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燾
荊楚這片南方的靈秀山水曾經孕育出一代代偉人：從自投汨羅的屈原，到力能扛鼎的霸王，再到近現代歷史上的風雲人物，無不是出自洞庭湖南北的荊楚大地。即使歷史進入了近現代，先秦楚人"不服周"的蠻勇之氣，在近代歷史上也是時不時地浮現出來，保守和開明在這裡進行著一輪輪激烈的交鋒。
不同於以戎馬聞名於世的左宗棠、曾國藩，近代歷史上的第一個訪英使者郭嵩燾的救國之路，是一條在當時並不被認可，但被歷史證明有先見之明的道路。而郭嵩燾的種種進步思想，和他的思想短板，同步存在於他的著作《使西紀程》中，體現了歷史陣痛期國人的認知升級和彷徨。
一、出使英國前的人生履歷
郭嵩燾於1818年出生於湖南湘陰縣一個富裕的家族裡，由於郭家的致富門路主要是經商和放貸，不同於傳統的土地地主，這一點是郭嵩燾離經叛道思想的家族根源。年輕的郭嵩燾雖然長相斯文，但是骨子裡桀驁不馴，不會輕易地改變自己的觀點，這位他日後發出離經叛道的言論打下了物質和家世方面的基礎。雖然他和著名的曾國藩曾同窗共讀於長沙嶽麓書院，但是他與曾國藩對於民族危亡和時局的態度完全不同。
曾國藩
當時官吏貪婪、人民窮困，曾國藩認為可以在不改動政治制度的大前提下，通過學習先進軍事制度的方式與列強相抗衡，但是在郭嵩燾看來，真正的自強之道不應當限於購買軍艦、籌集軍餉等辦法，而且他對於當時保守士大夫"相與憤然言戰守事宜"的態度深表不滿，認為貿然對外開戰、於國於民，非常不負責任的態度。
洋務運動
洋務派提倡"師夷長技以制夷"，認為西方的強盛在於軍事技術，所以認為在 不變動現有制度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局部微調和適當改良達到強國的目的；但是郭嵩燾卻非常有先見地認為，洋務派不懂得西洋強盛之本，也不知道洋務運動之本，郭嵩燾認為海防大業，包括練兵、制器、造船、用人、理財、持久，都無法解決根本問題，問題源頭在於朝廷"正百官"，要從政治體制入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時局存在的問題，然後學習他們用兵制器之方法，以求積漸之功，因此改良朝廷政治才是禦敵之道，而具體的升級兵器、進購機械則是禦敵之術。
郭嵩燾不厭其煩地強調：「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其末在商旅。」如果沒有好的朝廷制度，那麼再好的商旅都無法施展其長項；而政教正是中國積貧積弱的根本。這種思路，其實非常符合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中國近代變革歷程，在洋務運動的時代，郭嵩燾的思想先進到了相當於"維新變法"的地步，但是對於改制的方向在哪裡，其實郭嵩燾自己也沒有譜，直到郭嵩燾因為一次意外走出國門之後，他的想法才找到了具體的支撐點。
馬嘉理案的文件記載
後來，英國駐華使館翻譯馬嘉理在雲南被殺，在英方的壓力之下，朝廷不得不派人去通好謝罪，於是郭嵩燾被任命為前往英國的欽差大臣。郭嵩燾接受使命之後，為進一步"通查洋情"、探究西學，毅然踏上了前往英國的旅程，並留下了《使西紀程》這部著作。
2、 全書的要旨和進步觀點
《使西紀程》是1876年、郭嵩燾從上海到倫敦50天的旅行日記，他從中國出發，途徑印度洋進入紅海，通過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然後出直布羅陀海峽，進入英倫三島，途經50多個國家和地區。而正是這次國際之旅，改變了郭嵩燾看世界的方式，堅定了他對於清末變革的很多看法。
傳統的華夷之辯
在這部奇書中，郭嵩燾最先打破的是華夷之辯：
