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後」蘇嶸：她是社區女版「李雲龍」
在京參加表彰大會回滬是晚上，家人早已呼呼大睡。「在他們看來，我都能當勞模，全世界就都是勞模了！」蘇嶸哈哈大笑了起來，又放低聲音偷偷說，「別看我在社區跑得歡，在家裡我可會偷懶了。」
1972年出生的蘇嶸是田林街道長春居民區黨總支書記，在基層做社工已經18年，因為脾氣爽朗，被居民們親切地稱為「蘇大俠」。
「我運氣好，硬骨頭總是被我啃。」徐匯區的第一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恰出現在蘇嶸負責的小區，這是上海最早的確診病例之一，沒有現成經驗可供借鑑。
那會兒各類防疫物資已經非常緊張，學醫出身的蘇嶸，從家裡拿了兩件雨披，戴著口罩，帶上消毒水，就去幫這家人收垃圾，然後騎著助動車風風火火就衝到醫院給病患送物資。結果，放下「物資」剛離開的蘇嶸就接到了病患的電話：原來「一頓操作猛如虎」的她，把垃圾放在了醫院，把物資又帶了回來。
剛開始確實有些驚慌，但「蘇大俠」很快鎮定下來，「經歷過非典和禽流感，誰還沒個半桶水？」
回來後，她第一時間給社區所有居委幹部打了電話——「都回來！黨員和男人先上，但我是第一梯隊小隊長。我倒下了，你們都是第二梯隊隊長！」
一場轟轟烈烈的社區防疫戰就此打響，蘇嶸100多天基本沒有休過假。這位從小在西北長大，20多歲來到上海，說話嗓門大、音調高，做事雷厲風行的女書記，展現出了自己細膩的一面。
患者家屬自己帶著孩子居家隔離，蘇嶸判斷出其心裡一定很緊張。她用自創的社區工作「土辦法」安慰家屬——「每天晚上，我都打電話唱歌給對方聽，不管我唱得好不好，先聽了再說嘛。」
最初蘇嶸唱的是滬劇經典選段《為你打開一扇窗》和講述紅軍的《四渡赤水出奇兵》，唱到「橫斷山，路難行」的歌詞，蘇嶸一想不對，這不是加重心理負擔嗎？她立馬又換成了網絡上最流行的《左手指月》《火紅的薩日朗》，還給孩子唱起了《藍精靈》。蘇嶸煞有介事地命名，這叫「心理慰藉法」。
給患者家屬送物資，她說自己就像一個「小偷」一樣，彎著腰悄悄地爬上樓，「想保護他們的隱私，他們心理壓力其實非常大，而且也不想給其他居民們造成恐慌。」
一開始有社區幹部有畏難情緒，不願意幫忙參加社區的消毒工作。蘇嶸沒有單刀直入做思想教育工作，相反，每次消毒時，她不僅自己衝在第一線，還鼓勵社區幹部和社區裡各處盛開的花朵「自拍」，還把照片天天發在了工作群裡。一方面，讓所有居民都能看到，居委幹部一直都在；另一方面，那些從來沒有「自拍照」的社區幹部，後來也紅著臉要求加入隊伍。
「這叫欲擒故縱。」蘇嶸說。
後來，不管哪個居委有疑問，都第一個給蘇嶸打電話。一次，隔壁居委也發現一位確診病例，蘇嶸來到醫院看到社區工作人員要進病房，防護設備卻一般，就拿了個馬甲袋套在了對方頭上。「沒問題，隨時隨刻，我就是你們的12345。」蘇嶸說。
經歷了數個小區工作的蘇嶸，在當地幹部群眾看來，特別善於「處理矛盾」。而蘇嶸的秘訣就是：只要能給居民做事，任何人她都可以去「理論理論」。
2004年以來，蘇嶸先後擔任了5個居民區的黨總支書記，每個都是矛盾較多的「硬骨頭」。有個小區路面因先期設計缺陷，年久失修致使主幹道坑坑窪窪，物業和業委會因此矛盾重重。居委、物業、業委會俗稱為居民區裡的「三駕馬車」，三匹馬各跑一方，問題不得不一再擱置。
蘇嶸不理會這些困難，進社區黨員、困難家庭、居民骨幹家中，哪個人最和居委「對著幹」，她就先從哪裡下手。三個月裡走了一百多戶，在矛盾最集中的幾個居民身上就花了三四百個小時。有個業委會的成員出於私利，始終不願意配合，蘇嶸和居委、業委會偷偷拉了個小群，定下「軍令狀」：一晚上必須把群擴大到150人以上，在群裡收集業主們的同意書。結果，還真讓她幹成了！
