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員的基本關係是政治關係
—— 學習任弼時同志「七大」工作札記
鄒水清 李茂春
摘 要：任弼時為黨的七大勝利召開嘔心瀝血，迄今已75年。我們學習他為七大忘我工作的精神，尤記源於七大「黨員的基本關係是政治關係」理念。任弼時的一生是講政治的一生，他信仰馬列主義，將組織原則作為基石根本來守護，奉行人生最大的政治是為人民服務，他是全黨「講政治」的榜樣。這種「講政治」的精神已凝鍊傳承為我黨的寶貴財富。
關鍵詞：任弼時 七大 講政治
一、任弼時在中共七大的工作回顧
早在1937年12月，王明回國不久，中央政治局就曾做出過召開七大的決定，成立了包括任弼時在內的25人準備委員會，毛澤東為委員會主席，王明為書記，委員會設毛澤東為首的由5人組成的秘書處；規定「準備的期限不能過長，應儘可能地在較短的時間內召集大會」。由於日寇的猛烈進攻，更由於王明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幹擾，大會的準備工作拖了下來。①1940年2月25日在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任弼時根據中央決定與周恩來等離開莫斯科回國；3月26日抵達延安。同年的3月底至5月上旬，中央政治局連續舉行會議，聽取周恩來、任弼時的匯報，討論國際國內形勢及黨內工作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決定近期舉行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委託任弼時負責會議籌備工作。3月任弼時分管中共中央組織部、青委、婦委等部門，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5月29日，任弼時主持審查中共七大代表資格的小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開始逐個審議正式或候補代表的歷史和現實表現，提出是否符合正式或候補代表資格的初步意見。至1941年2月14日任弼時主持七大代表資格小組的委員會達1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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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任弼時傳》修訂本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4月第1版，第538頁。
1941年9月28日書記處正式發出通知，以任弼時兼任中央秘書長，組織中央書記處辦公廳，負責書記處日常工作。
1942年4月3日，任弼時出席書記處工作會議。為準備召開七大，楊家嶺大禮堂仍照原計劃完成建築。
1943年8月2日，任弼時出席政治局會議。會議同意中央書記處的建議，準備於1944年2、3月間舉行七大，迅速進行各項準備工作，由中央書記處通知華北、華中各根據地，將選出和指定的代表送到延安。8月30日、9月1日，任弼時出席政治局會議，匯報有關七大準備工作，決定太行、太嶽及晉察冀根據地、山東、冀南各再推選代表人數。9月30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一）關於討論抗戰初期黨的路線的中央會議，待彭德懷到延安後再行續開，準備在七大作結論。（二）從10月份起，用5個月時間組織在延安的高級幹部及七大代表二三百人，討論黨史文件及《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委託任弼時等負責商定名單，討論方式可用全體會議、小組會議、個別漫談等。
1944年2月24日，任弼時出席書記處會議。決定：（一）關於七大的議程，擬由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問題（包括政工）報告，劉少奇作組織問題（包括黨章）報告。（二）關於黨的歷史中的一些問題，會議確認：王明、博古的錯誤應視為黨內問題；成立臨時中央與召開五中全會因為系得到共產國際承認，應視為合法，但須指出手續不完備；對六屆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時期的工作，不宜採取否定一切的態度，凡做的對的，也應肯定；黨的六大的方針是正確的，起了進步作用。（三）由周恩來代替任弼時主持軍隊政治工作總結委員會。5月10日，任弼時出席書記處會議，討論召開七大問題，決定：（一）7月召開預備會，8月召開大會。（二）各種公開的決議及發表的演講內容必須是能給黨員、民眾和中外人士看的；必須是說理的，人家駁不倒的；必須是已經成熟的中心問題。各種報告及指定發言要在5月內寫出提綱，6月上半月寫成文稿。（三）正式大會前先開預備會，時間1個月。大會的部分議程公開舉行，邀請黨外人士參加。（四）組織準備報告委員會：……黨的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由任弼時、劉少奇、康生、周恩來、洛浦、彭真、高崗組成，任弼時負責召集；周恩來準備在大會上作統戰工作報告；在七大前召開六屆七中全會，5月25日左右舉行首次會議，以通過大會準備事宜。5月19日，任弼時出席書記處會議。會議對召開六屆七中全會作出決定：全會於5月21日召開。議事日程為：推舉主席團。向全會提議由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由任弼時通知召集七大的各項準備工作，包括各種問題起草委員會、七大代表的資格審查以及會議中的秘密注意事項。
1944年5月21日，任弼時出席政治局會議。通過19日書記處確定的關於召開七大的各項議案，提交六屆七中全會決定。下午二時至八時，出席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宣布全會正式開幕，向會議通報參加全會者有兩種成分：……說明：陳鬱同志是三中全會補選的中央委員，四中全會後在莫斯科受留黨察看處分，以致停止中央委員職權，後經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甄別取消了處分，應恢復其中央委員資格並出席全會。
