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魯·羅賓遜（Andrew Robinson）是一名記者和作家。他曾經在《金融時報》、《衛報》、《獨立報》、《自然》雜誌和《紐約時報》等媒體發表文章。2015 年，他出版了《愛因斯坦：相對論100年》（Einstein: A Hundred Years of Relativity）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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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末，耶路撒冷一家拍賣行對一張由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親筆書寫的小紙條進行了拍賣。紙條上是一句由 13 個單詞構成的德文。耶路撒冷收藏著愛因斯坦的全部文件：1955 年去世前，愛因斯坦通過遺囑將所有文件資料全部捐贈給自己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參與創立的希伯來大學（Hebrew University）。如今，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資料庫（Albert Einstein Archives）收藏的文件已經達到 3 萬份左右。愛因斯坦留下文件的數量是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和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文件的好幾倍，可以和拿破崙·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的文件數量相媲美。雖然資料庫保存有這張紙條的副本，但賣家卻不是他們。這不禁讓人更加好奇。
紙條的書寫地是日本，使用了東京帝國飯店（Imperial Hotel）的專用紙，書寫日期是 1922 年 11 月。當時，愛因斯坦當時剛剛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在日本舉辦巡迴演講期間就下榻在東京帝國飯店。愛因斯坦的講座受到了日本民眾的熱烈歡迎，風頭甚至蓋過日本皇室。很顯然，狂熱的聽眾讓他感到有些局促不安，因此他決定用書面形式記錄對生活的想法和感受。一天，日本信差送來他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不知道是囿於日本文化傳統，還是愛因斯坦身上沒有零錢，信差沒有收取小費。為了不讓信差空手而歸，愛因斯坦將這張紙條（以及另一張寫著更短句子的紙條）送給信差留作紀念。紙條的賣家透露，愛因斯坦對這位姓名不詳的信差說：「如果你幸運的話，這些紙條將會變得價值連城。」據 BBC 透露，紙條的賣家是日本信差的侄子。
據負責出售的耶路撒冷拍賣行估計，紙條的成交價應該在 5000 到 8000 美金之間。他們將起拍價設定為 2000 美金。拍賣開始 20 分鐘後，接連不斷的出價將價格一路抬高。後來場上只剩下兩位通過電話參與拍賣的競拍者還在互相爭奪。最終，競拍者的出價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 156 萬美元。
愛因斯坦在紙條上用德語寫的是：「平靜謙遜的生活比焦躁不安地追求成功更令人幸福。」
如果愛因斯坦還活著，他一定不會被荒謬的拍賣價格所影響。1919 年，英國的天文項目證實了廣義相對論的正確性。愛因斯坦從此聞名四海。後半生裡，他一直被自己的名聲所困擾，絲毫沒有藉機聚斂財富的念頭。獨自在蘇黎世、柏林、牛津、帕薩迪納和普林斯頓整理數學公式和與少量物理學家、數學家見面交流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在歐洲和日本之間往返的漫長海上航程中，他喜歡躲在船艙內，用潦草的筆記書寫數學公式。
物理學家菲利普·弗蘭克（Philipp Frank）為他撰寫了自傳。在用來作為自傳序言的文章中，愛因斯坦談到自己的名氣：
