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季十大好書

今年的世界讀書日，註定是特別的。

新冠疫情的到來，賦予了「讀書」不一樣的意義。

閱讀的場景改變了，人們退回到室內，數周乃至數月不曾離開家門百米之外，但「無窮的遠方，無窮的人們」，與每一個人都有關。

另一方面，「附近的消失」在全球化疫情中越來越明顯，門前雪與瓦上霜，可能不如遠方的疫情來得令人揪心。

在這樣的時間與空間裡，我們如何閱讀？我們閱讀什麼？

面對瞬間爆發的大量信息，以及前所未有的社會變化，我們只能不斷通過閱讀經典、新作，重新理解疫情中和疫情後的世界，從書籍中尋找更多呼吸的空間。

硬核讀書會挑選的這十本書，都是2020年春季出版的好書，有些是針對疫情出版的，有些是恰逢其時的，但都提供了對當下、過去或未來的重要思考。

《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變的世界》

[英]凱薩琳 阿諾德 著 / 田奧 譯

上海教育出版社 / 2020-3

如果不是新冠疫情，「西班牙大流感」很可能繼續被人們遺忘。如今回看這場被稱為「改變20世紀人類歷史」的大流感，許多場景都能讓我們產生共振。

劇院關門，電車停駛，每個人甚至連貓狗都被套上了口罩；「人們日常生活已經止息，一座座城市變成鬼城」；「一個護士可能早晨照顧15個病人，到了晚上就變成了50個」，隨著病人增多，護士像保齡球一樣被病毒擊中，倒下。

這是凱薩琳·阿諾德在《1918年之疫》中的記錄。1918年初，一戰尚未結束，流感病毒悄然橫掃世界，帶走了至少五千萬條人命，傷亡人數甚至比一戰更多，但沒人能計算出精確的數據了。許多問題，比如疫情的起源和本質，至今仍在研究，未有定論。

1918年，美國西雅圖警察戴上口罩執勤。

今天閱讀這本書，除了還原疫情，更大的意義在於告訴我們，大流行會如何改變世界與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

西班牙大流感給作者阿諾德的家族帶來了難以撫平的創傷，這也是阿諾德創作此書的動機。

在書中，她以親歷者的視角，講述疫情對具體家庭和個人的衝擊。通過新聞、檔案、倖存者的回憶和一些歷史作品，挖掘出被淹沒在歷史中的罹難者的故事。

他們有的頗有名氣，但多數籍籍無名，他們的故事就如一塊塊拼圖，讓讀者得以在一百年後，拼湊出這場可怕疫情的全景，了解其間的混亂與苦難。

這本書記載的事情，是給後世的重要警示：遺忘它，下一次疫情到來時，人類將重複犯錯甚至釀成更嚴重的災難。

《世紀的哭泣：愛滋病的故事》

[美]蘭迪·希爾茨 著 / 傅潔瑩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 2020-1-31

歷史上，每一次大流行都如同一場噩夢，愛滋病就是其中之一。今年，正是愛滋病大流行病的第40年。

據聯合國2018年的統計表明，全球已有約7500萬人感染愛滋病毒，3500萬人死於愛滋病相關疾病。這場疫情不是平白無故在美國蔓延的。在《世紀的哭泣》中，作者蘭迪·希爾茨帶我們回顧了愛滋蔓延的頭五年。

1980年，美國確認首個死亡病例，但沒有人重視。政府無視科學家和醫生的請求，削減了疾控中心預算。地方衛生部門「用疾病玩弄政治，將政治教條凌駕於人類生命之上」。

就連部分衛生研究院的研究員，也只在乎個人榮譽，不僅不合作，反而相互競爭。新聞媒體將愛滋病視為同性戀問題，缺乏嚴肅對待的態度。

1980年，愛滋病疫情在美國爆發。/圖蟲

於是，在從上至下的忽視之下，病毒在迅速傳播，政府、媒體、人民忽視科學專家的警告，「疾控中心孤立無援，不知所措」。

直到1985年，家喻戶曉的明星「洛克·哈德森」因為愛滋病去世，愛滋病才首次引起人們的注意，但時機早已錯過，病毒已經遍及北美大陸的每個角落，並且蔓延到了世界各地。歷史從此分為愛滋病前時代與愛滋病後時代。

