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7月27日，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為不萊梅海港向即將出徵的將士發表了一場熱情洋溢的演說，放肆的稱他將像阿提拉把恐怖帶給西方世界一樣，將恐怖散播到中國。
帶著國王的「祝福」，這支部隊會同其他國家遠航到東方，侵略了這個據傳傲慢的國度——以「文明」的名義——屠殺、掠奪了這個古老國度的百姓，史稱八國聯軍侵華。
威廉二世可能是受到了歷史學界的蒙蔽，錯認為匈人的祖先即為和漢朝對峙的匈奴人（儘管現在很多人還在堅信這種錯誤的說法），但這樣的言論顯然和那時甚囂塵上的黃禍論「相得益彰」。
上帝之鞭阿提拉，這個西方人聞風喪膽的名字，長久以來和野蠻掛鈎，亦成為黃禍論的源頭。
然而從黃禍論的源頭，到智勇雙全的領袖，僅僅是看法角度和評價人自身立場的不同。學界的新動向，慢慢揭開了一段逐漸被遮蔽1500年的歷史，阿提拉也最終被「翻案」。做出這般翻案的並不是某個東方或者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的學者，而是劍橋大學古希臘與古羅馬文化博士——克裡斯託夫·凱利（Christopher Kelly)。
長久以來的關於阿提拉、匈人的形象是極為刻板的。自古希臘希羅多德時代開始，人們就相信遊牧民族是長著「兩條腿的野」，他們過著難民般的生活、靠著衝動本能行事、造成的只有破壞沒有貢獻。
凱利說長久以來，人們對遊牧民族的評價是「一種幻想、怪異和虛構的混合體」。因為當時的人們相信，離地中海越遠的地方則越是荒蕪，越是野蠻，當然這可以視作一種西方中心主義的濫觴。
到了後來，關於阿提拉的描述有兩本經典的著作。一個是法國大革命時代愛德華·撰寫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另一個是維多利亞時代託馬斯·霍奇金撰寫的《義大利及其入侵者》。然而在這兩本書中，匈人「其精神的本質是野蠻和毀滅」、匈人是「呆板乏味的野蠻人，具有強大的破壞力，卻缺乏創造力，沒有為人類進步做過絲毫貢獻。即便是生活在現代社會，也還是擺脫不了與生俱來且無可救藥的野蠻本性。」
無疑，這只是在加強自古希臘希羅多德時代一直延續至今的野蠻人印象。這些歷史學者的目標無疑是為當時的政治服務，應了那句「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吉本為了說明「一個王朝如果不能有效地保證公民的自由、國家的獨立，那麼它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落和傾覆」。維多利亞時代的霍奇金則是為了警醒日不落的大英帝國，是否會毀滅於一個類似於「阿提拉」一樣的「人」。
看來，阿提拉和匈人被當做了反面的例子。沒有人願意承認這是一個文明的國度，而更願意將他們描繪成黃禍論的源頭。人們相信這是一個野蠻的國度，這裡的人們茹毛飲血，毫無榮譽可言、毫無原則可言、毫無道德可言。
近來傳播學有個時髦理論叫「信息繭房」，大抵是說人們刻意選擇那些迎合自己刻板印象的信息，從而不斷的強化原有的刻板印象，讓自己的思想「作繭自縛」。
千百年來人性如此，看來只有真正智慧之人才能免俗。
克裡斯託夫·凱利在其著作《匈人王阿提拉與羅馬帝國的覆滅》中明確的指出：「阿提拉的統治促進了匈牙利大平原的社會和經濟發展。通過有計劃地對其他國家實行剝削，匈人國成為北歐最強大的帝國。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這一點。也許是因為這不符合人們對阿提拉和對匈人素來的印象。」
與後世人們憑空想像不同的事情是，阿提拉並非出生在大草原的典型遊牧人後代。在匈人早年的徵服過程中，阿提拉的父輩已經定居匈牙利大平原，政權從遊牧往封建化開始轉變，也形成了一個「寄生性」政權，依靠收取貢品和戰爭維持運轉，和最早期的羅馬帝國別無二致。
