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現實:美國高等院校博物館概況

9月9日為配合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以下簡稱「浙大藝博館」）正式對外開放，浙大在館內召開了「教學博物館國際會議」，邀請國內外博物館的從業者和學者，探討他們對「教學博物館」的觀點和思考。本刊特報導會議第二場次第二講，由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亞洲部特聘中國藝術主任孫志新談美國高校博物館現狀。

1.孫志新教授

數量可觀的教學博物館

根據美國聯邦教育部辦公室2018年的統計，美國的高等院校有大約4300所，如果按四年制本科教育來定義，美國有大約3000多所大學。

這3000多所院校有1600多個美術館或是藝術博物館，數量非常可觀，可見藝術博物館在美國高等院校中非常普及。實際上，一些歷史悠久的綜合性大學，如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賓州大學等，一般擁有不止一個博物館。哈佛大學有14個博物館，其中僅藝術類博物館就有三個，分別為福格藝術博物館（Fogg Art Museum）、布希 萊辛格博物館（Busch-Reisinger Museum）以及賽克勒博物館（Arthur M.Sackler Museum），其他尚有自然歷史博物館、科學史博物館、醫學博物館等。普林斯頓大學除藝術博物館（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之外，還有地質博物館。

2.耶魯大學藝術博物館。圖片來源/archdaily.com

另一方面，美國有些大學還有人類學博物館，比如賓州大學的人類學博物館、芝加哥大學的東方研究院博物館。但從收藏的內容來看，人類學博物館與藝術博物館有很多的重合，博物館名稱的區別往往是源於相關學科的設置。美國的大學博物館從19世紀開始出現，年代最早的是1832 年建立的耶魯大學藝術博物館；排名第二的是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建立於1882年，歷史也很悠久；哈佛大學的博物館群雖然很有名，但它的第一個博物館其實是在1895年才開始成立。雖然這些博物館建立的時間有先後，但是它們的建館理念、收藏發展、管理運營的方式以及與相關科系之間的互動關係基本上是一致的。

3.哈佛大學賽克勒博物館。圖片來源/Wikimedia

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

以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為例分析美國的大學博物館的發展歷史，有助於了解美國大學博物館的概況。首先要探討的是，大學為什麼要建立博物館？社會上已經有很多博物館，大學為什麼還要再設立自己的博物館呢？

這與美國大學的教育理念以及教育的發展有非常密切的關係。19世紀中期，美國的大學從歐洲引進了一些新學科，其中就包括藝術史。比如普林斯頓大學的藝術史學科設立於1882年，是第二個在美國大學裡設立的藝術史學科。當年的校長James McCosh（1811—1894，於1868—1888任職）在成立藝術史系時，邀請了普林斯頓大學的校友，時任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副館長的William Cowper Prime（1825—1905），以及時任新澤西州長的George Brinton McClellan 來協助。

他們一致認為藝術史應是一個研究實物的學科，藝術史的教育必須建立在實物研究的基礎之上，因此必須建立一個博物館，否則成立藝術史系難以有實際的效果和深遠的意義。這個共識此後成為美國大學博物館的共同理念，即藝術史研究首先要從研究實物出發。普林斯頓大學在成立藝術史系的第二年，聘請了1874年畢業的Allan Marquand（1853—1924）擔任藝術史系教授，同時任命他為藝術博物館的首任館長，雖然當時館尚未建成。

Marquand出身名門，他的父親Henry Gurdon Marquand（1819—1902）是財力雄厚的實業家，也是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奠基者之一。基於這樣的背景，Marquand的人脈廣泛，他四處奔走，為美術館籌措資金，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裡就籌集了40000美元，使美術館得以開工興建，至1890年竣工總共花費了49000美元。在建設館體的同時，Marquand也開始建置館藏，第一批藏品來自創始人，時任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副館長的Prime捐贈了自己收藏的陶瓷。

