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尋找《譯後記》
春節前，終於拿到了十二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新版《尼耳斯·玻爾集》（下稱《玻爾集》），睹物思人，不勝唏噓。把十二卷逐一翻過，出我意料，竟然沒有找到戈革先生的譯者序或譯後記之類的文字。只有短短一頁的譯者說明，完全是技術性的，諸如翻譯體例、何者譯何者不譯、人名地名譯法之類的說明。雖然其第一則，依然強悍地閃亮著戈革式的話鋒：
本書作者可以說是科學史上一位「大名垂宇宙」的人物，他的生平，見本書所載其得意門生雷昂·羅森菲爾德撰寫的《傳略》。他的科學-哲學思想應該由科學史界進行廣泛深入的討論和研究，所以在此不以個人的一偏之見加以評論（那種做法有一定的流弊）。
為譯著寫一些說明、介紹、評論性的文字，應該是譯者的一份職責。在戈革先生看來，更是要為讀者負責。戈革自恃才高，常常連原作者也不放在眼裡，批評原書及相關評論水平低級、見識短淺、觀點粗陋、材料偏頗，在戈革的評論中，是家常便飯。戈革先生見多識廣，知識駁雜，文字生動，比喻新奇，常讓人有特殊的閱讀快感。
當然，戈革先生對於玻爾則恭敬有加。這個譯者說明似乎也說得明白，不以其「個人的一偏之見」加以評論。為求驗證，我從書架上找出戈革先生當年親贈的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尼耳斯·玻爾集》第七卷（1998年），見到熟悉的筆跡，留的時間為「九八年冬」，彼時我們相識不久。這個版本的正文之前有著與華師大版相同的譯者說明，同樣沒有我記憶中應該有的譯序譯跋。又讓我意外了一下。我想，戈革先生雖然非常高傲，對同輩學者鮮有好評，對其它玻爾研究者居高臨下，但是面對玻爾本人，戈革先生則自動隱身匿形。
然後，《玻爾集》一定是有一個總的譯後記的，因為我見過，並且在紀念他的文章中引用過。
2006年10月10日，在我赴美訪學之前，向戈革先生告別。這是我與他的最後一面。當時，丹麥方面《玻爾集》已出版完畢，共十二卷。當時戈革已經完成了第十卷的翻譯，最後兩卷的譯稿正在收尾。他非常希望能有家出版社，把全部《玻爾集》放到一起，統一裝幀，統一出版。但是當時，連最後兩卷的出版都沒有著落。2007年年底，在我回國之後不久，還沒有來得及拜訪戈革先生，就聽到了他去世的消息。一些朋友在追悼會之後，還曾經舉辦了一個追思會。也有一些朋友為他的譯著奔走。我是在那個時候，得到了一份譯後記。譯後記作於2007年6年，距離他去世不到半年。所以這篇譯後記，是戈革先生的絕唱。
又一次意外發生春節後不久，當我心有不甘，再一次翻閱第十二卷的時候，這篇譯後記赫然出現了。這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當初的確是從頭到尾翻了幾遍！先生生前常被視為怪人，身後的巨著也要搞怪。
在某種意義上，這篇譯後記是整套巨著的點睛之筆。若無此篇，固然是一位思想巨人的文獻彙編，有了此篇，則從九天之上的雲端落到了中國的土地上，又仿佛牆上的飛龍破壁而出，耕雲播雨；畫上的玫瑰散出芳香，招蜂引蝶。
戈革先生的譯後記主要包括幾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他自己的學術經歷；二是他的玻爾研究及玻爾翻譯過程；三是他對玻爾的評價；此外，還有他對於人名地名翻譯的見解與說明。
