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角導演杜彩玲第一次結識寧理是在2012年，朋友介紹寧理是個「非常優秀的演員」，但盯著眼前斯斯文文的中年男人，杜彩玲有點疑惑。沒過多久，杜彩玲遇上一個日本商人的角色，找了好幾個演員都不行，最終，是寧理讓她相信了此前朋友的介紹。
從那之後，她開始向製片人和導演推薦寧理，但起初根本「推不出去」。她聽到最多的話是「寧理是誰」，要麼就是「我相信他是好演員，但確實臉不熟」，或者乾脆是「主演都沒人聽說過，這片子能賣嗎」。為此，杜彩玲還和對方摔過門——那時，如果你在搜尋引擎中輸入「寧理」，出現的結果基本都是一所理工大學的簡稱。
轉機來自2017年的《無證之罪》。寧理徹底演活了冷血殺手李豐田，劇集剛剛播完，就有媒體表示：今年的國產劇最佳男配角已經產生。無數網友也在「童年陰影」安嘉和（馮遠徵在電視劇《不要和陌生人說話》中扮演的家暴男）後，加上了「成年陰影」李豐田。
很多網友通過「考古」發現，早在上世紀90年代從上戲畢業，寧理就已經開始出演很多影視劇的男一號了，但他卻在事業的鼎盛期去了美國，再次回國後，直到李豐田反叼著煙出現，寧理才重新被發現、被認可。
最近，《沉默的真相》熱播也讓寧理的演技再一次被持續討論，還有表演系的學生開始「拉片」，拿他的片段當做專業教材。這些都令寧理開心，但少年時期的虛榮心早已變淡，人到中年時，寧理也終於能夠享受表演本身。
當然，被關注也是重要的。比如，當女兒炫耀說「爸爸，你看我又漲了一個粉絲，馬上就要到一百了」時，他可以眯著眼睛勾出好幾道魚尾紋，掏出手機，說：「你看爸的！」
以下是寧理的自述——
文｜王雙興
編輯｜金石
1
在《沉默的真相》之前，很多人認識我是因為《無證之罪》，但當時《無證之罪》的導演找到我的時候，其實我心裡一涼。
那是我拍過的第一部網劇。在當時我的想像中網劇就是一群年輕人拿個手機拿個DV，跳個霹靂舞、滑板什麼的，我心想，媽呀，我這麼大歲數老胳膊老腿的，再拍個網劇，多悽涼。
結果一看劇本，我驚著了，太棒了。劇本寫得特別吸引人——一個人死了，你剛要覺得肯定是這個人幹的，咔，這個人死了；然後你覺得肯定是那個人幹的，咔，那個人被逮了。節奏很緊，人物也很立體，作為讀者我被吸引了。
當時有幾個角色備選，我選了李豐田。他給我的感覺就是一個動物，很神秘，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其實角色創作的過程也是一個發現「沉默真相」的過程，先是感性地體會它，然後理性地分析它，抽絲剝繭，像玩拼圖遊戲一樣，把關於他的所有碎片組在一起，形成一個完整的人呈現給觀眾。
開拍前，我就在心裡構建了李豐田這個人物——他的母親是用人骨灰做成的嘎拉哈算命的，劇裡說，給男人算用牛骨，給女人算用羊骨，只有給死人算命才用這個，而算死人卦的人「斷子絕孫」。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從小都要面對這件事，這給他一生都造成影響，所以生命對他來說是沒有意義的，他的生命從來沒有被尊重過，他也不會尊重任何生命。
在劇本裡，沒有過濾嘴的菸頭是很重要的線索，但是怎麼才能把它合理化，琢磨這個事兒花了好幾天。
我不抽菸，拍戲前專門買了一盒研究，煙都揉皺了，突然發現一種可能性，就是把過濾嘴裡的棉絮抽出來，反著叼在嘴裡，點著過濾嘴那裡剩下的紙，火苗呼啦一下把我鬍子給燎了，特別臭那個味兒，但是一瞬間覺得這個效果很好，在黑暗中還顯得李豐田很猙獰。我跑去和導演說，我們幾乎一拍即合，後來「反向抽菸」成了李豐田的一個標誌。
李豐田反向抽菸 圖源網絡
