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觀察》論壇：經濟學理論前沿問題探討
1月8日在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舉辦了「《中國經濟觀察》論壇：經濟學理論前沿問題研討會」，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陳寶生、著名經濟學家林崗、李曉西、何自力、黃桂田、張宇、沈坤榮、黃少安等首都10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會議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趙振華主任致詞，韓保江副主任主持。
專家們就當前我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資本論》的普適價值、經濟發展模式面對的根本性挑戰、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發展、關於語言經濟學的幾個命題、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與創新驅動、綠色經濟、用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分析我國存在危機的成因、從確定性研究向不確定性研究的演變等經濟學有關的理論前沿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會議最後由中央黨校副校長陳寶生同志作了重要講話，他認為中央黨校經濟學部組織的經濟學理論前沿問題研討會，選題和形式都非常好，很高效地讓參會者了解我們國家經濟學研究的專家們、經濟學界的學術帶頭人在思考什麼問題，交流成果，相互啟發，很好。
陳寶生副校長還提出了提出了希望，希望今後對一些經濟學理論前沿問題要加強研究，如轉變發展方式的前沿思考、發展道路問題、一些全球性問題的經濟學前沿問題、當前的一些兩難問題、地緣經濟問題、危機問題、發展的動力問題、我國30年經驗總結的問題等等。
論壇就以下經濟學理論的幾個重大前沿問題進行了研討。
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展的三個基本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林崗教授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有三個基本問題需要注意：
一是要掌握馬克思的經濟分析方法。這個方法總括起來說，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裡面講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提煉出更具體的應該有五個原則：第一，把生產力發展看作社會運動的首要因素，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解釋生產關係的形成和演變。第二，在生產力漸進的歷史發展前提下來解釋經濟關係當事人的行為，這是馬克思一個最基本的觀點。第三，馬克思是從所有制關係出發來理解全部生產關係體系。第四，從經濟關係出發來解釋上層建築。不是並列的關係，這是馬克思在創建歷史唯物主義的時候很大的貢獻。第五，馬克思特別強調實踐。
二是聯繫實際，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經濟學者尤其是中央黨校的任務並不像現在大學導向一樣，要聯繫實際，要做出對社會、對國家的發展有貢獻的理論成果，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不去聯繫實際，就很少創新，很少創新就沒有新意，年輕人就不感興趣，要聯繫實際，要創新。
三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要發展，不管是要生存下去還是要發展得更好，就是要和西方經濟學比較。
實際上很多基本問題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是有優勢，尤其在方法論上，就是剛才我講的五個問題，幾乎每個問題西方經濟學都和馬克思主義對立的。西方經濟學有很多東西經不起比較，不能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比較。宏觀經濟學我們可以借鑑的東西多一點，微觀經濟學基本上就是意識形態。效應論就是創造出來消滅勞動價值論的。西方經濟學的效應論在邏輯上也說不通，西方經濟學領域自己的人都說這個理論不行，不同人的效應怎麼加總呢？不能加總，不能比較，還有什麼用呢？後來大家就放棄了。後來又提出序數效應論，序數效應論就沒有邏輯問題嗎？同樣有問題，人和人之間不能比較，東西和東西之間誰重要誰不重要可以比較嗎？放在不同條件下，不同人、不同東西的重要性是不一樣的，比如菸民抽菸比吃飯還重要，南方人和北方人大米和饅頭、大米和麵條也是不一樣的，你怎麼能放在一起比呢？而且最終弄出來一個社會福利函數。這個在邏輯上有很大問題。這些問題西方學者心裡是清楚的。
