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炎黃春秋》雜誌
由於1958年「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折騰(刮「五風」也是由此引發)，造成了連續三年多的嚴重饑荒，給國家和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無可估量的損失。
在山東，這場饑荒在「大躍進」的1958年冬即暴露出來，1959年春全面爆發。當時全省許多地區已是滿目荒涼，路有餓殍，非正常死亡開始蔓延。
山東各地許多群眾、幹部紛紛向省委來信、來訪，反映饑荒的嚴重情況。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譚啟龍同志(後為第一書記)從四面八方的告急信及各地黨委的災情報告中認為：形勢十分嚴峻，而並非報紙上說的「大好」。為了回答被顛倒的形勢評估，並研究造成嚴重困難的真正原因，譚啟龍同志帶領部分幹部，於1959年春赴濟寧、菏澤兩地區調查研究。他用了兩個月的時間，走遍了兩地區的十幾個縣，100多村莊。在魯西南遼闊的大平原上，他見到的是破敗的農村，一片慘相，聽到的是廣大群眾「要吃飯」的呼聲。同人民公社一起誕生的「食堂」，只幾個月就無糧可炊，連燒柴都沒有。群眾家中已是家徒四壁。青壯年是農業生產的主力，因沒飯吃，已面黃肌瘦，有的患水腫，已無力勞動。老人和孩子的景況可想而知，有的已氣息奄奄。有的群眾全家外逃，有的逃出去又逃回來，說外地災荒更嚴重。
隨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興起，「五風」(共產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浮誇風、幹部特殊化風)猖獗，「共產風」颳得最兇。農村群眾私人餵養的大牲畜全部歸公，因缺少草料，全部餓死，耕種土地不得不以人代畜。農村生產力破壞殆盡。「共產風」刮盡了群眾家中的一切。做飯的鍋全被砸光，一方面為了煉鋼，另一方面是逼著吃食堂，結果沒有煉出鋼，食堂艱難地辦了幾個月就無糧可吃了。還有的公社推行實物儲蓄，強令群眾交出桌椅板凳、箱子柜子，名之曰「高息投資」。大批的家具堆在廣場上，風吹雨淋，無人過問，成了一堆爛木頭。村頭、庭院的樹木全部砍光。
譚啟龍同志作了兩個月的調查後，在濟寧市召開了濟寧、菏澤兩個地區公社黨委書記以上的幹部會議。在會上，他把兩個月的調查中，親眼看到、親耳聽到的種種饑荒慘狀向與會人員作了介紹(與會人員對饑荒都了解)，並提出了解決困難的措施。會後，省委把譚啟龍同志的「濟寧講話」印發給地、縣、社黨委及省直各廳、局。經過傳達學習，各級幹部認為「有了希望，有了信心。」
譚啟龍同志在濟寧的講話，主要披露了當時的災情、困難的真相及其發生的原因。他對「大躍進」、人民公社並由此引發的「32風」，特別是「共產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尖銳地指出：「『大躍進』的熱度高到一定程度了，發燒燒到說胡話，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病。」「是左傾機會主義、冒險主義。有人說：『得不償失的說法不對』，我看就是得不償失」。「這種情況(指當時災情)我還沒見過，簡直不如舊社會。這是黨在歷史上脫離群眾最嚴重的一次。」「生產力的破壞，比八年抗戰、三年解放戰爭毀的都厲害，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都厲害。『共產風』不是一般的風，比颱風還厲害，是旋風，是龍捲風」。「不是一般的傷元氣，是嚴重地傷筋動骨。恢復起來需要十年八年。搞不好『三面紅旗』成了『三面黑旗』了，人民公社成了人民的敵人了。」「這樣下去，別說增產，保產也保不住。」「現在是一觸即發之勢。有的群眾說：『再過半年都成土匪了，有中央軍我一定幹。』我是黨內反對派，黨內缺乏孫安，要提倡孫安精神」。(引自1959年春譚啟龍同志在濟寧市的講話)
為了扭轉困難局面，譚啟龍同志在尖銳地指出問題的同時，又提出了建議，主要是：首先要搶救群眾的生命，不能再餓死人。為此要停辦食堂，公社要把糧食發給群眾，要他們在自己家中做飯吃。群眾沒有飯鍋，有鑄造條件的廠子生產鐵鍋供應群眾。公社的土地分給群眾百分之三十，群眾可以租種公社的土地。大牲畜實行「六定」，分戶餵養。開放集市貿易。在不影響國家計劃的範圍內，允許群眾進行自產自銷的貿易活動。