1945年3月16日任弼時出席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決定：（一）於25日做好召開七大的一切準備工作，26日正式開會。…… 3月中下旬，任弼時連續主持七大各代表團負責人會議，再次對代表資格逐個進行審查。審查結果是：合格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補代表208人，合計755人，其中新增補的246人，被停止或撤銷代表資格的，或被原來的選舉單位撤銷代表資格的49人。4月21日主持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任弼時在講話中指出：從六大到七大，時隔將近17年，這固屬缺點，但也有其積極方面。在延期中發展了我們的力量，黨的思想更加一致。接著，又對七大的組織準備、大會議程、各項報告準備情況作了說明。會議通過六屆七中全會向大會提出的七大主席團及常委、大會正副秘書長、大會議程、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會場規則等議案。
1945年4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開幕。
二、「講政治」源於「黨員的基本關係是政治關係」理念
1944年5月任弼時在撰寫《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前身——《檢討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草案初稿」中寫道：「我們黨經歷過20多年的英勇奮鬥，不僅積累了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而且存在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中國革命理論。」①
毫無疑義，這種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中國革命理論，經發揚光大傳承至今，已形成為我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組成部分。
2018年1月5日，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講話時指出：「講政治最根本就是要講黨性，在思想政治上講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在行動實踐上講維護黨中央權威、執行黨的政治路線、嚴格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黨的政治建設的首要任務，就是保證全黨服從中央，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絕不能有絲毫含糊和動搖。」②
「秉綱而目自張，執本而末自從。」政治屬性是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屬性。「講政治」作為黨的政治主張，這面旗幟再次在歷史關頭被高高的舉起，其歷史源頭、理論維度如春雷般警醒全黨。
這讓我們回憶起75年前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的那一天。
1945年4月20日，任弼時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最後一次會議。會議開始時宣布的內容有：討論通過朱德向七大所作的軍事問題報告、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向七大提出的議事日程、七大主席團名單、七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名單及七大會場規則。經過討論，會議一致基本通過由毛澤東領導、任弼時主持、經集體討論、最後由毛澤東修改的《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致通過朱德擬向七大所作的軍事報告和七中全會主席團提出的七大議事日程、主席團、常務主席團、秘書長（正任弼時、副李富春）和以彭真為主任的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名單。討論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時任弼時首先代表七中全會主席團做了說明：（一）決議主要是講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黨的歷史若干重大問題。抗日戰爭時期的問題留至以後解決。（二）解決歷史問題的方針是弄清思想、團結同志，分析錯誤的內容與根源，而不著重個人的責任。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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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任弼時年譜（1904—1950）》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4年4月第2版，第465頁。
②《論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黨的高級幹部必須政治過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9年10第1版 第209-220頁。