廣義相對論涉及的概念和問題與現實生活相距甚遠。可是長久以來，大量民眾都會對它有著熱情而強烈的反應。我永遠不能理解這種現象。直到現在，我都沒有找到一個真正有說服力的解釋。
1955 年去世前夕，《生活》雜誌（Life）就對生命意義的看法等問題採訪了愛因斯坦。文章寫道：
不要做一個成功的人，而要做一個有價值的人。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成功人士，從生活中收穫的東西多於對生活的投入。但是，有價值的人應該貢獻多於收穫才對。
愛因斯坦去世後，全球各路媒體相繼報導他的死訊。《紐約時報》刊登了美國總統、西德總統、以色列總理、法國總理、印度總理的唁電。那些與愛因斯坦有私交的傑出知識分子也紛紛表達了哀悼。在二戰中負責原子彈製造項目的美國物理學家羅伯特·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說：「對於所有科學家和大部分人而言，今天是個悲傷的日子。愛因斯坦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之一。」與愛因斯坦在量子論問題上意見相左的丹麥物理學家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寫道：
愛因斯坦的貢獻不只局限於科學領域。實際上，他在很多最基礎、最常見的假想中發現了迄今為止一直為人們所忽視的新假想。這對人類而言意義重大——鼓勵我們發現每個國家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偏見和自滿，並與之展開鬥爭。
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則表示：
愛因斯坦不僅是偉大的科學家，更是偉大的人。他生活在一個漸漸滑向戰爭深淵世界中，但卻嚮往和支持和平。他在瘋狂的世界中保持理智，在狂熱的世界中堅守自由。
如今，愛因斯坦已經是歷史上最常被人引用名言警句的科學家：根據維基語錄（Wikiquote）收錄的愛因斯坦名言數量來看，人們引用他名言的次數遠遠多於引用亞里斯多德、伽利略、牛頓、查爾斯·達爾文和史蒂芬·霍金。若是同 20 世紀其他不是科學家的名人——比如溫斯頓·邱吉爾、喬治·歐威爾、喬治·蕭伯納——相比，愛因斯坦名言被引用的次數也遙遙領先。多年來，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多卷《愛因斯坦全集》（Collected Papers）。他們 2010 年發行的《愛因斯坦語錄終極版》（Ultimate Quotable Einstein）選編了愛因斯坦的名言警句，如今已經出版到第四版，也是正式的最終版。該書編輯愛麗絲·卡拉普萊斯（Alice Calaprice）在序言中寫道：「愛因斯坦留下了規模龐大的檔案資料。這些文件似乎是個無底洞，裡面裝滿了數不勝數的名言警句。」
愛因斯坦留給信差的紙條。圖片版權：視覺中國
毋庸置疑，愛因斯坦的科學權威身份是他名言被頻繁引用的重要原因。比如，他曾經說：「宇宙最讓人費解的地方在於它具有可知性。」
但是，人們也經常在很多與科學無關的問題上引用他的名言，比如教育、智慧、政治（1952 年，以色列曾希望他出任總理一職）、宗教、婚姻、金錢和音樂製作等領域。
面對教育問題，他曾經說：「教育就是忘記在學校所學的一切後剩下的東西。」
面對智慧問題，他曾經說：「天才和蠢材之間的區別在於，天才是有極限的。」
面對政治問題，他曾經說：「瘋狂就是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做同一件事情，但卻期待能得到不同的結果。」
面對宗教問題，他曾經說：「上帝不會擲骰子。」
面對婚姻問題，他曾經說：「男人與女人結婚，希望她們永遠不會改變；女人與男人結婚，希望他們會改變。最終，男女雙方都會失望而歸。」
面對金錢問題，他曾經說：「並非所有我們能計算出價值的東西都重要，也並非所有重要的東西我們都能計算出其價值。」
面對音樂問題，他曾經說：「對我而言，死亡意味著再也不能欣賞莫扎特的作品。」
面對人生觀問題，他曾經說：「做事應該力求簡單明了，但不能敷衍。」