蘭迪·希爾茨是首位全職報導愛滋病的記者，他走訪了12個國家，採訪過900多人，書中資料夯實，卻也讓人物、細節略顯龐雜。

儘管他在書中的一些觀點至今還有爭論，比如過度強調「零號病人」在愛滋傳播中的作用，但他是真誠的記錄者，這種記錄在信息碎片化的今天尤其重要。

正如書中所說：「唯有將人類以生命為代價獲得的經驗和教訓講述出來，它才可能不會在任何人身上，在任何地方重演。」

《餘下只有噪音：聆聽20世紀》

【美】亞裡克斯·羅斯 著 / 郭建英 譯

理想國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2020-3

「餘下只有沉默」是哈姆雷特的遺言。本書所講述的東西，在某種程度上的確與戲劇有所相似，都「被人固定聯想為死人的藝術」。

羅斯描述20世紀的語言是古典音樂。大眾視野裡，古典音樂創作已經在普契尼時結束，「很多人不知道仍有作曲家在寫古典音樂，聽說以後也認為是笑話」。

1906年，山雨欲來的德國正在上演施特勞斯歌劇《莎樂美》。它大獲成功，連希特勒也表示曾借錢去看過演出。然而，讚賞《莎樂美》的藝術家不明白民眾怎麼會喜歡它，皇家則因為它「褻瀆」聖經而大肆批評。

天才與大眾的喜愛是否相容，皇室的態度是否能左右創作，《莎樂美》帶著紛爭揭開20世紀音樂的大幕。

Romeo Castellucci導演的《莎樂美》。

30年後，這些問題在世界的另一端找到答案。歌劇迷史達林在觀看《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時提前離場，《真理報》隨即刊文斥責年僅29歲的作曲家蕭士塔高維奇「不會有好下場」。此後，他的驚人才華再未閃光。

又一個30年後，披頭四佔領大街小巷。令古典音樂人吃驚的是，這幫搞搖滾的年輕人的作品中竟然能聽見達姆施塔特、西貝柳斯或施託克豪森的餘音。

「區分古典音樂與其他藝術形態的那堵牆早已搖搖欲墜。」潮起潮落中，古典音樂沒有與普契尼一同離開這個世界，被質疑過的《莎樂美》已成經典；奇怪的披頭四小夥都成了大師，流行大片《2001太空漫遊》裡仍然迴響著100年前的樂音。

羅斯強調，這本書「不限於替作曲家做編年史」，它所講述的故事，與那一百年裡的革命、戰爭、冷寂或復甦，是同時發生的。

「歷史不能準確告訴我們音樂有什麼含義，但音樂卻多少可以為我們講述一些歷史。」

《第三帝國的到來》

[英] 理察·J. 埃文斯 著 / 賴麗薇 譯

理想國 / 九州出版社 / 2020-2

2020年春，德劇《巴比倫柏林》小火了一把，給無聊的隔離生活提供了一段史詩般的體驗。

該劇講述納粹登臺前幾年的魏瑪共和國，濃縮了魏瑪時代光怪陸離的生活、一戰後德國錯綜複雜的派系鬥爭。

要想搞清楚電視劇的背景，或許我們需要一本觀劇指南，《第三帝國的到來》便是當前最佳的選擇之一。

這是劍橋大學教授理察·J. 埃文斯的「第三帝國三部曲」的第一部，加上同時出版的第二部《當權的第三帝國》，基本上把納粹上臺前後德國的社會圖景梳理清楚了。

同樣說魏瑪，《巴比倫柏林》是對時代崩潰前一刻的驚鴻一瞥，希特勒幾乎沒有出現，反猶主義也只有一次爆發——即猶太裔議員本達被刺殺，時代的變化線索看起來難以捉摸。那麼，納粹是怎麼崛起的？

