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從語言研究的問題意識、研究語言的真實存在狀態、語言學的學科問題等三個維度,試著對70年來中國語言學的發展做一小結。第一,古代語言研究的問題來自於經學,清末以來問題來自於社會語言規劃和教育兩大領域。改革開放之後,語言學界多把學術眼光聚焦於國外,聚焦於學科內部,相對忽視語言生活的「本源問題」,而「本源問題」是推動學術進步的本源動力。第二,語言的真實存在狀態是話語,而索緒爾以來的傳統是研究語言結構,相對輕視話語。話語功能語言學(話語分析)和互動語言學的興起,推動著語言學的「話語轉向」。以「本體研究」為本的中國語言學,以語言結構研究為學術基點,應儘快轉向以話語研究為學術基點。第三,語言學早已成為科學,但學科設置仍處在語文學階段，為語種所分割，與文學相糾纏。這種「蜂巢」般的碎片格局，嚴重妨礙了語言學共同體的形成和現代語言學人才的培養，難以整合其他學科的語言研究成果而形成「大語言學」的知識體系，限制了語言學的學科輻射作用和社會輻射作用。在總結70年中國語言學發展之時，必須認真考慮語言研究的「本源問題」、話語轉向問題和學科設置及知識體系整合的問題。
關鍵詞：中國語言學；問題意識；話語轉向；學科設置；知識體系
作者簡介： 李宇明,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北京語言大學語言資源高精尖創新中心主任,從事語法學、兒童語言學、語言規劃學、語言學理論研究。
世界語言學有古希臘、古印度和中國三大源頭。到了18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建立,語言學發展到科學階段。1786年,英國學者威廉·瓊斯在對梵語深入研究中發現,梵語同拉丁語、希臘語之間存在著有系統的對應關係,因而建立起印歐語系的概念,促成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建立。索緒爾創立的結構主義語言學,把學術目光從歷時研究轉向共時研究,並發展出布拉格學派、哥本哈根學派、美國描寫語言學派等結構主義語言學的三大流派。伴隨著美國描寫語言學的發展,世界語言學的研究中心從歐洲轉到美國。[1]20世紀50年代產生的喬姆斯基的轉換生成語言學,致力於尋求隱藏大腦之中的語言習得機制,充分發揮演繹法的作用,把語言學引入深邃的心理學、腦科學和生物學領域,[2]並對心理學、計算機科學等發生重要影響。20世紀80年代前後,生成語義學、功能語言學、認知語言學、話語分析等相繼興起,逐漸打破轉換生成語言學的「一統天下」。[3]到了今天正在形成語言研究的新走向、新風尚。
中國的傳統語言學稱為「小學」。小學重文字研究,文字有形、音、義,由研究文字形體生發出文字學,由研究文字聲音生發出音韻學,由研究字義生發出訓詁學。小學產生了許多字書韻書,還有大量的訓詁等成就。1898年馬建忠的《馬氏文通》出版,標誌著中國語言學跨越語文學進入科學階段。自此至今百二十年,特別是近70年,中國語言學在努力追趕世界語言學的發展,並也在解決中國大地上的語言問題,較好地支撐了中國的語言文字事業和社會語言生活,但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本文從語言研究的問題意識、研究語言的真實存在狀態、語言學的學科問題展開討論,作為對70年來中國語言學發展總結的三個維度。
一、語言研究的問題意識
學術研究的根本動力來自於「問題」,稱之為「問題驅動」。古代,中國語言學的主要問題來自經學,小學是經學的翼羽,為解經服務。自清末切音字運動以來,特別是《馬氏文通》出版以來,語言學的「問題」主要來自於社會語言規劃和教育兩大領域。1
(一)社會語言規劃
清朝末年,中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古老的中國帆船在歐風美浪的擊打下,欲碎欲覆。各界精英都在尋找「救國保種」之路。1892年,盧戇章《一目了然初階》出版,掀起了切音字運動的大幕,標誌著一個自下而上、影響百年的現代語言規劃的開始。之後有國語運動、白話文運動、手頭字運動等多種語文運動,制定了注音符號、國語羅馬字(國音字母第二式)、國語標準、《第一批簡體字表》《國語辭典》等。2
這些「運動」,這些語言規劃產品,在語言地位規劃上選定了現代漢民族共同語作為國語,並且進行了語言本體規劃,確定了語音規範、詞彙規範、注音字母及注音規範,對文字進行了嘗試規範;同時也進行了國語推廣的所謂「習得規劃」和「聲譽規劃」。
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的「語言文字工作」仍在沿著20世紀上半葉的方向前進。1949年—1986年這一時期,主要是完成「三大任務」：(1)確定普通話的標準並向全國推行；(2)簡化、整理漢字,發布《簡化字總表》；(3)制定並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此外,還進行了民族語言的識別,為一些民族制定了文字,為一些民族改良了文字。31986年全國第一次語言文字工作會議召開,語言文字工作進入到一個新時期。1986年—2004年這一時期,主要是實現語言文字的規範化、標準化和信息化,即所謂的「三化」,同時還制定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2005年至今,前兩個時期的許多工作仍在繼續,但語言規劃的主要目標提升為「構建和諧語言生活、提升國家與公民的語言能力」；公布了《通用規範漢字表》；持續編纂「語言生活系列皮書」；開展了「中國語言有聲資料庫」建設和國家「語言保護」工程；推動語言扶貧事業,推動漢語的國際教育與國際傳播等。