為什麼說西方宏觀經濟學有用呢？宏觀經濟學比較實事求是，因為統計不好改，比如就業，就業是一條垂線，勞動力供給是一條垂線，道理很簡單，就是有這麼多勞動年齡人口，就有這麼多人就業。可是微觀經濟學告訴我們什麼呢？說這個曲線是彎過來的，先是收入效應，後是替代效應，這不成立。為什麼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對不上號呢？在所有教科書裡面，西方學者都在打馬虎眼，都說這是因為相互抵消了，但沒說怎麼相互抵消的，怎麼證明這個相互抵消。實際上根本不是這樣的，作為人口大多數的勞動者、工人，他跟資本家籤約就上班，一天就是八個小時，不可能根據工作有沒有意思來減少自己的勞動，隨便改變自己的工作日，在收入和閒暇時間進行調整，是不可能的。所以，布哈林把這種經濟學稱作有錢經濟的經濟學，就是有錢人，錢已經很多了，小錢都無所謂了，才會有這個效應，才會有這個往後彎的勞動供給曲線，但是對社會分析是沒有用的。當然微觀經濟學裡面也有有用的東西，比如生產函數，如果我們不是把資本放進去，把一個價值，把一筆錢放到這裡面去，而是放多少臺機器，這在技術經濟分析上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我們對西方經濟學要比較，我覺得在這些經濟學的基本問題上，尤其涉及到方法論問題上，西方經濟學都是比不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
真理尤其是科學方法是沒有新舊之分的，只有正確和錯誤的區別。只要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方法，聯繫實際，和西方經濟學進行比較，堅持我們正確的東西，吸納他們可能為我們所用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就是康莊大道，前景光明。
二、改革實踐面臨的兩大挑戰及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八個誤區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何自力教授說，從1978年開始的中國改革一直受兩種理論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30年的改革，我們最初確定的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指導下確立的改革基本原則在實踐中面臨兩個重大挑戰：
第一個挑戰就是基本經濟制度，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在憲法層面說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但是現實中，公有制為主體到底怎麼體現的？總量來講，已經不佔主體了。從質上來講，一直認為公有制為主體，尤其是在城市經濟層面國有經濟要居主導地位，但是從目前改革大趨勢來看，中國確立的基本經濟制度還能不能維持住？
第二個挑戰是分配製度，我們一直說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並存，這是體現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分配製度，可是現實來看，現在最大問題就是收入兩極分化，怎麼會產生這麼重大的問題？按照鄧小平觀點，中國如果兩極分化到十分嚴重程度的話，意味著改革失敗，從這個角度講，中國改革現在到底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下一步中國的分配製度怎麼改？要不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如果堅持的話，在制度層面和政策層面到底怎麼體現？
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存在八個誤區是：
第一，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革命經濟學，不是建設經濟學，當今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沒有用。
第二，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傳統經濟學，而不是現代經濟學。當人們在表述用經濟學來指導現實的時候往往喜歡用現代經濟學，但是用這個術語的時候顯然不是指政治經濟學。
第三，認為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是經濟學，這個提法抹煞了兩種經濟學之間的差別。
第四，認為西方經濟學不科學，但是有用，政治經濟學科學，但是用處不大。這種觀點尤其在青年學生中間流行，名義上肯定了政治經濟學，實際上否定了政治經濟學。
第五，認為政治經濟學是一個流派。