最近，《自然》雜誌將整整一頁的內頁廣告位留給了上文中的種種名言。他們希望讓世界明白，雜誌報導的並非高度專業化的科學新聞，也沒有採用譁眾取寵的方式對信息進行編輯和處理。所用的這些愛因斯坦名言總是反覆出現在全球各大報刊的文章中，也在網際網路上廣泛流傳。
對此，我有一個猜想：愛因斯坦明確地說過或者寫下這些話了嗎？根據人們對《愛因斯坦語錄終極版》、維基語錄和 QuoteInvestigator.com 收錄愛因斯坦名言的調查，再加上身為愛因斯坦傳記作家的我所做的個人研究，我認為很多愛因斯坦名言的真實性的確存疑。實際上，我們無法清楚地確定前文提到的任何一句名言來源於愛因斯坦本人，唯一的例外是人盡皆知的「上帝不會擲骰子」。甚至連這句名言都是對愛因斯坦原話的縮略翻譯。1926 年，愛因斯坦在用德語給物理學家馬克思·玻恩（Max Born）寫的書信中明確表達了自己對量子論的看法：「量子論提到很多東西，但並沒有引領我們更接近上帝的秘密。無論如何，我都堅信祂不會擲骰子。」
很多人覺得「當事實與理論不符時，修改事實」也是愛因斯坦說的，伊萬卡·川普（Ivanka Trump）就是其中之一。2017 年，各國網民就她父親——唐納·川普總統——提出的「假新聞」話題展開了激烈爭論。她在推文中引用了這句話，隨後在網際網路上引發了軒然大波。愛因斯坦也許認同這句話所體現的核心理念。1919 年廣義相對論獲得證實後，一位學生在信中問他：「如果天文學家發現的事實與廣義相對論相矛盾，那該怎麼辦？」愛因斯坦在回信中說：「如果是那樣的話，我為上帝感到遺憾，因為廣義相對論是正確的。」但是，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愛因斯坦在演講或者書面文件中明確提出過這句名言。早在 19 世紀，人們就曾經針對事實和理論的關係問題發表過類似觀點。1991 年，沒有任何證據和可靠消息來源的拉傑·迦因（Raj Jain）在《計算機系統性能分析的藝術》（The Art of Computer Systems Performance Analysis）中首次將這句名言歸於愛因斯坦名下。從此之後，人們對這句話的出處深信不疑。
當下，大英博物館正在舉辦一場名為「上帝與你同在」（Living with Gods）的宗教展。主辦方在展覽的結束區域裡引用了一句被普遍認為出自愛因斯坦的著名名言：「神秘主義感是最美麗、最深奧的體驗。它是所有真正科學的靈感來源。」 然而，《愛因斯坦語錄終極版》並沒有收錄這句話。以我的分析來看，它似乎是人們在愛因斯坦去世數十年後，根據他曾經的言論推導出來的。1932 年，德國人權聯盟（German League for Human Rights）發布的演講錄音表明，愛因斯坦曾用德語說：「神秘感是最美麗、最深奧的體驗。它是宗教的基礎，也深深地潛藏在藝術和科學的宏偉抱負中。」原話和大英博物館引用的話語之間最明顯的區別在於：1932 年，愛因斯坦的用詞是「神秘感」（mystery）；2018 年，大英博物館的用詞是「神秘主義感」（mystical）。
換言之，人們所引用的各類愛因斯坦名言的真實性差異很大：很多名言出自他所寫的文件和作品；部分名言源自他親近之人的回憶；部分名言在流傳過程中遭到篡改；部分名言似乎與他的觀點、個人行為風格相一致，但其實根本不是出自他口。不少名言根本就是贗品，為的不過是利用他作為絕世天才和反傳統者的名頭——從表面上來看，有一句聲名狼藉的愛因斯坦名言甚至認為佔星學屬於「科學」。編輯卡拉普萊斯表示：「有些名言像是真的，有些則非常可疑，剩下部分絕對都是假的，是那些想要藉助愛因斯坦名聲為某件事或者某個理念增加可信度的人所杜撰的。」
既然如此，為什麼我們依舊對愛因斯坦如此著迷，始終願意為他潤色改編甚至憑空杜撰各種名言呢？問題的答案一定像愛因斯坦和他的人生一樣多變、複雜以及獨特，但又絕對與他的科學才華密切相關。很多物理學家曾給他做過助理，巴納希·霍夫曼（Banesh Hoffmann）便是其中之一。回憶歷史時，霍夫曼提起一件發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晚期的軼事：