(二)教育領域的語言問題
教育是語言學的傳統領域,中文系(漢語言文學系)、民族語言文學系、外國語言文學系都需要語言學的支撐,需要語言教育。許多語言學家都是教師出身,許多語言學著作都是教材或曾經是教材。這一時期的重要語法學著作,如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朱德熙《語法講義》等,都是教科書。張志公主持的「暫擬語法系統」及其修訂,也是諸多語言學家參與的,包括王力、呂叔湘、朱德熙、陸儉明、邢福義等先生。
以學校、教材為基點的語言研究,其長處是較為全面,較為系統,便於講解;其短處是因教學、課時等限制,研究的深度不夠,對各種細微末節追究不夠,因要照顧各家之說而難以獨樹一幟、獨創一派。比如「教學語法」,概括較為全面,但是對語言現象的分析不夠深入,對某種學說不能究根問底,不能將一個學術流派的理論、方法貫徹到底。因而到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人們對於面向中學的「暫擬語法系統」表示不滿,呼籲要建立「科學語法」體系。
學校教育是語言學的傳統領地,社會教育也是得到語言學關心的領域。新中國建立伊始,就開展起「掃盲運動」和普通話推廣運動。掃盲使語音學家、文字學家、語言教育家把學術才華傾瀉在中國的農村與廠礦車間,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文化進步。隨著基礎教育的發展,中國在21世紀初基本消除了青壯年文盲,中國能夠成為世界最大的製造業基地,得益於掃除文盲、普及教育的人才優勢。而推廣普通話運動帶來了對於普通話語音、詞彙、語法的全方位研究,方言學家也對全國方言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調查,編寫出很多方言區學習普通話的讀本。此後的《中國語言地圖集》(李榮、熊正輝、張振興主編)、《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彙集》(陳章太、李行健主編)、《現代漢語方言音庫》(侯精一主編)等鴻篇巨製,都得益於早年的方言調查工作。
社會教育的語言規劃與社會語言規劃存在較多的交集,歷史上,社會語言規劃的一個重要舉措也就是進行社會語言教育。切音字運動時期,王照創《官話合聲字母》,辦拼音官話書報社,出版「拼音官話報」,編寫大眾教材,在民眾中普及教育,以求富國強民。新中國的掃盲教育和普通話推廣運動,正是繼承了前輩的優秀傳統,取得了巨大的社會成效,也促進了中國語言學的發展。
(三)近40年來中國語言學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語言學與世界隔離的狀態被打破,結構主義、喬姆斯基轉換生成語言學、語言類型學、功能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等被不斷引進,各種語言學研究方法不斷被試用和使用。可以說,20世紀以來國際上的許多語言理論,都被引進來研究中國語言,特別是引進來研究漢語。語言學也不斷與其他學科構成交叉學科,如社會語言學、法律語言學、新聞語言學、廣告語言學、語言經濟學、產業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神經語言學、數理語言學等。此外,應用語言學也以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的建立和《語言文字應用》創刊為標誌,在中國發展起來,對外漢語教學(漢語國際教育)、外語教學、語言信息處理等一些應用語言學科,發展迅速,前景寬廣。
特別可貴的是,中國語言學界也試圖提出自己的一些理論和方法,許多研究有可能對普通語言學發生影響,4比如方言的調查與分區、民族語言的識別認定、漢藏語系的譜系關係研究、「平行變換」的語法分析方法、「三個平面」的語法觀、語義指向研究、「兩個三角」與「小句中樞」說、古文字研究、語言資源理念、「大華語」理念、「語言生活」觀等。今日之中國語言學正與國際語言學的諸多學科或「並跑」,或「跟跑」,甚至開始出現「領跑」的領域。
這一時期中國語言學的眼光基本上是「外向」的,聚精會神地盯著國外的語言學界,他們研究什麼我們就關注什麼,把國外的理論、方法介紹進來,用這些理論和方法來研究中國的語言,或是用中國的語言事實來驗證或修正這些理論和方法。學界的主要目標是要追趕世界語言學的潮頭,在國際上獲取話語權。這時的語言學「問題」,基本上是「外來」的,是國外教科書和論文論著中提出來的,而相對地忽視了中國語言生活中的問題。社會語言規劃和教育兩大領域中,縱然還有一些語言學家在耕耘,但也形隻影單;即使是這些語言學家,其中也有不少是「兼職」的,他們還有其他的學術「主業」。學術眼光「外向」,學術問題「外來」,其結果之一就是語言學研究不接地氣,不大關心、也不能解決本土語言生活的問題。新生代的學者甚至也不大注意閱讀同胞的論著,連王力、呂叔湘、朱德熙先生的著文都很少出現在「參考文獻」中,中國悠久的語言學傳統不能有效繼承,更難說發揚光大。當然,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提出來,就是這樣的追趕潮頭的方式,是否就能獲取中國語言學的國際學術話語權?