③《任弼時年譜（1904—1950）》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4年4月第2版，第479頁。
會議的最後，毛澤東作了長篇講話。他高屋建瓴地說：黨是政治團體，不是家庭或職業團體，都是五湖四海因政見相同結合起來的，政見不同就有爭論；爭論時要分清界限。從前許多同志苦於沒有馬恩列斯，我也是如此。凡是政治上犯
過錯誤現在改正了的，都要如決議上所說像和睦的家庭一樣，這個票子是要兌現的。把黨內關係認為不是政治關係的想法是不妥當的，黨員的基本關係是政治關係，政見既然相同，就不應該再有意見，這才是政治關係。對王明的聲明書①，毛澤東說：這封信內容有無缺點錯誤還可以研究，但是態度是好的，應該歡迎的。（源自：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的發言記錄，1945年4月20日。）②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七次全體會上宣布：「把黨內關係認為不是政治關係的想法是不妥當的，黨員的基本關係是政治關係」。這即我黨七大毛澤東思想「講政治」智慧理念的源出。
毛澤東旗幟鮮明地「講政治」的論述，以我們今天的認識來看，至少包含以下要點：（一）黨是政治團體，不是家庭或職業團體；（二）（黨員）都是五湖四海因政見相同結合起來的，政見不同就有爭論，爭論時要分清界限；（三）（黨員講政治是馬克思主義），從前許多同志苦於沒有馬恩列斯，我（毛澤東）也是如此；（四）凡是政治上犯過錯誤（的同志）現在改正了的，都要如（《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上所說像和睦的家庭一樣（團結起來），這個票子（原則性）是要兌現的；（五）把黨內（黨員）關係認為不是政治關係的想法是不妥當的，黨員的基本關係是政治關係；（六）（黨員的）政見（不同），（經過爭論）既然相同（了），就不應該再有意見，這才是政治關係。這些理論經過七大的凝鍊，歷史地形成為中國的馬克思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自然組成部分，經過75年血與火的錘鍊、傳承、踐行，已成為我黨寶貴的財富、政治紀律、政治規矩，其強大的生命力和政治正確像黨旗一樣鮮豔火紅，指引全黨奮勇前進。
我們說「講政治」其生命力強大：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南的組成部分。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批判的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馬克思還說：「社會——————
①《任弼時年譜（1904—1950）》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4年4月第2版，第480頁。
②《任弼時傳》修訂本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4月第1版，第660-661頁。
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個歷史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係，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係的產物。」①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自然在社會關係總和中亦包括個人（黨員）在政黨組織中的關係及聯繫。二是政黨組織的本質屬性。凡是政黨，就有其主張、宗旨、目標。這些團結政黨組織的主張、宗旨、目標、紀律、規矩，就是政黨政治的根本。三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億萬民眾百年奮鬥歷史血與火的傳承。四是黨員黨性的保證。《黨章》第二條規定：「中國共產黨黨員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為實現共產主義奮鬥終身。中國共產黨黨員永遠是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除了法律和政策規定範圍內的個人利益和工作職權以外，所有共產黨員都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
三、任弼時在七大「講政治」的貢獻
任弼時作為偉大的馬列主義者，其人生最大的政治是為人民服務。作為普通黨員，其「講政治」，是黨和民族的事業。他為七大勝利召開所作的貢獻銘記於黨旗幟之上。1921年任弼時17歲，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他俄語基礎紮實，閱讀能力稱奇。時新發表的列寧《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會議上的政治報告》及布哈林《共產主義ABC》等文稿，到手就能譯成漢語；俄國老師講授《政治經濟學》《社會發展簡史》，他如饑似渴的汲取。自此，他立下為中華民族奮鬥的大志。1921年在蘇俄他給父母寫信道：「人生原出於謀幸福，冒險奮勇男兒事，況現今社會存亡生死，亦全賴我輩青年。將來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樂，此亦我輩青年的希望和責任，達此便算成功！」②1922年任弼時加入中國共產黨。1923年4月，當選中共旅莫支部委員，5月擔任旅莫支部臨時書記。1924年1月列寧逝世，他參加列寧遺體告別儀式。1924年7月結束東方大學三年的學習，與陳延年等回國。1927年4月至5月，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在武昌第一小學召開，任弼時代表團中央出席，會上他和瞿秋白、毛澤東、蔡和森、惲代英等一起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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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年 第12頁。
