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十年的排放增加很大程度是被高收入國家的消費增長推動起來的，而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人口增長很小甚至沒有增長。」
如果能夠對每個人一生的生態足跡進行計算，包括他們消耗的淡水、化石燃料、耕地、林產品和不可再生資源，那麼最富和最窮人群之間的差距也會非常巨大。實際上，世界上大約有15億人口的消費水平低到幾乎不會產生任何生態影響：他們的能源來自可再生資源，他們不用電，他們極少使用化石燃料動力的交通工具，他們的食物基本都是當地生產的（包括自己種植的），不消耗能源，沒有碳排放。
而且還有為數不少的一群人，他們減少的溫室氣體排放比他們的消費產生的還要多。這是因為他們的生計就是從廢物中回收材料，由此減少的溫室氣體排放要超過他們消費產生的。
我們對於不同國家和城市的生態足跡的差距之大已經有了一定的概念。但這些數字很可能產生誤導，因為它們掩蓋了一個事實：富裕的城市和國家也有低消費人群，他們會拉低平均數字；貧窮的城市和國家也有高消費人群，他們會抬高平均數字。但這個差距仍然非常巨大。比如，最富裕國家和最貧窮國家的人均溫室氣體排放相差200多倍。
丹尼爾·霍溫維格、勞倫尼·蘇格爾和克勞迪亞·格莫茨在《環境與城市化》雜誌上發表的文章指出，城市之間的人均溫室氣體排放差距也會超過200倍。美國很多城市每年的人均排放為11到21噸二氧化碳當量，而許多歐洲城市只有3到8噸。拉丁美洲城市為1到4噸，許多印度城市是0.7到1.5噸，而孟加拉和尼泊爾的一些城市則只有0.1到0.5噸。
難道是人口增長推動了溫室氣體排放的增加？實際上，近幾十年的排放增加很大程度是由高收入國家的消費增長引起的，但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人口增長很小甚至沒有增長。人口增長率最高的反而是那些人均排放非常低的國家。
那麼，「人口」問題在地區層面上是不是比全球層面表現得更加明顯呢？因為大多數的人都是依靠當地資源，特別是在耕地和淡水方面。但這裡也有一個令人不解之處：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實際上都位於人口密度最小、人均耕地面積最大的地區。
那麼，問題是不是在於這些最貧窮的人為了生計不顧一切，造成了土壤退化和森林破壞呢？但實際也不是這麼回事兒。因為這些人的貧困是因為他們能獲得的土地和森林太少。大多數的土壤退化和森林破壞的罪魁禍首並不是他們，而是商業化的農業和林業開發。
如果說一個人終生的消費模式決定了他的生態影響，那麼人口問題又有什麼作用呢？我們知道，資源使用和浪費以及溫室氣體的排放之所以達到目前這個不可持續的程度，主要是因為中高收入群體的消費方式，而這些人主要生活在高收入國家。因此，如果這些高消費者不減少其消費的生態足跡，對那些還沒達到高消費的人來說，要實現這一生活方式的剩餘生態空間已經非常狹小了。
如果說印度、中國和巴西的經濟成功意味著越來越多的人口將享受與高收入國家人們一樣的消費模式，那麼危險的氣候變化將無可挽回，資源緊張將進一步加劇，除非目前生態足跡極大的高收入個人和家庭能改變生活方式，證明即使把生態足跡減小到現有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也能享受很高質量的生活。若能如此，他們將給其它國家的致富者樹立一個新標杆，並切釋放更多的生態空間，讓那些最低收入的人群也能在消費上獲得最低限度的改善。
那麼人口的意義在何處呢？是不是高質量的生活向目前還沒有享受到它的人們的擴散會抬高人口出生率？但事實恰恰完全相反。正是因為沒有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基礎性的救助和發展援助，才導致人口出生率如此高漲，如果有了這些幫助，數字應該低得多。在經歷了50年所謂的發展援助之後，如今缺少基本生活資料的人要比60年代還多，這些資料包括充足的膳食、可靠的生計、良好的醫療保健（包括普遍可以獲得並可以負擔的生殖健康服務）、教育設施、良好的水源和衛生條件，以及包括不被趕出家園的法治。
如果如果發展援助和它所支持的各國政府能夠學會讓上述需求得到更好的滿足，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速度會快得多。然而，生育率的降低本身並不會減少地球生態系統面臨的壓力，這要取決於富裕和正在致富的人群如何改變其消費模式。其實，只需產生1到1.5噸二氧化碳當量的排放也能享受很高質量的生活。這種現象在一些高質量、高密度的城市地區隨處可見。那裡的建築都是高能效的，公共運輸發達，步行和騎車是一種樂趣，個人和家庭都會限制碳密集的消費行為。如果富裕人群都能轉換到這樣的生活方式，就能有必需的生態空間來容納今天和未來人口的需求，正如甘地所說：「地球能夠滿足人類的需要，卻無法滿足人類的貪婪。」
這就是我反對把制止人口增長作為地球可持續性關鍵的原因。它轉移了對我們這些高收入國家的中高收入人群、以及其它國家越來越多正在複製我們的不可持續生活方式的人們的指責和責任。它把責任推卸到人口增長的「其他人」頭上，而這些人對全球不可持續的責任跟我們相比實在微不足道。
作者簡介：大衛·薩特斯維特，國際環境與發展研究所(IIED)人類居住小組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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