(四)問題的「問題化」
推進語言學科發展的問題有兩類：一類是現實生活中的語言問題,一類是學科發展完善的問題。就語言學發展本源動力來看,現實生活中的語言問題是學術本源問題,學科的發展完善是為了更好地解決本源問題。雖然有時候完善學科的問題也很重要,但是任何時候都不應當忽視本源問題。從語言學發展史看,語言學重要流派的產生都是本源問題推動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美國描寫語言學、社會語言學、轉換生成語言學等,都有其特殊的本源問題。
中國語言學發展到今天,必須認真對待「本源問題」和「學科問題」,辯證地處理這兩類問題。應當重視學科問題,但不能忽視本源問題,更不能把兩者對立起來。近來,常聽到「學科與事業」的討論或爭論,這種討論或爭論一直在提醒人們,可以關注事業但不要忘了學科。其實就筆者所見,學科不應獨身於事業之外,研究事業發展中的問題、推進事業的健康發展是學科的使命,甚至說是「根本使命」。學科是在事業發展中發展的,是在研究事業的問題中發展的。把「學科」從事業中析取出來的結果,是事業失去學科的支撐而「失去」章法,學科遠離事業而缺乏活力。
2019年4月13—15日,《中國社會科學》編輯部與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共同舉辦了「第七屆中國語言學研究方法與方法論問題學術討論會」。會議提出了國際語言學的「本土化」、中國傳統語言學的「現代化」和現實生活中的語言問題「問題化」。「本土化」就是保持與國際語言學的對話,「現代化」就是保持與中國傳統語言學對話。「問題化」,首先是研究取向,要關注語言生活中的問題,同時要將問題「學術化」。所謂學術化,就是用科學方法研究問題、將研究納入學科體系,通過學術研究得出結論和理論。這是當今中國語言學界應該擁有的胸懷與眼光。
二、研究語言的真實存在狀態
結構主義語言學家索緒爾首次把語言區分為「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並認為語言學主要是研究「語言」(langue)的。高名凱先生翻譯的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全書的最後一句話就是：「語言學的唯一的、真正的對象是就語言為語言而研究的語言。」[4]5這便形成了語言學的長期傳統,即使是「喬姆斯基革命」和語言類型學的興起,也並沒有否定這一傳統。
(一)索緒爾傳統與「話語轉向」
主要研究「語言」的這種「索緒爾傳統」,從語言學史看是智慧且有實效的。在索緒爾時代,由於語言學的發展階段和語言學的研究手段,語言學家必須放棄一些東西,集中研究一些東西。就研究的複雜程度來看,暫時擱置對言語的研究是明智的,言語問題要比語言問題複雜得多。集中研究語言的共時狀態,集中研究語言的結構體系,集中處理語言的組合關係和聚合關係,百多年來的學術史證明這種「有舍有得」的策略是有成效的,是推進了語言學大踏步前進的。
但是,關於言語的研究(「言語」的一個同義詞或近義詞是「話語(discourse)」,以下本文使用「話語」)並沒有完全匿跡,比如語言教育研究離不開對話語問題的探討,美國描寫語言學、功能語言學、社會語言學、語料庫語言學、語用學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話語或話語研究。特別是話語功能語言學(亦稱「話語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可謂開啟了話語研究的新路徑。話語功能語言學(話語分析)的開創人是美國語言學家哈裡斯(Z.S.Harris),1952年他在《語言》(Language)這本雜誌上發表了《話語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一文,獨具慧眼地指出「語言不是在零散的詞或句子中發生的,而是存在於連貫的話語中」[5]。自此之後50餘年,話語分析得到了很大發展,對於語篇、語體、口語對話的話輪等進行了較多研究。我國(包括華人)的廖秋忠、陳平、陶紅印、徐赳赳、馮勝利、胡壯麟、朱永生等都有不少研究成果。話語分析也影響到多個學科。比如法國思想家福柯的「話語即權力」說,[6]揭示了話語的社會建構功能。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進一步發揮了福柯的思想,把社會看做一種「語言交換市場」[7];法國符號學家高概、荷蘭學者梵·迪克也都有關於話語的出色研究,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