《巴比倫柏林》中，紙醉金迷的柏林酒吧。

埃文斯在這部厚達670頁的專著裡，將個人置身於當時的歷史處境中，如此便會發現：

即使到了1929年，納粹都不是必然的結果，1930年前後有都許多個十字路口，但凡有一次德國人選擇了別的道路，歷史發展都可能截然不同。

譬如，魏瑪成立時，全部建制名稱繼續冠以「帝國」字樣，這兩個字在後來不斷地喚醒德國人對俾斯麥的嚮往。

埃文斯說，問題不在於極少數人想方設法地踐踏魏瑪的立國原則，而在於多數人沒有主動維護這些原則。就像《巴比倫柏林》裡的男主角——一個典型的魏瑪公務員，他不過是盡忠職守，是帝國還是共和國，對他來說沒有多大區別。

歷史沒有如果，但復盤第三帝國到來前的變化並非沒有意義，至少它告訴我們歷史的複雜性：不存在「無得揀」的必然性，但也不是純粹的偶然。

《雲遊》，奧爾加·託卡爾丘克 著 / 於是 譯

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20-1

《雲遊》是一部很好讀，又很難評論的作品。

好讀，是因為這本小說由上百個片段組成，短則五六行，長也不過兩三千字。一段一段看過去，很少有東歐文學常見的飄忽艱澀之感。

難評論，是因為瑣碎的外在形式之下，《雲遊》保持了精神氣質上的統一。儘管內容色彩繽紛，包括萬象，但正如中文譯者於是在譯後記中所描述的：

「跨越了文體、內容和風格的傳統界限，每一個散章各不相同，如同星子散布，但共同存在於一個星系，彼此互有吸引，似有玄妙無形的引力波將它們現在一起。」

波蘭作家奧爾加·託卡爾丘克

比如在《網絡國度》一章中，託卡爾丘克感慨網絡時代，人們在信息流中疲於奔命：

「我是網絡過度的城民。忙於四海為家、跋涉四方的我，最近在祖國的政治問題上已經沒有方向感了……我們在旅途的盡頭不會得到這種優待。網絡之外，只有寂靜。」

另一個短暫章節《移動性已成現實》，展示了機場玻璃牆上的巨幅手機廣告：「移動已成現實。」很明顯，兩個相隔甚遠的段落，所表露的作者對移動通訊網絡，乃至現代科技的質疑，是一致的。

事實上，在空間和時間的漫長旅程中，每個人的思維都保持了形式上的破碎和內核上的延續，《雲遊》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它將這些拼圖整理拼接起來。

如果耐心把整本書讀完，我們就能循著這些線索，看到作者託卡爾丘克的靈魂逐漸清晰起來。

託卡爾丘克曾在接受國內媒體採訪時表示：「現實主義寫法不足以描述這個世界。」

對於習慣了現實主義和線性敘事的中國讀者而言，想要走進這個陌生的諾貝文學獎得主，《雲遊》是一個不錯的開端。

《民族的重建》

[美]蒂莫西·斯奈德 著 / 潘夢琦 譯

三輝圖書丨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1月

在二十世紀歷史上，波蘭或許是最受蹂躪的一塊東歐蛋糕。

在這片被稱之為「世界的陰溝」的旮旯，誕生了歐洲近代早期最龐大的共同體，隨之又因政治、歷史、文化、地緣等問題而碎成多塊。

波蘭統治者的身份經歷了俄國人、德國人、立陶宛人、波蘭人的更替，再而由立陶宛人、德國人、俄國人和立陶宛人的再度更迭，波蘭語、立陶宛語、意第緒語、白俄羅斯語的混雜更平添了東歐棄兒般的身世色彩。

正因為這種複雜的地緣關係和政治變遷，在民族/國族的問題上，大波蘭地區變得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顯得更為複雜，也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值得去深入研究。

普魯士王國、俄羅斯帝國和哈布斯堡君主國於1772年、1793年和1795年瓜分波蘭。/WIKI

這片血色大地上的波蘭、烏克蘭、立陶宛、白俄羅斯四個國家，經歷過多種文化的碰撞和宗教爭奪，也存在過極其多元的政體模式，更被無形的歷史幾度地撕裂、摧毀和重建，生活在這裡的人們體驗過種族清洗、外族蹂躪和地緣廝殺等殘酷生存。

