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摘要
在社會研究中只有建立「問題意識」,才能遏制低水平重複研究的不良學術風氣;社會研究中的「問題」應該是現有「知識庫存」不能解決或解答的問題,在社會研究中,「解決問題」也是問題,而不僅是技術或數學上的問題;提出問題的邏輯過程是研究領域→研究主題→研究問題;「問題意識」是理論對於問題的能動的闡釋;問題的提出和問題意識的建立要以科學懷疑為前提,並取決於研究者的知識結構;對已有研究的文獻分析是提出問題和建立問題意識的基礎。
在我國學術界存在大量的低水平重複研究。這類研究不僅無助於學術水平的提高,而且浪費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從這個意義上說,低水平重複研究也是學術腐敗的表現。(1)發生在我國的嚴重的學術腐敗不僅與現存的體制有關,也與能否嚴格遵守一定的學術規範或研究過程有著密切的關係,本文僅從「問題」和「問題意識」的角度闡述在社會研究過程中如何防止低水平的重複研究。
02. 問題的界定和意義
愛因斯坦曾經講過:「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因為解決問題也許僅是一個數學上或實驗上的技術而已。而提出新的問題,新的可能性,從新角度去看舊的問題,卻需要有創造性的想像力,而且標誌著科學的真正進步。」[1](P66)在科學史上,一個重大研究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往往會極大地推動整個科學研究的發展,甚至會給科學發展帶來革命性的變革,開創新的學科,導致整個科學體系的重新組合。這些重大理論的突破,首先是在提出問題之後開始的。當然,並不是所有研究課題的提出和解決都會對科學研究產生巨大的作用,但是它們在人類對於未知領域的探索,對於深化人類的認識來說是不可缺少的。
有關「問題」的討論始於上世紀80年代中期,當時的討論主要是在哲學或認識論、科學邏輯層面上進行的。所謂「問題」,一類是對科學知識背景無知的「知識性疑難」,一類是產生於對科學知識背景分析的「科學探索性疑難」。[2]「`問題'是主體意識到自己在某一方面無知的結果」,因此「問題」可以分為「研究的問題」和「學習的問題」,[3]也可以分為科學問題與非科學問題,及其在科學問題下的正確的科學問題與錯誤的科學問題、常規問題和非常規問題。[4]在科學研究中,所謂「問題」就是需要進一步探索和研究的問題。也就是說,「問題」是相對於現有的「知識庫存」而言的(1),是現有的「知識庫存」不能解決或解答的問題。
在社會科學中,「問題」的範圍顯然要比愛因斯坦所說的更大。相對於自然科學來說,在社會科學領域,不僅「提出問題」是問題,「解決問題」有的時候也是「問題」,對「解決問題方法」的研究,即採用什麼方法解決問題本身也是一個「問題」。例如,現有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可能無法解決問題或者會帶來不良的結果(其實何謂「不良結果」也是一個問題);也有可能「解決問題的方法」有多種多樣,怎樣選擇又成為一個問題。因此,在社會科學中,無論是提出問題還是解決問題都是一個「問題」。
科學研究中的問題還有它特定的規定。從人的認識來說,問題的形成和提出往往是人的認識實現新的飛躍的開始。問題指的是在選擇和確定研究課題的過程中,尋找自己的研究方向或具體問題,使得自己的研究能夠為課題所在的學術領域增加新的知識。科學知識是累積的,任何科學研究都不是簡單地重複他人的研究,都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所發展。社會研究作為一種科學的認識活動,它的每一項具體研究都必須能夠在某些方面增加人們對現實世界的認識,能夠為人們了解、理解、熟悉和掌握現實社會生活中的各種現象、各種問題、各種規律提供新的知識,而不能總是在同一領域、同一範圍、同一層次上重複別人的研究,重提已有的結論。一切重複他人研究的問題,哪怕他的研究設計做得非常周密,資料的收集和分析做得非常規範,但是它所獲得的結果只要是現有「知識庫存」中存在的,那麼他的研究成果就不會被承認。除非這樣的研究是為了驗證某些具有重大發現、重大意義的研究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研究課題都應該具備創新或學術貢獻的特點。社會科學研究的「問題」或「真問題」,主要有以下四類:
首先,所研究的問題在現有的「知識庫存」中還無法找到,是「史無前例」、「填補空白」、開創性的。這樣的研究課題在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特別多。當一種社會結構被另外一種社會結構所替代時,會產生很多需要研究的問題。當然,有些研究課題放在人類整個「知識庫存」中也許不是問題,但是社會科學還不能成為具有高度「普適性」的、「放之四海皆準」的社會理論。由於社會文化、社會形態的多樣性,每個國家在社會轉型中出現的新問題都具有自己的獨特性。作為一個社會研究者要有良好的敏銳性和洞察力善於「捕捉」本國、本民族在社會轉型中出現的新問題。有些問題雖然是人類的基本問題,如婚姻、家庭、性等,在人類的「知識庫存」中有很多研究,但是不能說這樣的研究已經窮盡了,社會的發展、人類性觀念的改變、人類繁衍技術的革命都會給人類婚姻、家庭、性等提出新的研究課題。
其次,所謂「問題」也可以是指採用不同理論對一個已經經過大量研究的問題給予新的詮釋,或者採用新的方法對一個舊的問題進行再研究。例如,早期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的「人口過剩」問題,馬爾薩斯提出了著名的「人口規律」,即人口過剩是因為「糧食的增長是按照算術級數增長、人口的增長是按照幾何級數增長」,人類只有自覺地節制性行為才能防止人口過剩,否則戰爭、瘟疫、自然災害將會自發地調節人口再生產。馬克思從制度層面上提出了「產業後備軍」的重要概念,認為「產業後備軍」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要條件,只有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實現社會主義,才能做到有計劃的人口再生產。同樣,當很多研究把自殺僅僅看作是個人原因時,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則從社會整合的角度揭示自殺規律。當前,我國的社會學經驗研究出現了「人類學方法」傾向,這在一門學科或者一個新的問題剛剛開始研究時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個階段的知識積累一般是採用歸納為主的方法。但是當知識積累到一定階段,從而能夠產生一定理論的時候,量化研究方法將會使原有的研究得到提升,並在理論解釋方面具有更大的說服力。有的時候,研究者也可以採用比較研究的方法使得一個舊的研究課題獲得新的活力,諸如城鄉比較、歷史比較、代際比較、國內外比較、文化比較、理想類型法等。
再次,「問題」還表現為隨著社會的發展,已經做過的研究發生了新的變化,或者原來的理論已經不能有效地解釋已經發生變化的社會問題、社會現象。例如,同樣是「大齡女青年結婚難」的社會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表現為大批女知識青年從農村回來以後,面對傳統的男女婚配「婚齡差」,因為已經超過了「最佳」的適婚年齡,而無法找到適齡的婚配對象。本世紀開始,大城市中一些「三高」(高學歷、高收入、高資歷)大齡女青年無法找到自己滿意的配偶,除了傳統的擇偶標準的影響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女性社會地位提高,獲得了與男性一樣甚至更高的教育,加上婚姻觀念的變化,不少「三高」女青年寧可獨身,也不願意「苟合」。也許再過20多年,由於現在的性別比不協調,男女婚配又會發生新的變化。又如,在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我國的社會階級和社會階層發生了新的變化,很多學者認為按照馬克思的階級理論無法正確地解釋正在發生變化的社會階級、階層狀況,主張結合西方的社會分層理論分析中國的社會階級、階層結構。但是從本世紀開始,隨著社會矛盾的加劇,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有些學者又轉向馬克思或新馬克思的階級或階層理論,企圖根據馬克思理論解釋當前我國社會結構和社會分層的變化。[5]