戈革先生自陳，寫這篇譯後記，他「是抱著寫一篇『學術遺囑』的悽冷心情的」。他那一代學者的經歷是後人難以想像的。在此起彼伏的政治運動之中，人不過是一粒草芥。學術理想更是不足一提。戈革先生原想成為一位物理學家，在與社會現實的博弈之中，最終靠著他的才分與意志，成為一位物理學史家。重讀譯後記，戈革先生的天鵝之歌，再次為之唏噓。
二 玻爾與愛因斯坦
戈革先生稱玻爾「大名垂宇宙」，不過，除了物理學界之外，大多數中國學者恐怕對玻爾不甚了解，甚至沒有聽過玻爾的名字。多年以前，戈革提出玻爾與愛因斯坦誰更偉大的問題，很多人一聽就覺得荒謬。就如有人把韓寒與魯迅相比所引發的驚詫。戈革對《玻爾集》的評語，「從長遠的」、「真正意義下的人類文化的角度」，「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一種」，更會讓人覺得誇張，不知所云，不知所措。戈革有話在先：
我自以為是一個認真而誠懇的凡人，精神正常而不錯亂，一向自重而不肯大言欺世或巧言媚世。我以一個正派的科學史工作者的條件要求自己，發表言論首先要對得住「自己」，絕不肯以個人的愛惡而不是以客觀而公正的標準來評論任何歷史現象。我的話只供善意的讀者們參考，別人的惡意誹薄和尖刻諷刺我都不予考慮。（《玻爾集》第十二卷，第381-382頁）
在我們連玻爾是誰都不大清楚的情況下，對於戈革的判斷自然難以理解。在這個語境下，評價玻爾，難免要與愛因斯坦相比，正如評價量子理論，難免要對比相對論。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物理學輝煌激蕩，有兩座高峰至今沒有被超越。一個是量子理論，一個是相對論，兩座高峰的頂端分別站著玻爾和愛因斯坦。
令後人讚嘆的是，這兩位世紀偉人一直保持著親密的敵友關係。雖然愛因斯坦對量子理論早期的建設也做出了貢獻，他在解釋光電效應時發明的光子說，是對普朗克量子說的第一個重要應用。但是後來，愛因斯坦一直站在量子力學的對立面，圍繞量子力學，與玻爾展開了長達三十幾年的論戰。
愛因斯坦不斷提出思想實驗去質疑量子力學。思想實驗是在理論上設計某種可能的實驗，未必要實際操作。這是物理學家慣用的手法。愛因斯坦的思想實驗常常讓玻爾第一天鬱悶得要死，第二天開心得要命。因為愛因斯坦絞盡腦汁設計出來用以否定量子力學的實驗，都反過來被玻爾所用，更加堅實地證明了量子力學。
再到後來，愛因斯坦不再批評量子力學理論自身的缺陷，而是批評量子力學的基礎。
在他們論戰的最後一輪，1935年5月，愛因斯坦發表文章《物理實在的量子力學描述能不能被認為是完備的？》（《玻爾集》第七卷，第265頁），從標題可見，這實際上是一篇哲學論文。文中提出了兩個重要假設：實在論假設和定域性假設。實在論假設是說，存在一個客觀的不依賴於人的意志而存在的物質世界；定域性假設是說，物理系統的各個部分是可以拆分的，當兩個部分分隔足夠遠之後，就相互獨立了。
玻爾看到這篇論文之後，放下了手中的全部工作，迎戰愛因斯坦。五個月後，在同一個雜誌發表了一篇同樣標題的文章：《物理實在的量子力學描述能不能被認為是完備的？》（《玻爾集》第七卷，第176頁）。玻爾既否定實在論假設，也否定定域性假設。
這兩個物理學大師，完全回到了物理學的源頭——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他們在以物理學的方式，討論實在的本性、物理學與實在的關係等，也即關於物質世界的最基本問題。愛因斯坦的假設是物理學家乃至大多數人普遍接受的，而玻爾的觀念，則非常另類、激進，不容易理解。
哥本哈根學派最後一位大師惠勒對他們的辯論有極高的評價：