著名東歐史學者蒂莫西·斯奈德，在這裡追溯著長達四個世紀的地緣變化和身份變遷，探尋東歐現代民族觀念的形成史，以歷史實證的觀察方式，追蹤著民族理念如何被不同的藉口所闡釋、扭曲和利用，又如何在外部力量的複雜碰撞下嬗變迭續及和解共處。

這些慘痛的經驗，能否給予當下及未來的我們留下什麼？人類的訴求是否可以有著更為溫柔的方式？這是斯奈德敘述東歐民族觀念史的真正意圖。

《無處安放的同情：關於全球化的道德思想實驗》

[德]漢寧·裡德著 / 周雨霏譯

廣東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

在年前的《十三邀》節目中，在談及我們時代的生存狀態時，人類學者項飈簡單地論述了他最近正在思考的新問題——「附近的消失」。

世界與我們之間的距離越來越短了，我們對於遙遠地帶正在發生的事情能夠發出不同的聲音，但對於門前雪、瓦上霜，卻往往視而不見，甚至故意選擇性地聽而不聞。

為什麼我們總是對遠處的災難報以極大的同情心，表達著聲嘶力竭的道德感，卻對身邊的不幸興趣寥寥，甚至故意採取躲避身邊義務的姿態？

此外，對遠方「矯揉造作的悲痛」與對現實「乾脆利落的冷漠」，指向了我們內心的道德指南針到底應該如何調度？

在「我們」和「他們」之間，到底應該是遠方還是近處？「我們」和「他們」，又該分別指向的是誰和哪些人？

義大利空軍正在轉移重症患者。/wiki

同情和共情，從倫理上來說，應該是我們對周圍的現實和親近的同胞所抱有的情感，為何越發走向了遠方的熱情和現實的冷漠？

我們到底該如何去界定這些倫理的邊界，又該如何去塑造我們真正的健康的道德感和同情心？

這是今天這個災難全球化、新聞全球化時代最緊迫的道德問題之一。在《無處安放的同情：關於全球化的道德思想實驗》中，德國作家漢寧·裡德重新對資本主義全球擴張早期時代的道德論辯譜系進行了審視和思辨。

他重新審視盧梭、伏爾泰、亞當·斯密等啟蒙精英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洛伊德、榮格等思想學人所涉及的道德交鋒，重新梳理古典哲學家們就道德的有效範圍進行的爭論，重啟了情感邏輯與行為邏輯的界定與區分，為我們的同情心重新尋找安放之所。

李永晶《分身：新日本論》

一頁folio |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0年1月

對於中國而言，隔海相望的鄰居日本，既是難以理解的對象，也是易於誤解的目標。

日本既是自我反觀的近鄰鏡像，也是異質磨合的外在他者——無論是文化與地緣，還是歷史與政治，中日之間既有著親緣性的纏綿，也是異己性的糾葛。

中日之間的認知問題，早已超出了兩國之間的簡單比較，甚至超越了東亞地緣問題，進而必須從世界的視野入手。

簡而言之，要想認識日本，就得將中日交流、東亞互動和世界演變三個層次同時並列。

近些年來，日本歷史著作或日本研究著作方面的譯介出版逐步匯成一股潮流，但將中日交流、東亞互動和世界演變同時置放在框架之內的著作似乎相對稀缺，而國內學界的中日研究也偏向於學科細化的局部意識。

自晚清的黃遵憲和民國的戴季陶之後，國人在續力方面處於長期缺席的空白狀態，更是未能開啟新的研究範式。

大鳥居常被視為日本文化的象徵。/Jordy Meow

李永晶旅日十年，早年以戰後中日關係與世界秩序為題步入國人的視野，今年則推出野心勃勃的「21世紀日本論」，希冀以三部曲的鴻篇巨製重構日本認知的新型範式。

「分身」，即意味著羈絆互動的認知形態；「新日本論」，意在開闢日本社會精神史的新認知願景。

李永晶重新復盤了明治維新、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兩次世界大戰、軍國主義、戰後民主化等背後的精神機制，重新爬梳了尊王攘夷、競逐亞洲、超克西方以及世界革命的日本精神脈絡，意欲開闢新的日本認知和亞洲意識的方法論。