「非典」時蘇嶸只有30歲出頭，讓她在居民區「一戰成名」的是與一位美籍高管的「較量」。這名高管最初並不配合社區防疫，蘇嶸義正詞嚴地說：「請你戴上口罩再跟我對話。」對方被蘇嶸的氣勢折服，問她是誰。在得到「我是一名中國社區工作者」的回答後，這位美籍高管感嘆：「中國社工了不起。」
曾獲上海市勞動模範、上海市優秀黨務工作者、上海市「三八」紅旗手等榮譽，蘇嶸也算是一個社區名人了，「生活有什麼變化嗎？」記者問她。
「榮譽多了，請我出去講課的人就多了；講課費多了，就能給居民做更多公益了。因為『買汰燒』都是老公承擔，所以工資是要嚴格交給他的。」蘇嶸又爽朗地笑起來。
「80後」方進：公交車界的「一拳」超人
一天3個來回，每個來回有49個站臺，共計147個公交站點，每次公交車停靠進站，車身離站臺都精準保持「一拳」的距離。
作為上海最知名的紅色公交線路71路的「一號車」司機，方進時刻把這個標準放在心裡：這個距離，可以讓乘客更方便地上下車。
公交車司機並不像想像中那麼簡單，日復一日的枯燥勞動背後是深入骨髓的細緻，最終形成一種「肌肉記憶」，這就是屬於方進的「匠心」。
從最早過彎需要站起來才能扭動方向盤的汽油車，到駕駛柴油車、「辮子車」（電車），再到現在的中運量新能源電車，1982年出生的方進已經是開了16年公交車的「老司機」。
1949年就曾開出線路、2017年重新開啟的71路，沿途經過上海不少知名紅色地標，是公交車司機都希望開行的線路，考核標準自然苛刻：需要5年以上駕齡、30萬公裡安全裡程，還有年齡限制。
即便是像方進這樣的「老司機」，依然要重新學起——考電車的N駕照、練車、背熟交通法規，「1400個題目重新學一遍」。
這還只是個開始。
晚上11點半運營結束後，到第二天凌晨4點半發車，中間的5個小時才是「新手」做任務的機會。電門的走向、站臺的位置……18米的公交車像巨龍一樣，如果站臺有弧度，怎麼把「車屁股」甩進去，更是技術活，每人每晚可能只能輪到一個小時練車。
這一小時對於方進來說特別寶貴。為了能通過考核，連續一個月，他都在夜間練車，力求每次都能「一拳」到位。
對他影響最大的是他的師傅、另一位「勞模」徐美玲。
徐師傅有個百寶袋，裡面裝著針線包、暈車藥等物品。起初，方進搞不明白：公交售票員，帶這些幹什麼？有一次，一位白領在車廂滿臉通紅，做起「金雞獨立」的動作，徐師傅從百寶袋裡掏出創可貼遞上——原來，這位白領的腳被高跟鞋磨破了，正需要創可貼。
讓顧客感受到無聲的關照，這是方進從師傅身上學到的特質。
於是他自己設計了大量為乘客省心的「奇招」：老年人上車後掏卡不安全，就為他們設計出掛脖式的收縮卡套；上下車的臺階上，貼滿了反光的條幅和防滑條；途經盲童學校，他就把車門精準對準校門接盲童上下。
因為這些特別的「關照」，那些隨機走上這輛車的乘客，好像也無意間走進了方進的人生：家裡有喜事，老乘客可能會留一盒喜蛋、一包喜煙在調度站；水果攤主感受到了照顧，偷偷地在調度站留下了一箱水果……
最戲劇性的是，幾年前的一天，一位老太太問他「談戀愛」了嗎？方進說沒有。沒幾天，老太太遞給他一張紙條，說她帶著女兒乘過方進的車了，這是她女兒的QQ號，希望他聯繫。如今，這位乘客已經成了方進孩子的媽媽。
「做老百姓的專職司機」，在方進看來，這就是能讓人快樂一輩子的事情。
所有的71路公交車司機都有一個心照不宣的默契：每周六早上7點前後的吳寶路公交站，都要掐著點，儘量等候一位固定的乘客。
這樣的舉動，方進已經堅持兩年了。每到那時，一位已過半百的阿姨會推著輪椅，送她的兒子去武警醫院做血透。如果公交車快到，遠遠地，方進看到這位阿姨還沒到達站臺，就有意識地放慢車速，多等一個紅燈，讓她能推過來、搭上車。