最後,如前所說,在社會科學中解決問題的方法以及問題本身也是一個問題,而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在社會科學中,任何解決問題的方法其背後都隱藏著理論或者方法論的選擇,這樣的選擇無疑是一種價值選擇。社會科學研究大量面對的是社會問題,對於所謂的社會問題能否成為「問題」就是一種價值判斷。例如,婚外戀、同性戀在我國一度被看作是淫亂甚至是犯罪,而從現代社會學的角度看,任何所謂的社會問題都是一種「標籤」,是在一定價值判斷下的對一種非主流文化的界定。同樣,西方社會保障制度背後也有一定的理論選擇,就如有的學者概括的那樣,西方社會保障理論分為三大流派,即國家幹預主義、經濟自由主義和中間道路學派。[6]不同的理論下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政策安排是不一樣的,在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過程中,就不難看出不同理論的影響。因此,對於何謂社會問題以及如何解決社會問題,本身也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
03. 知識結構和問題
從社會研究方法的角度看,選擇和確定研究課題的重要意義首先在於選題實際上決定了研究的方向或目標,即研究課題一旦確定之後,就要加以具體的規定,其中包括研究範圍、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等,從而決定整個研究的方向。社會研究作為人們了解社會現象、探索社會規律的一種認識活動,是十分具體、明確、有針對性的。現實生活中的每一項社會研究,都應該是針對特定社會生活領域中的特定社會現象或社會問題的。因此,特定的知識結構也決定了「問題」的發現和確定。
研究者在選題時往往受到以下因素的影響:專業理論知識;研究方法知識和各種操作技術;對社會生活的觀察以及個人對問題的悟性或者洞察力和動員社會資源的能力。一項具體的研究課題從開始選擇到最終確定,正是上述幾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就是說,研究者的知識結構也決定了在選擇課題中發現「問題」的能力。
一項研究課題水平高低的評價標準往往是該課題是否涉及到一些重大理論或重大社會問題。但是不能就此認為選擇宏觀問題、追求「宏大敘事」的水平就高,研究微觀問題的水平就低。實際上一項研究課題所反映的研究水平的高低,就是看這種選題能否在比較深入的層次上揭示社會現象的內在聯繫,是否在比較高的層次上概括社會現象的整體狀況、發展變化規律,是否回答人們在社會中遇到的、普遍關心的新的問題;而不是在比較低的層次上簡單地列舉社會現象的個別狀況和具體表現,在比較淺顯的層次上描述社會現象的表面特徵甚至重複研究已經明了的事實、狀況和結論。也就是說,不管研究的是宏觀社會問題還是微觀社會問題,關鍵還是要能夠找到新的「問題」。
毫無疑問,研究者的知識結構直接影響到研究質量和研究結果。例如,前幾年我國各地乃至全國開展了大量的有關老年人問題的調查,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也有不少老年人問題的調查結果是重複的,基本上以描述性研究為主,缺少理論分析工具,並且定量分析的技術也比較簡單。如果研究者選擇有關老年人問題的研究課題,就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所突破,或者能夠發現已經或正在出現的新問題。這裡不僅需要研究者能夠掌握高級統計分析技術,測量技術,也需要掌握相關的社會理論。知識結構還包括研究者的動員社會資源的能力、社會生活的經驗積累。如果一項課題的選擇與自己的動員社會資源的能力和經驗知識相去甚遠,也就無法找到自己想要研究的「問題」。
04. 研究領域、研究主題、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的確定是一個過程,而不是簡單地選擇某個課題。也就是說,在選擇和確定研究課題時,除了要明確研究課題的邊界條件外,更為重要的是要確定在研究課題中想解決或探索的問題是什麼,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問題意識」。因此,選擇和確定研究課題的邏輯過程應該是:研究領域※研究主題※研究問題。