很多情況下，即便向德國科學家求助也無濟於事。我們都放下手頭的工作，而愛因斯坦也會安靜地站起來，然後用口音奇怪的英語說：『讓我思考一下』。說完他就開始在屋裡來回踱步，圍著屋子繞圈。整個過程中，他喜歡用食指捲起一縷長長的灰發…時間漸漸流逝，因費爾德（Infeld另一位助理）和我相顧無言，而愛因斯坦則繼續一邊玩著頭髮一邊走來走去。他的臉上有一種恍惚、陌生但卻又有些熟悉的表情。自始至終，他都沒有流露出精神高度集中的神色。又過了一陣，愛因斯坦突然如釋重負，臉上浮現出笑容。他不再走來走去，也不再玩頭髮。他似乎重新回到現實，又一次注意到我們的存在。接著，他會給出問題的答案。他的解決方案幾乎每次都能奏效。
不難理解為什麼愛因斯坦對科學家而言有著巨大吸引力。狹義相對論提出一百周年時，《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出版了一期愛因斯坦特刊。據他們估算，科學家和科學雜誌社收到的「不切實際的瘋狂信件中」，有大約三分之二與愛因斯坦提出的理論有關。這些信件內容離奇，要麼聲稱發現了愛因斯坦想要實現但始終未能成功的引力場和電磁場統一理論，要麼聲稱成功證明愛因斯坦的學術理論——尤其是相對論——是錯誤的。當然，第三類信件更是稀奇古怪：聲稱製造出永動機或者發現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能源。
愛因斯坦的魅力早已不再局限於科學界，而是對全世界造成影響。除了偉大的思維能力之外，一定還有其他因素讓他成為一個魅力超凡的人。2005 年，作品和性格深受科幻類讀者以及影迷喜愛的亞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提出，愛因斯坦之所以擁有經久不衰的國際名譽，是因為「他身上融合了科學天才、人道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和古怪反常之人的四種氣質，堪稱獨一無二」。牛頓是一個家喻戶曉的科學家，但和經常出鏡的愛因斯坦相比，有多少廣告商願意用他宣傳目標消費群體為一般大眾的產品（蘋果除外）？沒有政客願意在演講中提到牛頓的名字，人們也很少在科學領域之外的其它問題上引用他的名言。當然，一直有人為牛頓書寫傳記。可牛頓不會突然出現在報紙頭條、卡通動畫或者日常談話中。牛頓的著名軼事數量不多，以他為主人公的笑話則根本不存在。你很難想像一本名叫《牛頓語錄》（The Quotable Newton）的書能受到讀者歡迎。
1955 年，赫布洛克（Herblock）為《華盛頓郵報》繪製的卡通插畫。圖片版權：Library of Congress
牛頓憑藉科學成就而聞名於世，是後世物理學家——尤其是愛因斯坦——無限崇敬的對象。1696 年，牛頓離開劍橋前往倫敦。在倫敦居住的 35 年間，他完成了革命性的著作，但卻沒有交到一個朋友。1696 年到他去世的 1727 年之間，他給劍橋老友寫的書信一封都沒保存下來。作為他盧卡斯數學教授席位（Lucasian Chair of Mathematics）的繼任者，威廉·惠斯頓（William Whiston）在回憶錄中這樣描述牛頓（此時牛頓已經去世多年）：「他是我見過的脾氣最可怕、最謹慎、最多疑的人。」在 1973 年出版的《人類的躍升：科學進化史》（The Ascent of Man）中，雅各布·布朗諾斯基（Jacob Bronowski）的表述非常恰到好處：「牛頓是《舊約》中的神祇，愛因斯坦是《新約》中的人物…愛因斯坦身上散發著人性、憐憫和宏大的同情感。」
愛因斯坦和牛頓在科學領域都有極高的造詣。但摘掉科學家的光環後，兩人的日常生活卻鮮有相似之處。儘管愛因斯坦對人際關係和體制內生活持懷疑態度，也因兩段不成功的婚姻和家庭悲劇（二兒子愛德華[Eduard]人生的最後 30 年都是在瑞士的精神病院中度過）而迷茫，他還是非常喜歡社交。他定期對外發表演講，與朋友、同事和陌生人頻繁地通信，一直致力於幫助科學領域中的「對手」和後起之秀。比如，當時還名不見經傳的印度數學家薩蒂延德拉·納特·玻色（Satyendra Nath Bose）就受到了他的提攜，與他一起提出著名的玻色-愛因斯坦統計（Bose-Einstein statistics）。