第六是認為政治經濟學不一定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否定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作為政治經濟學主流的代表。
第七，政治經濟學不是應用經濟學的基矗所以搞應用經濟學的基礎也好、學習應用經濟學的學生也好，一學政治經濟學就說沒有用，不能成為投資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的基礎，以此否定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基礎地位。
第八，認為政治經濟學是政治意識形態，不是經濟學理論，你講政治經濟學可以，但是可以作為政治課講，不要作為經濟學，這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否定。
這八個方面是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錯誤認識。我們要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話，必須對這八個錯誤進行澄清，否則會妨礙我們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獨特品質
何自力教授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獨特品質有四：階級性、實踐性、歷史性、價值導向型。
第一是階級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以生產關係為研究對象本身就是階級性的具體體現，因為生產關係是利益關係，研究生產關係就是研究利益關係。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階級性，實際上在方法論上必然體現堅持整體的方法論，而反對個體主義的方法論。具體看西方經濟學的體系，按照經濟學理解，西方經濟學最大缺陷就是它的分析範式裡面注重個體人和個別經濟現象，模型做的非常精製，但是缺陷就是只看樹木不見森林，用這種理論觀察現實使得每個做這種學問的人在現實生活中只觀察非常小的領域，而對整個經濟大趨勢，整個經濟內在邏輯聯繫，尤其內在矛盾和衝突視而不見。整個社會所有人群都以為這個社會只要每個人追求個人最大利益，這個社會就可以實現繁榮，這個社會就會和諧，但是實際上正如我們知道的那樣，西方經濟學造成的這種思維，不僅是經濟學家在出現世界經濟危機的時候一籌莫展，也使得老百姓在出現危機的時候造成重大損失。所以，經濟學強調不強調階級性並不是非常簡單的要不要的問題。
第二是實踐性。強調經濟學的實踐性最重要的是經濟學理論體系正確與否，用什麼做判斷標準。第一個基本觀點就是科學的經濟學命題一定不是來自人的主觀觀念，來自於那些假設，而是來自於鮮活的社會實踐。第二個基本判斷，就是經濟學命題是否正確，不在於是否合乎邏輯，也不在於表達是多麼精妙，而在於是否反映客觀實踐，尤其是否可以經得起實踐檢驗，凡是不能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理論，無論表達的多少巧妙都一無所用。最後就是經濟學的創新也一定是在實踐中間發現新問題，解決新問題，而不是在過去虛假命題基礎上不斷提出新的虛假命題。
第三是歷史性。經濟學的歷史性實際上是強調時空性，也就是經濟學是在什麼樣的時代背景下研究問題，在什麼樣的地方研究問題。這就涉及到比如說當我們提出經濟學應該具有中國特色，有人就說中國經濟學怎麼有中國特色呢？經濟學都是普適性的，經濟學不應該有國界，我認為這是對經濟學歷史性忽視造成的，缺乏對經濟學的歷史性認知。
第四是價值導向型。
三、《資本論》的普適價值
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王天義教授認為：《資本論》是馬克思最重要的科學巨著，是工人階級的聖經，同時也是共產黨人的指導思想。這個普適價值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以唯物史觀為基礎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社會發展不同階段採取不同經濟發展形式的統一性。馬克思實際上講的很清楚。如果從人類依賴關係來講，可以把人類社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人對人的依賴，人的依賴關係就是自然經濟，第二個階段是人對物的依賴，實際上就是商品經濟，第三個階段是人對誰都不依賴，自由發展，我叫做自由個性經濟。這兩個序列怎麼去看待？我認為是統一的，第一個序列是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基本制度背景，這是從唯物史觀角度講。第二個序列是按照勞動交換關係，這個序列之間有持續性和繼續性，是很難跨越的。這方面的組合就形成了現在我們講的社會研究，第一方面是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初級階段理論可以從馬克思第一個序列推出來，第二個是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這兩個方面是統一的。