在多數中國文化人將西方人視為蠻夷之國時，郭嵩燾拋棄了這一偏見，比如他認為，茫茫四海，含識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天心，豈有異哉？而猥曰東方一隅為中國，其餘皆為夷狄之國，吾所不敢知也。"這一言論，是對四夷圍繞華夏的天下觀念的巨大挑戰，他客觀地結合世界地理知識，指出中國只是地圖上北半球一隅之地，並非是位於世界的中心，這種客觀而科學的態度，就區別於絕大多數同時代的中國人，而正是這一點，是郭能夠在書本中客觀認知世界的原點。
因為沒有中夏=先進、夷狄=落後的文化包袱，所以郭嵩燾願意冒著"以夏變夷"的危險大帽子，積極對齊國際標準，而不是希望所有人都順從清朝的傳統：比如在蘇伊士運河港口裡，看到歐美列國使用的旗幟大都是方形旗幟，而且形制大體相通，但是中國的旗幟大都是三角形旗或者是燕尾形旗幟，不僅與國際慣例不相符，而且在與列國旗幟並列的時候，容易輸掉氣勢，於是主張記錄西方國家的旗幟形狀，然後回國後作為改制的參考。不強行要求他人順從自己、將中外置於平等交流的位置上，這種心態在近現代跨文化交流史上很少看到的。
英國議會
在破除了傳統的夷夏之辨後，郭嵩燾認為西洋世界也有2000多年的文明史，而且認為西洋國家的興盛並非在於"行金運火"的機械，而是在於朝廷政教嚴明，人民與國家同仇敵愾。比如在英格蘭，國會（巴麗曼衙門）的作用是維持國事方面的議論，而買愛爾（mayor，市長）則要順應人民的請求，所以這才是真正的三代之治，比如他認為，當時英國的代議制推舉首相，很接近上古堯舜禹之間相互禪讓的選官方式，他認為，當時代議制的選區制度，其實很類似於孟子描述的先秦國人的民治傳統："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但是相比之下，在秦帝國統一九州後，和上古的愛民恤民傳統背道而馳，而且每過一個朝代就是每況愈下，所以西方人認為古代王朝大都是"半開化"，當時歐洲列強看待清朝，就像周朝強盛鄙視群雄那樣看待四夷。
在對比了英國近代史和中國歷史時，他大膽的提到：相比於過去的封建王朝，英國這種國家之所以享國長久，是因為"君主兼主國政故也"，因為君主是依靠議會主持國政的，而不是像封建帝王那樣乾綱獨斷、一手遮天，所以能夠保證王朝的穩定和君主家族的安全，因此他認為清朝要強盛，必須先改進政體，其次才是器物，否則就是本末倒置。
19世紀的英國學校
其次，郭嵩燾認為，西洋列國的強盛根本還在於教育發達，文化昌盛：比如郭嵩燾在香港，便四處探查文化教育結構、參觀學館，看到在英國人的治理下，無論是殖民地還是英格蘭本土，都是文教興盛，有各種學堂或者學館，以教化包括漢人、犯罪分子、小童等不同層次人的文教機構；在香港，他看到學習中國四書五經的華人學童在教室裡並排而坐，而且學習考核制度十分嚴格，課程安排合理；相比之下，中國的鄉村私塾則顯得師道不傳，而且紀律鬆懈。在這樣的機制下，很難訓練出對於現實有作用、能夠經世致用的人才。
郭嵩燾也曾到訪過香港
在教育上，郭嵩燾經過自己的觀察和與西方人交流，發現"實事求是，西洋之本也"，在歷史上有亞里斯多德、培根開求知風氣之先，以至於當時西洋人普遍"好推求事理"；而清朝則是"群相獎視，不悟是非"，事至而不暇深求其理，西方甚至有8旬老翁深入研究漢學，在熟讀漢文經典之後，還能撰寫專著，這是足以令當時盲目自大的清朝士大夫汗顏的。
19世紀的英國沙龍
正是因為整體對西方文化的正面態度，所以郭嵩燾筆下的西洋人物出現了很明顯的正面色彩，在此之前，清代士大夫繼承了古代對於西方蠻族比如犬戎、西戎的態度，在寫道外國人物和國名的時候，會在旁邊加上犬字旁作貶低；但是在郭嵩濤這裡，他完全沒有用類似的侮辱性寫法，在他的筆下，西方人大都或文雅、或矯健、或知書達理、或體格強健，比如在和英國公使的交流中，郭嵩燾發現，西方人交戰，即使戰敗頭像，也會得到軍官應有的待遇，不會受到虐待和侮辱，只要在戰爭結束、兩國議和後，依舊可以回國官復原職；相反，如俘虜自己逃回故國，反而會因為不遵守條約、沒有契約精神而受到責罰，並且永不起用。這一點讓郭嵩燾感慨"西洋之國敦信明義近於古也"。