研究領域一般是指研究課題所在的學術領域。日本社會學家富永健一曾經在討論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時分析了「學科」和「領域」之間的關係。他認為,所謂「領域」是指認識和系統化的對象的特定化,「學科」是指認識和系統化原理的特定化;一個對象領域可以由幾個不同的學科從多方面進行研究,一個學科也可以研究各個不同的對象領域。[7](PP5-6)根據筆者理解,研究領域是指研究課題所在的「對象範圍」。例如關於城市居民消費行為的研究,從對象範圍來說主要是「經濟領域」。在明確消費行為所在的研究領域之後,首先就要搞清楚作為學科的經濟學對於消費行為研究有哪些貢獻,為什麼作為學科的社會學也可以對消費行為進行研究?社會學對於消費行為的研究有哪些貢獻?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文獻述評或文獻綜述。它要求研究者在選擇和確定研究課題的時候,梳理所選課題所在研究領域中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及它們在理論和實踐上的貢獻;採用的研究方法是什麼;已經獲得的研究成果與當下的狀況相比發生了哪些變化;存在的問題是什麼。經過對文獻的梳理,可以使研究者獲得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使自己的研究在這一領域中能具有創造性的貢獻,而不是簡單的重複研究。
所謂研究主題是研究的主要方向和研究題目,是研究領域的進一步收斂。例如,關於城市居民的消費行為的研究主題就是消費。明確研究主題可以使研究者為確定研究問題奠定基礎,在對文獻資料梳理和對社會生活觀察的基礎上,提出自己在這一研究課題中希望研究或探討的具體問題。社會學在研究消費行為時,更多的是研究消費的象徵性功能。以城市居民消費行為研究為例,其中既可以是對城市居民消費行為基本狀況的調查,也可以是對這一領域中出現的新的消費行為的調查,或者調查某一社會階層的消費行為,甚至可以只研究上流社會(包括高級公務員、企業家、高級知識分子)的消費行為。
研究問題主要是指在研究主題的範圍內確定自己需要研究題目何以成為「問題」。如前所說,符合「問題」標準的應是新現象、新理論、新方法、新變化。即需要研究的問題是一種沒有被其他人研究過的新的社會現象;對已經研究的問題企圖用一種新的理論進行解釋和分析,其中也包括採用新的方法對一個曾經進行過研究的問題再進行研究;曾經進行的研究與現實生活相比已經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需要重新進行調查,收集資料,客觀描述這一問題的基本狀況,或者在此基礎上進行解釋和分析。
05. 「問題意識」和思維方法
科學精神的一個基本要素就是「懷疑」,有懷疑才能有問題,有懷疑才能推動科學進步。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馬克思把「懷疑一切」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就不可能引發他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思考、創立以他為命名的社會理論。但是,「懷疑一切」不是無端懷疑,不是亂加懷疑,懷疑是建立在科學理性基礎之上的,是在對研究對象的周密思考中提出問題的過程。因此,懷疑是思考的起點,思考是懷疑的理性化過程,由此最後形成研究的問題。
科學的、理性的懷疑首先與「問題意識」有關,即人們通常說的:什麼是問題,你能不能提出問題,從什麼角度提出問題,在什麼樣的理論背景下提出問題,問題的意義是什麼等等。什麼是問題意識?到目前為止學界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規範的說法。國內學者大多是從教育學的意義上理解問題意識的:「所謂問題意識,是指人們在認識活動中,經常意識到一些難以解決或疑惑的實際問題及理論問題,並產生一種懷疑、困惑、焦慮、探索的心理狀態」[8]。但是這樣的理解只是問題意識的一個方面,對於科學研究來說,更為重要的是問題背後的理論意識,就如當代國際關係批判理論學者羅伯特·科克斯(RobertCox)所闡述的,問題意識雖然仍以問題為基本內容,即原有理論和客觀事實之間的矛盾,但是它更是一種客觀事實作用於某種特定環境中的主觀意識的產物,具有更強的意識能動作用和行動者的闡釋因素,問題意識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對某些問題或事件的意識。[9]科克斯的問題意識深化了我們對「問題」的認識,也就是說,問題不僅是「科學探索性疑難」,也不僅是強烈的對問題的探索欲望,更為重要的是理論對於問題的能動的闡釋,即問題意識是建立在研究者提出問題的理論背景基礎上或者能動地選擇一種理論觀照一個社會問題,因此,任何問題的產生都和特定的理論或方法論有關。