第二，馬克思以三大嶄新因素為內核建立了一個科學完整的經濟學理論體系。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以後，馬克思給恩格斯一封信，說杜林這個人對馬克思進行批判，是因為他沒有發現《資本論》有三個嶄新因素。第一個嶄新因素講了商品有二重性，勞動也必然有二重性。第二個嶄新因素講了工資的本質，工資第一次被描寫為隱藏在它後面一種關係的不合理的表現形式。第三個嶄新因素講了剩餘價值的一般和特別的區別。正是這三個嶄新因素才使得馬克思理論體系得以建立。怎麼建立起來的？我們知道商品價值由勞動創造並不是馬克思的發現，但是商品價值這個勞動到底是什麼勞動？在馬克思之前沒有做更深入研究，而馬克思通過勞動二重性的發現提出了價值的本質實際上是初始勞動形成，通過具體勞動轉移舊價值，通過重複勞動形成新價值。而新價值裡面，前人也沒有進行說明，馬克思接著分析，他說實際上進行交換的不是勞動而是勞動力，勞動力的商品價格就是工資，在新價值裡面工資只是當中一個部分，另一個部分被資本家無償佔有。在剩餘價值裡面，前人認為剩餘價值就是從地租、利息來看，馬克思認為剩餘價值首先應該從超過工資以後的新價值裡面來看，從剩餘價值一般性來解釋剩餘價值的形式，即利潤、利息和地租。這三個嶄新因素構成了馬克思理論體系的內核，以內核為基礎構建了完整的馬克思《資本論》的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從商品開始到社會的最表層階級結束。從這個理論裡面我們可以得到現在我們從事的經濟學研究的創新，首先要在基點上進行突破，然後要運用馬克思抽象分析方法由抽象回到具體，來建立整個理論體系。所以馬克思自己有一個說法，說無論我的著作有多少缺點，但是他有一個長處，即他們是一個歷史問題。
第三，馬克思以四個環節為支點，確定了社會化大生產情況下經濟運行的框架。這四個基點，就是生產、分配、消費、交換。生產是起點，最終是為了消費。當前消費問題非常重要，擴大內需重點是擴大消費，而我們的消費怎麼分析，我們內需怎麼擴大？我認為馬克思這個分析框架給我們非常重要的意義。首先分析消費問題就要考慮分配，分配的前端就是生產條件的分配，是生產本身。生產確定了分配，生產條件分配決定了收入分配，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的再分配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以收入為主要形式的分配，另一方面是以福利為主要形式的分配，這兩個分配也是我們分析消費的重要方面。分析消費離不開交換，在收入一定情況下，消費水平由物價水平決定，這個物價就與交換有關。交換分為兩個環節，一個是與消費直接相關的消費者的交換，另外是前端生產者的交換，而不管交換怎麼變化，前提都有一個成本問題，因此要從生產引出來，而不能簡單就消費講消費，就分配講分配，而是要滿足一個系統和整體，在系統和整體裡面來看消費的提升。實際上這裡面體現了馬克思最基本的唯物史觀的方法。
《資本論》的普適價值就在於它是一種方法，是用於研究社會發展規律的，用於創建理論體系和分析各種經濟現象的科學方法。從方法論的角度講，它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恩格斯說過，馬克思的世界觀不是教條而是方法，他提供的不是教條而是提供的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
四、中國模式應該有的內容和走向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張宇教授認為：可以從五個層次來認識中國的經濟模式：基本制度、經濟體制、發展方式、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第一個層次是基本經濟制度。這是中國模式的核心。沒有核心，中國模式不能成立。第二個層次是經濟體制，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中國經濟改革核心概念，這個概念不成立，中國模式就不成立。如果你跟美國一樣，也談不上中國模式。第三個層次是發展方式、發展模式、發展道路。比如十七大報告裡面講發展道路時講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道路、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中國特色的軍民融合道路等等。第四個層次是開放，我們叫做積極、漸進的、自主的有管理的開放。第五個層次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對於中國模式走向何處，張宇教授認為，正確道路一定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不能搞全盤西化的資本主義模式，也不能搞教條主義的東西，一定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要做到公有制為主和多種所有制結合，宏觀計劃和市場結合，效率和公平結合，各種利益和諧的結合，人與自然的結合，民主與法制的結合，一定在這個道路上比較堅定的走下去才能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模式的成功。如果走向了資本主義，那一定是兩極分化矛盾，在資本主義體系裡面沒有任何地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調整創新，解決一些急迫需要解決的問題，中國道路才更有生命力。