在外交思路上，在親眼目睹了英國殖民軍隊在各地的艦隊和炮臺之後，他理性的認識到了中國和對手在武力層面的差距。和以暴力解決問題的簡單方式相比，郭嵩燾在出訪英國前，就反對為了順從國人的一時衝動，盲目地與外地開戰，而是主張慎重的了解西洋列國的國情局勢。而且郭嵩燾堅定地認為，只有從根本上強大中國、改變清朝的政治和教育體系，並了解西洋列國強盛的各種具體原因，才能與之較量。
這些言論雖然也有不成熟、不科學的一面，但是相對於那些保守的士大夫和老夫子，這已經是石破天驚的奇談謬論了。同時，也是因為這些言論有現實根據，對於他所衝擊的那些頑固分子更難以反駁，所以這些人氣急敗壞的表示郭嵩燾是"事夷"，而且還是"有二心於英國"，但是在當時的局面下，郭嵩燾的真話不僅沒有引起足夠的正面重視，反而遭到了非議和罵名。
三、受制於時代的遺憾
漢代使節
當然，郭嵩燾的很多想法有流於膚淺之嫌：比如他在沒有世界歷史背景的知識下，他看到西方文化中的重要分支希伯來文化的發源地以色列，位於漢書上的條支（安條克，位於敘利亞地區）附近，又認為漢代使者甘英曾經來到過條支附近，所以他認為西土文化可能是東土文化西傳的結果，這顯然是骨子裡中國文化中心論的體現。
民本和真正的代議制有很大的區別
郭嵩燾堅定地認為西洋諸國接近中國上古的三代之治，骨子裡還是以中國歷史為認知世界歷史的出發點，通過表面上的相似性，來認知很陌生的概念；但是這一做法卻忽視了一點，那就是相似並不等於等同，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簡單化的理解為中國上古之風，其實還是在本質上沒有接受西方文化，而是堅持"西方的進步來源於學習中國上古文化"，但這絕對是對歷史和時局的巨大誤讀。其實無論是哥倫布、達伽馬，還是魏源、鄭觀應、郭嵩燾，正是在東西方早期跨文化溝通中的互不了解，導致雙方喜歡習慣性的過度拔高對方，有意識地呼略對方的缺陷和不足，這一點在清末最早開眼看世界的清朝人身上體現的十分明顯。
殖民地的作用不僅僅是直接財富來源而是市場
也是基於對西方國家侵略性認知有限，郭嵩燾沒有弄清楚西方列強的殖民侵略模式，在《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之後，出於對主權國家的尊重，君主已經不可能隨意地兼併其他國家的全部領土，在殖民擴張中，對於本地的土著政權，殖民者一般是傾向於保留，而不是一網打盡、全部顛覆。而英國對於中國的殖民政策，一面是英國的殖民模式傾向於尋找貿易口岸傾銷商品，一面是英國本土距離中國十分遙遠，所以導致英國僅僅是攻取了中國的沿海戰略要點，而在佔領北京城之後，英國也沒有試圖長期佔領中國，並滅絕清政府，而是要求中國正式和英法建交，強行將中國納入世界外交體系中，並沒有出現佔領首都=滅國的情況。這也讓郭嵩燾認為，西洋人開戰僅僅是滿足於和中國通商而已。但是通商的背後，是希望衝擊中國本土的手工農業，增加中國人對英國產品的依賴性，並在後面試圖進行文化侵略。而這都是單純膜拜西方文化的郭嵩燾沒有機會領略到的，畢竟任何人都受制於時間和空間，我們都註定會有知識盲點和認知盲區。
正是因為言論過於剛直，在1879年郭嵩燾被同僚詆毀舉報、回國之後，就受到了同行出使的劉錫洪的舉報，認為郭嵩燾的做法是崇洋媚外，而且盤點了郭嵩燾的拜見巴西國王、在甲墩炮臺批洋人的衣服，這些行為被當時的士大夫視為通夷，於是在當時的中國，幾乎落得人人喊打的地步，而這本書也一度遭遇毀版的命運。雖然如此，在湖南老家，在鄉賢的鄙夷和士大夫的譏笑中，他還是堅定的認為："流傳百代千齡後，定有人間識此人"。
在啟蒙和普及科學的道路上，郭嵩燾等先賢的成敗得失，都是值得我們珍惜和借鑑的，啟蒙之路是路漫漫其修遠兮，所有人都應當和郭嵩燾那樣，敢於"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