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昌群先生像。
《元曲概論》書影。賀昌群著，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
雷波、馬邊、屏山、峨邊4縣與大涼山黃茅埂山脈為界，被稱為小涼山。4縣自明朝以來歷經移民開發，已趨富庶，地理位置至關重要，被視為「四川西南之安危所關」。
小涼山深處的馬邊，農時似乎比成都平原要提早一個月至半個月。中都鎮在1月份就被遍布河灘山野的油菜花層層包圍，從時令上說，這無疑是中國最早舉行油菜花節的地方，充分佐證了中都鎮地緣的特異性。
沿馬邊河蜿蜒跌宕的公路兩側，樹叢、竹林、蔬菜、茶樹一望碧綠無邊。隨著山體的增大，赭紅的巖石與土壤漸漸透過綠色撲面而來，似乎暗示了這片昔日邊地的神秘。
在趕往官帽舟的崎嶇山道上，雲氣蒸騰，山峰、樹木和農舍若隱若現。
馬邊河發源於羿子埡口，溪流多而短小，洪枯流量變化大。沿岸亂石嶙峋，石縫甚多，宜於大鯢生長繁殖，故馬邊縣有「大鯢之鄉」的美稱。
蘇壩附近，河流急轉向北，經官帽舟、馬邊城，趕場壩至下溪再轉向東北，經沐川、犍為兩縣境，至犍為河口處注入岷江。
官帽舟水電站蓄水較大，馬邊河的水面驟然闊大。大到讓山間河流有些懵懂而低徊，奔流一生的水開始靜靜地停著，萬山不許一溪奔。也許，它們還不習慣於安然入夢。
此地距離著名的明王寺不遠。寺院雄踞山丘之上，氣象雄闊。寺內有全國罕見的彝族懸託石佛，石佛的雕刻工藝精湛，集鐫刻、篆刻和鏤空雕刻手法於一身。石佛的背部有一圓孔，房屋的橫梁從圓孔中穿過，整個石佛就被懸在空中。
當地傳說，當年明王寺香火旺盛，香客雲集，曾經有高僧，舉銅鏡來到明王寺的後山，突見萬丈金光，周遭瑞氣氤氳。高僧急呼：永樂溪要出「狠」人，至少要出二品以上的大官。居住在對面官鬥山的地主知道後，請來高人，在官鬥山向永樂溪後山方向修建一座塔和一座橋，連接永樂溪，這就有了「橋是彎弓塔是箭，九代翰林十代官」的偈語。自然是希望將永樂溪的風水，改轉到官鬥山。我估計，這一偈語，多半是受到明末張獻忠登臨成都九眼橋回瀾塔的歷史傳說影響。
鄉野風水先生功力有限，把永樂溪的風水「改」到官帽舟去了。果然，官帽舟後來出了學貫東西、才高八鬥的賀昌群。
賀昌群先生字藏雲，出生於馬邊官帽舟黃桷溪（今建設鄉）。生於1903年10月5日，卒於1973年10月。賀昌群的父親賀季鹹於1912年任四川省參事會議員。父死後，家道中落。
1919年，賀昌群考入成都聯中，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立下「誓將吾精誠，灌注吾民族」的誓言。中學畢業後，賀昌群和同學李一氓一起考取了滬江大學。一年後，因經濟來源斷絕而輟學。1923年，賀昌群考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近十年……賀昌群在文學、教育、敦煌史、西北史等領域的研究或實踐，皆頗有建樹。在中國現代文化、教育史上，賀昌群絕對佔有一席之地，是當之無愧的一代大家。
賀昌群宛如出山的馬邊野水，浩浩湯湯，一往無前。他一生交友甚多，與葉聖陶的情義尤其值得一書。
由於與馬一浮存在教育理念上的分歧，1940年夏天，賀昌群離開樂山復性書院，受邀回到家鄉，著力創辦馬邊歷史上的第一所縣立中學——馬邊中學，並擔任校長。