愛因斯坦和玻爾之間的辯論始於一九二七年，一直持續到一九五五年愛因斯坦逝世。近幾百年來很難再找到其他的先例能和這場論戰相比擬，它發生在如此偉大的兩個人物之間，經歷了如此長久的時間，涉及如此深奧的問題，而卻又在如此真摯的友誼關係之中。（惠勒，《物理學和質樸性》，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82年，第2頁）
幾年之後，又有位年輕的物理學家貝爾提出可以通過實驗來驗證玻爾與愛因斯坦孰是孰非。關於實在本性的哲學問題，成了一個可以用物理實驗來判別的問題！很快，各種類似的實驗被設計出來，玻爾獲得了全面的勝利。
關於愛因斯坦和玻爾，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在很多人的觀念裡，原子彈是根據愛因斯坦的質能方程E=MC2設計製造的。其實，這個方程對於原子彈的建造是可有可無的。對於原子彈來說，在理論上的突破是弄清楚了原子核裂變的機制，而這項工作，是玻爾和惠勒合作的結果。
戈革也強調，在對於現實社會的影響方面，如果沒有相對論，我們現在的生活不會有大的變化，但是如果沒有量子理論，我們現在每天都在用的電視、手機之類，將不復存在。科學不僅改變了我們對世界的認識，還通過技術改變了這個世界本身。這是好是壞，現在倒另有爭議了。戈革先生依此論證量子力學更加偉大，顯然是沒有考慮到這一層。
三 量子理論與相對論
即使對於物理學家，量子力學也是極為深奧的。玻爾曾經說過，如果有誰第一次聽量子力學就認為自己聽懂了，那他肯定是沒懂。
量子理論和相對論有著風格迥異的生長過程和理論形態。相對論更符合經典物理學家對物理學的理解，可謂出生高貴、血統純正，一出世就口吐蓮花，萬人矚目。 但在量子力學的建構過程中，則充滿著猜測和拼湊，頭緒繁雜，線索混亂，沒有清楚的邏輯，其整體結構長年籠罩在迷霧深處。
黑體輻射的普朗克公式標誌著量子論的誕生，這個公式是拼湊出來的；薛丁格波動方程標誌著量子力學的完成，這個方程的變量——波函數——的物理意義竟然長期存在爭議。而這兩者之所以被接受，只是因為它們能很好地解釋實驗。量子理論處處散發著實用主義、建構主義、機會主義的味道，能用就行。
玻爾獲得諾獎的工作是對盧瑟福原子模型的改造（《玻爾集》第二卷，第161頁）。玻爾吸納了普朗克在研究黑體輻射時提出的量子說和愛因斯坦在解釋光電效應時提出的光子說，克服了盧瑟福模型中的不穩定性，對氫原子光譜進行了解釋——從基本假設出發，完美地把氫原子光譜推導出來，甚至，預言了另外兩種氫原子光譜線系。玻爾的模型獲得了巨大成功，但是，這個模型中的基本假設，比如定態假設、能級躍遷假設，完全是外加的，莫名其妙的。
玻爾的對應原理、互補原理也是這樣，粗看之下，極為勉強，如同不合體的衣服，皺皺巴巴，看起來就像是臨時對付事兒的，上不得大雅之堂。
玻爾思想的革命性，或者量子思想的革命性，只有深入量子理論內部，才能窺知一二。
相對論的世界與我們的日常世界已經有了巨大的差異。絕對時間和絕對空間都不復存在，時間、空間，乃至於質量，都變成了與參照系有關的量，而參照系，就與觀察者有關。觀察者被引入到物理學之中。但是，在相對論中，因果性依然存在，決定論依然存在，物質世界的連續性依然存在，它依然在骨子裡符合經典物理學家對實在的理解，高貴、純粹、一塵不染。而量子世界與日常世界的差距，則超出了常人的想像。
經典物理認為，物質世界是連續的。時間、空間、質量、能量、電量，所有的物理量都是連續的。而在量子世界，所有這些都是離散的。所有的物理量，必須是某一個最小份額的整數倍。那個最小份額，就是所謂的量子。量子世界是原子核以下尺度的世界。宏觀世界看起來的連續性，不過是因為最小份額太小，小到一定程度之後，被看成了連續的。比如，一堆黃豆是由一粒一粒黃豆構成的，存在最小單元，是量子化的；那麼，麵粉呢？麵粉看起來是連續的，其實也是一粒一粒的，是量子化的。量子相對我們的感官來說，太小了，會被誤認為是連續的——這就是玻爾的對應原理，是說，在量子世界與經典世界相接的邊緣，存在著對應關係。這個所謂的原理跟愛因斯坦的光速不變原理相比，實在是太遜了。但是，這個原理在量子力學草創階段，具有無比實用的指導意義。
