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8年，唐朝建立，此後的一百餘年，其經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逐步登上封建社會的輝煌頂峰。政治上，不僅恢復了隋朝的南北一統局面，更在版圖與威勢上超越秦漢；經濟上，締造了「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的欣欣向榮之局；文化上，科舉制度打破了門閥士族對仕途的壟斷，一時俊才雲蒸，而科舉的行卷、溫卷與詩賦取士制度亦促進了詩歌、小說的長足進步。此外，由於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闢，中外文化交流走向更為廣闊的天地。根植於如此優渥的外部環境，兼之文學自身的內部演進，唐詩登上歷史舞臺，並以其「神來、氣來、情來」的風神氣象與盛世唐朝同美共生。
盛唐詩歌蓬勃的朝氣，是民族強盛特有的精神風貌
盛唐詩歌最為打動人心的是那蓬勃的朝氣，它是民族強盛特有的精神風貌。「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摯友行將遠赴西南，從此山高水闊、各安一涯，復念二人飄零，俱因宦遊，更增傷感，但王勃偏偏於此筆鋒一轉，寫下「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此二聯雖由曹植《贈白馬王彪》「丈夫志四海，萬裡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殷懃。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數句化裁而來，卻無曹詩的沉鬱與克制，而是「一氣貫注，如娓娓清談，極行雲流水之妙」。曹植言「丈夫志四海，萬裡猶比鄰」，是一種歷盡世事沉浮又終究無可奈何後的自我慰藉；王勃言「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卻是基於青年人的樂觀、自信，直抒胸臆，這是令人欣羨的少年意氣。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灩灩隨波千萬裡，何處春江無月明……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張若虛這首膾炙人口的《春江花月夜》調動了明月、江水、落花三種典型的詩歌意象。霜天孤月亙古高懸，滔滔江水奔流不息，讓人在浩渺無窮、深邃永恆的宇宙面前，頓生渺小、短暫之感。繁花飄零，總引人生起春光不再、青春易逝的隱憂。但作者不僅沒有就此消沉，反由感嘆人生轉為謳歌「被宇宙意識升華過的純潔的愛情」，謳歌人們對幸福的憧憬與嚮往，所謂「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斜月沉沉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如此一來，《春江花月夜》「儘管悲傷，仍感輕快，雖然嘆息，總是輕盈」，它迥異於「魏晉時代人命如草的沉痛哀歌」，亦不同於杜甫飽經世道亂離後的現實悲痛，而是流露出一種「少年式的人生哲理和夾著感傷、惆悵的激勵和歡愉」。因此，雖然作者拈出了「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這樣發人深省的千古名句，詩歌的整體風格卻「仍然是那樣快慰輕揚、光昌流麗」。可謂是盛唐的青春旋律。
盛唐詩歌體現出非凡自信與進取精神、功業意識
唐詩中的蓬勃朝氣主要體現為非凡的自信。「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得寶劍名龍泉」，郭震微時作《寶劍篇》，借龍泉蒙塵抒發不遇之感，然細玩其末二聯「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沖天」，不僅絕無怨懟，反倒豪氣幹雲、自信非凡，無怪乎武則天讀後大為讚賞，「令寫數十本」，遍賜朝臣。自視甚高的高適早年身處「今日相逢無酒錢」的糟糕境遇，面對「千裡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的惡劣環境，然送別友人時猶雲「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不僅鼓舞對方，亦兼以自勉。可見此後風雲際會，「有唐以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並非無由。唐人素喜登臨，孟浩然《與諸子登峴山》劈頭即言「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似極蒼涼，頗寓感慨，然旋雲「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便「若鷹隼摩空而下，盤折中有勁疾之勢」。尾聯「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乍看悲傷，實則「碑尚在」云云正暗合鄒湛答羊祜之語「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而今日「復登臨」的「我輩」正是同樣以「必與此山俱傳」自期。清人徐增評此詩說「『我輩』二字，浩然何等自負」，可謂道得作者心事。與此類似的，還有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表面看來，此詩充滿生不逢時、報國無門、壯志難酬的憤慨，但這種感情正是源於陳子昂的強烈自信與現實的反向撕裂。「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早已逸出個人得失的範疇，陳子昂將其個人的命運轉變為人類的命運，表達的系「得風氣先的偉大孤獨感，它豪壯而並不悲痛」，其內核仍是蓬勃向上的盛唐精神。唐人盧藏用說陳子昂「卓立千古，橫制頹波」「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洵為知言。