在整部劇裡，給很多觀眾留下「陰影」的是我出場的那場戲，劇本寫的是有人藏在沙發後邊看我打人。我當時拿了個柚子代替人的腦袋，抄起菸灰缸砸了十多下，砸人時臉上露出的那個笑我自己都不知道，後來我自己看都嚇一跳。當時沒有刻意設計，進入了那個狀態以後，突然砸著砸著就砸出快感來了，無意識就笑了，因為你已經完全進入那個角色了。
砸完之後，用牆上的錦旗擦手上的血這個橋段是我自己設計出來的。我們一般人剛剛砸過人，那個人可能被打死了，自己手上濺了那麼多的血，都會很恐慌。但是對李豐田來說，就像《動物世界》裡追殺完獵物的豹子，結束了就結束了，不再有其他任何的影響。
我就想把這個東西展現出來：殺一個人對他來說就是生活常態，手髒了擦一擦手，就像普通人幹完活兒擦擦手。
而這就是李豐田，他不符合大家對殺手的印象，不是那種很酷的、威猛的，他就在你身邊，穿著破棉襖，和每天遇到的掃大街、燒鍋爐的普通人一樣，這才是最大的恐怖和危險。這種人可能你給他一棒子，打得他滿頭是血，他也不做什麼反應；但有時候你可能一句話、一個動作不對，他就把你弄死了——他最大的特點就是獸性，他的行為方式就像野獸捕食一樣，不猶豫，也不做準備，直接進攻，達到目的。
拍攝期間，演員裡有好多孩子，他們也不認識我，看我穿個破棉襖在旁邊坐著，可能以為是剛刑滿釋放的犯人吧（笑）。拍的時候好幾個人都被嚇到了，後來都躲著我走。
我覺得，其實每個人心裡都有嚴良、駱聞和李豐田三個人，他們分別代表了正義、理性和獸性。儘管人類會努力掩蓋心裡的那個「李豐田」，但他所代表的邪惡確實是人性中的一部分，比如開車時碰到不遵守交通規則的，你會想下來把他一頓暴扁；遇到一些極端的事情，你會開始怒火中燒想要以極端的方式解決。但之所以沒有這麼做，是因為心中的李豐田受到了嚴良和駱聞的約束，道德、法律都在約束著你，告訴你這是非理性的、不可以的，然後把內心的野獸鎖住。
所以有很多應激犯罪的人，也是因為某種原因，鎖鏈鏽蝕了或者鬆動了，在那個瞬間，獸性戰勝理性，野獸就出來了。李豐田就是這樣的一個底層的人，人性沒有健全、獸性在不斷地被激發。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這一切也是有原因的，我希望觀眾通過他看到的是現實生活，去理解為什麼鎖鏈會鬆動，這對社會來說也是一種預警。
2
其實，《無證之罪》對我來說，是一個轉折，它讓很多人看到了我，我也有了更多的機會。
我記得《無證之罪》開播的時候，我在美國，特別忐忑，犯愁。一直緊張到第五集結尾，李豐田出場了，沒多久導演呂行給我發了一個圖，是網友弄的，上面是周潤發扮演的小馬哥拿著美元在點菸，下面是我反向抽菸的劇照，還配了一行字：我上一次看到這麼帥的抽菸還是幾十年前。
把我和我偶像放一起了，我一下就覺得，行了。緊接著，開始有越來越多的評論，都是挺好的，還有個網友跑去我微博評論裡問：老師，您真的沒有案底麼？微博粉絲也漲到幾十萬，那種大學畢業後在路上被人認出來的經歷，好像又重新回來了。
我是上海戲劇學院畢業的。其實去上戲讀書之前，我對當演員什麼概念也沒有。
我是十多歲的時候跟著「文革」中被下放的家人到了安徽，後來在那兒讀書、參加高考，也沒考上大學，沒事幹，跟著所謂的「社會閒散人員」四處逛，沒什麼規劃，也沒什麼愛好，就是玩兒，跳那種「咔咔」的霹靂舞。
寧理（後排中間）小學三年級時登臺演話劇 圖源微博@演員寧理
那時候對未來挺渺茫的，你不知道自己是誰，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後來，一個安徽藝校學戲曲的朋友告訴我，上海戲劇學院去他們學校招生，他問我要不要去試試？