1934年，記者其仁對馬邊進行了一番田野考察，寫了一篇特寫《川南的一個山縣：馬邊》，發表於當年的《上海周報》。文章指出：「走進那素稱『小成都』的馬邊以後，頓時令人失望，原來它處在萬山叢中的一個破爛的市鎮。它沒有一席大的平原，順著上是危崖，下是深溪，路都是迥旋曲折，窄狹得不能並進的……那些山腰河岸的房屋儘是東倒西歪，蓋修草埔的住所，簡直找不到一座完整的。馬邊城到了，它是一座半傾半圯的小城市，有四五百住戶，市場也是七零八落的，堂堂的縣政府只是破屋三椽，低晦汙穢，幾至不可居處。」
面臨這樣的境地，賀昌群群策群力，於當年秋天，在前臨馬邊河、後倚炮臺山的靜美之地，建成了馬邊中學，直到1941年初辭職離開。此後以作家李伏伽先生為代表，爭做拓荒勇士、移蘭良師，形成了「鞠躬盡瘁育人，勤勉成才報國」的良好校風。
豐子愷先生在1939年曾作畫《移蘭圖》送賀昌群，並題字贈言：「移蘭除艾，留青載德。」《移蘭圖》一直掛在學校的歷代校長室，成了學校的精神圭臬。
抗戰時期，葉聖陶一家旅居樂山，他與賀昌群相識於浙江。老友相見，他高興地稱：「多得一過從之良友也。」
1939年8月11日，葉聖陶應四川省教育廳的邀請，從樂山到成都，為暑期講習班作演講。8月19日，日軍出動36架飛機對樂山城進行轟炸。聖陶先生得知後，翌日趕回樂山。知全家避難城外賀昌群家，突火而出，倖免於難，屋廬衣物書籍悉付一炬，聖陶先生「感極而涕，天已太厚我矣」。
賀昌群盡力對葉聖陶一家予以照料。1939年，他寫有《贈葉聖陶同客樂山》一詩：「廿載謬知己，詞林拜主盟。萬方多難日，一往故人情。庾信思南國，江淹厭舊名。何時得歸棹，煙波下百城。」
江淹的《遷陽亭》詩，寫的是扼守仙霞古道的福建浦城縣仙陽鎮。從漢代到六朝，閩北浦城已有古道翻越仙霞嶺，連通閩浙。「江淹厭舊名」一句，是從江淹《遷陽亭》裡「劍徑羞前檢，岷山慚舊名」所化出，可見賀昌群既有將浦城縣仙陽與馬邊縣相比的暗示，又蘊含江淹與自己遭際的暗喻。
葉聖陶1939年11月18日的日記記載道：「昌群來，前日方自馬邊歸。謂二十餘年，家鄉已非舊觀，昔固甚殷富，今衰落矣……人種鴉片出售。散兵流氓以販賣鴉片為生。販賣之外，復持槍劫煙，遂成盜匪橫行之世界。昌群之來回，由鄉人三四十持槍護送，且通知在匪中可以說話之人，乃得成行。途中親見三屍倒臥於地，皆被槍殺者也。所見種種，非他處人所能預想。」
這是一段十分珍貴的記錄，讓我們得以洞察當時馬邊的民生與險惡局勢。連本地聞人賀昌群進入馬邊也需要「三四十持槍護送」，還需要動用袍哥關係「拿言語」，可見阻礙邊地發展最大的障礙不是山高路險，而是不被約束的人心與人性。
這些經歷，逐漸反映在他的學術觀點裡。他在力作《魏晉清談思想初論》中認為，魏晉清談思想的全體大用在於「內聖而外王」、「遊外以弘內」，指出「聖王既無心而應物，其於天下之事，上而典章制度之興革，下而文教風俗之推移，皆因物隨變，當事而發」。
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賀昌群已經清晰地辨析出時代與傳統的複雜關係：「每一時代皆有時代之特性，當其特性在發展之時，往往與其前一代之傳統勢力，發生參差之反應作用，申言之，即必然繼承其傳統之一部分，同時革棄其傳統之另一部分，復增入其新異之部分，此歷史演變之恆律也。」