方進至今不知道這位阿姨的名字，阿姨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每次總能準時上車。
「來自陌生人不經意間的一絲溫暖，這就是家門口的公交車吧。」方進說。
「70後」王承：瑞典同事說我是「Chinese Hero」（中國英雄）
要去北京參加表彰大會，王承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和瑞典籍店長安迪解釋自己的請假理由。同事七嘴八舌地說了半天，安迪說了一句，「我知道了！勞模就是Chinese Hero（中國英雄）。」以至於參加表彰大會回來，安迪聽說王承帶著幾位同期的勞模到公司交流，就來要求合影，因為這是一支「Chinese Heroes Team（中國英雄聯盟）」。
王承是上海宜家家居有限公司工會主席、安全風險經理，迄今在宜家工作15年。入職時，這家外資企業剛進入中國市場時間不久，「宜家是一個內循環，以往對外部的依賴度很低。相當於企業最初就是關門關窗的，慢慢地才願意請你來坐坐。」王承說。
在王承看來，工會不是一個只搞搞文體活動、群眾喜聞樂見就行的地方，而是一個讓職工發聲，在合理場合提出合理訴求的平臺。
剛到工會任職不到一年，在職工的支持下，王承就有了一個「出圈」的想法：他決定代表工會、代表職工，向公司行政方提出開展集體協商的建議。
當時，店長是一位法國籍店長，他對工會的文體活動比較支持，但對中國工會工作帶有偏見。不出所料，管理層婉轉地拒絕了這一要求。
權益談判，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換位思考，資方的許多顧慮，也並非有意刁難。王承收集了大量數據、事例和政策法規，一次次尋求和管理層溝通，抓住一切可能探討集體協商的優勢與必要性的機會。管理層最終坐到了談判桌前，和王承以及職工代表們進行平等協商。
王承有理有據地詳述提高工作效率、職工滿意度的重要性，並介紹了職工對改善企業經營的眾多建議。很快，資方認識到，談判過程中職工並沒有提出過分的要求，「不是來搞對抗的」，無論對於企業還是職工，籤訂集體合同都是一種互利共贏。
2012年5月29日，宜家家居有限公司籤訂了華東地區首份集體合同，覆蓋了上海宜家位於徐匯、浦東北蔡兩家商場的750名職工。在這份來之不易的集體合同裡，連為每一位女收銀員訂做小尺碼的安全鞋等細節，都寫在了裡面，成為維護宜家職工合法權益的一道有效屏障。
從交流、到交鋒、再到交融，如今，全中國的宜家商場都已陸續成立了工會並與職工籤訂了集體合同。
藉助這樣「一手拉企業，一手拉員工」的做法，王承有了一個更「出圈」的想法：利用工會等平臺，讓企業和居民、社區更深度地融合起來。
宜家家居所在的徐匯區田林街道，成立於1985年，居民區的很多基礎設施相對比較陳舊，無法滿足周邊居民的需求。
「能不能把宜家搬到社區裡去？」
老城區停車難？協調之下，宜家徐匯商場夜間向居民們開放地下停車庫，提供「潮汐式」停車服務；
企業自建「愛心媽咪小屋」有難度？就把宜家設計師送入市總工會的公益項目訓練營裡手把手教，貼心地為企業設計分星級的建設「菜單」，讓企業可按樣板間「點菜」，優先配送安裝，如今已有2000餘家企業加入「愛心套餐」。
在王承看來，「出圈」的前提條件是「雙贏」，找到企業和社區深度融合的平衡點。如今，宜家越來越覺得自己是社區的一部分，積極參與到社區的各種綜合治理工作中。
在街道的支持下，王承組織挑選了幾位熟悉宜家產品的同事，一個居委一個居委地走訪、測量，了解社區工作的需要，匹配適合社區的設計風格、價位。田林街道的一些鄰裡小匯、黨建服務站、居民區活動室，有了全新的公共「客廳」設計，打破了原有行政化的模式，用開放、互動的方式，打造了一個「家外之家」。