20世紀90年代,話語功能語言學(話語分析)吸收人類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又發展出一個新的學術流派——互動語言學(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方梅、李先銀、謝心陽指出,互動語言學……探討交際互動中的語言結構和話語組織,以自然口語交際為研究對象,以實證主義的態度分析處理材料。這種研究取向與20世紀上半葉受制於書面語偏向的語言研究形成鮮明對照。[8]方迪、謝心陽也指出,互動語言學是近年來發展最為迅速的語言學分支之一。它認為語言是社會交際的重要工具,也是社會交際的產物,強調在自然真實的言談中實證地探討語言和社會互動之間的互育關係。[9]在我國,互動語言學自2014年開始已經開過三屆學術研討會,在國內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話語功能語言學(話語分析)的發展,特別是互動語言學的產生,標誌著語言學開始掙脫索緒爾傳統,出現了明顯的「話語轉向」。
(二)話語是語言的真實存在形態
語言的真實存在狀態是話語,「語言」(langue)是對話語的抽象。話語是現實的,存在於每一個語言交際行為中;而「語言」則存在於語言學中,存在於語言學家的大腦裡和學術抽繹的操作中。語言學應研究語言的真實存在狀態,不應當只研究抽象的語言。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學科,如物理學、化學、生物學、醫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等,都研究本學科「真實存在」的對象。語言學不能長期拘泥於索緒爾傳統。
話語是在一定的語境中進行的。王建華、周明強、盛愛萍把語境因素分為「言內語境」「言伴語境」和「言外語境」三大類,每一類又分若干小類,諸如「上下文、段落、語篇,時間、地點、場合、境況、話題、事件、目的、對象,語體、風格、情緒、體態、關係、媒介,文化傳統、思維方式、民族習慣、時代環境、社會心理,世界知識」等等皆囊括其中,這是對語境內容比較全面的概括了。[10]當然除語境之外,話語樣式也很重要,比如是書面語還是口語,是獨白還是對話,是雙人對話還是多人對話等等。
總之,隨著話語分析、互動語言學等話語研究的發展,以及現代語言研究技術的發展,當今之語言學已經有條件開展對話語的研究了,話語轉向不僅必要,且有可能。
(三)「話語轉向」的中國語言學意義
幾十年來,我們都是國際語言學的「跟跑者」。跟跑者的好處是可以快速發展,甚至可以「跨越式」發展,因為跟跑可以少付出「原創者」的許多探索性成本。但是跟跑也有不少問題:第一,在研究思想、研究範式、研究方法上,很少能夠有原創性成果,特別是難以有「設置話題」的機會和能力,故而很難獲取較大的學術話語權;第二,跟跑很累,也難以把握學術發展的大局,主流研究要跟跑,一些新的提法也要跟蹤,生怕漏掉未來的學術「潛力股」;第三,在學術轉向時,不能事先預測或較好預測「學術彎道」的出現,轉向很被動,往往在彎道處被甩得更遠,而難以實現「彎道超車」的學術夢想。
中國語言學界有「本體研究」一說,所謂「本體研究」,一般是指語音、文字、詞彙、語法等關於語言結構的研究,與語言應用研究、交叉學科研究區分開來。本體研究是中國語言學的「本體」,其他研究仍處「附庸」的地位。中國現有的語言學理論體系,事實上也是以語言結構為研究基點的,大量的關於語言運用的問題都被邊緣化,上面談及的關於語境、關於互動語言學的研究,也比較難以進入語言學的理論體系。在國際上出現「話語轉向」的新形勢下,將研究基點從「語言結構」移至「語言運用」,或者說實現由「語言」向「話語」的基點轉變,是很有必要,也是很迫切的。
筆者在研究兒童語言的發展過程中,發現現有的現代漢語語法框架在解釋三歲左右兒童的語言發展時,就軟弱無力,特別是缺少預見性。三歲之後兒童的語言發展,可以看作是語法「構式」的發展,需要從構式語法的角度去觀察去解釋。然而到了四歲之後,現有的語法學(包括構式語法),似乎已無法描寫兒童的語言發展,也不知該觀察哪些語言現象了。現有的語法學是靜態的,主要來自書面語;兒童語言發展是動態的,是口語,以之描寫兒童語言發展,自然捉襟見肘。由此而思,我們需要一個更為強大的語法體系,這一語法體系,不僅可以描寫和解釋成人的語言,也可以描寫和解釋兒童的語言發展,甚至還可以描寫和解釋老年人的語言衰退。應把人一生的語言行為,納入語言學研究的視野。
人類社會正在跨越工業化進入信息化時代,語言智能成為信息化時代的寵兒。計算機自然語言理解不僅是前沿技術,更是時代課題,它正在造就一個人與機器人共同參與的語言生活時代。時代發展是推動語言學進步最為重要的力量,它為語言學提出了研究課題和應用場域,也為語言學提供了思路、技術、資金等等。支持語言智能的發展,是語言學未來發展的重要學術使命。語言智能的發展目前主要是「數據驅動」,用深度學習的方法和知識挖掘技術,通過大資料庫來獲取語言智能。集聚什麼樣的數據才能訓練計算機獲取「類人語言智能」,現在的訓練數據有何嚴重缺陷,如何利用「小數據」來讓計算機獲取語言智能,這是語言學家在「數據驅動」狀態下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當然,現在已有不少專家意識到數據本身的有限性,這種有限性決定了只靠數據驅動的語言智能是走不遠的,正確的路線是「數據+規則」雙重驅動。語言學家是語言規則的主要提供者。計算機要處理的是真實的話語,只有語言結構的研究,語言學家是不能完成「規則提供者」的使命的。就支持人工智慧的發展而言,語言學實現「話語轉向」,加強對話語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