我記得當時沒啥經驗，又沒準備，去講了一個童話故事，連唱帶跳演了一首那年最火的《冬天裡的一把火》，又做了段廣播體操，就通過了一試和二試。那時候我剛19歲，小孩嘚瑟嘛，三試前跟朋友去玩，把考試時間都給忘了。當時一個臺詞老師叫王蘇，真的是我的恩師啊，她出來滿院子找我，把我叫回去參加了三試。
三試通過了，小半隻腳已經踏進上海戲劇學院的大門了，我懵了，開始主動學習了。之前的課本都扔了，又跑去借了一套重新學。真的從沒那麼刻苦學習過，把我爸辦公室的鑰匙要來去那兒學，備考的時候是6月份，熱，蚊子也多，我點了一屋子蚊香在旁邊，十好幾個，眼看著蚊子噼哩噗嚕地掉，最後自己也被燻得迷迷糊糊的。後來文化課考得還行，就這麼上了上戲。
對我來說，上戲的四年就像是一粒種子放在了土壤當中，並不是說一畢業它就發芽，也不是畢業兩年以後它就發芽，始終都在培育，都在醞釀，你的生活，你的知識，你的朋友圈子，你的所有人生經歷……讓它逐漸逐漸生長出來。
我記得剛進上戲的時候，還是一個懵懂無知的狀態，總是覺得表演呢就是演，模仿嘛，模仿喜歡的演員，模仿師哥師姐。舉手投足要玩兒帥，恨不得對著鏡子練習某種動作、某種姿勢。
我模仿焦晃老師、于是之，還有朱旭老師等等這些北京演員，說話都是「吃了嗎，那怎麼著啊，哎呦，給您請安了啊……」恨不得大段臺詞都能給弄下來，從聲音到動作都能模仿得很像，但就是不如他們打動人。後來自己慢慢開始分析，為什麼他能夠打動人，才慢慢知道了真正的表演是什麼——不是要模仿自己的偶像，而是要模仿生活。
當時上戲的老師會要求我們去體驗生活，觀察各種各樣的人，有時候甚至是一個老太太。20多歲的年輕小夥子，可能一輩子也演不了一個老太太，但你可能會演她的兒子，你要知道她的生活經歷給她帶來了什麼，要知道她面對各種情況時有怎樣的態度和反應，這些其實都是生活。
等到九十年代初，我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了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現上海話劇藝術中心）。那時候上海的影視創作方面很興旺，電視劇、電影、話劇都很多，這種環境給年輕人提供了很多的機會，我一進劇院就沒有跑龍套，直接開始演主角，當時上海浦東新區開發嘛，拍了一部《小浦東傳奇》，我演了小浦東；還有吳貽弓老師導演的電影《闕裡人家》，在裡面我和朱旭等藝術家搭戲。類似演重要角色的機會還挺多的。
在這個過程中，也開始一點一點地喜歡舞臺，喜歡被人關注的感覺，但是人嘛都是，尤其幹這行，都希望被人家發現、看到、認可。最有意思的是我上戲劇學院的時候《西遊記》正火，可能我長得有點像六小齡童，有一次騎自行車出去，突然有人問：「你是演孫悟空那個嗎？」我一聽，嘿，那虛榮心（挑眉笑），又不能說「是」，這不是說瞎話嘛，但是又很玩味被人關注的感覺，怎麼辦呢，就看著人家——笑而不答。「就是他就是他。」於是獲得了一絲那種滿足感。哈哈哈年輕時真丟人。
沒過多久，我就開始作為演員被別人認識了。有時候坐公交車，人家會說，「這不是誰嗎，我看過你的戲啊!」我就特開心。我在上海租房，那種老房子一進去以後別人都知道，「哎呀寧理回來了，又拍什麼戲了？」有時候出門拍戲時間長，鄰居也會給你看個門，對於演員的這份尊重和關注，會讓你覺得很滿足。
當時，我就覺得這是人生的一個巨大的禮物，一邊想怎麼會是我呢，一邊又覺得自己挺牛，覺得這是理所當然，春風得意，也不懂得感恩——現在想起來，我最初迷戀的其實不是表演本身，更多地是享受它帶來的東西。後來我才知道，這真的是一件很幸運的事。
攝影 尹夕遠
3
我幾乎是在事業頂峰時選擇離開的。
