕對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如何從社會變遷的理論角度對之予以說明，又如何從現代化實踐的角度給予理性的設計，構成了我們完成十七大確立的目標的雙重挑戰。
「睜眼看世界」，發達國家在相關方面的理論積累與實踐探索，可以為我們提供借鑑。為此，我們組織了幾篇稿件，圍繞有關問題進行討論，以期提供具有參考價值的意見。敬請垂注。
結構化理論：背景與成就
王寧
自19世紀開始，西方社會思想界圍繞社會科學的性質展開了一系列爭論。一派(實證主義)認為，自然科學是社會科學應當加以模仿的學科模型；社會研究要想成為科學，就必須像自然科學那樣，採用精確的定量研究方法(如試驗)。另一派(人本主義)則認為，社會科學不能等同於自然科學，因為社會不同於自然界，把社會科學等同於自然科學，就把複雜的社會現象簡單化了，社會科學應當創立一種不同於自然科學的、獨特的、貼切的研究方法(如理解的方法)。這一爭論曠日持久，一直持續到現在。
與此相交叉的另外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則圍繞個人與社會(或能動與結構)的關係而展開。什麼是社會？社會的性質究竟是什麼？一派(個體主義、行動主義、自由意志論)認為，社會是由個人構成的，「社會」不過是有個人集合的標籤。因此，社會現象可以還原為有關個人的現象。對所謂「社會」的研究其實可以還原為對個人的研究。用韋伯的話說，就是對個人的社會行動的研究。與此相反，另一派(整體主義、結構主義、決定論)認為，儘管社會由個人構成，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卻具有內在的結構，這種社會結構不能還原為個人，正如水分子由氫原子和氧原子構成卻不能等同於氫原子和氧原子一樣(迪爾凱姆)。社會結構高於個人，並反過來對個人起約束和決定作用。
上述爭論迄今為止未見終場。不過，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社會理論界出現了一股試圖超越並克服上述各種對立的潮流。安東尼·吉登斯就是其中的一個佼佼者。從70年代中期起，他形成並發展了他的結構化理論。這一理論集中體現在他的三本著作：《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1976)、《社會理論的中心問題》(1979)、《社會的構成》(1984)。他在對社會學各理論流派進行系統的梳理、分析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獨成一家的理論體系——結構化理論。
在吉登斯看來，儘管個體主義(行動主義)和整體主義(或結構主義)分別強調個體(或能動)和整體(或結構)的本源性，二者的一個共同局限，就是把能動(agency )和結構(structure )看成是割裂的雙方。吉登斯則試圖將能動和結構看成是互構性的，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即是說，能動和結構通過實踐而得到了互構。為此，吉登斯重新界定了「結構」概念的含義。他認為，所謂結構，就是「規則和資源」。結構作為一種規則(和資源)，不存在於現實的時間和空間中，而是存在於人們的大腦記憶痕跡中，並通過人們的行動而展示出來。例如，語言的語法規則就是一種結構，它存在於人們的大腦中，並通過人們的說話而展示出來。
顯然，這種作為規則的結構，不再是「外在」於個體行動的東西，而是內在於人們的行動中的虛擬(virtual )的存在物。能動和結構不再是二元對立的雙方，而是互構的雙方。結構不再僅僅是對行動施行約束的條件，而且也是行動得以啟動的媒介。換言之，「結構既是行動的約束，也是行動的媒介」。吉登斯把結構的這種雙重性質，稱為「結構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 )，其本意是要克服傳統所沿襲的把結構和能動看成是彼此外在的兩極(二元論)。他則把結構和能動看成是互構的雙方。結構和能動的這種互構性，一方面使得行動得以結構化，另一方面也使得結構得以通過行動而連續不斷地得到再生產(或改變)，並跨越時空距離而擴展。行動離不開結構(正如說話離不開語法規則)，但行動又不斷再生產著結構(正如說話再生產了語法規則)。結構制約著行動，但行動在每一刻也「可以是另外的樣子」。
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了重要的學術影響。這一理論啟發人們從新的視角來審視個人與社會、能動與結構之關係。儘管吉登斯並不是有關個人與社會、能動與結構之對立的終結者，他的理論把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推進了一大步。
