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AI財經社 鄭亞紅 唐煜
編輯 | 趙豔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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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陳春秀、苟晶相繼站出來，說出自己當年被頂替的經過，更多的人才意識到，在高考這個賽場中，場上和場下還藏著一些隱秘的角落。
對高考舞弊現象的打擊實際上從未停止。最早它仰賴於人，死角總是難以避免。隨著科技的發展，最新的通信和生物手段都被運用到考場內外。
圖/新浪深圳官微
人為時代：權力、金錢和暴力
在一些高考舞弊和反舞弊案中，拋開近些年的科技手段，人為手段時有發生。
1977年高考恢復第一年，就發生了一起震動全國的舞弊案。
案子發生在河北省故城縣，該縣同時也隸屬於如今」高考聖地」衡水。當時高考還是選優報考，只有通過高考前一年的選優考試，才有資格參加高考。時任故城縣縣委書記馬連寶為了能讓沒有資格高考的四女兒考上大學，先是打點教育局官員以及考點負責人，讓女兒有了報考資格。
而後為了考個好成績，他動用資源，為女兒兩次改考號、三次換座、四次「助考」。馬家甚至從五十裡外請來一個優等生跨區應試，安排在女兒鄰座，為的是讓四千金更好地抄卷子。
圖/視覺中國
更讓人大跌眼鏡的是，考試進行中，馬連寶還能把女兒叫出考場，問她哪些題不會做，隨後把答案送進考場。
馬連寶的明目張胆和有恃無恐，使得當年這種作弊風氣席捲到整個故城縣。在有740多人參加考試的考點，考點負責人領頭進行舞弊。考點辦公室、教師宿舍、馬棚都成了場外做題的據點；廁所、醫務室則成了試題與答案的「交換站」。考生出出進進，考場內外亂成一鍋粥。有的學生為搶答案而破口大罵，有的因送錯了答案而號啕大哭。
混亂和熱鬧的程度不亞於林嗣環的那篇《口技》所描寫的場景。
事情暴露後，相關部門展開調查發現，故城縣委涉及舞弊行為的幹部、中學老師超過100人。
這樣的集體舞弊案件並非孤例。1997年的廣西陸川縣、2000年湖南嘉禾縣都爆發了高考集體舞弊醜聞，尤其是廣西陸川縣高考舞弊案，成為高考史上最大作弊案。公開信息稱，考後閱卷老師發現，全縣1600份高考試卷，雷同試卷達500多份，全縣幾乎三分之一的考生都參與作弊。
案子中使用的手段也極具組織性，參與者分工明確：從考場拿出試卷、在場外由專人負責答題、之後再將試卷傳回場內，一氣呵成。在此過程中，監考老師視而不見甚至幫助打掩護。
事後調查發現，之所以發生這樣的集體舞弊，與當地瘋狂追求升學率的政策直接相關。如果升學率不達標，老師會被縣裡調到山區學校，工資低不說，回趟家都要費盡周折。
當年，國家對高考作弊的懲罰已經很嚴厲，在廣西陸川縣舞弊案中，嚴懲66名人員，1名主犯獲刑入獄3年，500多名作弊的考生，不僅成績全部被取消，還把不光彩的歷史記入檔案，情節嚴重的還取消了第二年的高考資格。
而當時反作弊手段還非常初級，AB兩套試卷、籤訂誠信高考承諾書就是在這種條件下誕生的，但效果平平，治標不治本。
當年，防作弊主要依賴於老師監考，買通監考官成為舞弊鏈條上的關鍵一環。像2014年河南杞縣替考案中，7萬元買通監考官已是行價。為此，教育部出臺了異地監考、異地考試的政策，但仍堵不住利益的敞口。
2013年，湖北鍾祥試點異地監考。此前，當地有作弊前科，已形成一套作弊產業鏈，老師、家長、學校甚至是當地有關部門都牽連其中。但54位外地趕來的監考老師仍沒有想到，他們會經歷高考作弊史上的一場暴力。
2013年6月8日下午6點多，鍾祥一個考點結束考試後，一位監考老師發出求救信息，「正遭受幾百學生圍攻，我們正在考點辦公室等待救援，試卷就在腳下，我們誓死保護試卷」。學生和家長將石頭、文具砸向老師，用板凳砸碎了考點辦公室的玻璃，場面混亂不可控。一個家長後來對警方說，因為監考老師沒收了孩子作弊工具，「影響我兒子高考，我很氣憤」。