那時候劇院的原創劇比較少，形式也比較單一。當時我就感覺基本上知道自己接下來會做什麼，好像已經觸摸到了這個行業的天花板，而且因為少不更事嘛，那種被誇贊的愉悅已經得到了諸多次的滿足以後，就覺得我幹什麼都挺牛的，我到哪兒都能這麼成功，再加上當時出國比較流行嘛，正好我家裡有親戚在美國，所以我在1996年去了美國。
出國之後才知道什麼是落差。在國內時，大學畢業有工作，有戲演，而且演的角色都不錯；雖然沒有自己的房子，但是單位給你提供房子，多好啊。當時我想像自己到了美國之後，生活質量和社會地位還能比這更高，結果去了發現你什麼都不是，還要為現實生活所累，而且語言也聽不懂，變成了一個孩子都不如的人。
剛到美國的時候，因為語言不通，我送過報紙；為了練口語，也當過房屋中介。因為缺錢，我有很長很長一段時間吃那種罐頭，最便宜的，打開以後弄點水就是湯。沒錢買新衣服，總買二手的穿，美國有很多二手店，大家平時不穿的衣服捐過去，洗乾淨了出售，那裡的衣服比較便宜，一條牛仔褲大概五塊多，毛衣啊外套啊最多也不超過十多塊。
我還學過珠寶鑑定，真的趴在設備前去研究，但是可能是因為沒辦法去表達，我覺得不太適合自己的性格，不到一個月就放棄了；還參與過法院的早期移民的翻譯培訓，但後來因為官司少，一單也沒接到過；甚至學過一段時間金融，不是專業的財經知識，就是技術方面的入門訓練，很快也覺得不喜歡。
最接近做出人生選擇的一次是在郵局工作。那個時候馬上要過聖誕節了，郵局的正式員工放假，需要招一批臨時工，錢給得還不錯，一小時10美元多，當時麥當勞一小時是5到7美元，因為需要錢嘛，我就去了。
郵局裡有一個一個的格子，上面貼著郵政編碼，我要做的就是根據信上的郵政編碼把它們放到格子裡去，然後分別打包。打包的機器老壞，一壞就要找維修工來修，後來看他修了幾次，我就學會了，機器再壞我就開始自己修。
假期結束以後，主管來找我說，有幾個臨時工轉正式工的名額，你要不要留下來。在美國，郵局屬於聯邦的工作，是很多人搶的鐵飯碗，咖啡是免費的，保險啊待遇啊都非常好，基本能看到將來的生活是怎樣的：住在哪個社區，有個多大的房子，開什麼樣的車，到多少歲就退休了，有多麼高的退休金……
這個誘惑太大了，我特別糾結。想了兩天，我突然問自己，我到美國幹嗎來了？我在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如果不出來，我也能知道我的未來是什麼樣，出來以後到了美國郵局，還是能看到50多歲的生活，多沒勁。最後咬咬牙，心想能不能跟自己較把勁，然後我就和主管說，算了。
那段時間，我一直在找自己喜歡什麼，找著找著就發現，原來曾經放棄的東西才是最適合、最吸引自己的東西。
2000年左右，我去明尼蘇達大學學了電影製作，之所以選擇幕後，是因為一個華人在美國如果不會武打的話，表演的機會是很有限的。
上學期間，空閒時間我都在勤工儉學，在圖書館工作過，也在器材室工作過。當時我租房的二房東結婚搬走了，我還申請當了二房東，幫房東照看房子、貼租房廣告、收租，冬天鏟雪、夏天剪草，這樣就可以免費住在那兒，省了房租。
寧理在國外遊玩 圖源微博@演員寧理
現在回想起來，一些很犯愁的、不愉快的經歷都很模糊了，真正記得的是那些很簡單、很純粹、很有詩意的時刻。
比如，早晨6點多我從住的地方去學校的剪輯房，徒步大概要20分鐘，明尼蘇達的冬天很冷，一路上都聽的到腳踩在雪地上發出吱吱的聲音，當時會有一種很矯情的感覺，覺得哎呀，我在為我的夢想努力。
還有，我每天都要經過一個過街天橋，那個橋是一個特別有錢的人給妻子修的，雖然丈夫很有錢，但是妻子還是堅持上班，丈夫覺得妻子每天經過高速公路很危險，就出錢造了一座橋，橋上有很多藝術家的雕塑和詩句，特別漂亮。但是很不幸，橋剛造好，妻子去世了。