普林斯頓大學的校友非常支持母校，紛紛慷慨解囊，累積了數量可觀的基金，Marquand本人也捐了很多錢。從此開啟了美國大學博物館，或者說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建構收藏的兩種模式：一是由校友或社會人士捐贈私人藏品，二是向校友或社會人士募款，用這個基金來購藏。其實不只是普林斯頓大學，美國各個大學博物館獲取藏品或資金的方式都不外乎上述兩種，因為美國聯邦法規不允許用納稅人繳納的稅金購買藝術品，任何博物館都無法用政府資金來購藏藝術品，更不用說私立大學的博物館了。換一個角度來看，私人無論是捐款還是捐贈藏品都能享有一定的稅收優惠，博物館實際上依然享受到一部分公共資源，因為稅收優惠即是公共資源。這也使得美國整個博物館界有一個共識，就是博物館的任務不僅僅是研究，更重要的是要為廣大公眾服務。

還有一些學術研究實力較強的大學，其博物館的收藏有第三個來源。他們通常在美國或者海外參與考古發掘項目，根據參與程度，他們得以分享考古的一部分成果。普林斯頓大學收藏的羅馬時代的馬賽克壁畫即來自藝術考古系的師生在土耳其等地參與的考古發掘。

5.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展廳。圖片來源/Wikimedia

在普林斯頓大學，與美術館和藝術史系密不可分的還有以美術館和藝術史系的創始人，即以首任館長、系主任Marquand命名的藝術圖書館。MARQUAND圖書館的藏書有50多萬卷，其中包括數量可觀的善本書和稀有的圖冊，是美國大學中首屈一指的藝術圖書館，為藝術史系的教學和研究提供了堅實的依靠。MARQUAND的東亞藝術，特別是中國藝術圖書的收藏異常豐富，和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的中國藏書加在一起，在美國，甚至在整個海外的大學圖書館中名列前茅。

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的收藏方針從一開始就是跨學科的綜合性收藏，他們儘量使館藏內容非常全面。1910年，普林斯頓大學聘請了著名的藝術評論家與新聞記者Frank Jewett Mather 講授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1922 年任命Mather為館長。Mather任職之後，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除了收藏歐洲的文明，也開始涉獵南美洲文明的文物，在此期間，還收到了校友捐贈的一批來自日本和中國的藏品，從而為George Rowley（1892—1962）教授開設的中國和日本藝術史課程提供了重要的實物教材，這也是在美國的大學裡開設的第一個中國和日本藝術的課程。

1959年，方聞教授在普林斯頓大學開設美國第一個中國藝術與考古博士課程，這也與普林斯頓大學的豐富收藏密切相關。方聞教授的同窗好友艾略特（John B. Elliott）對中國藝術情有獨鍾，在他的資金支持下，普林斯頓大學極大地擴充了中國藝術的收藏。艾略特收藏的中國書法作品在海外的中國收藏中首屈一指，包括黃庭堅、鮮于樞、趙孟頫等大家的巨作，還有享譽海內外的傳王羲之《行穰帖》。正因為擁有這批實物，方聞教授的教學非常成功，他在其近半個世紀的教學中培養的學生也成為美國以及海內外的中國藝術研究和教育的中堅力量。

6.方聞先生在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以實物進行教學

從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的歷史，可以看到館長和學院的教授對於博物館的收藏與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的專業方向、他們自己的收藏都對博物館的收藏有著重要的影響，也會進一步影響美術館收藏的方向，進而影響學校藝術史系的研究方向，並且促成新的學科的設置。

教學博物館的功能與面臨的挑戰

博物館和藝術史系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大學建立博物館的初衷就是為了輔助教學。博物館不僅為教學提供實物，也開放展廳和庫房作為教學場地，教師可帶領學生近距離觀察甚至接觸藏品。博物館還為學生提供了實習項目，以便他們了解博物館的組織結構與部門分工，親身體驗博物館的日常工作，為將來走向社會、參加工作積累實踐經驗。除了為教學提供支持和輔助，美國大學博物館一般對當地的觀眾免費開放，除了本校的師生員工以外，當地的居民甚至遊客都可以免費參觀，所以博物館本身也是一個社會教育基地。