國際語言學界正在步入「後喬姆斯基時代」,一方面喬姆斯基的學術思想還會繼續發生影響,另一方面也一定會出現語言學新潮流。這種新潮流很可能就是話語研究,就是支持語言智能地處理真實語言應用的研究。這可能是語言學的「彎道期」,中國語言學應做好「彎道」準備。
三、語言學的學科問題
學術發展、知識積累到一定階段就會產生學科。學科既是按照知識體系劃分的門類,又是集結學術力量解決問題、培養學術人才的科學設置。對於語言學知識體系的認識,對於如何利用這一知識體系進行學術研究、人才培養,都關係著語言學學科的發展,關係著語言學的社會作用的發揮。
(一)中國語言學的學科設置狀況
近些年來,中國語言學的學科問題熱議不斷,根據語言學的學科性質、社會作用、人才培養需要、國外語言學的學科設置狀況等,學者呼籲要建立語言學的一級學科或是學科門類。2010年,《語言科學》開闢專欄討論這一問題,發表了劉丹青和張伯江、陸儉明和瀋陽、楊亦鳴和徐傑、遊汝傑等多篇論文。[11,12,13,14]近些年來,一些學者還在華中師範大學、江蘇師範大學、北京語言大學等地多次召開相關會議,研討這一問題,甚至兩會代表還把這一議題連續多年帶到國家層面的政治議壇上。李宇明也曾用較多的篇幅討論了這一問題。[15]
大學是學科設置的基礎。中國的語言學學科在大學裡是「碎片化、藩籬式」的。語言學最為嚴重的問題是被語種分割,被分割在漢語言文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外國語言文學中,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又分割為蒙、藏、維、哈、朝、彝、壯等語言文學,外國語言文學又分割為英、日、俄、法、德、西、阿拉伯等語言文學。國家的教學指導委員會也是按語種分設,研究生學位教育也存在嚴重的語種藩籬。語種分割的另一個側面,就是語言學一直與文學糾纏在一起。語言學與文學有關係,甚至有緊密的聯繫,但是今日之文學已經不是傳統之經學,不大需要語言學的如同當年「小學」般的輔助。就筆者經驗而言,語言學與文學雖然是一個專業,但是兩方面的教師卻沒有多少學術交集,在學術上也相互不交流、相互不了解,「同床異夢」。學科上的「語文學」設置已經沒有多大意義。「與文學糾纏」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嚴重妨礙了語言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與哲學、社會學、法學、經濟學、新聞學、心理學、醫學、計算機科學等的交叉。而這種交叉又是國際語言學發展的大趨勢,是語言學在科學體系中的意義之所在。
語言學的「碎片化、藩籬式」狀況還表現在語言學的內部。語言學因時間而分為古今(如古代漢語與現代漢語),因地域而分為共同語研究與方言研究,還因其他因素而分為不同的分支,如語音學、音系學、文字學、詞彙學、語法學等,還有外語教學、對外漢語教學、計算語言學等等。
語言學的這種「蜂巢」式的學科局面,嚴重影響了語言學的學術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李宇明曾經將這種學科狀態歸結為三大弊端。[15]
其一,語言學不能作為一個學科或學科群來進行規劃建設,語言學工作者被碎片化地分割在多個學科中,嚴重影響了語言學學術思想的交流碰撞,嚴重影響了學術成果及方法、手段、資源的共享共用,嚴重影響了學者之間的合作及高層次的學術組織的建設,嚴重製約了語言學的學科發展。這也是當下高校「雙一流」建設中,語言類學科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其二,語言學近些年來發展最快的是應用型、交叉型學科,這些學科是語言學新的生長點,孕育著學科的未來走向。這種有學術價值和社會效益的新學科,一開始必然較為薄弱,需要多個語言學分支學科的支持。而目前碎片化、藩籬式的學科設置,無論是在學術思想、還是人力資源上,都不利於應用型、交叉型學科發展,不利於學科創新。
其三,學科設置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人才培養,學術發展的潛力也在於人才培養。目前的學科設置是以語種為基礎的,主要考慮的是中文教學、外語教學和民族語文教學等。過去,大學本科是專業人才培養的基本層面,而今天專業學術人才培養的層面已經上移到了研究生層面;隨著科學分工越來越細,大學的多數本科都需要多門學科的支撐。本科之專業與研究生之學科,是兩個有關聯但不能混同的概念。目前語言學的學科設置,語種貧乏,語言學視野狹窄,語言學的研究方法訓練不足,不利於語言學專業人才的培養,也不利於發揮對本科的學術滋潤。