事後調查，有人花3萬元買了答案，有人把手機縫在內褲裡，有人帶著改裝後的手機和橡皮擦……這些辦法在全新的金屬探測儀、無線電檢測車，特別是秉公執法的監考老師面前無所遁形。也因此，發生了監考老師遭到報復的一幕。
圖/視覺中國
總結起來，高考舞弊時有發生，無外乎學校追求升學率、學生追求好成績、家長視其為改變孩子人生的獨木橋，作弊成了最「高效」的方式。高考作弊甚至不是秘密發生的，而是一樁樁上演在光天化日裡的巧取豪奪，權力、金錢、暴力共同在考場裡上演。
科技時代：間諜戰、通信和生物識別大戰
近10年，伴隨手機和電子設備的普及，高考舞弊和反舞弊開始了人和科技的纏鬥。
2009年吉林松原作弊案，囊括了幾乎所有沿用至今的「高科技」手段。
2009年高考前夜，吉林松原市餘扶縣出了一樁醜聞，當地兩名重點中學女教師因為出售作弊器材被捕。這兩位老師被捕時，正在考場組織「顧客」測試接收信號，而這段異常信號被負責監測的電信專家截獲。
警方從被捕老師處搜繳的器材，可謂五花八門，比起北京前門警察博物館裡展出的間諜器材，都毫不遜色。有像紅豆粒似的無線耳機，有裝著電子屏的橡皮和手錶，還有一種微型口腔骨傳導耳機。這種耳機不用放到耳朵裡，直接放入口腔即可感知聲音。甚至還有一個文具套裝，外表跟普通文具盒無異，裡面的格尺卻鑲嵌著顯示屏，可以清晰顯示文字。
圖/IT時報微博
這些作弊器材的電波能傳到二三百米之外，而在此範圍內的旅店、居民樓都成了作弊團夥的藏身之所。利用這些器材，內外協作，在每科開考1小時後，學生即可收到答案。有意思的是，設備加上答案的價格也是分行情的，比如過了本科線收1.6萬元，超過重點線要收4萬元。
在看守所裡，主犯劉某說，自己最初在網上看到這個廣告後，本來是為了圓女兒的北大夢，結果「上線」必須要拉人頭才肯賣給她，於是她把這套設備賣給了身邊27個學生，最後賺了44萬，全都打給了「上線」。
被捕後，當與女兒監獄內外兩隔的主犯被問到是否知道女兒考得怎樣時，她淚流滿面，但一直不肯透露「上線」到底是誰。可想而知，背後牽扯到的利益體給她下了多少恐嚇。
據事後統計，當年吉林松原公安機關一共收繳600多套這樣的作弊器材。相比於後來查處的當地高考保送生多是領導幹部子弟的操作，這只是當地舞弊亂象的冰山一角。但這些收繳和處罰並沒有打翻舞弊產業鏈。
2013年，吉林省實行了史上最嚴厲的「無聲高考」：考生入場需接受金屬探測器檢查，無報警聲方可入場。但仍有販賣作弊器材的人公然在當地報紙上打廣告。不少學生鋌而走險，把接收器藏在鞋底、內褲，甚至縫進了衛生巾裡。
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家長爆料，為了逃避金屬探測儀，學校讓學生去買金屬牙套，拿著醫生開的證明，就可以帶著作弊器堂而皇之地進入考場。
據媒體報導，當年吉林省醫院口腔科甚至掀起了集中開證明的高潮。一份事後有關開具醫療證明的當地政府文件稱，有488名考生開具了醫學證明，在組織學生復檢時，237名學生以「復檢浪費時間」、「感到疲憊」等理由主動放棄。後來，文件認定準備利用假牙「掩護」、進行高考作弊的學生有21名。
有需求就有買賣，從槍手替考——手機簡訊——隱形耳機——作弊橡皮擦和手錶，即使後果嚴重，在「高考定終生」的社會大潮中，很多考生和家長不管如何都要誓死一搏。
與此同時，反作弊技術也在不斷進化。考點附近停靠的公安局信號屏蔽車已不足為奇，甚至河南省用上了無人機來捕捉空中的無線電信號。考點附近一旦出現可疑信號，無人機的「心電圖」便會產生波動，提供發射源所在的參考位置。而今年的深圳考場外，還有警察手持無人機反制槍，杜絕任何作弊的可能。
而從2016年開始，全國各地開始引入並升級生物識別技術。當年，廣東、湖北等地考生通過「刷臉+驗指紋」進考場。
圖/視覺中國
但沒想到，一場生物信息大戰也悄然拉開帷幕。針對高考採用指紋識別，網上立刻有人出售指紋膜，製作成本不足5元。