經典物理學的物理規律都是決定性的，而量子物理定律則是概率性的。我們不能確定地預知，下一秒會發生什麼，我們只能預知，下一秒發生A事件的概率是多少，B事件的概率是多少。
在經典物理學看來，物理學定律是物質世界的本質規律。但是玻爾則說，物理學並不能告訴我們大自然是什麼樣的，而只能告訴我們，關於自然，我們能說些什麼。也就是說，物理學只是關於自然的一種說法。
最嚴重的是，是否存在客觀的物理實在，這個經典物理學家，包括愛因斯坦在內斬釘截鐵地說「是」的問題，在量子物理學家看來，則要謹慎地說「否」。
四 深遠的革命性
有一次，玻爾的學生們玩文字遊戲，其中一個說「真理」，要求其他人說出反義詞，由於答案過於淺顯，沒有人願意回答。冷場片刻之後，玻爾說「清楚」。記錄了這個故事的邦尼森評論到，在玻爾看來，「簡單、過分的清楚，是不夠格的」。（《尼耳斯·玻爾集》第十二卷，第187頁）
真理的反義詞不是謬誤，而是清楚。一個清清楚楚的看起來都沒有什麼錯誤的東西，反而是可疑的。這種想法，的確需要一個異常的大腦才能產生。有一次，惠勒的學生貝肯斯坦提出了一個驚人的想法，惠勒說：「你這個想法足夠瘋狂了，所以它很有可能是對的。」
戈革在譯後記中說：
相對論無論具有多大的「革命性」，它畢竟沒有超出經典思維的基本原理，它對經典時-空概念的極大推廣，歸根結底並未超出一般的形式邏輯，那些觀念和理論關係在本質上是「可懂的」。例如它的基本時-空觀念，無論如何是「合理的」，即可以用形式邏輯來順利地闡述明白的。
量子理論則相反，從一開始，它就是「不可理喻的」。（《玻爾集》第十二卷，第389頁）
「不可理喻」，恰恰表明了其思想的深刻。
玻爾最富有哲學意味的工作是互補原理。這也是一個讓習慣了經典思想的人難以下手、無從理解的思想。西方哲學從其源頭上，追求終極真理，追求普遍性、統一性，而互補原理則對這種追求本身進行了否定。就量子世界自身而言，互補原理是說，如果我們試圖用宏觀世界中習慣的日常語言來解釋量子現象，我們必須輪流使用兩種看似矛盾的模型，缺一不可。比如，一個量子現象，既可以解釋為粒子，又可以解釋為波；當它是波的時候，它就不是粒子；當它是粒子的時候，它就不是波，永遠也不可能用單一的模型加以描述。互補原理指出了人類語言在描述實在時的局限性。
互補原理在西方哲學的範疇內，是一種全新的思想。正如量子理論，在西方思想的譜系中，也是完全新的。這個原理看似牽強，卻隱含著深邃的精神。可以說，愛因斯坦沒有任何一個原理可以與之相媲美。
甚至，戈革說：「我籠統地覺得，量子理論的基本思想中永遠有一種『不合理的要素』。」（《玻爾集》第十二卷，第389頁）
這個「不合理」的要素，這個不「清楚」的東西，正是量子理論的迷人之處，它永遠要挑戰當下已經獲得的「清楚」的東西，也永遠會生發出新的思想。
五 戈革與《玻爾集》
迄今為止，《玻爾集》十二卷只有中文世界有完整的譯本。中國讀者應該感到幸運，我們有戈革各樣的翻譯家。玻爾九泉有知，也應該感到幸運，他有戈革這樣的知音，既能領會其思想的革命性，又願意付出半生心血，介紹他的思想。
戈革自己曾說，他有兩個假想敵：日本和俄國。日本和俄國是翻譯大國，任何領域的重要著作，都會被這兩個國家迅速譯出。他原以為，對於《玻爾集》這樣的重要著作，這兩個國家必然會組織各自的翻譯團隊，同步翻譯出版。所以他說，要以一人之力迎戰兩支優秀的團隊。顯然，戈革先生遙遙領先。