五、經濟發展模式面臨的根本性挑戰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黃桂田認為，從總體上來講，世界上現在只有一種模式，這種模式就是市場化、工業化、城鎮化、國際化和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現代化。這是先行發達國家已經實現的目標，而後起的這些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都朝這樣一個目標、這樣一個模式邁進。中國正處在一個市場化、工業化、城鎮化、國際化和所謂的信息化進程中，我們現有的經濟研究尤其是對策研究，大多集中在這些問題上。當中國完成這些任務之後，將面對怎樣的問題？這些問題對中國將可能產生什麼影響？我們如何面對和如何解決？按照預期的目標，還有十年，到2020年中國基本建成市場經濟體制，實現全面小康。到2030年，中國基本完成工業化任務，那就意味著在2030年以後中國進入到後工業社會。到2049年左右，在新中國成立100年的時間，中國要達到當時的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歐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先於中國實現了這些最基本的目標，已經實現了市場化、工業化、城鎮化、國際化及現代化。按照我們可觀察的這些先行的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目前暴露出來的問題，中國在未來實現這些基本目標之後是否要面對他們現在暴露的這些問題？比如說失業問題，中國是不是也不可避免的會存在失業。
過去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儘管關註失業率，但是失業率並不是我們的主要目標，因為我們現有或者以前的體制在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失業不是經濟和社會發展面對的最主要的問題。我們可以算一個帳，假定我們現有的勞動力是七億左右，到21世紀中葉，中國總人口達到15億，這次人口統計還沒有出來，估計近14億，假定再淨增一個億人口，隨著人口老齡化，假定淨增幾千萬，到那個時候中國勞動力是7.5億左右，說大數就是8億。如果一旦經濟出現波動，如果中國失業率10%，就有可能出現7500萬-8000萬的失業率。這是在中國實現這些既定目標之後，是否要面對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怎麼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失業問題可能是中國在實現這些目標之後所要面對的頭號問題。按照現有發展模式能不能很好的化解這些問題？當我們實現這些目標之後，中國的經濟和國際經濟的波動將會出現什麼狀況？對中國經濟，對國際社會的發展將會起到什麼樣的作用？這也是我們不可迴避的問題。
中國現在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隨著中國經濟總量或者人均國民總收入的提高，在全球經濟的影響將不斷擴大，尤其是隨著中國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中國和國際經濟的相互滲透將不斷增強。所以就面臨這樣一個問題：如果說中國到了那個時候，成為中等發達國家，中國的這些目標都實現之後，中國的經濟是否能夠很好的化解類似像經濟危機、金融危機這樣的一些波動？這十年來兩次危機，中國都倖免遇難，因為這十年來兩次， 1997年東南亞危機合2007年的全球性危機，中國經受了危機衝擊，沒有陷入危機中去。有很多解釋，但我覺得非常簡單，是因為中國經濟這四化沒有達到一定程度，中國形成全球化金融危機還不夠條件，不夠資格，因為中國的市場化、工業化、城鎮化、國際化的程度有限，還沒有達到這個水平。比如金融，金融的市場化程度很低，使得我們金融相對安全。如果說我們這些目標都完成之後，中國能夠倖免遇難嗎？
第三個問題，城鎮化是我們的目標，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化率是不斷提高的。當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按照城市化率47%來計算，城市人口已經超過6億。城鎮化後的城市問題、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可能比發達國家城市化帶來的問題更艱巨。
