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國家引領偉大的文明，偉大的文明需要偉大的理論。
2007年，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首次提出「建設生態文明」的偉大宏願。2012年，十八大進而提出「全面落實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2017年，十九大又進一步指出「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2018年，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將「生態文明」寫入憲法的提議，更改憲法內容為「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生態文明發展戰略在中國歷史上獲得了空前地位。雖然我們面臨經濟調整的壓力，但2019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依然多次強調，要堅定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定力。
從2007年提出建設生態文明以來，我國引領全球在生態文明建設的艱苦旅程中已經摸索了十餘年。然而，什麼是生態文明？由我國引領的生態文明要邁向何方？生態文明是高屋建瓴，但不是空中樓閣，需要堅實的理論支撐。生態文明的內涵是豐富而與時俱進的，既需要形而上的哲學建設，更需要經濟學、生態學等現代科學理論的具體支持。生態經濟學堅持社會經濟系統為生態系統的子系統這一「大生態觀」，尊重「自然法則」，重視「自然和道德約束」，強調「人與自然的協同共生」以及「生態、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這些都與我國生態文明的主張不謀而合。因此，繼承了先哲智慧又融合了多元現代學科思想的生態經濟學在我國推進生態文明的偉大事業中應該扮演重要的理論供給者角色，其理論創新和理論建設對於我們進一步明確生態文明的內涵、實現路徑與發展目標有重要的作用。
1. 中國生態經濟學濫觴於學科建設、繁榮於現實研究而式微於理論創新
雖然生態經濟學這一概念是在西方工業文明大背景下全球尋求新的發展思路中應運而生的，但將其作為一門科學的學科來發展，我國是舉全球之先的。1980年，正值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當時國內著名的經濟學家許滌新先生以敏銳的直覺意識到生態問題在社會主義生產建設中的重要影響，於是發起了我國首次生態經濟學座談會，並在《經濟研究》發表了「實現四化與生態經濟學」一文（許滌新，1980），倡導在國內廣泛聯繫經濟學、生態學等領域的學者，建立生態經濟學這一新興學科，為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服務。中國生態經濟學濫觴於此，並從此經歷了10餘年的繁榮發展時期：1984年，中國生態經濟學學會成立；1985年，《生態經濟》雜誌創刊；彼時，《經濟研究》等眾多國內重要學術期刊刊出了多篇探討生態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優秀文章。
然而，學科建設的熱潮並未持續太久。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生態經濟學由於各種原因逐漸由學科建設和理論探討轉向解決資源環境等現實問題，呈現出應用研究興盛而理論創新不足的局面，偏離了最初學科建設的願景。而兼顧「理論反思」和「問題研究」的國際生態經濟學在進入21世紀以後進一步聚焦學科範式的探討，在理論創新方面已經邁出了堅實的一步，成為了引領全球繁榮、持久發展的重要思想和理論源泉。
生態經濟學這一學科在我國從最初的繁榮到逐漸式微，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理論創新和理論建設（Ji，2019）。我國生態經濟學在服務於快速推進工業化進程的背景下湮沒於源源不斷的現實需求之中，理論創新和理論發展的空間被無盡的現實需求所擠佔。由於缺乏自主的理論創新，一方面，中國生態經濟學這一學科在指導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沒有完全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另一方面，這個整合了先哲智慧源泉和現代思想火花的優秀學科在我國也面臨著發展的桎梏。
2. 實現我國生態經濟學的復興，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提供理論支撐
鳳凰涅槃，浴火重生。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比世界任何國家都更需要、也更有底氣提出生態經濟學的復興議程。首先，中國需要生態經濟學：過去的粗放型發展路徑給我國帶來了諸多生態和社會問題，根據我們新近的研究，中國很多地區已經出現了「不經濟的增長」（Long and Ji, 2019），社會經濟的「診斷」與「救治」亟需引入生態經濟學理論與方法;中國率先提出「生態文明」發展戰略，成為全球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迭代的探路者與領路人，生態經濟學的理論支持將對中國能否扮演好這一角色起到關鍵性作用。同時，生態經濟學也需要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典型優勢是「集中力量辦大事」，「自上而下」的資源整合路徑不失為學科建設的高效方式。當然，生態經濟學若想在現代科學體系中獲得獨立而長久的地位，光憑學科建設的「空殼」是不行的，必須要有豐富而強大的內核，這需要一代又一代生態經濟學人形成一種「自下而上」的理論生長的力量。
（1）「自上而下」的學科建設