和牛頓不同，愛因斯坦不喜歡通過辯論解決與他人在科學問題或其他別的問題——反猶太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問題除外——上存在的分歧，也不會對對方充滿敵意。他與玻爾就量子論問題進行過漫長卻無法分出勝負的爭鬥。即便如此，他一點也不怨恨玻爾。愛因斯坦猛烈抨擊玻爾的觀點，但只是對事不對人。上世紀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期間，他與密友玻恩也因量子論爭論不休。自始至終，愛因斯坦最接近人身攻擊的話語是一句諷刺性的評論：「羞愧！玻恩你應該感到羞愧！」
除此之外，幾乎所有愛因斯坦支持的公共事業都具有兩個特點：值得稱讚和目光長遠。很多事情展現出了他堅持正義的道德勇氣。他不怕遭到攻擊和指責，毅然站出來對抗反猶太主義、種族隔離制度和美國私刑處死黑人的殘暴手段。他還堅定地反對麥卡錫主義的政治迫害、建立大型軍工聯合體以及世界滑向核戰深淵。在那個年代，他所支持的公共事業既不時尚，也不「值得尊敬」。愛因斯坦沒有沉浸於名譽總無法自拔，也沒有終日享受物理、音樂和遠航帶來的樂趣。相反，只要覺得自己名譽能起到積極影響，他就會站出來與壓迫作鬥爭。我們不能說愛因斯坦的廣泛參與給很多事情帶來決定性結果，但充足證據顯示他給受到迫害的人帶去希望，也對公共辯論產生巨大影響。1950 到 1955 年期間，FBI 局長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執意將愛因斯坦「認定」成親共分子。這個事實恰好證明，保守派力量認為愛因斯坦的社會活動能產生巨大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愛因斯坦深受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啟發。甘地認為，公民可以武裝自我，聯合反抗納粹統治。雖然不認同這個觀點，但愛因斯坦和甘地一樣都對物質生活的成功不感興趣。1952 年，愛因斯坦表示：「甘地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政治天才。他告訴我們，一個人找到正確的道路後便能做出巨大犧牲。他為印度自由而做出的努力是活生生的證據，證明他堅定的信仰比任何看起來無堅不摧的物質力量還要強大。」
愛因斯坦對宗教的觀點無異於給科學努力披上了神聖化的外衣。宗教界人士很看重他的想法。2004 年，生物學家、激進的無神論者理察·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寫道：
愛因斯坦很在意精神世界和心靈感受，但他不承認超自然主義的存在，也不承認一切人格化的神…我很開心能和他有著一樣宏偉壯麗的無神論精神世界觀。任何有神論者都不應該產生自己能就精神世界的問題給愛因斯坦上一課的想法。
1984 年，物理學家霍金在作品中表達了與愛因斯坦相似的觀點：
就我們掌握的全部信息來看，世界上的確有一個控制所有物理定律的存在。然而，我認為將其稱為『上帝』是個頗具誤導性的做法。因為『上帝』通常是個具有人格化含義的詞語，而物理定律並沒有體現出任何人格特色。
1979 年，教皇聖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在紀念愛因斯坦誕辰一百周年的活動中接見了梵蒂岡教皇科學院（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他表示：
教廷欽佩偉大科學家的超凡才華。他們身上體現出創造精神，既不幹涉宇宙運行規律，也不評判宇宙運行的原理。當然，宇宙並非自己創設出各種定律。無論如何，教廷都建議神學者仔細研究這些科學學說，努力探索科學真理和神祇為我們揭示真理之間所存在的和諧與融洽。