六、從確定性研究向不確定性研究的演變
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教授謝魯江認為，西方經濟學有一個演變，就是從確定性研究向不確定性研究的演變。
對亞當斯密假說的研究，從歇爾和瓦爾拉斯開始，把自然方法引進來，用實證來證明確實存在看不見的手。之所以論證，前提就是這個假說是可以證明的，是具有確定性的。後來從馬歇爾和瓦爾拉斯之後的經濟學家對確定性提出了懷疑，就是認為不確定。
不確定的研究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放鬆了條件進行研究。二是完全否定式的研究，最主要就是斯蒂格利茨講的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就是皇帝的新衣，誰也看不見，也不存在，這是最典型的否定的態度。所以從這個角度可以歸納起來西方經濟學是三個方向發展的，
第一，從對個人行為更加深入的研究。比如像不完全競爭理論，熊彼特創新理論，博弈論，尤其是納什均衡研究價格的形成，他完全不是按照馬歇爾的觀點，就是供給和需求兩種力量的作用，完全是個人甚至是個人利用自己的力量，比如壟斷的力量，自己做出選擇的結果，不是靠市場力量形成價格，而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形成價格。所以才有了工會、定價理論，如何制約壟斷等等，這些都是社會幹預的結果，不是完全自發的。還有就是弗裡德曼的假說，還有凱恩斯的一些分析，都是對個人行為進一步分析，而這些分析不像亞當斯密這樣簡單，只是單純抽象掉所有背景條件下，就是一個經濟人、一個個人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問題，不是這樣的，是個人追求什麼利益，是什麼樣的個人，是什麼樣的行為，你本身行為不合理性就導致市場結果的不合理性。
第二，研究認為個人行為合理性是有條件的。亞當斯密是非常理想的，沒有談條件，而後來研究強調了個人行為能不能達成一個和議的社會行為結果，就是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能不能達到有機統一是需要條件的，最典型是新制度經濟學，無論是科斯講產權理論、講制度交易、講交易成本，還是諾思講制度變遷、講國家的作用，實際上都是講只有在一定條件下才能達到你想達到的結果，或者是按照吳敬璉教授講的，你只有在一定條件下才可能是我們希望有的市場經濟。如果這個條件不具備的話，這個市場經濟可能是適得其反的。
第三，結果基本上是否定的。認為個人秩序不一定達到社會和議的結果，所以需要國家和社會幹預，這是凱恩斯強調的國家幹預，包括瑞典左派的理論。
實際上無論怎麼爭論，都是圍繞著亞當斯密這個命題展開的，這是我理解的西方經濟學的演變過程。而現在主流是更強調不確定性研究，如果在馬歇爾和瓦爾拉斯，就是現在我們所學的微觀經濟學的教科書，主要強調都是從確定性出發來研究一切問題的話，現在的經濟學的發展我認為主要是從不確定性作為出發點來研究的。
由此我們能得出幾點認識：
首先，我們還要研究，這是一個未解的命題，還沒有解決的命題，就是在人的行為和社會秩序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計劃經濟的時候是整個政府給了一個社會秩序，人是只能服從的，人是沒有行為自由的。但是，市場經濟強調人的自由，而且期望人的自由能夠給我們帶來現代化，能夠帶來一個我們希望的結果，推動城市化、推動現代化、推動工業化完成等等，確實我們經濟發展了，但是結果帶來了環境汙染、兩極分化，我們希望公有制越來越多也好，但是反而公有制越來越少了，很多不是我們期望的結果，或者不是我們和議的結果，當然不和議不一定不合理，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實際上說明一個什麼問題呢？在現實中緊緊依靠個人行為不一定可以達到我們希望的秩序，所以為什麼新自由主義者和國家幹預主義者爭論的原因，國家幹預更強調秩序，比如凱恩斯強調經濟增長和社會秩序，但是新自由主義強調維護個人自由。所以，實際上爭論在這個地方，就是更強調個人自由還是強調社會秩序。亞當斯密提出一個說法，就是如果給大家最充分的自由，就會帶來最優化的秩序，但是這是沒有被證明的。我認為這樣一個命題，對於中國來講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改革確實推動了經濟發展，但是並沒有形成一個合理的秩序。現實中是更強調個人自由還是強調社會幹預，要找到一個結合點，這是討論這個問題的現實意義之一。