阿提拉12歲那年就被送往西羅馬的宮廷為人質，小的時候他在阿提拉的王庭中接受軍事和語言訓練，到西羅馬宮廷他更是熱心觀察，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羅馬的風俗。後來，出使匈人王庭的歷史學家普利斯庫斯竟看到了羅馬式的澡堂，可視作阿提拉生活方式的延續。
普利斯庫斯也忠實的寫下自己出使過程看到的一切，後來撰寫成一本暢銷千年的著作《匈人王阿提拉》。成為數量不多客觀描寫匈人生活的史料。普利斯庫斯看到匈人的生活雖然不同於羅馬式的生活，卻仍然有一定的社會秩序可遵循，這些生活秩序被當時的人們遺漏，後世的人們也對改變自己的刻板印象不感興趣。
匈人宴會上人們的坐席有次，享有的娛樂雖然和羅馬不同卻仍然有規矩。而阿提拉則相當的節約樸實，他的餐桌上只有木盤，裝著簡單的一點肉食，他身上只穿著粗布的衣服，沒有任何的裝飾品，總的來說和他手下的將領們迥異，也和羅馬貴族奢靡的生活迥異。
顯然，普利斯庫斯眼裡的阿提拉，是一位勤勉、節約、樸實的君主，擁有相當良好的品格。而這時候普利斯庫斯的外交使團卻帶著刺殺阿提拉的任務，由東羅馬的宦官主導、皇帝默許。顯然這樣卑鄙的暗殺和阿提拉的形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所以，阿提拉更像一位宮廷的貴胄，而非一個野蠻人。
克裡斯託夫·凱利在其著作《匈人王阿提拉與羅馬帝國的覆滅》中說：「匈人並不像傳統文化中描述的那樣，他們不應該被看作是遊牧民族。阿提拉也是出人意料地通曉禮儀，是一個危險而精明的國際政治玩家。」
阿提拉在東西羅馬和各個蠻族之間縱橫捭闔，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的外交劇，將東西羅馬最高貴的廷臣玩弄於股掌之間，直到弄到戰爭藉口才出師、又或者攫取了許多好處，顯然並非粗魯的野蠻人所為。
阿提拉締造了一個令西方人膽寒上千年的帝國，在君士坦丁堡下和東羅馬籤訂城下之盟、入侵西羅腹地義大利。
我們不禁發問：「評價阿提拉野蠻，到底是不是真的正確？」
歌德曾有詩云：
他了解自我和他者也就知道東方與西方不能分離。
他者的存在是為了定位自身坐標的，定義野蠻的含義，是文明的「霸權」，亦是文明認識自身「文明」的關鍵。
難道阿提拉的屠殺能被原諒嗎？我想不是的，凱利也不同意這樣的觀點。累累白骨和屍山血海，無法掩蓋阿提拉本身個人素質的優秀。他仍然是一個殘酷的君主，對待敵人和部署毫不留情。不過我們評價這段歷史，更應該站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去描述。
在入侵羅馬帝國的野蠻人中，汪達爾人、哥特人、勃艮第人皆有累累血債，而羅馬帝國在擴張時期更是稱不上「仁義之師」。在血與火的屠殺和掠奪中，羅馬帝國才造就了輝煌，使得城內白淨的貴族能在澡堂裡誇誇其談，將這段血腥的歷史美化成羅馬帝國「神聖職責的一部分」。
難道羅馬人屠殺就是文明，而阿提拉人屠殺就是野蠻嗎？我想這樣的判斷是站不住腳的，但這樣的論述，西方人卻相信了1500年。
平心而論，論總體戰績，阿提拉所締造的帝國並非是最出色的，最終匈人也被趕回了他們的大草原。而汪達爾人和哥特人在歐洲安身立命，才真正成為了滅國羅馬的心腹大患。但是，西方人對於汪達爾人和哥特人則是因為他們是「祖先」，後來又皈依了基督教，口下自然多有留情。而扣給阿提拉和匈人的帽子，則是黃禍論。
這樣以野蠻和文明為基準的判斷，更像一種非黑即白的道德兩叉判斷，背後時候蘊含著某種色彩，我想不言而喻。如何跳出這二元對立的思維，對歷史做一個更公正的評價，顯然是當代史學界學人追求的目標。
而克裡斯託夫·凱利在的著作《匈人王阿提拉與羅馬帝國的覆滅》顯然是做到了這一點。
筆者幾乎在一天之內就將這本著作讀完，大有酣暢淋漓之感。在這鄭重的向各位書友推薦，僅需45.8元的價格——不過一頓飯錢——即可顛覆你對這段被過往西方中心主義傳統思想所固定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