語言學的學科地位調整,其勢必行,相信只是時間問題和調整的步驟問題。而怎麼調整學界還沒有一致意見,因此,認識語言學的學科性質是至關重要的。語言學是一個學科群,橫跨文理工,因此理想的狀態是,語言學應當設置為一個學科門類,其下的學科設置也應當根據其學科群性質、特別是應當根據語言學的未來發展,巧做安排。換一個角度看,學科問題主要是學術問題,學科設置權主要是學術界的權利;學科設置不應當有過多的行政幹預,當然一定的行政支持是必要的,因為學科設置牽涉到國家人力資源的配置。
(二)語言學學科的知識體系問題
知識體系問題也是學科的重要問題。學科的一個含義就是指某一特定的科學知識體系。目前語言學的知識體系,基本上是由語言學界構建的知識體系,基本上是以語言結構為中心構建的知識體系,這是語言學發展的歷史形成的。而放眼整個科學界,這樣的知識體系顯然是有較大局限性的。
對語言感興趣的不只是語言學,很多學科都研究語言問題,比如哲學、邏輯學、符號學、社會學、人類學、新聞傳播學、國際政治學、心理學、腦科學、病理學、信息科學、計算機科學等等。這些學科的語言研究都有特點,都從一個方面揭示了語言的規律或功能,值得語言學家去關注。比如來自於哲學的語用學,來自於邏輯學的數理邏輯,來自於社會學的福柯、布迪厄學說,來自於符號學的高概的學說,來自於新聞傳播學的梵·迪克的學說,來自於計算機科學的語言信息處理理論等。6這些其他學科的關於語言的理論,應該進行整合,形成「大語言學」的知識體系。
要對產生於不同學科的語言理論進行整合,以話語為「基點」還是有可能的。話語就是語言運用,內斂可以觀察各種語言結構,環視可以觀察語言應用的規律及各種因素,可以看到各領域、各層級的語言生活。以話語為基點可以做到,既包容以研究語言結構為主的語言研究,又網羅其他學科的語言研究,因為其他學科的語言研究多是關於語言運用、語言功用、語言生活的探討。就「大語言學」的知識體系的整合重構來說,語言學實現「話語轉向」也是十分必要的。
「大語言學」知識體系的整合重構,可以產生巨大的學科效益。其一,提升語言學的理論層次。在包括語言學在內的眾多學科的語言研究基礎上抽繹出來的語言理論,肯定可以更全面地認識語言和解釋語言,將現有語言學理論提升到一個新高度。其二,更好發揮語言學的學科輻射作用。語言學是研究語言的「主學科」,有責任有義務向相關學科提供關於語言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研究視角和研究建議等。「大語言學」關注、吸收了其他學科的語言研究,也就更易發揮輻射作用。「關注、吸收」其實都是雙向的,A「關注、吸收」了B,B也就可能「關注、吸收」A。其三,易與相關學科接觸交叉,形成語言學的交叉學科和邊緣學科,形成新的學科生長點。學科的分化與交叉,是當代學術發展的大趨勢,也是語言學發展的大趨勢。近來不少學者呼籲要獨立設置語言學科,這不是要把語言學自閉起來,獨立設置的目的是為了使語言學更便於與其他學科交叉,在學科交叉中具有更強的「雜交優勢」。由於多種原因,中國語言學近幾十年來的輻射能量沒有很好發揮,在交叉學科中沒有獲取應有的學術紅利,這是一個嚴肅的學術話題,需要語言學界和其他學界一起正視。其四,整合重構的「大語言學」也有利於向社會輻射,獲取更大的社會效益。按道理講,語言在哪裡,語言學就能夠輻射到哪裡,也應當輻射到哪裡。語言學的社會輻射作用是多方面的,從社會發展、國家安全到公民語言能力的培養,無不需要語言學助力。而如今的現實是,社會比較缺乏語言意識,一些部門和地區的決策缺乏語言學常識,許多家庭的語言規劃缺乏現代語言觀念;而另一方面,語言學界也須有服務社會的自覺意識,主動研究社會發展中遇到的語言學問題,並應提倡科普義務,向社會及時傳播語言學成果,讓社會及時分享語言學發展的紅利。
四、結束語
2019年7月20日,「2019海內外中國語言學者聯誼會——第十屆學術論壇」在商務印書館召開。這屆論壇的主題是「中國語言學70年」。筆者有幸,受邀作會議總結。當時的總結認為,70年的中國語言學,支撐了國家語言規劃的實施;70年的中國語言學,支撐了中國語言生活的健康發展;70年的中國語言學獲得了長足發展,發展中也有若干值得反思的問題。7筆者把這些值得反思的問題及當時的一個結束語重抄於後,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回顧過往是為了未來發展,這就不能不反思一些問題。這一時期中國語言學可以反思的問題大概有以下幾點。
1.語言學在一些重要的傳統領域中「失音」,如漢語母語教育領域。中國語言學是從這個領域發展起來的,但現在語言學家在母語教育領域的身影已經十分稀疏,中學語文教育的支撐體系正在「沙化」,漢語母語教育的語言學支撐體系(知識體系、研究體系、人才培養體系)幾乎消融。雖然還有王寧老師、蘇新春老師的團隊在堅持,陸儉明先生也發表了許多相關文章,但總體來看,從師範教育到一線語文教學,都缺乏基本支撐。語文在人生中應該實現什麼價值,我們還缺乏認識;語文和外語作為語言學科,二者應該共同培養學生哪些方面的素養,也還沒有考慮清楚。