於是，2016年在教育部出臺的《關於做好201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特意提到了用「指靜脈「來比對身份、嚴防替考，這份通知也由此火遍微博圈。
為了一場高考，生物識別技術不得不從體外「打入」體內。「指靜脈」利用了皮下靜脈的散熱光原理，與皮上指紋相比，肯定更難偽造。在2015年，內蒙古高考就使用了指靜脈識別技術。
在指靜脈之後，2017年，湖北體育高考又引入了虹膜識別這個平時只有在好萊塢大片中才能看到的技術。每位考生考試前，要將眼睛對準攝像頭，比對虹膜來確認身份，科技感十足。根據介紹，虹膜識別比人臉和其他生物識別技術有更高的準確率，比如，指紋有0.8%、人臉識別有2％的誤識率，而虹膜識別誤識率在百萬分之一以下。
在查處了242起冒名頂替入學的案件後，今年山東省也宣布，不再讓考生在籤到表上按手印，高考報名將啟用人臉識別技術。
今年，一些省份如河南，也將高清攝像頭和人工智慧技術，用到了考場上疑似違規行為的巡檢中。在考試過程中，不僅考生的人臉身份會被攝像頭再次比對，考生的一舉一動也難逃攝像頭和人工智慧技術布下的天羅地網。
而在央視新聞採訪中介紹，今年安徽省馬鞍山市高考指揮中心投資了2090萬元，在當地13個考點一共布設了513個攝像頭，試卷的運輸、分發和存儲等環節也被221個攝像頭無死角包圍，而且都是全天24小時監控。
當人眼被機器替代，身份比對和監考變得更為客觀，舞弊也就難上加難。
高考無賊是社會公平的根基之一
如果當年就已經有人臉識別的技術，像陳春秀這樣令人唏噓的悲劇還會發生嗎？
當年陳春秀考了546分，本已被山東理工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錄取。然而她的錄取通知書被人截取，又被改動了考生檔案，最終導致陳春秀沒有去上大學，而李鬼卻以陳的身份入學、畢業、工作。一個讓人心酸的細節是，當時，陳春秀說起和老公在電腦前看著那個頂替者的照片時，沒有憤恨感，還覺得她很漂亮，「感覺自己跟人家不是一個檔次的」，說著說著便哽咽起來。
陳春秀踏入考場的時候還是陳春秀，可在更為複雜和隱蔽的考場之外，陳春秀還是被頂替了。即使考場內能用上現在的高科技，陳春秀的人生也被偷竊了。
技術能帶來公平，但技術卻無法保證公平。從陳春秀事件的調查結果可以看出，一起頂替案的背後，涉及到多層關係網的互相勾結，如果漏洞不被堵住，一定還會有下一個陳春秀。
人們對作弊者的深惡痛絕，是因為他們破壞了公平的環境，謀取了私利，也奪走了屬於他人的人生。還在科舉時代，官方對作弊者的懲罰就非常嚴苛。輕則像宋代取消第二年考試資格，或如明代施行杖責，重則可能要發配邊疆，在臉上被刻下「作弊」字樣，甚至午門斬首。這樣的懲罰力度也意味著，犯了一次錯，重名節的社會風氣讓作弊者難以再重新做人，作弊者的恥辱印記將伴隨一生。
圖/視覺中國
2015年11月，高考作弊首次納入刑法範圍。刑法修正案(九)中明確，在普通高考、全國研究生考試等法律規定的國家考試中組織作弊的，將入刑定罪，最高可處七年有期徒刑。這主要是涉及到情節嚴重的作弊，尤其是參與了組織作弊的，才會付出這樣的代價。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量刑寫進法律後的首次高考結束後，次年仍然發生24起舞弊案被宣判。
過往半個世紀，高考舞弊和反舞弊從人工時代走到了科技時代。而除了大家最近大談的制度和科技手段之外，從法律等底層，重新構築大家的底線與信用，是未來更為重要的。畢竟高考公平是社會公平的根基之一。
近幾年來，伴隨社會經濟水平的提升、分工越來越細化，也伴隨網際網路製造出一個新的平的世界，更多的人意識到人生可以有更多選擇。今年教育部明確，打電競、做自媒體、開網店也屬於就業。2019年上半年，電競業的平均薪資達到1.1萬元。要解決高考作弊這個頑疾，也許除了立法和科技手段，改變社會觀念也要跟上。