作者系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現代社會理論從來不是單純的理論邏輯遊戲。社會理論的理論性格就是以分析、批評、介入和重構現實社會為目的
社會理論與國策諮詢
任劍濤
中國今天正面臨一個建構現代社會理論的關鍵時刻：隨著從傳統到現代的急遽轉軌，中國社會的傳統結構是怎樣的，需要一個總體的說明；而轉變中的中國又會建構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更需要一個具有高度理論性和現實針對性的社會理論建構。如何將社會理論的理論邏輯與現實需求的應用邏輯結合起來，成為中國社會理論界必須接受的挑戰。英國著名社會理論家吉登斯的社會理論建構，恰好在某種意義上給我們以極具針對性的啟發。
社會結構理論力圖將社會理論的理論邏輯與政治需求邏輯對接起來
吉登斯是一個力圖將社會理論的理論邏輯與政治需求邏輯對接起來的思想家。他的社會構成論思想使他在當代社會理論的發展譜系中佔有一席之地。但他不是一個純粹書齋的社會理論家。在書齋與政治之間，吉登斯尋求一條將社會理論的邏輯運思與現實政治對接起來的通道。
本來這是兩條運思路徑。當思想家試圖將其結合的時候，便有兩條路徑可循：要麼雙線並立，要麼整合為一。吉登斯走的是第一條路線。從社會理論的角度看，他的社會構成論，試圖將各種社會理論解釋現代社會的理論嘗試綜合起來。在吉登斯之前，主張客觀主義的結構主義與功能主義社會理論，與主張主觀主義的解釋學社會理論，分別建立起尋求支配社會理論研究的排斥性、霸權性社會理論體系。吉登斯認為這樣的社會理論建構並不能完成社會理論解釋現代社會的理論任務。因此，他致力超越兩者的對峙。為此他建立起解釋行動與結構關係的結構化理論。這裡的「結構」概念不同於結構主義的結構概念，而是指社會系統再生產過程中反覆涉及的規則與資源關係並支配行動的轉換性矩陣。吉登斯為了闡釋這個概念包含的豐富含義，創造了一系列具有特殊內涵的社會理論概念，諸如元概念(意義、權力與規範)、元結構(表意結構、支配結構與合法性結構)，這些「結構」不是實在的社會構成性狀態，而是一種虛擬秩序，通過人們的「反思性監控」得到生產與再生產。行動與結構相互依存，又在特定的社會情景中相互影響而得到生產與再生產。他藉此試圖解釋清楚人類致力於創造歷史的構成性狀態。
在極右與極左之間尋求社會民主的可靠未來
「第三條道路」的理論則是吉登斯針對他所在的英國左翼執政政黨——工黨的現實政治需要而設計的一套政治系統。英國工黨號稱信守社會主義的政治原則。但在20世紀最後10年左右的時間裡，社會主義面臨一個重構的命運：不說蘇東社會主義模式的破產給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帶來的衝擊，即使是號稱推行社會主義的英國工黨與美國民主黨，也遭遇到理論上的障礙。後者如何對接20世紀80年代英美流行的私有化浪潮及其社會政治經濟後果，調整自己顯得僵化的政治經濟主張，已經成為政治主張上自恰與政治實踐上具有號召力的前提。作為英國工黨的理論家、更作為英國工黨領袖託尼·布萊爾的精神導師的吉登斯，試圖在政治實踐中尋求到一條超越於左右之爭的第三條道路，以便真正實現社會民主。如果說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試圖超越主觀與客觀兩種社會理論路徑的話，他的第三條道路設計，就是為了超越經典意義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道路，既兼得兩種建立在現代性基礎上的基本社會制度的好處，又避免兩者的「壞處」：資本給我們帶來財富，傳統的社會主義在這一方面已經無法排斥它了。因此，社會主義不再是資本主義的另類選擇。同時，在一個從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推進的過程中，後物質主義的價值業已提將出來，創造財富與控制不平等必須協調，於是，社會主義倫理價值顯示出某種衝擊力。在極右與極左之間尋求社會民主的可靠未來，就成為吉登斯為英國「新工黨」開出的政治藥方。
社會理論的理論邏輯與現實社會的政治邏輯之間有著顯而易見的緊張關係
吉登斯的雙線理論陳述展示了兩種理論風貌。但正好將社會理論與國策諮詢兩者對接起來。現代社會理論從來不是單純的理論邏輯遊戲。社會理論的理論性格就是以分析、批評、介入和重構現實社會為目的。因此，社會理論家不能對現實社會的社會理論需求熟視無睹。吉登斯以結構化理論凸顯了一條從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現代社會演變軌跡，從中推演出處於這樣的社會變化過程中左翼政黨謀求社會民主的新策略，兩者之間的關聯性論述顯然有跡可尋。