其次，我們還要探討對條件的研究。如果我們認為社會秩序和個人自由都是需要的，如果達到這個和議的結果，我們需要具備什麼制度條件或者政策條件，或者文化條件，或者生產力條件。所以我們不能光討論一個結果，不能光討論一個結論，就是我們應不應該不要兩極分化，是不是應該公有制為主體，這些都是應該或者不應該的。問題是無論應該或者不應該你有沒有條件？有沒有條件做？如果有條件的話是需要什麼條件？所以後來為什麼西方經濟學從確定性轉向了不確定性研究呢？實際上就是在找條件，如果真的亞當斯密的命題能夠成立的話，需要什麼樣的條件？我認為如果真是中國模式成功的話，他必然是毛澤東所說的既能夠讓大家有充分自由，又有一個合理的秩序，如果我們達到這樣一個合理的結果，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條件？我認為這個表現是非常重要的，當然目的我們很清楚，我們贊同這個目的，最理想的結果我們都想要，問題是現實怎麼做到？
最後，要強調的就是個人自由和秩序之間，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他是歷史性的，沒有一個世界統一的普遍的一般化的真理。我們不一定非要全世界都認可這一套，因為我們首先要解決中國人的生存和發展問題，中國的現代化問題。所以這個出發點可能是更要強調它的國別性和它的歷史性，強調它的現實性。
七、中國經濟的結構轉型面臨的挑戰與創新驅動
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沈坤榮教授認為，中國經濟結構轉型面臨兩大挑戰：
一是外部環境的演變。中國的經濟總量上升之後，對整個世界的經濟格局產生了影響，全球其他的國家在危機的時候，特別是現有的經濟仍然還在復甦過程中，失業很嚴重的情況下，他們無論是從政治上的需要還是現實上的需要，採取貿易保護的措施，這樣對中國經濟帶來了巨大的產能過剩的壓力。
二是宏觀調控。實際上它的背景有是貨幣政策的轉向，從現有的格局來說，特別是現有的財權和事權的分權，中央和地方的分權模式下面，我們很難擺脫對房地產市場依賴。但是由於市場的價格和收入之間很不匹配，使得中央宏觀調控面臨巨大壓力。但是，調控真正壓力來自於如果價格有逆轉之後財政收入壓力，因為財政收入是彈性的，財政支出是剛性的，社會保障、失業保障、教育、衛生等支出是剛性的，所以剛性的支出和彈性的收入之間是不匹配的。
在全球經濟環境不確定的情況下，經濟的通貨膨脹和經濟的減速雙重隱憂並存，這是當下面臨的經濟決策最重要的外部和內部的環境，外部環境趨緊，內部是兩難的抉擇。
這裡面核心問題是房地產波動和宏觀調控的關係，我個人認為這個問題的最核心問題就是供需關係之外，除了價格和供需關係之外就是財稅體制問題，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劃分不合理，或者是在現有的經濟增長的格局下面，地方政府的事權過多，而中央政府財權過大帶來的一系列矛盾。第二，中國經濟面臨的中長期挑戰和增長動力機制的重構。中長期的挑戰，很顯然高投資、高出口、低消費支撐了30年高增長。現在資源約束、環境汙染、經濟波動，按照以往的模式難以為繼。但是要想退出來，由於社會保障、高端人力資本、高端產業結構沒有準備好，退出來就有問題，民生和就業就有風險。像江蘇提出轉型，廣東提出轉型，轉型背後實際上是低端就業沒法有生存的可能性，很危險。
這是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我看到有的縣強制性退出，說要搞服務業，工業化還沒有完成，來做這個事情就會很艱難。所以，就業問題和民生問題凸顯，退出也很為難。出現進退兩難的境地。
對於怎樣從低成本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型，沈坤榮教授認為：首先，最核心問題就是要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構建有限的政府是核心，政府過大了，政府無處不在，這是扭曲市場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要構建有限有效的政府。如果沒有有效的政府來支撐，效率不高，就不能完成政府的職能。把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結合，使得國家在治理結構上和財政支出上減少，否則收入難以滿足支出的剛性。所以，這裡面要改變貿易格局，要改變創新格局，要改變收入分配格局，還有就是怎麼樣推進城鄉一體化。最近把農村排除在外的經濟現代化的進程是有問題的，就是在江蘇這樣最現代的地方，都把農村排除在外，基礎設施很有限，在光纖亮麗城市背後往裡面走一公裡就是非常凋敝的農村。
八、語言經濟學的五大命題
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院長黃少安教授認為：語言經濟學是是語言學和經濟學的交叉學科，用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語言，研究兩個方法，一是語言本身是怎麼產生的、怎樣演變的，第二是研究語言和人們的行為、就業、收入分配、經濟增長是怎麼相關的。語言經濟學的五大命題是：
第一，語言能力是一種人力資本，這個是現在已有的國際上研究做的最多的，研究語言能力，你掌握一門語言或者兩門語言，或者多門語言，與你的就業和收入，與當地的經濟增長是怎麼相關的。
