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前是一尾中等個頭的魚。劃幾刀,老抽料酒白醋蔥姜醃過了,還不夠,封在鍋裡,文火慢蒸,其實,往爛熟裡整,哪分文武呢,不都要等魚眼由黑轉白激出來火才會縮進灶頭。清蒸魚,蒸到清白。然後,輪到如棒如筆的筷子登場,一陣捅戳揪,瘦了一半,翻個身,又一陣,只剩陶樣的骨了。頭卻還昂著,嘴半張。一桌人,魚也不知怨哪個好。
不知誰說過,吃魚好比失憶,看著是到了體內,實際上,是被遺忘了,能記得的只有骨和渣。魚在頭被刀背痛擊後掙扎的姿態,也是食客們不願看不願想的。正巧,它旁邊有一瓶見了底的石庫門,所以,還是談談酒吧。
這些天,在看一本書,其中一章這樣開頭,「甲十五號的老人當中,就我所知,有兩個人特別好酒。一個陳企霞,一個唐因。」我天性好熱鬧,做孩子時讀水滸,不看刀槍棍棒,只看酒,大碗大碗灌下去,鯨吞長河,醉了,更威風。
相較之下,楊葵的文章就讓人氣短,《過得去》說陳好酒,不寫何等海量,下筆就說他被老伴禁了酒,常年和她玩貓捉老鼠的遊戲:「不管老太太如何實施三光政策,老頭兒每天早上一睜眼,總能從床底下撈出個酒瓶,咕咚就一口。」手腳有時遷風範,但總不氣派。老頭何來頭? 20世紀中國文壇兩大冤假錯案之「丁、陳反黨集團案」的男一號,女一號是丁玲,一個有故事的人,魚身上被捅戳過的一塊肉。到老來,偷著抿一口是福氣,哪敢暢飲!
另一冤假錯案是「胡風反黨集團案」。胡風的營裡,有一個叫路翎的,17歲寫就80萬字的《財主的兒女們》,英氣逼人。第13章,老僕馮家貴葬身霧雪中的蘇州城郊時,路翎借二少爺蔣少祖之口發聲,「這個時代唯一的錯誤,就在於忽略了無數的生命,而在他們終結時——找不到一個名稱!」,「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意義!所以這個時代,這樣的革命,是浸在可恥的偏見中!一個生命,就是一個豐富的世界,怎麼能夠機械地劃一起來。而這種沉默的、微賤的死,是最高貴的!」胡風評價:「自新文學運動以來的,規模最宏大的,可以堂皇地冠以史詩的名稱的長篇小說。」
這是幸運的,又是不幸的。或許因此,他才被劃在黑名單,囚禁多年,「重見天日,頭髮全白」。白頭髮路翎住在北京虎坊路甲十五號,作協和文聯的「高知樓」,和少年楊葵做鄰居,方有機會在《過得去》中佔一席之地,不過,真正被記住,緣於一樁小事。
上世紀90年代,楊葵在作家出版社做編輯,一個黃昏,老人捧出一摞新稿給他,楊葵一看,當下不知所措,「撲面而來的,是『大躍進』時代好人好事通訊報導的慣有氣息,全是概念,空洞乏味」,「挺好的,我帶回去仔細看。」楊葵說。老人熠熠的眼神隨即就暗了,頹了,委屈得像孩子,半晌,他囁嚅道:「鳥關在籠子裡時間太長了,放出來,就不會唱歌了。」
不唱歌的鳥,一是不會,要它打開喉嚨,簡直是要它命;另一種,愛唱,也動聽,有人嫌它吵,要它閉嘴,拿膠帶箍住那鵝黃的喙,這會要了它的命,但他們不睬它。這鳥通常有兩個結局,失聲或死去。
在法國作家吉爾伯特.阿代爾的小說《戲夢巴黎》末尾,靦腆的美國少年馬修,奔襲在「五月風暴」席捲下的巴黎街頭,見兩位好友被圍毆,情急之下,躍上破床墊做的街壘,舉起栽倒的紅旗,揮舞,「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稍後,一聲槍響。街壘的另一邊,一位警官望著他的機槍,涕淚縱橫,「我不是故意的」,他反反覆覆地喊。他只是無辜的鳥,不會唱歌,不巧正落在機槍的邊上。當時,滿大街,都是學生,都是孩子,都是剛剛會歌唱的鳥。
那是1968年的5月,法國「光輝三十年」的峰頂,經濟繁榮,政治安定。現在,只有一些骨被銘記,如當年的學生領袖如今大腹便便的歐洲議會綠黨黨團主席達尼埃爾.科恩——本迪特,如下臺復上臺的戴高樂,如帶有「68」胎記卻要反攻倒算的總統薩科奇……那易損和柔弱卻不知去向,也不在歷史中。
我們離桌了,要走了,魚骨還在盤裡,盤還在老地方,也沒人替它收屍,所謂「飛矢不動」說的就是這樣吧。撰文:成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