但必須看到的是，社會理論的理論邏輯與現實社會政治的邏輯之間具有一種顯而易見的緊張關係。這種緊張首先體現為社會理論邏輯建構的嚴謹性與國策對應的策略性之間的不協調，前者要求社會理論家服從知識的遞進邏輯，後者則可以因循現實適度調整。其次體現為社會理論的虛擬性質與國策諮詢的當下需要之間的緊張，前者對於社會、尤其是謀求國家權力的政黨的當下需要是不太留意的，而後者專注於理論性很弱而對策性很強的當下需要。再次體現為社會理論的批判性、超越性性格與對策性研究的調和性取向之間的錯位。前者以不滿足於既有的理論範式為批判和超越的條件，後者則以屈從於現實需要為思考的指向。因此，一個成熟的社會理論家務必對這種緊張保持高度的理論警覺，並將理論邏輯與應用邏輯進行適度的切割，進而以嚴謹的社會理論邏輯謹慎地解析現實社會政治問題，保證自己不被急迫的現實政治需要所支配；同時以對於現實社會政治生活的熱情來建構社會理論，避免社會理論成為單純智慧娛樂的工具。但這種理想地連接兩者的意圖是多麼難以實現——吉登斯社會理論與對策研究之間的理論水準相當懸殊。這告誡我們，警惕地對待理論邏輯與對策思路的差異具有不可小覷的重要意義。
作者系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今天我們目睹的是現代性的開始，即超越了傳統工業社會的另一種現代性，這種新的現代性就是反思現代性
現代性的反思
文軍
在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作為社會學核心主題的現代性問題(其過去的發展和現在的制度形式)又重新活躍在社會理論的舞臺，成為社會學和社會理論研究的熱門話題。社會學與現代社會出現之間的關聯早已為人們所意識到，但我們直到今天才發現，這些關聯不僅比以前所意識到的更為錯綜複雜，而且，對現代性本質的再思考必須與社會學分析前提的重建並行展開方才有效。
對現代性的質疑和批判的後現代思想成為20世紀末社會理論界的主流
在當代社會學研究中，對現代性與現代社會問題的研究無論在深度還是廣度上，都遠遠超過了古典社會學開創的研究傳統和現代社會學在各種研究路徑上的努力。它在承傳了過去的某些思想、觀點和研究方法的同時，又努力創新，企圖對長期以來社會學研究中的分裂與對立局面進行全新的多元綜合。但由於個人的出發點不同，反映到對現代性問題的看法上又存在著很大的分歧：一方面，隨著工業化的加快，工具理性的膨脹，現代性未能預期的後果逐步顯露，人們對現代性的質疑和批判的後現代思想幾乎成為20世紀末社會理論界的主流；另一方面，試圖為現代性重建合法性基礎的也大有人在。由此，便構成了當代社會理論界在對待現代性問題上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而在這中間，又有努力進行調和，企圖走「第三條道路」的「溫和派」，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莫過於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了。
自我調節或反思性是現代性的基礎
自1960年代步入學界起，吉登斯就沒有拘泥於長期以來西方學術主流一直沉醉的純粹思辨或對具體問題的實證性分析、始終與主流政治保持著距離的狀況，而是積極地參與社會政治生活，從理論高度來尋求走出種種二元對立困境的出路。在某種意義上說，吉登斯的最大貢獻或許不是對西方社會理論的全面梳理和創造性發展，而是其社會政治理論為世紀末西方社會政治生活的變革提供了一套系統的解釋理論，為政治觀念的變革提供了一個看起來頗為合理的理由和選擇。
具體到當代有關「現代性」問題的學術研究之中，吉登斯的一個重要成功之處，首先還不在於他對現代性理論的宏偉建構，而在於他善於揭示和解釋現代性問題，或者說，吉登斯的理論策略就在於首先把現代性當作一個問題來處理，並在處理問題過程中歸納出他對現代性自我的理解和批判。我們知道，「現代性」無論是作為一種思想文化範疇還是社會現實運動，都充滿著重重的矛盾和問題，而且，這些矛盾和問題恰恰主要來自現代性自身所固有的邏輯發展。20世紀下半葉以來，社會理論界一個引人關注的傾向是，在對現代性問題的認識走向複雜化、多元化和深入化的同時，對現代性批判也出現了更加激進化的趨勢。對此，吉登斯一方面順乎時勢，把對現代性問題的認識進一步推向深入和廣遠，主要表現為著重考察「民族國家」在現代性進程中的轉型，或者說，關注「民族國家」的出現對於現代性的深遠意義；另一方面，他在批判現代性時，又激烈反對任何一種激進的路線，希望能開拓出一條比較溫和的批判途徑，超越所謂的「左」和「右」的二元選擇模式。