西方的藝術教育給我最大的影響是，沒有「標準答案」，老師更鼓勵開發學生的想像力和創造力。除非在你寫劇本或者拍攝的時候遇到技術問題了，老師會提出建議，至於誰拍得怎麼樣、誰更有藝術性、誰更生活，他們評述得不多，這給我們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度。
研究生二年級的期末作業是拍一個短片。我當時拍了一個20分鐘的默片，講一個美國老兵回家的故事。膠片很貴，一卷膠片100英尺，正常情況下只能拍3分鐘，黑白的是100美金，彩色是400美金。因為沒錢，我就拍了一個黑白片，後來這個片子還拿了一個大學生的短片獎，我就覺得，其實有的時候，有限的條件可能會給你一些更多的優勢。
我記得短片得獎後，我跟我哥們兒喝得迷迷瞪瞪的，然後在大雪地裡又喊又叫，特別開心，好在美國瘋子比較多，也沒人注意我們，但這對當時的我來說，真的是很大的鼓勵。
寧理逛博物館 圖源微博@演員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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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挑戰是在畢業之後。我挺想留在電影行業發展的，但真的沒有機會。
那時候，我做過和電影最接近的就是去放電影。人家把膠片給你拿來，你去放映機那邊放電影，每天放同樣的電影。那算是當時比較固定的工作了，其他都朝不保夕的，有時幫別人拍一個專題片，可以拿點兒報酬；有時去打打零工，偶爾有朋友拍MTV，我就臨時去當個錄音，或者管個道具。更多時候我只能私下裡自己寫寫劇本，導些小片。
上學當然是一個接近你想做的事情的途徑，但並不代表畢業後你能以此為生，也沒有辦法以此為生。我有個朋友是個老外，本科學的中文，研究生學的法國文學，後來畢業了去冰淇淋店做了銷售。當初和我同期出國的同學們很多也都轉行了，有的從商了，有的去做了瑜伽老師，還有的成了全職媽媽。
2007年左右，因為我太太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有一些中國區的工作，我們全家回了國內。我偶爾會去國外演一些話劇，其他時間開始在國內拍戲，包括《中國維和警察》《李小龍傳奇》和《狐步諜影》等等，都是那幾年裡拍的。
和出國前相比，機會確實少了很多很多，不僅找來的戲少了，戲份也沒有以前的重。人家知道你是上戲畢業的，知道你原來也是演員，但畢竟過去太多年了，我離開的時候20多歲，基本還算是一個少年，回來以後恨不得都快年過半百了，形象上也有很大的變化，以前的東西沒辦法作為參照。
沒有渠道，沒有機會，很多時候真的得主動爭取。有時候朋友去試戲，我就跟著一塊兒去，拿著簡歷，然後被淘汰。很多次，很多次，對方就說：「老師您挺好的，但是我們這兒可能不合適。」
自己真的會著急，會希望被看到，希望能有多一點機會。有事幹的時候還好，沒事幹就會特別焦慮，也沒啥排解的方式，就是發脾氣、發邪火兒，逮誰跟誰發。去存個車，人家停車費是10塊錢，我非說，「那前面是5塊錢，你咋10塊錢？」然後跟人家發脾氣。我太太就說：「你看你，人家上面寫著明碼標價，你還較勁。」有時候在家也發邪火兒，動不動就發邪火兒，沒事就嗆人家幾句。現在想確實無聊，但在當時的狀態下就是會失控。
那個階段，在沒得挑的情況下，除非內心特別拒絕的角色，其他基本都是給你什麼就努力地演好，哪怕角色本身有一些欠缺，我也去努力地給它豐富，演成滿意的角色。
直到演了《無證之罪》，我才開始不用為沒有戲拍發愁了。那段時間，光是找過來讓我演殺手角色的劇本就有30多個，有的開著車去撞人，撞完直接塞到後備箱裡拉走；還有的是陰險黑社會老大，30多個角色，其實是一個形象，基本上是臉譜化的，讓我覺得沒有衝動，最終也都沒有接。