中國古語有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若想在中國復興生態經濟學，首先應該正其名。蓄水養魚，欲取先予。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理論來源，國家應該給予這一學科明確的定位。為了順應國家發展的需要，1997年我國在管理學門類下新增了「農林經濟管理一級學科」，與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平級；2010年，我國又在應用經濟學門類下新增「能源經濟二級學科」。因此，鑑於我國建設「生態文明」的宏觀戰略和千年大計，筆者提議，應該儘快在我國高等教育體系中設立「生態經濟學」這一學科目錄，並以此為基礎，逐步創立起我國「生態經濟學」這一專業的人才培養體系（關於如何納入以及納入何處，筆者在其他文章中有詳細陳述，由於篇幅限制，此處不贅述）。
生態經濟學的學科建設既需要有學科帶頭人，又需要有源源不斷的後備力量。我國生態經濟學經歷了短暫的繁榮之後迅速沉寂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相關人才的脫節和缺失。國家應該從戰略層面更加重視生態經濟學的學科隊伍建設，為生態經濟學的人才培養提供更多的激勵。
此外，強國之基在於養蒙，將生態經濟學在納入國家高等教育體系的同時，也要加強基礎教育的生態經濟思想啟蒙，為建設「生態文明」的偉大民族事業儲備力量。
（2）「自下而上」的理論革新
中國建設生態文明之終極任務在於「實現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生態經濟學復興之終極任務則在於樹立賦予這門學科以生命的獨立精神並引領大生態系統內的人類社會實現富足、公平與長久（Ji, 2018）。這兩樁大事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需要一代一代人艱苦而持續的努力。自上而下的學科建設過程能夠迅速整合資源為學科創建鋪平道路，但理論的構建只能通過自下而上的路徑，以一代一代的生態經濟學人自發的去建設、傳承、發揚、創新乃至更替。
生態經濟學根植於古代哲學和古典經濟理論，又積極吸收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新鮮養分，是在對經濟學和生態學等學科的反思中向上而生的新興學科。新興學科的成長往往會面臨兩大類考驗：一是來自既有學科體系的阻力；一是來自實踐對真知的檢驗和甄選。
君子追求「和而不同」，中國人自古具有「兼容並包」的氣質和胸懷，這也是我國能夠創世界之先建立生態經濟學學科的原因。中國老一輩生態經濟學家未能完成的生態經濟學理論構建的任務已經落到新一代生態經濟學學者肩上了。我們應該不忘學科衰落之殤，重視理論革新，突破藩籬，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兼容並包，一方面深度挖掘我國先哲的文化瑰寶，同時以更加積極、開放、包容的姿態吸收經濟學、生態學、複雜性科學、社會學等學科的最近進展，為發現經濟過程的自然規律、探尋經濟增長本質以及如何實現在自然和道德雙重約束下的人類社會的富足、公平與長久這一終極目標提供來自中國的理論發現，為生態經濟學的長足發展貢獻中國的智慧。
真理需要接受實踐的檢驗，但實踐也要給真理孕育的時間。正如瓦茨拉夫.哈維爾（捷克共和國第一任總統）所說，「我意識到，當我們試著創造一個新事物時，我們必須學會等待。我們必須充滿耐心的播種，精心澆灌土地，讓種子自己發芽、生長，它需要時間。你不可能愚弄植物，你更不可能愚弄歷史」（Meadows, 2009）。理論的生長也是一個自組織過程，是一個需要和實踐不斷碰撞並不斷修正的過程。因此，理論的創新，需要一個更能沉得住氣的社會的等待，更需要生態經濟學人自主自覺的研究熱情。一方面，我們新一代生態經濟學人要養成理論自覺性，敢於坐冷板凳、啃硬骨頭，不湊熱鬧、不盲從大流，以「思想自由」之獨立人格堅持真理的探尋。另一方面，整個社會應該減少對學術不必要的行政幹預，為基礎理論研究者提供更加自由寬鬆的學術環境。
當然，自下而上的理論創新還需要整個社會的力量。生態經濟學的理論革新需要一個具有深厚「生態關懷」和「人文關懷」的社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從小做起，從小事做起，自下而上形成我國的生態社會觀，從而實現我國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順利演變。
原文連結：【兩會筆談·2019】季曦 | 推動中國生態經濟學的復興，助力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偉大事業
延伸閱讀：
季曦，北京大學經濟學副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生態經濟學的理論與模型、生態經濟思想史、宏觀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等。從事《生態經濟學》本科教學近10年之久。在Ecological Economics、Energy Policy等國內外核心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40餘篇，29篇為英文國際核心期刊論文（19篇為1區期刊），其中23篇為SSCI檢索收錄，6篇為SCI檢索收錄，獨立著作1部。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子課題、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子課題、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課題、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一等資助、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特別資助等多項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