因此，對於現代性問題的批判，吉登斯認為，傳統的手法過於簡單，已經過時，必須代之以反思的方法，並把自我調節或反思性看作是現代性的基礎。在現代社會，自我反思與監測適合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並不停地發生著。就像現代化解構了19世紀封建社會的結構和產生工業社會一樣，今天的現代化也正在解構工業社會和正在出現另一種現代性……今天，我們目睹的不是現代性的終結而是開始，即超越了傳統工業社會的另一種現代性，這種新的現代性形成就是反思現代性。
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通過政治文明和生態文明的建設來防範現代性可能帶來的巨大風險，是中國現代性建設不可或缺的現實課題
化解現代性的風險
肖濱
作為當代西方著名社會理論家，安東尼·吉登斯以反思和重建現代性作為其學術研究的主題和理論關懷的焦點，在重新梳理、詮釋以往現代性理論的基礎上，重繪了一幅現代性的制度圖景：一方面，現代性具有複雜而多元的制度性特徵，它由資本主義、工業主義、國家監控和軍事暴力四種元素組成；另一方面，現代性本身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意味著機會與效能，也包含風險與危險。現代性的全球化已經勢不可擋，因此，理性的選擇不是拒絕現代性，而是學會駕馭、引導這頭「猛獸」，降低其風險，增大它能給予我們的機會。對於正處於建構現代性的中國來說，吉登斯對現代性的反思和重建究竟有何啟迪和意義？
以生態文明制衡工業主義
工業主義作為現代性的四個制度性元素之一，其主要特徵則是在商品生產過程中對物質世界自然資源的榨取和利用，它為人類物質文明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動力和機會。然而，伴隨著工業主義的高歌猛進，現代性打破了人與自然之間固有的生態平衡：生態災難作為現代性的風險性後果正伴隨著工業化和全球化向世界蔓延、向人類逼近，直接影響到人們的健康和生命，威脅著我們生存的根基。處於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急速轉型的現代中國，在近30年的飛速發展中，已經痛切地感受到環境汙染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保護我們的環境已經刻不容緩。因此，國家把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正當其時。在此意義上，吉登斯實際上是在提醒我們：要高度警惕工業主義這種現代性帶來的生態災難，避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來推行工業化以發展經濟。由此來看，吉登斯對工業主義的分析為我們建設生態文明提供了某種理論依據。
以政治文明約束國家監控
國家監控作為現代性的四個制度性元素之一，指的是國家對被管轄人口的信息收集、信息儲存以及國家對個體行為直接或間接的督導與監管。在現代性的建構中，由於公民權利與國家監控的內在關聯，監控領域可能成為公民為自己的權利鬥爭的場所，因而在一定的制度條件下國家監控帶來的正面結果是公民權利的擴展：從公民的自由權、民主權延伸至社會福利權。但國家監控作為現代性的制度元素，離開了憲政民主的制度安排，其後果將有公民權利遭到扼殺的危險。為此，吉登斯呼籲以民主運動作為抵禦這種危險的手段。這實際上意味著，必須把國家監控納入憲政民主的制度軌道，推動公民合法的維權運動，確保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以此作為降低現代性的風險最為有效的手段。換言之，政治文明才是防範上述風險的堅實的制度平臺。中國近30年來的發展經驗在一定程度上已印證了這一點。因為正是隨著全能主義在中國的逐漸消解，國家監控的範圍大大縮小，國家監控的手段日益規範，公民自由的空間才得以逐步打開，公民的權利才開始得以漸漸落實。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把吉登斯對國家監控的分析作為建設政治文明的學理資源。
當代中國現代性的建設無疑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中國現代性的建設依然任重道遠。一方面，現代性之果尚未全面豐收；另一方面，現代性之風險、危機卻頻頻而來，比如市場經濟帶來的勞資矛盾、工業主義帶來的環境汙染已經出現。因此，在擁抱全球化，把握現代性的機會、收穫現代性的物質文明之果的同時，通過政治文明和生態文明的建設來防範現代性可能帶來的巨大風險，將是中國現代性建設不可或缺的、至關重要的現實課題。這正是吉登斯現代性理論在當代中國語境中對我們的啟示所在。