1959年5月29日譚啟龍同志以個人名義把以上的講話書面報譚震林和中央。報告發出後沒有下文。
地、市、縣、社的幹部聽了譚啟龍同志的講話，認為這是「苦口良藥」。但上面不表態，下面不敢越雷池一步。兩個月之後，廬山會議召開。會議中因批評「大躍進」、人民公社的錯誤而大批彭、黃、張、周。譚啟龍同志自知在劫難逃，等著挨整。據說因沒排上「俱樂部成員」得以倖免。
廬山會議後，發動了「反右傾」運動。凡是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大刮「五風」有不同看法或說了與「三面紅旗」不相宜的話，就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到各種處分下放勞動。此後最高領袖狠批了「單幹風、翻案風、黑暗風」，強調了階級鬥爭。但譚啟龍同志不改初衷，仍堅持認為「大躍進」、人民公社是破壞生產力的根源。他為了進一步揭露破壞生產的弊端，又於1962年上半年派人到齊河縣作調查，寫出了「一個生產大隊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報告。」報告列舉了1958年以來大傷元氣的事實：三年內人口減少百分之四十二，耕地減少百分之三十七，牲畜基本死光，不能應付生產。社員生活十分困難，婦女不孕，人的身體很弱，恢復很困難。建議提倡「保本田」、「借種田」。又說：「聽少奇同志講，安徽包產到戶，恢復很快，今年好過。辦法多種多樣，應該百花齊放。」
齊河縣「一個生產大隊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報告」，上報到華東局、中央，下發到地、縣、社黨委。地、縣、社的幹部見到這個文件很受感動，認為：如能照這個文件辦，農村生產力三五年就可恢復，困難局面就會得到根本的好轉。但這個報告如同1959年5月29日的報告一樣——沒有下文。
農村生產力尚未得到恢復，群眾生活還比較困難，又開展「四清」運動。「23條」上規定：「四清」主要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四清」工作隊紮根串聯，組織貧下中農階級隊伍，大整村幹部。有些地區群眾流行順口溜：「鬥村幹，吃飽飯。」大多數村幹部被鬥一遍，農村生產、生活問題仍未解決，只是不像三年災害時期大批餓死人。
「四清」運動尚未結束，又發動急風暴雨式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春，造反派奪了山東省委的權，省委書記全被打倒。第一書記譚啟龍同志首當其衝，對他一次又一次地批鬥。1967年夏，造反派召開批鬥大會，專批評譚啟龍同志1959年春「濟寧講話」、向中央的報告及1962年齊河縣「一個生產大隊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報告。」無理指責「講話」和向中央的報告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是「攻擊『三面紅旗』。」造反派手持譚啟龍同志在濟寧的「講話稿」，和向中央報告的存檔原件，逐段宣讀，逐句追問，逼著譚啟龍同志交代：「為什麼說『三面紅旗』快成了『三面黑旗了』?為什麼說比八年抗戰、三年解放戰爭損失都厲害?」譚啟龍同志毫不含糊地回答：「共產黨員如實地向黨中央反映情況嘛!」造反派氣急敗壞而又野蠻地對譚啟龍同志施以打罵侮辱，還大叫著：「這是對譚啟龍的無產階級專政。」並高呼：「造反有理」。筆者從收聽批鬥現場的有線廣播中清楚地聽到造反派對譚啟龍同志的打罵聲。面對造反派的打罵，譚啟龍高亢地回答：「我準備犧牲了!」造反派仍罵聲不止。
譚啟龍同志是「紅小鬼」成長起來的領導幹部。面對造反派野蠻的摧殘，更加顯出他的革命傲骨和氣節。
十年浩劫終於結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解放了長期被禁錮的思想。譚啟龍同志以高度的熱情撰寫文章，投入這場思想解放的大討論。並以他親身經歷的實踐說明「左」的思想路線的嚴重危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讓譚啟龍及全黨堅持真理的同志的進言和願望得到體現，也被歷史所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