②《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蔡慶新 姚勇主編 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第92頁
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並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①1927年7月政治局根據共產國際
的指示，決定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同年的「八七會議」上，23歲的任弼時當選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②
由此可見，七大時期在中共高層領導集體成員中，任弼時馬列主義水平是頗有功底的，他所闡述的一些基本理論至今仍有指導意義；同樣重要的是，他在堅持毛澤東思想基本原則的同時，又能進行獨立思考和理論建樹。
第一，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為「七大」擦拭燈塔。任弼時1940年2月第三次從莫斯科回國，5月政治局決定召開七大，委託任弼時負責會議籌備工作。從重託在身至七大勝利召開，時間跨度5年。期間既是中國共產黨艱難的5年，也是他為七大奮鬥錘鍊黨性勇擔責任的5年。1940年至1941年2月14日止，僅主持代表資格審查小組會議就達19次。在5年的時段內，撰寫大量文稿，據《任弼時選集》刊載文稿15篇，其中理論文稿9篇，佔60%。有《關於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為什麼要做出增強黨性的決定》、《反對宗派主義》、《關於黨的一元化領導問題》、《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共產黨員應當善於向群眾學習》等。這些文稿毫無疑問為七大的思想、理論、組織建設，形成毛澤東思想起了奠基性作用。
在《關於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中，他運用史達林《關於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什維克化》學說，強調黨員幹部：增強黨性「必須使黨特別是黨的領
導者完全精通與革命實踐有不可分割的聯繫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其報告引用《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原理告誡全黨：「黨只有當自己全體黨員都組織成為一個由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統一紀律所團結的統一部隊時，才能實際領導工人階級鬥爭，把它引向一個總的目標。」③在號召全黨加強學習時，他宣講史達林《論列寧主義基礎》的原著說：「黨應當向千百萬無組織的非黨工人群眾灌注鬥爭的紀律性和計劃性、組織性和堅定性。可是，黨只有當它自己是紀律性和組織性的體現者的時候，只有當它自己是無產階級的有組織的部隊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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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任弼時》蔡慶新著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0年8月 第2版 第45頁。
②《任弼時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4月第1版 第127、131頁。
③《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 第1版 第235頁。
才能完成這些任務。」①
同時，作為偉大的馬列主義者也以黨性原則警醒自己。他在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最後一次會議上發言，談到了對毛澤東的認識，他說：「是在抗戰以後，尤其是從莫斯科回來以後，由於看到《新民主主義論》、《論持久戰》、《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小冊子，由於季米特洛夫的囑咐，由於看到皖南事變後政策的掌握，直至整風後的思想領導，使我產生了佩服與信賴。」並對自己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②對毛澤東則完全「愛戴佩服」，而且「認識到他一貫正確是由于堅定地立場和正確的思想方法」。③