《無證之罪》播出之後，我的一個朋友追完劇開始追原著，追完原著又開始追紫金陳的其他幾部小說，然後就和我提到了《長夜難明》裡的律師，也就是後來《沉默的真相》裡我扮演的張超。
寧理在《沉默的真相》中飾演張超 圖源網絡
當時他說了一個畫面，聽得我血脈僨張。你想想看，在地鐵裡，一個律師拉著一個裝屍體的行李箱，你以為這是一個常規的懸疑劇，其實不是的，這個律師本身又是一個導演，正在導一出生死大戲，在這部戲裡，關乎人的生命和尊嚴，關乎法律和正義。這些東西我現在說起來還會起雞皮疙瘩，我真的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悲壯的作品。
但聽完之後我沒有想過有一天自己會扮演這個角色。2019年年初導演給了我一個劇本，我開始看的時候發現，這不就是上次朋友和我說的那個嗎？然後越看雞皮疙瘩越多。
前段時間有記者採訪讓我分別形容李靜和江陽，我回答說：像孔雀和獨角獸。李靜是劇中我的妻子，所以用所有美好的事物形容她都不為過；而江陽一下就能讓人想到潔白、充滿靈性又脆弱的獨角獸，他為了追求真善美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
如果用同樣的方式描述我扮演的張超，我覺得他像人。我想了狐狸、兔子，所有所有都不貼切，人也是動物嘛，但它最複雜，也最真實。
在一個決定生死的瞬間，英雄可以將自己生存的可能置之度外，去讓整個世界充滿光明，但英雄是少數，生活中的大多數人和前期的張超是一樣的。最開始他選擇了沉默、明哲保身，普通人身上有的糾結、擔憂、怯懦，他都有。
有時候我會想，如果我是張超，我會沉默還是挺身而出？或許直到最後我都不敢做出和他一樣的決定，名譽、家庭，世俗的代價實在太大了。但最後，為了生命的尊嚴，張超選擇了犧牲這一切。
如果這些角色重新給我選，我還是會選張超。
寧理在《沉默的真相》裡飾演張超 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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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沉默的真相》播完，還有很多沒看過《無證之罪》的網友回過頭去找來看，還有很多人發微博誇我演技好，平時沒事的時候我也會去搜一搜網友對我的評價，第一是因為看的時候會很高興，畢竟誰都喜歡被誇；第二也是覺得人家抽出一些時間來寫這些，出於禮貌你也應該表示一下謝意。
有些話好像說出來特別官方又在說套話，其實不是的，我發現到了一定歲數以後真的會有這樣的想法，就會特別感恩。
我很幸運，遇到的這些團隊都特別優秀。
我記得拍《無證之罪》時，有一場戲我要拿菸灰缸砸人，連續砸十幾下。當時準備的那個特別大，我說不行，這一掄下去人當時就開瓢了。然後道具老師就去幫我找。拍那場戲時是晚上，在哈爾濱一個馬上要拆遷的地方搭的景，天又非常冷，他就跑去給我找，一口氣找了大小不同的好幾個，問我覺得哪個合適。
《沉默的真相》導演陳奕甫只有三十多歲，很儒雅，很尊重演員，可以讓演員做很多很多嘗試，其實演員有時候很脆弱，需要鼓勵，當導演提供了空間，演員的動力和創造力也會越來越強。
還有我的家人，我真的很幸運遇到我的妻子，她對物質的要求非常低，會一直鼓勵我做自己想做的事。她爸爸媽媽結婚的時候沒有錢，就用銀質的一美元實驗性地敲出一對戒指，覺得挺好，又真正敲了一對，把實驗性的那一對留給了她。後來我們結婚的時候我也沒有錢，我們就用了那一對試驗品銀環。