在當代社會研究中,按照筆者的認識,對研究者「提出問題」的富有啟發的有四種方法論:涂爾幹的「社會事實」論;米爾斯的「社會學的想像力」;以加芬克爾等為代表的「常人方法論」;吉登斯的「結構二重性」理論,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範式」。(1)
涂爾幹的「社會事實」論認為,社會事實是先於個體的生命而存在的,是由先行的社會事實形成的。社會事實是以外在的形式對個人的「強制」,並塑造了人的意識。[10](P29)顯然這是一種典型的實證主義的認識,即人們的行為和觀念都是和一定的社會背景有關的,個人生活在社會中實際上是非常無奈的,如同人們通常所說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米爾斯的「社會學想像力」認為,社會學的想像力是一種心智的品質,這種品質可以幫助人們利用信息增進理性,從而使他們看清世事,以及發生在他們之間的事情的清晰全貌,即「個人只有通過置身於所處的時代之中,才能夠理解他們自己的經歷並把握自身的命運。他只有變得知曉他所身處的環境中所有個人的生活機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機遇」[11](PP3-4)。並且認為,人們所面對的「問題」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個人困擾」,它只關係到個人直接體驗的有限的社會生活領域,個人感到所珍重的價值受到威脅;另一類是「公眾問題」,它常常包含制度上、結構上的危機。社會生活中問題並不都是社會問題,只有那些和社會制度、社會結構有關的問題才是社會問題。同時,對於屬於「個人困擾」問題的認識需要超越個人所處的局部環境,發現可能隱藏的結構性問題。常人方法論的最大特點是不把「理所當然」看作是「理所當然」,認為人類是在一種持續的基礎上,不斷地在實踐上創造和重塑這個世界,當這種「理所當然」的常規被打破之後,人們可以發現這種常規背後所隱藏的潛在的社會事實。影響人們行為的各種遊戲規則不管是明文規定的,還是約定俗成的,都是千百萬人通過自己的行動有意和無意建構起來的。一般認為,「社會事實」論和「社會學的想像力」是結構主義的認識方法,常人方法論是建構主義的認識方法。當把這兩種認識方法結合在一起,也許就是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或「結構二重性」理論的認識方法,即「人們在一個受制約的社會裡建構一個制約自己的社會」,「社會」是理論或意識形態和行動者之間雙向互動的結果。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所謂「問題意識」就是人們在考慮任何問題時都要把這些問題放在一定的歷史的、社會的背景下,都要分析無數個個人是怎樣主動參與,「共謀」這樣的行為規範,並採用「適當」的理論解釋或詮釋人們的行為或觀念。「問題意識」的形成依賴於研究者的知識結構,尤其是理論知識結構。沒有理論,就不可能有科學的、理性的懷疑。因此,「問題意識」又是和「理論意識」密切關聯的,即在一定的理論概念下思考和分析特殊的社會現象。同時,懷疑是建立在對社會生活觀察的積累之上,是在對社會生活的觀察過程中提出自己的疑問。但是,提出疑問還不夠,還必須考察這樣的疑問在人類的「知識庫存」中是否得到解釋。從現有的「知識庫存」中獲得問題的具體方法就是文獻述評。因此,對社會生活的觀察和文獻述評實際上就是研究課題和研究問題的重要來源。
綜上所說,筆者認為,選題及其問題或者問題意識的凸顯,是社會研究中非常關鍵的一環,它直接影響到研究的質量及其學術意義和實踐意義。如果我們在社會研究中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不僅有助於學術水平的提高,也有助於遏制低水平重複研究的不良學術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