第二，語言是一種元制度，就是最基本的制度。我們講基本體制改革最基本的經濟制度是所有制，其實所有制相對語言規則來說不是元制度。大家想想，語言是幹什麼的？是告訴我們怎麼寫字、怎麼說話、怎麼溝通的，假如人類沒有語言，我們其他的東西還能進行嗎？所以語言的規則是人類最基本的制度。
第三，語言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語言包括我們怎麼說話，怎麼寫字，包括語言和文字，狹義的語言就是我們怎麼說。我們講語言經濟學有一個重要的研究方面，就是語言是怎樣產生和演變的，語言到底是構建的還是演化的？我們經過研究得出一個判斷，作為文字是構建的，或者說是可以構建的，而作為狹義的語言，就是怎麼說話，它是演化的，是無法構建的。打一個比喻，秦始皇可以統一文字，但是沒有辦法統一語言。儘管我們在推廣普通話推廣很多年，但是也不能說短時間之內通過立法讓所有人把普通話說的很好。
第四，語音有兩個基本功能，第一個是作為信息載體和傳播工具；第二個功能是作為文化符號。哪一個民族使用什麼語言，是這個民族文化非常重要的部分，你語言代表你的文字，代表你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一個符號。這兩種功能總體來說，全世界來看，語言的信息載體和傳播工具、語言的文化符號功能，總體來說都是趨同的，世界上每天都有語言消亡，都有趨同，但是趨同速度是不一樣的，價值取向是不一樣的，作為信息載體和傳播工具的語言，無論是世界上的趨勢還是人們價值取向，都是趨同、趨簡，如果世界上都使用一種語言是最好了，方便多了，非常符合經濟學的原理，節約相互交往的成本。而且是趨簡，就是簡單，在準確表達全部信息前提下越簡單越好。作為文化符號的語言，從人們價值取向來看是多元化的，但是總體趨勢還是趨同，只不過趨同的速度遠遠慢於信息載體和傳播工具的語言。
第五，怎樣看待母語安全問題。母語安全問題還要順著語言兩種功能來說。我們講一個國家的母語是不是安全，更多是總文化符號意義上來說，如果漢語消亡了，這個文化可能就受到影響了，但是作為信息載體或者傳播工具的語言，其實是無所謂母語安全不安全的。一個民族使用什麼語言，這個語言安全不安全，取決於這個民族本身是不是強大，這個國家經濟是不是強大。一個國家經濟強大、各方面都強大，使用什麼語言都是安全的。如果經濟不行，其他方面也不行，這個語言就不會安全。
九、中國綠色經濟和經濟發展速度的制約因素
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名譽院長李曉西教授認為：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要以科學發展觀為主題，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著力點。我們看到中央文件提出經濟要繼續發展，而且是較快、較平穩的、又快又好的發展，又考慮發展綠色經濟，這個之間怎麼擺好順序？速度到底多快為好？
速度問題受到四個因素的制約：
第一，社會政治經濟大背景要求GDP還要保持一定速度，一個是我們人均GDP向4000美元邁進，而排在200多個國家裡面100位以後，和高收入國家相比是10倍之差。
第二，每年增加這麼多勞動力，轉移的勞動力就業怎麼辦？
第三，貧困和低保人群仍然不少。按照新的扶貧標準，農村貧困人口還有將近3600萬，城市還有2300-2400萬最低保障人口，要消除貧困還是要發展，這個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精神，為多數人服務。
第四，城鄉和區域差距很大，一些地方幹部，讓他們保護綠色為主，不要發展，也是辦不到的，也是要發展的。總之從社會政治經濟大背景來看，還要求必須有一定快的速度。
資源環境對GDP的約束，這與綠色經濟密切相關。我們現在的資源情況再也不能說地大物博了。比如我們淡水人均資源不幾世界人均水資源的三十分之一，北京原來有200條河，現在有多少河？通縣那個運河已經幹了，全國的河更不要說了，水資源問題很大。人均耕地資源不到世界平均40%，森林資源是全世界平均水平五分之一，礦產資源是世界人均的58%，包括石油、天然氣、煤炭這些東西人均儲量僅僅相當於世界的十一分之一，4.9%和79%。有一個數字值得說的，建國60年，GDP增長10多倍，資源礦產資源耗費達到60倍。我們水體汙染佔到60%，東南沿海一帶，這些地方超過80%，甚至更高。為什麼？這是所有有水地方總的比例，而不是用水地方的比例，很可怕。我小時候在成都，幾條河都可以遊泳，現在都不能遊泳了。我們面臨壓力非常大，我們發展下去不能解決後代喝水問題，掙了鈔票有什麼用？所以，霍金說地球只能存在200年，大家都在討論，很嚇人。因此，我們怎麼使我們後代也能享受到至少不低於我們現在的生活水平，這個太重要了，這種代際公平應該是馬克思主義要研究的，馬克思主義就要研究公平問題。資源相對短缺，環境承載能力低，這些問題在十二五將會面臨非常大的問題，要求我們快，但是資源約束壓力大。發展綠色經濟，寧可把GDP速度降低一點，6-8%是比較適宜的，低一點，環境和資源保護的好一點。（本文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孫小蘭教授整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