此書出版後，或許仍需要持續完善和學術交鋒，但不管如何，國人對日本的認知有了新的意識方向，值得我們耐心等待和期許。

[日]王柯《從「天下」國家到民族國家》

世紀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3月

在中國找尋「歷史中國」，是歷代史學家和中國人孜孜以求的未竟之業。

無論是「何以中國」的考古闡釋，還是「何為中國」的歷史論述，都指向了「中國」身份背後的深層結構與意識演變：

在多民族共同體的歷史演變背後，存在著怎樣的歷史實踐，又存在著哪些的觀念嬗變？在漫長的歷史嬗變中，作為文化觀念的中國和作為政治實體的中國，它們的思想起源是什麼？不同時期的歷史實踐，有著怎樣的利弊得失？

神戶大學教授王柯，從歷史中國的認知與實踐中去探尋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建構的演變譜系，梳理從「天下」國家到民族國家的歷史脈絡，進而理解當下民族國家的困境。

清末是「天下國家」到「民族國家」的激烈轉型期。

在《從「天下」國家到民族國家：歷史中國的認知與實踐》中，王柯探尋了四海九州的三重天下意識如何演化為內陸與邊疆的二重中國形態，梳理了中原王朝的華夷觀念和徵服王朝的分治同化是如何形成的，追問了從多重帝國到多元帝國再到大一統帝國的連續性與斷裂性造成了怎樣的歷史影響。

最後，王柯要探討的是，當傳統的天下思想遭遇了近代的民族主義後，民族與國家之間的歷史張力如何化解？問題的背後交織著多民族國家思想和中國民族思想的歷史起源。

這些思想觀念和歷史實踐之間的互動演變，對於當代中國的現代化轉型有著重要的史鑑意義。

胡寶國《將無同：中古史研究論文集》

中華書局，2020-1

談起科舉制，勢必說到兩宋。最近講宋仁宗的電視劇《清平樂》，裡邊便有不少對科舉制的描述，範仲淹、歐陽修、蘇軾等「語文課本背誦天團」，皆是科舉出身。然而科舉制是如何形成的，卻不容易說得明白。

胡寶國新近出版的論文集《將無同》裡講到，歷史學家田餘慶曾對他說過，研究歷史「要注意不重要的時期，因為重要的時期是從不重要的時期發展過來的」。

處於過渡階段的魏晉南北朝，在國人的普遍認知中顯然是不太重要的時期，以之為背景的電視劇也極少。可許多重要觀念，就形成於這一階段。

比如南朝學風對後世的影響。據胡寶國考證，這一時期的家庭教育、文化風尚出現了重要的變化：

漢晉對兒童多推崇早慧、機智，而南朝人崇尚的是「知識至上」，讀萬卷書開始成為階層升降的重要憑藉，大量「少孤貧」的士人是靠文化水平、知識積累，才得以進入上層。

門閥制度開始沒落，門第低微的「寒人」得以靠讀書崛起。

南京，南朝陳文帝（公元559-566年）永寧墓出土的石像。

今天的南北觀念，也可以在兩晉南北朝時期找到痕跡。

胡保國留意到，東晉以後，大量北方士族南渡吳地，南北文化不免發生碰撞融合。有意思的是，早期南方人還將北方人稱為沒文化的「荒傖」，後來就成了早渡北方人對晚渡北方人的稱呼，好比如新上海人將新新上海人稱為「硬碟」。

《將無同》的史識固是一流，但比這更特別的也許是，它是與田餘慶、周一良、陳寅恪等前輩學人的史學研究一脈相承的，「既出藍，又跨灶」，今天的歷史學界已經很少有人寫得出這樣通透、開闊、細密的學術論文了。

對一般讀者而言，後半部分談到老師周一良、田餘慶，前輩錢穆、唐長孺，以及父親胡如雷的回憶文章，也是餘味悠長，讓人有「六朝遺風」之感。

本期坐館 | 蕭軼 蕭奉 蘇煒 胡颯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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