「古來青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與唐人的非凡自信緊密關聯的，是詩歌中溢於言表的積極進取精神與時不我待的功業意識。「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這是「初唐四傑」之一楊炯面對外侮時的內心獨白，其中不甘為書生的吶喊幾乎可視為唐人共識——邊塞詩先驅陳子昂「本為貴公子，平生實愛才」，然「感時思報國，拔劍起蒿萊」；祖詠遠眺薊門，但見「萬裡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火連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遂生「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之念；即便降及中唐，病弱如李賀，猶有「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的豪言。集中體現唐人進取精神與功業意識的是邊塞詩派。作為盛唐豪俠型詩人的代表，「七絕聖手」王昌齡誓言「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岑參篤信「功名只向馬上取」，為實現建功報國之願，他曾隨軍遠赴天山南北、崑崙、陰山一帶，「萬裡奉王事，一身無所求。也知寒垣苦，豈為妻子謀」。岑參生性樂觀，所去又多為人所未至之地，故其詩歌側重表現異域風情與浪漫情懷。試觀其寫雪域沙暴「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鬥，隨風滿地石亂走」，寫兩軍交戰「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硯水凝，虜騎聞之應膽懾」，皆體式獨特、下韻靈活、比喻新奇，富於革命浪漫主義色彩，仿佛在用詩歌進行隨軍式的報導。再觀其《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記邊塞苦寒「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錄西域異聞「西頭熱海水如煮。海上眾鳥不敢飛，中有鯉魚長且肥」，皆作意好奇，完美詮釋了「神採飄逸」的盛唐氣象。岑參的樂觀、浪漫以及他對外部世界的好奇與探索，正是盛世下個體無限激情與蓬勃朝氣的具體顯現。高適「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遂遠赴邊關報國，「淺才通一命，孤劍適千裡。豈不思故鄉？從來感知己」。與岑參一樣，邊塞生活使高適得到了極大的歷練，後來他參與平定分裂勢力，以功業封侯，實現了「舉頭望君門，屈指取公卿」的夙願。「有信念、有夢想、有奮鬥、有奉獻的人生，才是有意義的人生」，高適、岑參的傳奇經歷充分說明，「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國家和民族的事業中，才能最終成就一番事業」。
盛唐氣象是一種精緻、華美的蓬勃，李白將其發揮到極致
當然，最能夠於詩中表現盛唐氣象的還要屬「詩仙」李白。試觀其《上李邕》雲「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裡。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氣勢充沛、意象壯美，字裡行間流露出非凡的自信。再看其《古風》雲「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竟將自己的詩歌創作比為孔子刪定六經。復觀其《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這種話，不僅同樣處於盛世的兩漢人絕不會講，亦非宋元以後人所敢想像，它只屬於盛唐，或者更準確地說，它是獨一無二的「李白式」詩歌。盛唐氣象是一種精緻、華美的蓬勃，而李白將這種蓬勃發揮到極致，他幾乎忽視傳統和現實，一任個性的張揚。面對帝王徵召，他「仰天大笑出門去」，自信「我輩豈是蓬蒿人」，而與玄宗相處之際，又「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他強烈追求個性解放，平交王侯，「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氣岸遙凌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後」，藐視權貴，「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面對易逝韶華，他倡言「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親臨「難於上青天」的人生歧路，他堅信「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面對邊疆戰亂，他不顧「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的惡劣環境，「願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面對洶湧的安史叛軍，年近耳順的他毅然從軍，「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李白被世人譽為「謫仙人」，這一稱呼是十分形象的隱喻，即：李白固然是大唐盛世的驕子，他屬於這個非凡的時代；但另一方面，他又像是盛唐文化的「外來者」，是傳統和時代都牢籠不了的詩人。李白那「人生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的灑脫胸懷，「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非凡自信，「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獨立人格，「戲萬乘若僚友，視同列如草芥」的凜然風骨，成為一個美好的影像，永遠映在後人的心裡，成為「中華民族反抗黑暗勢力與庸俗風氣的強大精神力量」。
總之，在千百年後仍令人傾倒的盛唐之音中，我們看到了「保持銳意創新的勇氣」「敢為人先的銳氣」和「蓬勃向上的朝氣」，而這些恰恰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要素。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唐詩作為寶貴的文化遺產，將持續發揮其怡情養志、涵育文明的作用，成為涵養中華民族向上向善力量的重要源泉。（作者：李浩 單位：河北師範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