藝術家對愛因斯坦有多敬畏？愛因斯坦在世時，馬克思·勃羅德（Max Brod）——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的遺稿管理人——寫出了自己最著名的作品：1915 年出版的《第谷·布拉赫走向上帝之路》（Tycho Brahe’s Path to God）。1911-1912 年期間，勃羅德在布拉格與愛因斯坦結識。後來，他以愛因斯坦為原型塑造出書中人物克卜勒（Kepler）。勃羅德說：「愛因斯坦屢次讓我震驚，為他感到痴狂。他輕鬆地與他人討論問題，實驗性的改變觀點，有時候還會暫時接受與自己相悖的觀點，從全新的角度宏觀把握問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E·E·肯明斯（E E Cummings）以及捷克作家卡雷爾·恰佩克（Karel apek）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及過愛因斯坦。在貝託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的話劇《伽利略傳》（Life of Galileo）中，他自稱是「新戲劇形式領域的愛因斯坦」。愛因斯坦去世後，他的形象經常出現在各類藝術作品中：弗雷德裡希·迪倫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的話劇《物理學家》（The Physicists）、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的歌劇《沙灘上的愛因斯坦》（Einstein on the Beach）以及物理學家艾倫·萊特曼（Alan Lightman）的小說《愛因斯坦的夢》（Einstein’s Dreams）。
愛因斯坦的理念對藝術家造成了微妙影響。很多人試圖證明他也對喜歡使用多重視角敘事的現代主義作家作品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比如 T·S·艾略特、維吉尼亞·伍爾夫和勞倫斯·德雷爾（Lawrence Durrell）。但是正如研究 1985 年出版的報告《愛因斯坦的神話和冥思》（Einstein as Myth and Muse）的作者們所言，這個說法缺乏足夠的證據支撐。德雷爾在 1957 至 1960 年間出版的《亞歷山大四部曲》（Alexandria Quartet）中表示，艾倫·弗裡德曼（Alan Friedman）和卡羅爾·唐利（Carol Donley）曾誠實地說：「作家只是說他們使用了相對論，我們不能因此認定他們理解相對論，也不能認定他們對相對論理論的藝術改編合理成功。」同樣，在 2001 年出版的《愛因斯坦和畢卡索：兩個天才和二十世紀的文明歷程》（Einstein, Picasso: Space, Time, and the Beauty that Causes Havoc）中，科學史專家亞瑟·米勒也試圖將相對論與立體主義流派聯繫起來。他認為，愛因斯坦和巴勃羅·畢卡索一樣，都想破壞人們對構成古典主義的現實的理解。實際上，很多證據都顯示愛因斯坦在藝術品味的選擇上更傾向於古典主義作品。
愛因斯坦曾這樣評價研究相對論的哲學家：「他們對物理懂得越少，就越喜歡賣弄大道理。」物理學家保羅·狄拉克（Paul Dirac）無意中用有趣的方式警告人們不要試著將科學和藝術聯繫在一起：「在科學領域，科學家嘗試用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方式闡釋大家聞所未聞的問題。但是在詩歌領域，情況卻恰恰相反。」
錯誤引用愛因斯坦名言的現象很大程度源自於人之常情：渴望故弄玄虛，渴望象徵著「標誌性」和「天才」的權威人物。相對論最初在上世紀二十年代走紅時，很多人認為可以引用愛因斯坦的話證明一切都是相對的（連真理也不例外），一切觀察都是主觀的以及一切皆有可能。2002 年，猶太裔美國作家、歷史學家、播音員斯塔茲·特克爾（Studs Terkel）在 90 歲生日當天接受了《衛報》的採訪。當時，他笑著說：「我喜歡引用愛因斯坦的名言。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沒人敢反駁你。」特克爾的絕妙回答非常具有諷刺意味，因為愛因斯坦一輩子都對權威——尤其是物理、教育和政治領域的權威——充滿懷疑。
最後，我要引用一句愛因斯坦的名言作為結尾。1930 年，他在給姓名不詳朋友的信中寫道：「為了懲罰我對權威的蔑視，命運讓我成為了權威。」
翻譯：糖醋冰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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