「宜家的願景一直是：為大眾創造更加美好的日常生活，我們希望企業願景能和實實在在的社會服務結合在一起，讓外資企業和社區深度融合起來、共同發展、共建共享。」王承說。
「90後」陳慶云：70年只愛一種化學元素
在田林十村一棟老房子的頂層，一對老夫妻的房子尤為安靜，他們很少出來遛彎，屋子裡也鮮有聲響。鄰居們並不知道，這裡住的陳慶雲院士是我國有機氟化學領域的創始人之一。
陳老今年已經91歲了，卻依然每周二、四、五的上午到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所上班，帶博士、碩士，做課題，看文獻，幫助學生修改開題報告，全程參加組會。其餘大部分時間，他就安靜地待在房間研讀氟化學方面的文獻，從20多歲到如今，陳老已經堅持氟化學研究近70年。
1956年，陳慶雲前往莫斯科留學，攻讀副博士學位。在沒有進入實驗室前，老師一對一教他俄文。那會兒正好趕上蘇聯的人造衛星上天，跟老師學的第一個詞就是「人造衛星」。
「那時我就感到，國家實力和科技創新密切關聯，科技創新又離不開基礎研究。」陳慶雲說。
上世紀50年代，「兩彈一星」工程所需新型化工材料——氟橡膠，可以用於航空、飛彈、火箭等尖端技術和儀器、機械等工業領域，美國杜邦1948年就已成功實現商業化生產，但對中國一直進行封鎖。
回國後，陳慶雲所負責的，就是氟橡膠中一個成分的獲取方法。那時，這一成分需要電解製作，費勁費力氣。在陳慶雲和團隊的不懈努力下，兩三年後找到了新辦法。直到今天，全世界都還在使用這一新方法進行合成。
儘管科研成果已經從實驗室走到了工廠，但陳老依然時常談起自己的兩大遺憾：一是理論方面的儲備不夠，如果再上一次大學，一定把物理和數學等基礎學科學得再深一點；二是應用方面做得還不夠。
在他看來，基礎研究的「最先一公裡」很重要，有效銜接成果轉化、市場應用的「最後一公裡」同等重要。數十年來，他一直和自己的學生強調，「終究要做對社會有用的東西才可以」。
「我到杜邦去參觀，誇他們幹得好，他們說我們老闆有錢，掙來的錢不是滿足於今年賺錢、明年賺錢，而是投入下去，十年以後賺大錢。所以杜邦厲害啊，不賺小錢。」陳慶雲說，我們現在的基礎研究，也得同步考慮怎麼轉化應用，「科研最終要從瓶瓶罐罐，走到工廠裡去，走到對國民經濟起作用的地方去。」
2017年，一位愛爾蘭化學家在學術雜誌上發表論文，詳細介紹陳老開發的一種化學試劑「陳試劑」的研究和應用情況，作者認為這一有效的試劑沒能得到充分利用，希望通過評述讓更多讀者注意到。
看到文章，陳老不僅沒有因為自己的研究被國際同行關注而高興，反而憂心忡忡，「文章說『陳試劑』是被遺忘了的試劑，這從一個側面反映的是，從基礎研究走向工廠應用，中間還有很多阻礙要突破。這些困難，是每一個科研人都需要去攻克的。」
在陳老和團隊長達70年的持續努力下，到本世紀初，國外的同行給了上海研究「氟」的團隊一個特別的稱號——「上海氟化學」。只要是這一領域的同行，都知道這支力量強悍的研究團隊。
「我們做學術研究有三個『金標準』：The first，你第一個發現的；The most，你做得最多；The best，你做得最好。」陳慶雲說，團隊中所有人都用這個「金標準」來要求自己。「最終，不看頭銜、不求表彰，看的是有沒有做原創性引領性的工作，在中國形成一個點一條線，甚至一個面，最終帶動一個群體。」
陳慶雲雖已退休多年，依然堅持參加各類學術會議，閱讀最新的學術文獻。在他的學生看來，陳老似乎是一個閱讀量巨大的「百科全書」，當學生遇到問題，陳老可以一口說出哪個最新文獻是和這個問題相關的。
「如果我一個星期沒看文獻，就會心裡發慌。那麼多新材料，就算不睡覺我也看不完啊！人活著就是要渴望新的知識，不然就沒意思了。」陳慶雲說。（記者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