作者系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培養對自然的敬畏之情，感受自然的神聖性
「人造空間」與生態文明
郭忠華
「生態文明」是全面建立小康社會的重要戰略指導思想之一，體現了執政黨對人與自然關係認識的升華。按照十七大報告的定義，建設生態文明，就是要「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循環經濟形成較大規模，可再生能源比重顯著上升。主要汙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本質地說，生態文明就是要尊重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規律，建立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社會。倡導生態文明，不僅對中國自身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而且對全球日益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有著重要的意義。
生態文明是反思「人造空間」的結晶
生態文明的理念不可能產生於以手工生產為基礎的前現代社會。因為在那種社會，不僅人類的行動能力尚不足以幹預內在於自然的規律，而且人類的思想觀念也沒有出現對自然的工具性態度。那時候，人類偎依在自然的懷抱中，自然外在於人類並依照自身的規律支配著人類。但近代啟蒙運動以來，伴隨著科學精神和理性主義的極大發展，現代工業主義也迅速得到發展，並且憑藉其內在的自我更新機制絞斷了與傳統社會的藕斷絲連。工業主義不僅體現在一系列新機器、新產品的製造上，更體現在人與自然關係的逆轉上。在工業主義思維的支配下，人類從對自然的依附轉化成為自然的主人，自然則成為人類所要改造和徵服的對象。「改造和徵服自然」、「人類創造歷史」是啟蒙運動以來人類自信心的最鮮明寫照。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自然的存在形態逐漸蛻化成為當代著名思想家安東尼·吉登斯所說的「人造空間」。「人造空間」是一種「人格化了的空間」或者說「社會化了的自然」。在這種空間裡，一切自然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人類的生存面臨著各種嚴峻的考驗。正是這種條件下，作為對工業主義和生存環境的重新認識，生態文明的觀念才得到發展。
人為不確定性成為生存焦慮的主要源泉
工業主義的本意在於使人類生活在一個更加富足和更加確定的世界中，但「人造空間」的出現卻使人類生活變得更加不確定。在傳統社會，產生於自然界的「外在風險」是人類不確定性的最主要來源，這種不確定性體現在地震、洪水、瘟疫等自然災害上。面對諸如此類的不確定性，人類通過傳統、宗教等途徑化解了由此產生的焦慮，並產生出對自然的敬畏之情。但在「人造空間」裡，不僅傳統的「外在風險」沒有消除，而且還產生了一種更加致命的風險形式，即吉登斯所說的「人為不確定性」，例如，核電站事故、海洋化學汙染、大氣溫室效應等。「人為不確定性」產生於人類對自然規律的藐視和對科學的盲目崇拜上。在現代社會，科學已取代傳統和宗教成為確定性的權威。但是，科學的品質卻恰恰建立在知識的開放性和可懷疑性上，科學的生命力在於通過這些品質不斷超越自身。從本質上說，科學建立在「流沙」之上。人類越是形成對科學的盲從，「人為不確定性」也就越是成為人類生存焦慮的主要源泉。
生態文明社會必須尊重自然、保護自然、回歸自然
構建生態文明社會不在於取消「人造空間」或者廢除工業文明，而在於在這種空間裡重新認識人與自然的關係，形成尊重自然、保護自然和回歸自然的社會生活模式。尊重自然，就是要轉變對自然的工具理性態度，認識到自然並不是一個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寶藏，培養對自然的敬畏之情，感受自然的神聖性。保護自然，就是在物質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從原料開採、製造、使用至廢棄的整個生產環節，都貫徹對資源和能源的消耗最少、對環境影響最小、再生循環利用率最高的原則，形成生態化的生產體系。回歸自然，就是要回到大自然的懷抱，感受大自然的博大與美感，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關係。
作者系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