第二，與錯誤路線鬥爭，為七大疏浚航程。中央在籌備七大進程的1941年6月29日，於中央大禮堂舉行了紀念黨誕生20周年幹部大會，7月1日政治局作出了《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指出：中國共產黨經過20年的革命鍛鍊，已成為全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決定因素。…… 要求全黨，尤其是幹部黨員「更加增強自己黨性的鍛鍊，把個人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把個別黨的組成部分的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使全黨能夠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為增強黨性，這年的9月政治局連續舉行了五次擴大會議，聽取毛澤東關於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經過討論，政治局確認，土地革命後期，中央的主要領導人犯了「左」傾冒險主義的路線錯誤。會上，犯錯誤的大多數同志作了自我批評，王明卻以「正確者的姿態」指責別人而不作自我批評。會議決定在全黨組織整風學習，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毛澤東為中央研究組組長，王稼祥為副組長；各中央局、分局成立高級學習組，組織高級幹部學習。10月4日中央決定，各地高級學習組暫不進行馬恩列斯方法論的研究，本年內均先通讀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報告、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與《六大以來》83個文件；同時將延安的高級幹部學習組擴大到250人，由任弼時、康生、陳雲、李富春根據文化水準、黨齡及工作關係共同確定學習組名單及閱讀各種文件的人員名單。這預示著七大籌備進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發生一次前所未有的路線鬥爭。就此，任弼時以「講政治」的高度為黨做出了傑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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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 第1版 第236頁。
②③《任弼時年譜（1904—1950）》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4年4月第2版，第480、453頁。
一是從共產國際的角度講明共產國際對王明的認識和態度。1941年10月8日的書記處工作會議上，王明談完他對當時「國共關係」態度後，說出自己一貫正確的言論：1937年12月會議上的講話與六中全會「路線是一致的」；他在長江局工作「路線是對的，個別問題有錯誤」，個別缺點是「強調鬥爭性不夠」；不準在《新華日報》發表《論持久戰》，「政治上組織上都是錯誤的」；在組織上「客觀上形成半獨立自主」，原因是「在國外單獨發表文件作慣了」。王明所持的基本態度，受到與會所有人的批評。……任弼時發言說，我與周恩來在莫斯科時，季米特洛夫找我們談話，說到王明同志的一些缺點，要我們告訴毛主席幫助王明改正。我們回來只對毛主席說過。前幾次毛主席與王明同志談他在武漢時期的錯誤，他還不願意接受。昨晚他又提出新的原則問題。在今天書記處會議上，我不得不把季米特洛夫等人對我說的的問題談出來，幫助王明同志來了解問題。曼努意爾斯基問我：王明是否有企圖把自己的意見當作中央的意見？是否想團結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圍？季米特洛夫說：王明有些滑頭的樣子。有一次王明與米夫到一個地方參觀，米夫向人介紹王明為中國黨的總書記（洛浦：《救國時報》宣傳王明為英明領袖）。任弼時認為，根據共產國際領導人說的這些話和王明回國後的表現，他確有「欽差大臣」的味道。他的主要問題是個人突出，自以為是，對國共關係問題，有原則上的錯誤，特別是忽視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復活。
二是治病救人。1943年5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作出《關於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同年的11月任弼時受毛澤東的委託，看望王明及其妻子孟慶樹，做思想工作。對王明說：要了解毛主席和黨中央對犯錯誤同志的方針，完全是治病救人，是為了黨。現在提出兩條路線，並不是對王個人過不去，而是對著王所代表的錯誤路線，是要把全黨幹部、黨員在思想上弄通。並勸王要安心靜養，如果精神好，能夠想想問題時，就想一想，檢討一下。對孟慶樹說：要站在黨的立場去反省過去，幫助王明，只要從黨的立場出發，許多問題就會慢慢認識清楚。
王明對七大整風運動堅持自己的認識，不願意轉彎。1945年4月1日，任弼時又與王明談話，徵求王明對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草案的意見，聽取對黨史上一些問題的看法。4月2日，繼續與王明談話。談話後將王明兩次談話的要點進行整理。內容有：王明對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草案的「內容和寫法都同意」。他認為「有兩點對他是新的：（一）以前只認為五中全會後是路線錯誤，現在是三年半，可同意『九一八』後即路線錯誤，也可以說是戰略錯誤，因同盟軍已改變了」。「（二）連四中全會也是路線錯誤那更是新的」。從一個側面表明黨對爭取王明，團結同志是非常看重的，任弼時細緻地做王明的工作，是有成效的。
三是善做細緻的思想工作，統一全黨認識。1945年5月23日七大會議進入選舉階段，任弼時向會議報告各代表團對選舉中央委員會的意見：大家提到中央委員要少而精；有人提出不要照顧山頭；還有人提到王明是否列入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等。針對上述意見，任弼時及時向大會主席團報告，由毛澤東針對性的作專門講話：少而精的思想是好的，但這只是理想。山頭是要照顧的。還要照顧到犯錯誤的。不要一次精得不得了，太精就會脫離群眾。經過毛澤東對會議的這次談話，統一了代表的思想，順利通過了關於中共七大中央委員會選舉條例。①