她真的在任何任何時候都給予我鼓勵和信心，給我安全感。沒戲拍的時候發邪火，有戲拍了一走走好幾個月，她一個人既要工作還要照顧女兒。那麼艱難那麼焦慮的階段，如果沒有她的話，我覺得我不知道自己會怎麼樣。
寧理和女兒 圖源微博@演員寧理
現在回想起做演員的這些年，年輕時看到的都是大色塊的東西，給的是一個輪廓，像素比較低；現在對人本身有了更多的了解，在詮釋人的時候就會想到更多，所以像素也越來越高了。現在，我會更享受演員這個身份本身，享受表演本身。
其實，表演這件事對我意義重大，給我的人生帶來了極大的安撫。
我是個特別沒有安全感的人，11歲那年母親因為車禍去世之後，我的內心裡就出現了一個巨大的缺口。我印象特別清楚，當時是禮拜三下午，我，我姐，還有剛9歲的弟弟，我們仨在一起下象棋。這個象棋很特別，是手工做的。當時我爸爸是工程師，媽媽是醫生，但那時候的家庭普遍比較拮据，買一副象棋也算是一筆開銷。我媽媽是醫生，她就自己畫了個棋盤，用醫院輸液瓶上的橡皮塞當棋子，然後請會書法的人在上面寫上車、馬、象、士、帥。
玩著玩著，突然一個堂姐來了，說我媽媽被車撞了，去世了。當時我姐就嚎啕大哭，我完全是個小孩子，不知道是啥意思，還想那她晚上還能回來給我們做飯嗎？後來每天每天，逐漸逐漸，意識到生活和以前不一樣了。
一個突然的意外，把整個生活全都打亂了。對我來說，這種來自家的安全感在11歲的那個禮拜三下午消失了。
人都有一種自保的能力，會去迴避這個事情，然後才能繼續往前走，到現在四十多年過去了，好多事都已經模糊了，但那種對於未知的不安全感一直伴隨了我一生，我對於下一秒將會怎麼樣，永遠都有一種隱隱的恐懼。
是表演給了我很大的幫助。
其實創造人物的過程也是一種冥想、一種儀式，你要讓自己全身心地放鬆，忘掉自己的處境，那個時候其實是一種釋放。隨後你進入到角色裡，去感受和傳達他的細微的感受，去遭遇他的處境，通過進入各個角色，你突然知道，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不同的，但是每個人都在經歷各種各樣的事情，迎接著同樣的不可知，你會覺得，OK，你不是最危險、最不安的。
這是藝術帶給我的愉悅和撫慰，我也希望同樣把它帶給觀眾。
我記得我們上大學的時候有藝術概論大課，老師第一堂課就說：「藝術類大學生，天之驕子，來來，都別睡了，都說一下藝術是什麼？」底下嘰嘰喳喳：藝術是美，藝術是創造，藝術是這個那個，都有。後來老師在黑板上寫了幾個字：藝術是終極關懷。
不懂啊，當時不懂，終極關懷？怎麼個關懷法呢？有時候演悲劇，角色都死了，你怎麼關懷啊？後來慢慢地理解了老師說的，關懷人，關懷人的處境，關懷人的無處安放的靈魂。古希臘把掌管戲劇的神叫酒神，就是讓人陶醉，讓人迷戀，讓人進入到故事展現的世界中，內心所有的憂愁、痛苦、汙垢和不如意，得到一種宣洩和洗滌。
拍《沉默的真相》時，有一個插曲我印象很深，我扮演的張超將在自由的身份下和愛人李靜訣別。這時候我該說點什麼呢，那段時間我天天琢磨這事兒。
我到劇組喜歡帶一些書，有一天無意中我就看到了莎士比亞的一首十四行詩：「……沒有芳豔不終於凋殘或銷毀，但是你的長夏永遠不會凋落，也不會損失你這皎潔的紅芳，或死神誇口你在他影裡漂泊，當你在不朽的詩裡與時同長，只要有一天有人類，或人有眼睛，這詩將長存，並且賜給你生命……」
那天我一看到這個，莫名其妙就哭了，覺得這跟我們的戲這麼貼切。我就跟導演和編劇溝通，最後告別時，我就念了這首詩的全詩。雖然後來基於各種原因的考慮，這一段最終被導演剪掉了，但它依然是一位演員獻給江陽、侯貴平這些角色，以及很多普通人的生命禮讚。
攝影 尹夕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