戈革自稱，他是全世界閱讀玻爾文字最多的人。在丹麥，《玻爾集》一卷一捲地出，在中國，戈革一卷一捲地譯。《玻爾集》前後有三任主編，每卷都另有編輯，沒有人有必要通讀全書。但是作為中文譯者，戈革必須逐字逐句閱讀全部文字。
2001年，丹麥女王瑪格麗特二世授予戈革先生「丹麥國旗騎士勳章」。戈革先生自稱有了騎士頭銜。此前還有兩位翻譯家得到過這個榮譽，就是翻譯安徒生的葉君健和林樺。
戈革的工作受到了玻爾祖國的褒獎，在自己的國家則長期受到冷遇。前十卷《玻爾集》換了幾家出版社，都要靠戈革拉贊助才能出版。
三十多年來我常常想，我花了這麼多精力，這麼多時間，受了這麼多苦，遭了這麼多冷淡和污衊來翻譯這十二卷《尼耳斯·玻爾集》，到底「圖的」是什麼？想來想去，覺得自己除了追求個「充實自己」以外，也不過是一點「留贈後人」的指望而已。（《玻爾集》第十二卷，第391頁）
在這個背景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慧眼識珠，出版全套《玻爾集》，可謂壯舉。戈革先生「留贈後人」之夙願得償，他的在天之靈，必能笑出聲來。
戈革先生是科學史圈裡的奇人趣人，一生坎坷，一身才華，一輩子牢騷。著譯等身，有千萬字之多。雖然是科學史教授，卻如古時文人一般，寫古詩，畫水墨，工篆刻。曾為金庸的每個人物刻一枚章，光是石頭就堆了一桌子。他應該也是最早的金庸研究者，不過，所著《挑燈看劍話金庸》，也是在他去世之後才由中華書局出版。
多年來學界對戈革先生的牢騷多有微詞，現在戈革先生安息了。缺少了戈革牢騷的學界，似乎也缺少了一些趣味呢！
從出版的角度來看，這套《玻爾集》還有一點兒瑕疵。
首先，應該有一個相對完整的版本說明，代表華師大出版社，大致說明出版此書的過程，以及此前的出版情況，比如前面已經出版的各卷，分別在哪一年由哪些出版社出版。另外，譯者已經仙去，誰來對譯稿負全責，也該有個說明。
其次，《玻爾集》第十二卷卷末，有一個戈革小傳，但是沒有小傳作者的名字，令人疑惑。如果作者不願意署名，哪怕署一個筆名也好。
最後，這一點工作量比較大，但是對於出版社來說，卻是必要的。既然全套十二卷由一家出版社完整出版，除了裝幀統一之外，應該還有一些別的。比如，應該對全書做統一的編校工作。
在幾十年的翻譯過程中，戈革自己的思想也發生了很多變化。在譯後記中，戈革說到了他對翻譯的一些基本理解，也說到了一些詞的譯法。比如，「英國皇家學會」，英國君主是國王，不是皇帝，譯為皇家不妥，只是皇家學會這個名稱流傳已久，不宜更改。但是，類似於「丹麥皇家學會」這樣的譯法，是可以改變的。所以戈革後來譯為「丹麥王國科學-文學院」。既然如此，戈革前期翻譯成「丹麥皇家學院」的那些地方，應該統一改成「丹麥王國科學-文學院」比較合適。
再如，關於「論」字，戈革先生也做了辨析。認為中文的「論」，對應的英文應該是「-ism」。所以quantum theory應該翻譯成「量子理論」，不應譯作「量子論」。如此，應該把前幾卷中將quantum theory翻譯成「量子論」的地方，統一改為「量子理論」才符合戈革的意願。
但是，華師大目前這個版本，並未進行這項工作。因為沒有一個代表華師大的說明，不知道是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還是有別的考慮。
這部巨著，不僅對於物理學家有豐富的營養，對於人文學者，具有同樣的乃至更加豐富的意義。
玻爾的思想遠遠地走在了時代的前列，我們對他的深刻、深邃與深遠，幾乎還沒有意識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