2.在一些交叉學科中,語言學雖然很努力,但幾十年的學科交叉證明語言學在相關學科中並沒有獲得應有的學術聲譽,如社會語言學、計算語言學、廣告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神經語言學等。
3.我們的學術目光較為忽視中國大地上的語言問題,基本上以國外語言學的發展作為我們的選題對象,或者用國外的理論看待中國的事實,很少關注我國語言生活中發生的真正的問題,特別是一些新問題。
4.由於語言文字傳統的影響,我們的研究更重視語言,比較忽視言語,對於語言真實存在的形態——話語,我們的研究還不夠。
5.外語研究領域近年發展很快。整個外語學界有20萬眾,但主要集中在外語教學研究,缺乏對外國語言的研究。語言學要研究中國語言,也要研究外國語言,對人類的所有語言保持興趣。
6.要加強「理論意識」,發掘「語言學思想」。需要批判性地學習外國理論,也不要輕視我們同胞的研究。陸儉明先生說,我們前輩研究了很多東西,但是用的術語與今天的不一樣,他們也沒有把這些理念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我們也沒有把前輩的東西上升到理論的高度。現在很多學人已不大引用我們同胞的文章,王力、呂叔湘、朱德熙等學術前輩的文章也很少有人看。
7.語言學的學科設置被語種分割,被時間(古今)、地域、小學科等切割,且與文學糾纏著。語言學需要獨立成科,不獨立的語言學不可能有真正的學科追求,不可能對語言本身產生熱情。不過要看到,現在世界上語言學發展的新趨勢,是與計算機科學、心理學、腦科學、法學、醫學等結合起來的。今天,凡是解決與人、與社會相關的科學研究,都需要語言學家的參與。而我們在學科設置上,還在追求著語言學的獨立設科,這與國際相比又差了一步。在人才培養方面,語言學訓練一般從碩士研究生開始,其他學科則是從高中開始(比如奧數的比賽和訓練)。語言學的學科設置和人才培養模式,亟待改變。
8.語言學的生態環境亟待改善。目前中國語言學的生態環境存在很多問題,比如人才培養問題、學風問題、語言研究多元化問題。歸根結底,語言學應該研究真問題,解決真問題,而不是名利場中的角鬥士。權威學者、權威期刊要發揮引領作用,評估制度要鼓勵人們研究學術真問題,而不是數論文篇數。
總之,2018年和2019年,是語言學的「總結年」。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我們的總結是為了實事求是地書寫昨天,更是為了走好今天和明天之路。
最為重要的是,中國語言學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這問題,不只是教科書中的問題,不只是「外來」的問題,更要關注社會各領域的語言問題,關注中國和世界語言生活中的問題。語言問題不僅語言學在研究,許多科學也在研究。目前的語言學概論只是語言學的語言學概論,而不是人類所有科學關於語言研究的概論。
中國和世界語言生活中的問題,各個領域的語言問題,都需要語言學家去關注、去解決。海內外中國語言學者聯誼會本身就是為了打破封閉,把中外語言學家聯合起來。中國語言學要有大的格局和心胸。但最重要的是不要急,學科發展最忌急躁,獲取學術話語最忌狂躁。學術發展有規律,要一步一步走。「十年磨一劍」,而語言學之劍太大太重,十年都不一定能磨得一把幹將、莫邪般的寶劍。我們要耐心打造中國的語言學之劍,使其為普通語言學做出貢獻,為相關學科的語言問題解決做出貢獻,為提升社會語言生活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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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中國近百年的語言文字工作,可參見王均主編的 《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費錦昌主編的《中國語文現代化百年記事(1982—1995)》,語文出版社,1997年;蘇培成主編的《當代中國的語文改革和語文規範》,商務印書館,2010年。
2 參見王均主編的 《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費錦昌主編的《中國語文現代化百年記事(1982—1995)》,語文出版社,1997年;王理嘉著《漢語拼音運動與漢民族標準語》,語文出版社,2003年;蘇培成主編的《當代中國的語文改革和語文規範》,商務印書館,2010年。
3 關於此期及其後的中國民族語言文字工作,參見黃行:《中國民族語文事業七十年》,《語言戰略研究》2019年第4期;藤星、王遠新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新創文字應用研究——在學校教育和掃盲教育中慎用情況的調查》,民族出版社,2011年。