近年來，隨著信息技術的發達，博物館的收藏和展覽可以通過網絡傳播。現在不去博物館，也可以在網上看到收藏或是與展覽有關的信息。與此同時，博物館與外界的聯繫也越來越密切，隨之得到更多的支持與贊助。不過，在獲得很多新的機會的同時，博物館也面臨著新的問題和挑戰。

7.哈佛藝術類博物館官網。圖片來源/harvardartmuseums.org

首先是藏品的增長速度。剛建館的時候，博物館可能很樂意接受藏家捐贈，越多、越快越好。但是擁有一定館藏之後，收藏的數量反而會成為問題。藏品數量的增長，會增加對庫房面積、保管設施的要求，也會需要更多的出版管理、修復保護的人力與物力。現在美國很多博物館都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有些博物館已經基本上不接受整批的私人收藏，或者要求藏家在捐贈文物的同時捐助一筆款項，用以著錄、出版或者改進收藏設施等。另一方面，美國很多博物館也開始重新檢查現有的收藏，謹慎地淘汰掉一些沒有陳列或研究價值的藏品，利用以此獲得的資金再改善收藏陣容。

藏品的來源，特別是來自他國文物的合法性，是博物館面對的另一個問題。美國過去對於藝術品的來源沒有太多限制，直到1970年，美國與墨西哥籤署了一項協議，根據這項協議，兩國可以合作查獲和歸還非法獲得的文物，甚至可以提出法律訴訟。兩年之後，美國國會也通過了一項條例，將協議的範圍擴大，不只是墨西哥，整個中南美洲的文物都要徹查其來源，確定是否合法。

1972年，美國開始接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禁止和防止非法出口、進口、轉讓文化遺產所有權的公約，這個公約經過了十幾年的推動，終於在裡根政府時期，經過國會通過，成為正式的聯邦法令，對美國博物館界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根據這項法令，任何文物如果不是在1970年以前離開其所屬國，就禁止銷售與購買。可是問題並非如此簡單，現在美國的博物館之間、博物館與高校的學者之間對於文物的合法與否仍有爭議，因為在某些情況下，文物所有權並不只是法律問題，也不只是學術見解的不同，甚至可能上升到道德的層面。這個問題目前仍沒有結論，博物館文物的來源怎麼樣才是合法而且合乎道義，確實是一個備受關注、引起眾多議論的問題。

近年來，關於藝術史研究的另一個問題是博物館和高等院校的學者之間對於藝術史的理念和實踐的分歧。比如：許多任職於博物館的學者認為，藝術史研究始於對藝術的關注和摯愛，研究要以接觸實物為基礎，他們批評某些高校的教授過分強調理論，完全脫離了對實物的研究；而在高校的一些學者則認為，很多博物館的陳列和展覽往往代表了陳舊的傳統觀念，與當前的藝術史研究脫節，既不能體現新的理論和觀點，也缺乏深刻的學術內涵。

當然，博物館和學校的學者並非是完全對立、截然分明的兩大陣營，大部分情況下，博物館與大學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係。雖然雙方在學術觀點和實踐上有爭議，但是也有很多合作。在美國很多大學教授都參與博物館的展覽策劃與研究出版，很多任職於博物館的學者也在大學執教。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歷年來的許多展覽，從組織策劃、研究出版到教育推廣的一系列工作都是博物館與大學的學者聯手完成的。另一方面，美國大專院校藝術史界最有影響的雜誌《藝術學刊》（ART BULLETIN）自2000 年起開始刊登關於展覽的專題評論，這是《藝術學刊》自1913年創刊以來的第一次，也標誌著對於博物館展覽的學術地位的承認。

因此，我對大專院校和博物館之間的合作充滿信心，也期待將來有更多的機會和大專院校的同仁合作。

文｜賴奐瑜

圖｜本刊資料室

本文刊載於《典藏·古美術》中國版2019年10月刊。原標題為《歷史與現實美國高等院校博物館概況浙江大學教學博物館國際會議孫志新講座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