第三，撰寫《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七大清倉理纜升帆。《聶榮臻回憶錄》第十六章「在延安的日月」寫道:「在整風過程中,由任弼時同志主持,起草了《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後為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所通過。這個文件搞得相當不錯,短短的,綱領式的,分清了我黨歷史上的路線是非,統一了全黨的思想,作出了明確的結論。這是整風運動的一個巨大成果。」
胡喬木同志也曾說：「任弼時當秘書長，一是因為資歷老，二是因為他是紅二方面軍領導人，三是因為他是從共產國際回來的。這裡有一些微妙的關係，其他的人起不了他當時的作用。」②縱觀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五項議案，其中（四）「七大」議事日程及報告負責人為：……黨的
歷史問題報告——任弼時。③ 這年的5月，任弼時受託開始起草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報告。它是在1941年9月毛澤東起草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抄清稿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全文約七千多字。後經任弼時對「草案」兩次修改，把「草案」改為「草案初稿」。內容包括：（一）關於四中全會的估價；（二）「左」傾領導路線的錯誤；（三）「左」傾領導路線的惡果和其思想根源；（四）在錯誤領導路線下還能獲得一些成績的原因；（五）遵義會議結
束了這一錯誤路線，恢復正確的領導路線；（六）檢討歷史的意義和學習黨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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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第二」標題中的內容和時間節點，均源於《任弼時年譜（1904—1950）》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4年4月第2版，第403—483頁。
②《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0頁
③《任弼時年譜（1904—1950）》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4年4月第2版，第464頁。
重要。這個「草案初稿」後經多輪多次多同志參與修改，直到一年後，經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最後一次會議上決議：經過討論，會議一致基本通過由毛澤東領導、任弼時主持、經集體討論、最後由毛澤東修改的《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①任弼時等同志勇立船頭做細緻的清倉、理纜、升帆、引航工作，完成了黨賦予的歷史重託，使七大航船順利抵達了彼岸。
第四，為人民服務是最大的政治。1945年6月19日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上，全會一致推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書記處主席；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雲、康生、高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洛浦、彭德懷等13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我黨歷史上最受愛戴稱之為「五大書記」的領導集體誕生。此時，由於任弼時身體曾遭受敵人摧殘，年僅41歲的任弼時經史達林派來的米爾尼科夫醫生檢查，已患有動脈血管硬化、糖尿病和腦供血不足等病灶。但是，他仍然奉行「為人民服務」是最大的政治，「黨員的基本關係是政治關係」的理念，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直至偉大的新中國誕生。
1984年4月2日楊尚昆在《豐功垂青史 高德業後人——紀念任弼時同志誕辰八十周年》中說：「弼時同志有高尚的革命情操。凡是和他在一起工作和生活過的人，都知道他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煩人，三怕用錢多。他一向反對特殊化，處處嚴格要求自己，始終保持了共產黨員的本色。」這種「三怕」精神，實際是任弼時為共產主義理想奮鬥終生，將人民的幸福當成自己的幸福，
全心全意為人民充當「鋪路石」的硬漢人格，體現了他人生最大政治是崇高的為人民服務。
回顧黨的歷史，七大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雖距今已75年，任弼時在理論、思想、組織上為大會召開做出的重要貢獻仍為廣大黨員群眾傳頌。源自於七大「講政治」的理念是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既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又傾注了馬克思主義者任弼時鮮明的人格個性，體現了他對毛澤東思想形成和發展獨有的貢獻，展現了一位共產黨人對黨的全部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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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任弼時年譜（1904—1950）》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4年4月第2版，第4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