4 陳保亞總結了中國語言學的許多理論和方法,可以參考陳保亞:《20世紀中國語言學方法論》,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沈家煊的觀念,也很值得重視,參見沈家煊:《從語言看中西方的範疇觀》,《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7期。胡建華:《什麼是新描寫主義》,《當代語言學》 2018年第4期;錢有用、楊萌萌:《走向新描寫主義的語言學研究——2018當代語言學前沿:第二屆「走向新描寫主義」論壇紀要》,《當代語言學》2019年第1期,兩文介紹的「新描寫主義」,也值得關注。
5 關於索緒爾的有關學說和有關情況,還可以參看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1910—1911索緒爾第三度講授》,張紹傑翻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2001年;趙蓉暉:《索緒爾研究在中國》,商務印書館,2005年;姚小平:《西方語言學史》,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年。
6 這方面的文獻很多,參看馮志偉編著《數理語言學》,知識出版社,1985年;馮志偉:《自然語言計算機形式分析的理論與方法》,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17年;高概(Coquet,Jean-Claude):《話語符號學》,王東亮編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特倫斯·霍克斯:《結構主義和符號學》,霍鐵鵬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77/1987年;威廉·馮·洪堡特:《洪堡特語言哲學文集》,姚小平主編,姚小平譯註,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於根元等:《語言哲學對話》,語文出版社,1999年;鄒玉華:《法律語言學理論體系的反思與重構》,《語言規劃學研究》2017年第1期;A.P.盧利亞:《神經語言學》,趙吉生、衛志強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75/1987年;Mie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discourse″,in Untying the text: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Routledge &Kegan Paul Ltd,48-78,1981;Pierre Bourdieu,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等。由此即可窺其一斑。
7 關於中國語言學的狀況,還可以參看陳章太主編:《語言規劃概論》,商務印書館,2015年;陳保亞:《20世紀中國語言學方法論》,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黃行:《中國民族語文事業七十年》,《語言戰略研究》2019年第4期;李宇明主編:《當代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李宇明:《中國語言文字事業70年——序〈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19)〉》,商務印書館,2019年;李宇明:《中國語言資源的理念與實踐》,《語言戰略研究》2019年第3期;李泉:《中國對外漢語教學七十年》,《語言戰略研究》2019年第4期;劉堅主編:《二十世紀的中國語言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蘇培成主編:《當代中國的語文改革和語文規範》,商務印書館,2010年;藤星、王遠新主編:《中國少數民族新創文字應用研究——在學校教育和掃盲教育中慎用情況的調查》,民族出版社,2011年;王均主編:《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許嘉璐、王福祥、劉潤清:《中國語言學現狀與展望》,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6年;袁毓林:《為什麼要給語言學建造一座宮殿?——從符號系統的轉喻本質看語言學的過度附魅》,《語言戰略研究》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