在我看來，這也是深諳中國歷史命運之後的「試錯」式箴言。以賀先生數十年前的文化歷史觀，恰在於他把握了「時代的特性」，並「繼承了傳統之一部分，同時革棄了傳統之另一部分，復增入其新異之部分」。
賀昌群知識淵博，對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成果卓著，於漢唐文化也頗有研究。而對《世說新語》《大唐西域記》《杜詩》三部大書尤致力極深。1945年，他在中央大學講學時曾經說：「把我賀昌群解剖開來即等於3部書：《世說新語》《大唐西域記》和《杜詩》。」
先生歷來認為，文學和歷史不能截然分割，治文學之人必須懂得歷史，研究歷史的人必須懂得文學。
1944年，他在重慶講授《杜詩及其時代》之際，寫詩《在松林坡講杜詩與盛唐之時代（選課）將畢寫示諸同學》：「讀史才情付與誰，為君苦說杜陵詩。蘭臺詞調親風雅，庾信高文重典儀……」
前兩句是說，他自己文史並重的治學方法，後兩句是說歷史學家班固運用文學的筆調來書寫歷史，而文學家庚信的文學作品則反映了當時的歷史。
他還向人談及，研究杜詩的人必須認真研究唐代歷史，否則對杜詩中有關唐代政治經濟等的詩句，不可能懂得，甚至要發生誤解。
從1954年開始，賀昌群數次向杜甫草堂捐贈歷代杜詩版本及日文、英文版杜甫詩集。到1969年晚年時節，他又將多年保存下來的有關書籍捐贈杜甫草堂，並將自己的《詩中之史》手稿也交草堂保存。高風亮節，感人至深。
賀先生捐贈的書籍總數達二千餘冊，內容豐富，範圍很廣，經、史、子、集皆備，漢唐間的典籍為數不少，歷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學理論和文學著作也較多。其中明代和清代的杜甫詩集版本以及日本刻漢文杜甫詩集版本、朝鮮刻漢文杜甫詩集版本共二十餘種，彌足珍貴。
如明代萬曆三十年（1602年）長州許自昌刻、元大德三年（1302年）高楚芳編《集千家注杜工部集》，較為難得。再如日本正德四年（1714年）勢陽鶴溪、度會末茂編的漢文刻本《杜律評叢》，版本十分罕見。
一天晚上，我與幾個作家來到馬邊河畔散步。遠處高山上有燈火，「如三五小星在夜天閃爍」。兩岸寬闊的河堤高累而上，高大的柳樹將枝條垂向水面，在有意無意之間，宛如無餌之鉤。
「無餌之釣」除了姜子牙，便是詞人張志和。《新唐書》說他棄官歸隱後，「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漁也。」無餌長鉤單釣月，就成為柳樹垂釣馬邊河的意象。但我心中，賀昌群是屬於「書燈冷月照沉淵」類型的。
1938年秋季，離鄉有年的賀昌群回到馬邊，寫七律《還鄉宿黃丹客館初見馬邊河》：「情懷不忍上高樓，寒菊年年照眼秋。萬疊故山雲總隔，兩行鄉淚血和流。黃茅莽莽連邊野，紅葉紛紛下客舟。歸計未成人漸老，山花羞對雪霜頭。」
近鄉情更怯，35歲的賀昌群已有「人漸老」之嘆。不禁讓我想起，43歲的朱自清華發叢生，於1941年在成都寫有五言長詩《近懷示聖陶》，恰有「終歲聞呻吟，心裂腦為盬」的大悲。未老先衰，就是一個時代的命運。
我有賀昌群的兩本著作《賀昌群譯文集》《賀昌群譯著五種》，均為國家圖書館出版社近年重印版。記得當日奔波300公裡回到成都的當晚，我找出書來一讀，窗外颳起了大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